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战国策》是记载战国时期纵横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行的一部重要典籍，既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又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今天能把我们为它所作的全注全译付梓，以正于读者和方家，这是令人十分欣慰的。
一
《战国策》是西汉末年刘向校订、整理“中秘书”（宫廷藏书）所取得的一大成果。刘向《战国策叙录》云：其底本众多，“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文字混乱而且体例不一，“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由此可见，《战国策》乃是刘向采录若干同类文献，采取国别体加以校正、删汰、补充、编次，并命名而成。显然，作为群书荟萃的《战国策》，其作者绝非一人，相传乃是各国史官或策士。他们究竟是谁，已不可考。
《战国策》的流传曾有一番周折。东汉末年，延笃作《战国策论》一卷，高诱作《战国策注》二十一卷，或谓三十二卷。到北宋时，据王尧臣《崇文总目》云，刘向校录本尚有二十二卷（清钱绎按：“《隋志》《通志略》并二十一卷。”），高诱注释本仅存八卷。于是曾巩寻访校补之，其《战国策目录序》云：“刘向所定著《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阙。（按：宋元间马端临《文献通考》云：《崇文总目》谓‘第二至十、三十一至三十三阙’。然则此‘十一’当作‘十二’。）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遗憾的是散佚的高诱注，他并没有找到。尽管如此，曾巩对于《战国策》的流传是立了大功的。
南宋初年，在曾巩校补的基础上，接连出现两种新本子，一种是成书于绍兴十六年（1147）的姚宏续注本，一种是成书于绍兴十七年（1148）的鲍彪新注本。姚本三十三卷，卷数、篇次悉如曾本之旧，其中二至四卷、六至十卷为尚存的高诱注，其余各卷为姚宏的续注。姚宏还以北宋的几种本子加以对校，点勘较为精审。其自序云：“不题校人并题续注者，皆余所益。”所题校者，“曾”即曾巩，“钱”即钱藻，“刘”即刘敞，“集”即集贤院。可贵的是，姚宏已开始运用《史记》等书与《战国策》加以比较的研究方法，有新的创获。明代毛晋汲古阁翻刻姚本，各卷皆题“高诱注”，这是传写的错误。鲍本十卷，其特点是：移《西周策》于《东周策》之前，按年月调整部分策文的次序，每国策文分别加标王号，不采高诱注而自为之注，对本文有所增删改动。鲍彪用尽毕生精力，四易其稿，疏通诠解之功不可埋没。后来，赵与时《宾退录》评论说：“《战国策》旧传高诱注，残阙疏略，殊不足观。姚令威宽补注（按：补注者为姚宏，此误为姚宽）亦未周尽。独缙云鲍氏校注为优，虽间有小疵，殊不害大体。惟东西二周一节，极其舛谬，深误学者，反不若二氏之说。”
到了元代，吴师道认为鲍本仍多未善，遂在鲍本的基础上加以补阙订正，完成《战国策校注》十卷。吴师道取姚本与鲍本参校，并杂引诸书进行考证，凡增其所阙者谓之“补曰”，凡纠其所失者谓之“正曰”。因鲍本篇次有所移易，故附录刘向、曾巩所校三十三卷四百八十六篇的目次，以存其旧。吴师道也采用了运用《史记》等书与《战国策》加以比较的研究方法，而且做得更为认真。
清代研治《战国策》颇有成绩的是黄丕烈和王念孙。黄丕烈据宋椠重刊姚本，并用家藏吴本互勘，撰写《战国策札记》三卷。其中详列鲍本、吴本之异同，并参照《史记》等书校订姚本，采用了同时代的段玉裁、顾广圻等人的说法。王念孙参考大量有关资料，以其文字、声韵、训诂的非凡功力，撰写《战国策杂志》三卷，对今本《战国策》的讹误多所匡正，极为精到，非前人可比。
晚近以来，考释《战国策》的著作又有数部，其中重要的有金正炜的《战国策补释》、缪文远的《战国策考辨》和《战国策新校注》、诸祖耿的《战国策集注汇考》等。另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校点本《战国策》，以姚本为底本，汇集鲍彪、吴师道的注文及黄丕烈的札记，乃是《战国策》流传至今较为完善的本子。1984年重版时，它又把1973年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附在后面，不仅可以补今本《战国策》之不足，而且在校勘上也颇有价值。
二
《战国策》是一部无以取代的珍贵的历史文献。战国时代的历史文献，由于秦始皇下令“非秦记皆烧之”，大都荡然无存，惟有战国策书和《竹书纪年》有限几部。这是仅就以记载历史事件和世系为主的文献而论的，没有把重点不在记录史实的诸子计算在内。《竹书纪年》所载战国史事只是魏国之事，与史料甚丰的《战国策》不可相提并论。司马迁撰写《史记》，所述战国史事，大都取资战国策书，宋人姚宽统计凡九十三事，今人郑良树统计共一百四十九处。
《战国策》可谓战国时代的一面镜子。“战国”作为时代名称始于刘向，他指的是“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而一般则依据《史记·六国年表》定为周元王元年（前475）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战国时代是从封建领主制向地主制过渡、由割据走向统一的巨大变革时代。当时新兴的封建制度刚刚确立，各诸侯国独占一方，割据称雄，几个强大的诸侯国都想创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于是在两百多年的时间内，各诸侯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斗争。与此同时，各诸侯国内部也不断进行着争权夺势的斗争。所有这一切，都在《战国策》所载的谋臣、策士的言行之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统观《战国策》十二国策，可谓战国七雄秦、齐、楚、赵、魏、韩、燕以及其他五国东周、西周、宋、卫、中山的兴衰史，经过诸家如林春溥、顾观光、雷学淇、于鬯、陈梦家、杨宽、范祥雍的系年，莫不可见来龙去脉。其中战国前期之事所载不多，仅有赵魏韩“三家分晋”、齐“围魏救赵”等几件大事；而战国中、后期之事则纂辑甚丰，展现了各国之间合纵与连横的外交策略斗争，激烈而频繁的兼并战争和秦统一六国的过程。此间的重大事件，诸如齐大破魏军于马陵（前341）；秦败楚取其汉中地（前312）；燕与秦、楚、三晋合谋伐齐（前284）；楚败于秦失鄢、郢（前278）；秦、赵争夺上党大战于长平（前260）；韩、魏、楚、燕、赵、齐六国相继灭亡（前230—前221），皆有所载。尤其可贵的是，其中暴露了统治者的荒淫残暴、愚蠢自私，反映了人民在兼并战争之中的痛苦生活。
《战国策》作为一部游说之士的言行辑录，肯定了士这一阶层在政治上的地位和在外交上的作用。士这一阶层是在当时社会大变革的形势下应运而生的，他们或是随着世卿世禄制度的崩溃由贵族没落下来的，或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由小生产者上升而来的。他们大都是文化人，凭借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纷纷阐述并千方百计施行自己的主张和策略，在诸侯竞相争雄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有些开明的国君（如齐威王、魏惠王、燕昭王等）和权贵（如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四公子等）都把他们作为“智囊”多方招纳、大批豢养。他们则仰首伸眉，敢说敢为。例如王斗当面讽刺齐宣王“好马、好狗、好酒、好色”，惟独“不好士”；颜颀面对“忿然作色”的齐宣王，断然回答“士贵耳，王者不贵”；冯谖替孟尝君“收债于薛”，竟“以债赐诸民，因烧其券”，为孟尝君“市义”。虽则如此，尽忠效力于统治者，才是士这一阶层得以存在的前提。
战国中后期，通过商鞅变法，秦国日益富强起来，企图蚕食六国，统一海内。在这种情况下，谁胜谁负固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武力的强弱，但是更重要的则取决于策略的得失，正如刘向所说：“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因此，当时绝大多数的士，用韩非的话说，不是主张“合众弱以攻一强”的合纵派，就是“事一强以攻众弱”的连横派，统称纵横家。其中虽然有像鲁仲连那样“义不帝秦”“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的“高士”，但大多数是像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那样的贪图功名利禄的两面派。他们以三寸不烂之舌，游说于诸侯之间，言无真理，行无准则，纵横捭阖，朝秦暮楚。例如苏秦起初以“连横”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乃转而以“合纵”说赵王；陈轸先仕秦而后仕楚，既仕楚而又贰于秦。他们这两手制约着七国相争的局势，他们在战国时期的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不可忽视，就此而论，《战国策》也是有重要历史价值的。
《战国策》虽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但它并非皆为信史，其中某些篇章纯属虚构。在全书四百九十五章中，大体可信的占五分之四以上，多所虚拟的不足五分之一。这种情形，司马迁早已发现，他说：“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史记·苏秦列传赞》）兹举《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为例，其中苏秦说秦惠王云：“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臆想之辞。理由是：（1）据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苏秦活动在齐闵王、燕昭王时代，于秦相当于昭王之时，上距秦惠王三十余年；（2）据《史记·秦本纪》，秦灭蜀在惠王后元九年，取汉中在后元十三年，取巫、黔在昭王三十年，至此惠王已死三十四年；（3）胡、代在赵国之北，皆非秦地。有鉴于此，从历史角度读《战国策》是不可不考辨虚实真伪的。
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改变以往书目入《战国策》于史部杂史类而归之于子部纵横家，他说：“历代以其纪诸国事，载于史类。予谓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于学纵横者所著，当附于此。”尔后，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因之。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案：班固称司马迁作《史记》，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迄于天汉。则《战国策》当为史类，更无疑义。且子之为名，本以称人，因以称其所著，必为一家之言乃当此目。《战国策》乃刘向裒合诸记，并为一编，作者既非一人，又均不得其主名，所谓子者安指乎？”
关于《战国策》的思想内容和文献价值，刘向认为其中“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这是比较公允的。而曾巩不以为然，他说：“［刘向］率以谓此书战国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他认为谋士之言虽为“邪说”，但“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秦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得而废也。”他还是充分肯定了《战国策》的史料价值。而吴师道《书曾序后》则极力发挥曾巩“放而绝之”的主张，认为邪不压正，即使是小人“得是书而究之，则将有不为者矣”。清代陆陇其认为：“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心术。子弟识见未定而读之，其不为之渐染者鲜矣！”他便撰写《战国策去毒》，使之“不中其毒”。我们认为，《战国策》是一部内容丰富、文献价值不可低估的书，因它记载了某些策士的丑恶行径，就把它视为大毒草，这是非常不公正的。
三
《战国策》的文学价值很高，古往今来，学者们无不津津乐道，就连视之为“邪说”者也不例外。宋李格非说：“其事浅陋不足道，然而人读之，则必乡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辞之胜移之而已。”（《书战国策后》）王觉说：“虽非义理之所存，而辞丽横肆，亦文辞之最，学者所不宜废也。”（《题战国策》）鲍彪说：“其文辩博，有焕而明，有婉而微，有约而深。”（《战国策注序》）清陆陇其说：“其文章之奇，足以悦人耳目。”（《战国策去毒跋》）吴曾祺说：“其文章之美，在乙部中，自《左》《史》外，鲜有能及之者。”（《战国策补注叙例附言》）
长于叙事，有如小说，这是《战国策》首屈一指的特点。近人胡怀琛说：“《战国策》原为史类之一书，由今观之，吾人可云，其书大半是小说。”这就是《战国策》使人爱不释手的根本原因。《战国策》叙事的小说性，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富有故事情节，引人入胜。例如《齐策四·齐有冯谖者》，写的是策士冯谖为孟尝君效力的故事：一写冯谖寄食到孟尝君门下，自谓“无好”“无能”，竟三次弹铗而歌，迫使孟尝君待他为上客；二写冯谖自告奋勇为孟尝君收债于薛，竟“起矫命，以债赐诸民”，声称为孟尝君“市义”，一年后孟尝君罢相回薛，“民扶老携幼”迎接他，他才发现冯谖足智多谋；三写冯谖为孟尝君经营“三窟”，遂使孟尝君复位，“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这“三部曲”写得迂回曲折，出人所料；首尾一贯，详略得体；生动深刻，耐人寻味。再如《韩策二·韩傀相韩》，也可以说是“三部曲”：其一为序曲，写严遂为报与韩傀之仇，特与聂政结交，颇能理解聂政赡养母亲的孝心，并不急于要求聂政为他行刺；其二为正曲，写聂政母死除服，便挺身而出为严遂报仇，竟然谢绝所派车骑人徒，独闯戒备森严的东孟之会，直刺韩傀兼中哀侯，遂“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而死；三为尾声，写聂政之姊去韩国认尸，“不避菹醢之诛”，“抱尸而哭之”，大扬聂政之名，遂“自杀于尸下”。这“三部曲”一气呵成，真是波澜起伏而动人心魄，之所以连续推出直臣、勇士、烈女三个人物，一则以言士为知己者死，二则以彰聂氏姊弟之情，从而突出了聂政孝悌与豪爽的性格。
二是善于刻画人物，栩栩如生。例如《秦策二·苏秦始将连横》所塑造的苏秦形象，血肉相当丰满，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它以语言、肖像、行动、心理的多方面描写，把苏秦以连横说秦失败和以合纵说赵成功前后的表现加以对比，揭示了苏秦能言善辩、刻苦自励、投机钻营的性格特点和贪求功名利禄的内心世界。最精彩的是以下两段结合环境描写的心理描写：一段是“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然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皆秦之罪也。’”一段是“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面而视，倾耳以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也。’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以为子，富贵则亲戚良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由此可见，当时的炎凉世态，对苏秦的重要影响。再如《赵策三·秦围赵之邯郸》所塑造的鲁仲连形象，则不同凡响，光彩照人。它通过鲁仲连与辛垣衍就“帝秦”与否这一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所展开的激烈论战，歌颂了鲁仲连坚持正义，不畏强暴，疾恶如仇的英雄品格；通过鲁仲连迫使秦军退却一再推辞封赏的言行，赞美了鲁仲连“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的高尚情操。鲁仲连这个“天下之士”的形象，几乎都是用语言描写树立起来的。
三是对话颇似戏剧，令人喝彩。例如《赵策四·赵太后新用事》，记叙了触龙劝谏赵太后“以长安君为质”的一番对话。当时赵太后十分恼怒，声称“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然而触龙居然能够打破僵局而取得圆满成功：他关切地问候生活起居，赵太后不能不答，气氛由紧张而缓和；他以“爱怜少子”为由请求关照，赵太后言“妇人异甚”暗示舍不得以少子为质，气氛由融洽转对立；他大胆指出赵太后爱子不若爱女，赵太后不同意，虽有争议气氛还算平和；他进而以赵国历史为鉴，动之以深情，晓之以大义，终于使赵太后心服口服地接受了令长安君“有功于国”的主张。这番对话写得如此入情入理，扣人心弦，一场好戏莫过于此。再如《魏策四·秦王使人谓安陵君》，更是一篇充满戏剧冲突的杰作。写的是唐雎受安陵君之命出使秦国，以大智大勇、唇枪舌剑驳回了秦王的易地要求，胜利地完成了使命。唐雎与秦王的对话，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斗至第四回合，他义愤填膺地说：“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随即“挺剑而起”，“怫然怒”的秦王，顿时“色挠，长跪而谢之”，连连告饶：“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这么一场激昂慷慨的正气歌，如果搬上舞台，必将取得掌声雷鸣的艺术效果。
上述叙事的小说笔法，始见于《左传》，譬如《郑伯克段于鄢》《晋重耳之亡》《晋灵公不君》等就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以上长处。《战国策》较之《左传》，可谓“青出于蓝胜于蓝”，那就是它做了相当大的艺术概括和加工。固然某些篇章史无所载或史有出入，史学家以为是“拟托”，没有史料价值；然而文学家则视之为“创作”，很有文学价值。譬如上面所举的《苏秦以连横说秦》《鲁仲连义不帝秦》《唐雎不辱使命》以及《秦策二·医扁鹊见秦武王》《齐策一·邹忌修八尺有余》《齐策四·先生王斗造门而欲见齐宣王》诸篇，都是艺术性较高的文学作品，皆为《战国策》的精华。
其次，长于议论，可比诸子，乃是《战国策》另一显著特点。清人张士元以之比于孟子：“《战国策》与《孟子》纯驳绝异，然《赵策》魏牟见赵王，论为冠之必待工，及客论买马之必待相马工，二者风治天下之不用贤，皆与《孟子》论巨室璞玉相似；《魏策》惠子为田需言杨树易生，亦与《孟子》论齐王不智相似。”（《嘉树山房集·书战国策后》）就其文采而论，清人章学诚说：“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文史通义·诗教上》）这种风格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论辩善于抓住要害，单刀直入，鞭辟入里，既有针对性，又有逻辑性。例如《赵策三·秦攻赵战于长平》虞卿对楼缓“赂秦”论的批驳，《秦围赵之邯郸》鲁仲连对辛垣衍“帝秦”论的批驳，都是一针见血，有理有据，最终使对方理屈辞穷的。
二是说理常用寓言故事，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既有明快感，又有幽默感。例如《楚策一》江乙以狐假虎威对楚宣王，《燕策二》苏代以鹬蚌相持谏赵惠王，《魏策四》季梁以南辕北辙说魏惠王，《燕策一》郭隗以千金买骨谓燕昭王等等，无不把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
三是表达讲求语言艺术，比喻夸张，对偶排比，既有形象美，又有形式美。例如《秦策一》苏秦以连横之策说秦惠王，利用大量骈辞俪句，极尽铺排渲染之能事；《楚策四》庄辛以图治之说谏楚襄王，以物喻人，由小及大，句用对偶，段用排比，步步紧逼反复讽说。章炳麟云：“短长诸策，实多口语。寻理本旨，无过数言，而务为纷葩；期于造次可听。溯其流别，实不歌而诵之赋也。秦、代、仪、轸之辞，所以异于《子虚》《大人》者，亦有韵、无韵云尔。”（《检论》卷五）
四
《战国策》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相当深远的。
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战国策》上承《左传》下启《史记》，在史书体裁由编年体向纪传体过渡之际起了桥梁作用。纪传体是以人物传纪为中心的史书体裁，创始于司马迁的《史记》。但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写法，《战国策》已有一些雏形，譬如《齐策四·齐有冯谖者》有如一篇《冯谖传》，《韩策二·韩傀相韩》可谓严遂、聂政、聂政之姊的三人合传。《史记》许多篇“本纪”“世家”“列传”取材于《战国策》，写法自然要受到《战国策》的影响。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战国策》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写法，对于后代的传纪文学和传奇小说是有直接影响的。再者，《战国策》的驰骋俪句和排比敷陈的风格，对于汉代大赋的产生，大抵也有催化作用。譬如西汉枚乘的《七发》在构思和布局方面，同《楚策四·庄辛谓楚襄王》就十分相似。另外，《战国策》中还有几篇奇文，如《中山策·中山与燕赵为王》章，张登与望诸君对话时，竟让望诸君扮演齐王，由他来游说，并让望诸君断其成败，犹如现在曲艺表演的“一赶二”（张清常《战国策笺注·前言》）。如此说来，这样的奇文，或许还是说唱艺术的滥觞呢。
若就《战国策》对后世作家的影响而论，亦不乏其例。汉初贾谊、晁错、邹阳等人的文章，如《过秦论》《论贵粟疏》《狱中上梁王书》，都有明显的战国纵横辞说之风。当时《战国策》尚未成书，固然不能说他们受了《战国策》的影响，但是说他们受了《战国策》所本的《国策》《国事》之类的影响，则是不容置疑的。唐代韩愈、柳宗元、陆龟蒙等人的“杂说”“小品”，显然是与《战国策》那些脍炙人口的短文一脉相承的。《战国策》对于宋代苏洵、苏轼父子议论文的影响尤为显著，“苏洵的《权书》《衡论》及其他史论，苏轼的《策略》《策别》《策断》《志林》诸论及其他策论、上书，论人论事，都在学习《战国策》中获得丰富的有益的经验。”（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一）
从汉语史的角度来看，《战国策》的巨大影响，那就是它“实多口语”（章炳麟语），为日趋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注入了大量的鲜活的血液，使之更加富于表现力。《战国策》中的口语从哪里来？自然是可谓“
轩使者”的策士们连同寓言故事从民间采集来的。如此说来，战国策士周旋于各国之间的纵横游说，为中华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与发展，是有所贡献的。以《战国策》的语言与《左传》《国语》以及诸子之书的语言相较，显然它是有过之无不及的，语汇更加丰富，句法更加严谨，修辞更加考究。以《战国策》的语言与《史记》以及贾谊、晁错之文的语言相较，恐怕很难找出它有哪些差距，几乎是同样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富有魅力的。
过去在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历史条件下，作为“纵横家所著”的《战国策》连个合法地位都没有，明代李梦阳把它宣判为“畔经离道之书”，但是它的影响是谁也消除、限制不了的。李梦阳说：“然而天下传焉，后世述焉。”谓之有四方面的影响：“录往者迹其事，考世者证其变，工文者模其辞，好谋者袭其智。袭智者谲，模辞者巧，证变者会，迹事者该。”（《空同集·刻〈战国策〉序》）可见他至少认为《战国策》有一个不良影响，不可因袭其智谋以欺诈。这种把智谋与欺诈等同起来的观点是极其迂腐可笑的。我们认为，《战国策》所保留的当时各国在外交上的大量斗智资料，有许多是值得借鉴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正像《孙子兵法》那样。张清常先生说：“外交策略上面的智谋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存亡，怎么能够痛诋之为诡计呢？”（《战国策笺注·前言》）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五
本书是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重印《战国策》为底本注释、翻译的。分章、标题、划段基本上一仍其旧，个别地方略作调整。
统观《战国策》全书，绝大多数篇章还是明白晓畅的，但是难以卒读之处实在不少，尚有许许多多难拔的“钉子”。究其根源有三：一是全书裒合众籍纂辑而成，多所抵牾，难以梳理；二是其文讹夺衍舛俯拾即是，校不胜校，难以勘正；三是其事或虚或实层见叠出，众说纷纭，难以考辨。这些“钉子”拔不掉，全注全译就不可能。好在刘向以后至于现今，致力于勘正、考辨《战国策》的学者不少，著述良多，今天才有了全注全译的可能性。兹将我们的主要参考书目附后，用以表明我们对这些著作的珍重与师承，对其作者们的仰慕与感谢。
本书的体例是：（1）题解，加在各国策文之前，介绍该国的历史沿革、地理位置、策文情况等。（2）注释，每篇题目之下皆有注〔1〕，为该篇所述史实系年，有与史不合处则指出，若于史无征属于虚拟者则视为拟托；其余各条注文，一般按校正文字、训释词语、串述大意的顺序排列，必要时则施以必要的考证和评论，以补译文之不足。（3）译文，以直译求其“信”，以意译求其“达”，尽量兼顾读者学习语言与文史的需要。
本书分工：东周、西周、秦、齐、楚、燕、宋卫、中山诸策的注译，由王锡荣担任；赵、魏、韩诸策的注译，由韩峥嵘担任。
由于我们学殖不深，功底浅薄，虽则黾勉从事，切磋琢磨，亦不敢自信，无以自安。亟望海内外专家、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韩峥嵘
1997年4月于剔吸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