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结果

WF（2010：　779-780）的研究发现称，历史制度主义的大多数变量都与预计的一样是正向显著的。他们的发现包括对两个模仿变量——帝国内国家间的模仿和地区性模仿——的支持，每种模仿都沿着已建立的本地和地区性网络进行。这些特定的模仿变量符合权力配置模型，影响了地区性的权力平衡。相比之下，本文关注“二战”之后的时期，并发现对世界政体理论以及历史制度主义的双重实证支持。

模型1复制了WF文中的回归模型，它同时包含了1816—2001年全部历史制度主义和世界政体指标。表1中的其他模型考察了不同时期全球扩散变量和历史制度主义变量的显著程度。3 实际上，模型1支持地区性和帝国内的模仿、国家间组织的力量以及帝国内和疆域内战争的数量。然而，作为世界政体指标，国家间组织和民族国家数量这两个变量都没有在模型1中达到显著水平。

表1　民族国家成立的logit分析：“二战”前和“二战”后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p<0.05，**p<0.01，***p<0.001（双侧检验）。

重要的是，模型1将世界政体理论置于1816—2001年这一整个时段进行考察。为了评估世界政体理论的时间性特征，模型2和模型3将数据集分为两部分：1816—1945年和1946—2001年。模型2肯定了1816—1945年间历史制度主义的有效性。全国性政治组织和战争都将权力的均衡转向了民族主义者，从而增加了民族国家成立的可能性。帝国内和地区性扩散仍然是正向关系，但并不显著。

从模型3开始，关注重心从1945年之前转向1945年之后。可以发现，全球性的民族国家模板开始显著促进了民族国家的成立，而历史制度主义的影响力似乎有所下降。具体而言，国家间组织的成员身份数量和民族国家数量变得非常重要。4 尽管帝国内扩散仍然微不足道，但地区性扩散具有积极的意义。历史制度主义变量中的疆域内战争和全国性组织的力量都不再显著。

帝国内战争显示出负向但显著的效果，但这在1953—2001年的模型5和模型6中消失了，表明它可能是1946—1952年过渡年份的特殊后果。在模型4中，我将1946—1949年设为虚拟变量，即在这四年等于1，在其他年份等于0，发现帝国内战争的显著效应消失，而虚拟变量具有正向显著性（1.639），其与帝国内战争的交互项则是负向显著的（-1.780）。这表明，“二战”结束后，民族国家体系被重新整合（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色列、菲律宾等国的建立为标志），新的民族国家出现。但是，帝国内战争的影响向负面方向转移。事实上如表2所示，1946—1949年观测值的斜率为负向显著（-1.826），而1950—2001年观测值的斜率也为负向，但并不显著（-0.045）。前者有助于解释模型3的帝国内战争的负面影响，后者则与1816—1945年的估计值以及WF的发现一致。在战后模型中（范围从-1.128到-1.839），“宗主国占有的全球权力份额”和“殖民地”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负相关的。在这里，我们赞同WF（2010）的处理方式并认可他们的结论：“国际舞台上的强大帝国可以更容易地收买、控制或压制民族主义运动并阻止在其殖民地建立民族国家。”（第783页）

表2　“二战”以来的战争效应（基于表1的模型4及其他辅助回归方程）

注：*p<0.05，**p<0.01（双侧检验）。

模型5和模型6进一步证实了1953—2001年间全球扩散显著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建立。在这里，我们整合国际非政府组织关系数据（世界社会制度化最常用的指标）以克服WF分析中的缺陷（如Longhofer and Schofer，2010）。5 由于世界上现有的民族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数量之间的相关性非常高（0.96），我们无法同时估计每个国家的“净”效应，所以在模型5和模型6中分别输入现有民族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两个变量。模型5和模型6的这两个变量都呈正显著。诚然，每个变量的作用规模和重要性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因另一变量的遗漏而存在偏差。然而，现有民族国家数量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数量的共同效应非常显著（p<0.001）。总体而言，国家间组织的成员身份在模型5和模型6中的积极意义（连同国际非政府组织和现有民族国家的重要作用）为世界政体理论提供了新的支持。对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变量来说，只有地区性模仿和宗主国-殖民地之间的权力依赖关系是显著的。

总而言之，从1946年到2001年，来自世界政体理论的理论假设获得了支持。其中，我们可以获取1953—2001年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数据。引入的这一变量也同样获得了支持。6 此外，历史制度主义在1945年前后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和前一时期相比，在“二战”结束后的时期，战争不再是促进民族国家出现的显著因素，尽管它们在1946—1949年这短暂的几年中发挥了作用。在这几年间，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权力关系显著影响了民族国家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