第36章 历史上的三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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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跟大家探讨一下历史，关于历史上的“三”，非常有意思的是，很多时候，下级向上级提出建议的时候，上中下三策，最终拍板的都是中策或者下策，而很少有选择上策的。

关于“上中下”三策的记载，最早见于为《孙子兵法-谋攻篇》：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大致意思就是在打仗时，心理战是上策，攻打城池是下策。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好的，不仅达到了打仗能够达到的目的，而且不会对我方造成损伤；用兵尤其是攻城，是非常难的，死伤也相对惨重，可能还达不到最终的目的。

贾让三策。汉哀帝时期，黄河泛滥，待诏贾让向汉哀帝提出治河三策：上策是“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放河使北入海”，人工改道，改变黄河的走向，将黄河之水引入大海；让处在悬河下游的冀州百姓全部撤离，再凿开黎阳的堤坝让黄河水由北入海，这是“不与水争地”的上策。他认为采取这一措施后，黄河西临大山，东邻金堤，势必无法泛滥很远，一个月以后就自己安定下来了。贾让也预见到，反对者会认为改河将“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招来百姓怨恨。因此贾让也算了一笔账，靠河的10个郡县每年维修河堤的经费就上亿元，遇上黄河决堤更是损失无数，但只要拿出几年的河堤修缮费就可以安顿迁徙的百姓，永绝后患。这样一算，显然是徙民、改道比较划算。而且，大汉拥有万里国土，哪里用得着与水争咫尺之地？改道一旦成功，就可以免除千年的水患，让百姓安居乐业，再不用提心吊胆，也不用每年耗费巨资治河，所以说这是一个上策。

中策是“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开渠引水，修建一条长堤，然后在水堤开渠道，“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贾让主张在冀州穿渠的目的，主要是利用分水，把多余的洪水引进漳河，以减轻下游河道的泄洪负担。他认为，还是在上策所选择的地方，向东北新筑一道石堤，在堤上多建几处水门，并在新筑的东边渠堤上建立若干分水口门，组成许多分水渠。当汛期到来时，打开西方淇水口方向的高水门，就可使洪水及时分流到渠中；当旱期到来时，水位下降，打开东方遮害亭方向的低水门，就可使河水缓缓流进渠中，通过新筑的东边渠堤上的若干处分水门，灌溉冀州大片土地。这样，旱时引水灌溉，涝时分减洪水，可谓一举多得。贾让认为，中策实现后，其效益虽然比不上上策，但也能够“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

下策是“缮完故堤，增卑倍薄”，不进行任何新的动作，就是对原有的旧堤进行修缮。贾让认为如不采取以上两策，只是在原来狭窄弯曲的河道上“缮完故堤，增卑倍薄”，进行小修小补，后果必然是“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下策耗费了人力物力，小修小补，但是仍然不免水患，所以为最下策。

贾让的治河三策，是中国最早对黄河下游兴利除害的治河文献。东汉史学家班固以1000余字的篇幅把它完整地记入《汉书·沟洫志》中，对后世的治河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班超三策。班超（32年—102年），字仲升，扶风郡平陵县（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时期著名军事家、外交家。永平十六年(73年)，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以超为假司马，将兵别击伊吾。战于蒲类海，多斩首虏而还。固以为能，遣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镇抚西域各国。

汉朝的青年班超被派作为外交官的随从武官，带领36人，出使西域各国。首站到达鄯善国。鄯善国王头几天热情招待，后几天就冷淡起来。原来鄯善国位于匈奴与汉朝之间，处于被争夺的地位。班超敏感地觉得这一定是匈奴也派使者来了，现在的冷淡潜伏着汉使者与班超本人的生命危机。于是他们对负责招待他们的鄯善国人进行恐吓，得知匈奴使者的人数和住宿地。然后，他向手下36名武士分析形势，这时只有上中下三策。下策是坐以待毙；中策是逃走，但逃不多远仍是死路；上策是先下手为强。大家同意了上策，便在当天夜里摸到匈奴使者住处，匈奴使者毫无防备，100多人全部在睡梦和慌乱中被杀。这样，鄯善国又向汉朝亲近了。班超先发制人，既脱了险，又为国建了奇功。（少数选择上策的，也是确实无可奈何，其他的都是死路）

庞统三策。庞统字士元，号“凤雏”，是东汉末年著名谋士，与“卧龙”诸葛亮并称于世。刘备与刘璋决裂时，庞统向刘备提出的三个不同策略，旨在帮助刘备攻取益州。上策是挑选精兵，昼夜兼程，直接奇袭成都。这样可以直接拿下成都，但风险较高。中策是假装撤退，利用杨怀和高沛两位将领轻装来送的机会，捉住他们并夺取关隘，然后逐步向成都进攻。下策是退回荆州，重新整顿兵马，准备粮草，伺机而动。刘备最终选择了中策，按照庞统的计划行事，成功捉住了杨怀和高沛，夺取了关隘，然后攻向成都，为刘氏集团夺取整个益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孙五楼三策。南燕慕容超时期，南燕与刘裕决战，谋士公孙五楼献三策：上策是据守大岘，拖延时间，待刘裕军锐气消减后，再派轻骑绕到晋军后路断其粮道，另再由段晖率兖州之军沿着山地向东进军，在后背偷袭他们，之后待他们军心大乱，再主力尽出，一举破敌；中策是依险固守，坚壁清野，把带不走的物资全数焚毁，让刘裕军无法以战养战，继而不战即溃；下策是纵敌入境，全线撤退，而后集结全国之兵与之决战。公孙五楼的上策是比较可取的，如采取这一方略，燕军可凭险固守，阻晋军进入南燕腹地；即使退却，也有利于发挥燕军骑兵的作用。这一计策可谓是可攻可守，可以坚持较长时间的作战。但是，慕容超没有采纳。他认为东晋远道而来，一定疲弊，势不能久。而自己据五州（南燕设并、幽、徐、兖、青五州）之地，拥富庶之民，铁骑万群，麦禾布野，为何先除苗徙民，使自己受损失呢？慕容超采纳了公孙五楼的下策，不听手下将领的谏阻，调回莒城梁父的守军，修筑广固城池，整顿兵马以待晋军。晋军到达东莞，接着兵过大岘山。刘裕见晋军已过险地，高兴地对左右说：“现在我们已顺利过了危险地带，深入敌人腹地，可以拼死作战；原野上到处是成熟的庄稼，我军无缺粮之忧，可以说，胜利离我们不远了。”不久，晋军临近临朐。南燕、东晋军交相争夺水源城，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晋军以死力争，夺取了水源。于是刘裕布置军队准备与南燕军争夺临朐。晋军主力到达临朐城南附近，慕容超出主力骑兵夹击晋军。刘裕针对南燕骑兵在平川作战时所具有的优势，布置晋军以车兵四千名分布在步兵的两翼，以骑兵列于车后机动，组成一个步、骑、车兵相互配合的阵势。这种阵势有效地抵御了燕军骑兵对晋军步兵主力的冲击，兵车上的长矛还阻碍了骑兵的进攻。双方激战半日，未见胜负。参军胡藩向刘裕建议出奇兵走偏僻的小道去袭击临朐城。刘裕接受他的建议，派兵奇袭临朐。临朐守城兵力薄弱，被晋军一举攻下。慕容超惊慌失措，率领余部逃到了广固城中，晋军首战告捷。晋军在临朐取胜后，连夜乘胜发起追击，直逼广固城下。广固城四周绝涧，一时难以攻取。刘裕命晋军修筑长墙围困敌军，同时就地取粮，不再从后方运送粮草。慕容超不是积极防御，而是一心指望后秦的援兵到来，消极地等待援兵。晋军一方面对敌展开了强有力的政治攻势，瓦解敌军，一方面利用敌降将张纲善于制造攻城器具的特长，让他设计出新的攻城器具。公元410年2月初，晋军四面攻城，尚书悦寿开门迎降。慕容超率数十名骑兵突围逃走，后被晋军追获，送建康城斩杀。至此，东晋与南燕之战以晋胜燕亡而告结束。不听谋士建议，最终导致亡国，真的是咎由自取。

李密三策。隋炀帝时期，杨玄感起兵反隋，其麾下谋士李密就向杨玄感提出反隋三策：上策是往东北打，占领涿郡，封锁临渝关，切断隋炀帝的归路，然后和高句丽婴阳王两面夹击，让隋炀帝不战自溃；隋朝时，蓟州一带还没有今天的长城，当然也没有山海关，但李密指的应该就是山海关一带的狭长地带，那里是华北平原通向东北平原的交通要道。这一招相当高明，也极为歹毒——隋炀帝率领几十万大军在辽东作战，前面有高丽国，北面是广漠的寒荒之地，外加剽悍的胡戎部落，南面是茫茫一片大海。如果归路被截断，隋炀帝的大军得不到粮草的供应，支撑不了多久就会崩溃。在李密看来，这是最好、最大胆、最有效的策略。但杨玄感没有采纳，因为他缺少足够的勇气和魄力，更害怕自己挡不住隋炀帝的几十万大军。

中策是往西打，直取大兴城，攻占长安，占据关中，凭险固守，让隋炀帝有家难回；再派兵扼守各个关隘，占据整个关中，进而夺得天下。对于这个想法，杨玄感不置可否，直接问李密还有没有别的选项。

下策是就近攻打东都洛阳。李密说：“还有第三个选项，就是挑选一支精兵，快速进攻最近的东都洛阳。但是，洛阳城防坚固，如果我们囤兵城外，久攻不下，一旦四方援军赶到，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这是最下策。”没想到杨玄感大喜：“先生说的最下策，在我看来是最上策！首先攻打洛阳！对，就这样办！”然后他给李密解释自己的动机：“许多官员的家属都住在洛阳，我控制了洛阳，控制了他们的子弟亲人，就没有人再敢反对我。”于是杨玄感和弟弟杨玄挺、杨积善分别率军南下，杀向洛阳，一路颇多斩获，人马快速增加到五万多人。洛阳城中，越王杨侗和樊子盖已经得到消息，加紧备战，各地官军迎战叛军。杨玄感这个人打仗很勇武，在战场上总是身先士卒，又能善待部下，很会鼓动将士，笼络人心，大家都愿意为他卖命。打到洛阳城下时，队伍已经壮大到十余万。形势看起来一片大好，杨玄感信心满满，却没有意识到危局即将到来。再看看隋炀帝，在辽东城外久攻不下，费了许多力气，制造了高大的攻城楼车，正准备大干一场，突然得到杨玄感起兵的坏消息。隋炀帝心中不安，同时感觉不可思议：“奇怪，这个杨玄感是挺聪明的一个人，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纳言苏威认为，杨玄感不能审时度势，并不是真聪明，也成不了大事，不必担心。但他开了一个坏头，只怕天下要由此大乱。于是隋炀帝不再犹豫，连夜匆忙撤军，撤得非常狼狈，大量军械装备被丢弃，堆积如山。许多老弱士兵死于沿途。同时，隋炀帝派宇文述、来护儿等人率兵征剿杨玄感。卫文升也率领两万大军来攻杨玄感。杨玄感所说的理由根本就不是理由，他担心朝臣会因为留在洛阳的家属而举棋不定，这是多余的担心，都起兵反隋，横竖都是死，担心这个也没有用，只要置之死地而后生，才有可能获取成功，杨玄感显然失策了。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了这一点，洛阳没攻打下来，隋军援兵就到了，前有城池攻不下，后有追兵，前后夹击之下，杨玄感兵败逃走。

谋士提出“上中下”三策记载，在历史上还有很多很多。到这里，很多人就不明白，为何谋士出谋划策之时，大多都习惯提上中下三策呢？按照常理，既然有上策，只要提出上策即可，为何要“画蛇添足”再提中下二策呢？其实这就是谋士的聪明之处，会提上中下三策的谋士，他们都是深谙明哲保身之道的老狐狸。

想想看，若谋士直截了当地就给主公提出一个计策，这就不是给主公提建议了，而是直接给主公做决定了，潜意识里就告诉主公：“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听我的，按照我说的去做！”试想有多少主公能忍受得了自己变相地被臣子逼迫只能接受他的建议的呢？

其次，若只给出两个计策，两相对比这就很容易让主公产生这样一个错觉：“这两个计策就是一个“最好”和“最坏”计策，谋士给自己提这两个计策，就是在戏弄自己，最好的跟最坏的，只要不是傻子都知道该如何选择，他这么提，摆明了就是既逼迫自己照他的计策来，又顺带戏弄了自己一下”。试想如若让主公有这个错觉，谋士还能活吗？

因此，对于谋士来说，除非他特别了解自己这位主公，知道他是一个宽厚待人，不拘小节，又善于纳谏，不会因为一个计策就动怒，甚至是杀他的主公，不然的话，他在向自己的主公提意见时，最为稳妥的办法就是提出“上中下”三策，让他既不会觉得他在强迫他接受自己的意见，又不会觉得他是戏弄他，继而作出相应的选择。

除此，之所以古代谋士多会提“上中下”三策，其实也是在给自己找退路。想想，如果就提出一策，之后若主公听从了，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却失败了，你说谋士会有怎样的下场？多半是会被当作泄恨的工具，被杀掉。但是，如果有“上中下”三策的话，谋士就能将大部分的情况都考虑进去，有“急功近利”之计，有“中规中矩”之计，也有“徐徐图之”之计。由此，就算是主公所选的那条计策失败了，除非是特别残暴的主公，一般情况下，谋士都有一个说法能逃过一难，比如主公选了一条“急功近利”的计策，导致计划失败，谋士就可以说本来有一条最为稳妥的计策，可主公你却执意要选急功近利的，这怪不得我！再比如主公选了一条徐徐图之的计策，导致计划失败，谋士就可以说本来有一条急功近利的计策，虽这个风险很大，但成功的机会也很高，若当时选择这个，就不会错失良机，致使计划失败。

同时，献计“上中下”三策，也可让主公在一计失败后，仍然有计策可选择。比如“急功近利”失败了，主公就还可以选择“中规中矩”或“徐徐图之”的计策实行下去。当然可以继续实施的前提，是此前那一计并没有对这个势力的根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好比南燕慕容超时期，南燕与刘裕决战，谋士公孙五楼向慕容超献三策，慕容超选择了下策，即集结全国之兵与之决战，最终下策失败，南燕军近乎全军覆没，这时就算慕容超想要继续执行另外两个计策，也是没有机会了！

至于为何在中国的历史上当谋士提出“上中下”三策时，谋士的主公多不会选择上策，这主要是因为多数上策在能让主公获得丰厚回报的同时，它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搞不好就会功亏一篑。比如隋炀帝时期，杨玄感起兵反隋，其麾下谋士李密就向杨玄感提出反隋三策时，其上策就是往东北打，占领涿郡，封锁临渝关，切断隋炀帝的归路，然后和高句丽婴阳王两面夹击，让隋炀帝不战自溃，这个计策一旦成功，杨玄感的确能在最快的时间击败隋炀帝，继而一统天下。但是这个计策也伴随着极大的风险，那就是如若高句丽婴阳王不愿两面夹击，甚至是与隋炀帝联合的话，那么杨玄感也会瞬间就陷入灭亡的结局。要知道，此时隋炀帝可是带着几十万精锐隋军征讨高丽，一旦高句丽拒绝两面夹击，而是趁机与隋炀帝议和，那隋炀帝的几十万精锐转瞬间就能将杨玄感击败。而相对于风险极大的上策，李密所提出的中下两策风险就要低得多，因当时隋炀帝远在辽东，关中群龙无首，加之关中精锐多数都被炀帝带往征讨高句丽，所以无论杨玄感采纳中下哪个计策，其风险都要比上策来得低。

简单地说，中国古代记载于史书的“上中下”三策，多数都存在着这么一个特点：上策往往是回报高，但风险也极高的计策；中策往往是中规中矩的，风险不高，回报也有；下场往往是回报很低，但却无风险。多数时候，没有多少人敢去冒上策所带来的风险的，因为都怕输不起，所以往往会去选择中策，甚至是下策。

在人生的旅途中，如果有上中下三条路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会如何选择呢？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选择的资格。但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