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踏进鬼门关

1995年大学毕业那年，因不甘心回到老家教书，也想顺便改变一下“历史”（我的本科专业是历史学），我相继报考了北京大学的法制史专业研究生和复旦大学的国际经济法双学位，结果都因微小的差距名落孙山，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自己的成绩离复旦大学的录取线仅差了3分。不是没有努力，而是因为当时的信息太闭塞，我连一本考试的指导书都没有，只能在学校图书馆里大海捞针，抱着封皮被反复粘贴过的古籍啃了又啃，就算是“博览群书”。结果，其他科目考得都不错，就是法律专业知识较差。无奈，法律梦破灭，只好遵从当年国家关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政策，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没有选择的权利，也没有离家出走的念头。

我带着高校发的报到证回到泰山脚下的县城教育局报到。

教育局把我分配到了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学校坐落在一个曾经产煤的小镇上。尽管小镇很破落，学校俨然是一个废弃的村委大队部，淹没在周围的村落里，但是，据说这所学校是该县的“高等学府”，一年后会搬迁到县城，到时候“刘姥姥”就可以进“大观园”了。所以当年挤破头也要进这个学校的毕业生还特别多，这就不足为奇了。

我就是其中之一。因为是高等学府，所以学校主管教学的副校长自然就没有把我这个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分配过来的毕业生放在眼里。他推了推我递过去的介绍信，说他们这里的教师已经超员，你让我等一等，然后就再也不理我了。

我人生第一次进入社会，第一次参加工作，就遇到一个难以释怀的问题：难道下级单位可以公然违抗上级的命令？后来我了解到一些情况，副校长很想安排另一个毕业生进这个学校，是他的亲戚，也是学历史的。一个学校副校长自下而上决定的毕业生和一个教育局自上而下分配的毕业生撞了车。我成了牺牲品。

副校长终究没有对抗过教育局局长，我成了学校唯一一个拿着工资，按时上下班，但又没有实际工作的教师。我那时的月薪320元，从上学时的“无产阶级”成了“有产阶级”，从学生成了梦寐以求的“吃国库粮”的人，应该是值得庆祝的人生大事，但我感觉拿钱拿得很不自在。没有课可以上，这本没有事可以办，没有办公位可以坐，只能按时签到后再回到教工宿舍里宅着，下班前再去签退。与其说是宿舍，不如说是监狱，但在监狱还有狱友，我只能一个人苦苦煎熬着，与老鼠为伴，与苍蝇为伍。

只有在学校举行篮球赛时，我才有了用武之地。我展示了在大学练就的一技之长，很酷地戏耍了对方，嘴里却一不小心冒出一个发泄的“靠”字，被学校教导处主任抓住机会狠狠地训斥，把我训得狗血淋头。而我必须学会低调，因为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一只脚还在门外呢，有随时卷铺盖走人的风险。

聊以慰藉的是，晚饭后或周末，年轻老师会聚到我的宿舍，一起打牌、喝酒、唱歌，一时欢乐的气氛充满了我的陋室，让我暂时忘却烦恼，暂时摆脱孤寂。但是我仍然感受到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仍然无法摆脱猝不及防的孤独，无法完全与其融为一体。

就这样在我清闲地“工作”了一年后，学校如愿以偿地搬进了县城。新校址坐落在县城东部的高坡上，这座“高大上”的建筑物确实配得上高等学府的称号。这座建筑物设计奇特，远观，它高高的台阶气派十足；鸟瞰，它像一架巨型的直升机，一副待飞的架势；近瞧，里面更像是迷宫，四通八达，办公室、教室、学生宿舍、单身教工宿舍一应俱全。包括设计师在内，谁也未曾想到，这架“直升机”始终没有飞向蓝天。

学校一搬到县城，上级就给学校派来了新的领导——一个权力欲极强、能够和副校长对抗的领导。很不幸，第一眼我就被他看上了，应了那句歌词“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就被他命令似的用他那专用的当时还很时尚的桑塔纳轿车拉去相亲。相亲对象竟然是他的妻妹小李——一个初中毕业的商场售货员。

同意？拒绝？为了给新领导一个面子，尤其是不想把所有的领导都得罪了，我就在不置可否的彷徨和徘徊中被动地陷入了泥潭。也许是性格使然，不懂得拒绝，才导致局面完全失控，正应了那句名言“命运就在性格之中”，冥冥之中注定了我必然有这一劫难。

小李不知道犯了哪门子神经，不惜一切代价地近乎疯狂地向我进攻，加上学校领导的政治攻势，我无处可逃。整个学校都知道，我成了领导的亲戚和红人！后来在领导的精心布局下稀里糊涂地定了亲。“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就是一只懦弱的小羊，在狼群面前无处躲藏。

正当人家准备结婚嫁妆的时候，我这只小羊的内心经过一阵子痛苦挣扎后，终于决定鼓起勇气向对方说“不”。

小李的家人并没有因为我坚定的“不”字而有任何的退缩，反而变本加厉地进攻、盯梢、威逼、利诱，加上领导及其死党找我反复地谈话、施压。我是选择上课、入党、评先进，还是失业、下岗、遭冷落？

甚至远在河北邯郸的二大爷听说后，认为事情比较严重，专程回来做我和我家人的工作。他语重心长地教育我：这是终身大事，不是儿戏，定了亲，就不能反悔！反悔会让我们的家族名声受损！

我偏偏就是一个反抗者！无论如何也不甘心接受这个现实！正因为是终身大事，我才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假如你和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组成家庭，天天生活在一起，在一起睡觉，在一起吃饭，在一起照顾孩子，是什么样的心情和感受啊？

领导派人反复给我做工作，找我谈心，软硬兼施。作为一个刚刚毕业、涉世不深、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如何抵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啊？我的家人也都是老实巴交的人，眼睁睁看着我任人摆布，却无计可施。只有靠我自己了，解铃还须系铃人，我苦思冥想了几天，最后想出了一个狠招。

在一个周末的黄昏，我把小李家请客、送礼、买衣服的花费计算清楚后，开了一个银行存折，存上钱，又留了一封遗书，跑到领导家里，塞给他家的保姆，随后就骑着自行车飞奔在马路上，直奔城东的青云湖。路过我的学校时，已经是华灯初上，我在校门对面的马路边停下来，依依不舍地看着那架“直升机”，我拿出事先在商店买的一瓶白酒，喝一口敬一下曾经梦想为之奋斗终生的地方，然后继续东进，边喝边走，边走边哭，感慨自己的命运：为什么我一进入社会就遇到这么多的烂人和破事啊？为什么他们非要缠着我，黏我，逼我啊？还未到青云湖，我已经情绪激动，把一瓶安定药片和一瓶白酒全都灌进了肚子里，瞬间就失去了知觉……

月光下，我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有山有水，有树木，溪水潺潺，荷叶田田，一股奇香引我向前。过了奈何桥，忽见一庙宇，门前一副对联：“月来满地水，云起一天山”。我推门而入，大殿上一巨人手持大笔，挥洒自如，见我进来，不抬头便问：“缘何而来？”他声如洪钟，我答：“误入歧途。”巨人抬头，青面獠牙，原来是判官！曰：“既然搞错了，回去吧！”我战战兢兢退出庙门，大雾弥漫，找不到回家的路，挣扎间，听有喊声。

“张老师！张老师！”一群学生在叫我，我一惊，睁眼一看，原来我躺在医院的病房里，母亲已经哭成泪人。学生们告诉我，那天晚上是一个赶集回家的老头在路边马路牙子上发现了我并大声呼救，他们几个同学正在马路上跑步，及时把我送到了医院，医生说如果晚来半小时，我可能就去见阎王了。可能是因为当时胃里没有食物，可能是当时灌下的药片太多，可能是喝的白酒太烈，把医生累得够呛，直把我的胃翻了个底朝天。听完医生“折腾”我的过程描述之后，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喝安眠药，再也不用酒送下安眠药！我开始回想：是谁鬼使神差地告诉我这种自杀的方式？

母亲说我躺了两天，不省人事，以为我再也回不来了，没想到还是我的命大。我从小就命大，自我有记忆时起，村里就有很多人给我讲过同样的故事：1972年的春天，刚出生三个月的我得了严重的肺炎，母亲带我去住院治疗，医生用尽了医院里所有的药物和治疗手段，都不见效。家里人去医院看到我的样子，都是摇着头，劝母亲放弃孩子回家吧！有气无力的母亲把奄奄一息的我紧紧地揽在怀里，不停地摇头，不停地掉泪。医生给母亲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让抱着孩子走人。母亲死活赖着不走，见我一发病她就跑去喊医生，拼命敲门，晚上也不让医生睡觉，折腾得医生很是够呛。母亲在我睡着时，就帮着医院干活，帮护士打扫卫生，给医生打热水、倒垃圾，非常勤快，医生和护士都很喜欢她。可是住院三个月我的病没有一点起色，医生说所有药都试过了，除了红霉素。有一天，医生来告诉母亲，说隔壁病房托关系从外地买来三支红霉素，他的孩子用两支就可以，让母亲去问问。这信息让母亲如获至宝，到隔壁病房哀求人家卖她一支红霉素。最后母亲跪下了，终于把人家感动了，把红霉素以高于市场价三倍的价格卖给了我们。母亲赶紧让护士给我打上药，说也奇怪，一支红霉素就救活了我的命。母亲说，我出院时，布谷鸟叫，麦子黄梢，我见人就笑，母亲已经瘫倒。

那天出院后，我对母亲说，我其实是想吓唬吓唬她们，谁想着真要死呢！谁知阴阳之间就隔着一小瓶药呢！我向母亲发誓：以后会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

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你差点付出生命去做的抗争，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小李依然没事一样地黏着我，她说我去哪，她就去哪，不让我好过！我知道这种心态肯定不是为了爱，而是赌气。她天天去单位找我，有时碰到我单位漂亮的姑娘竟把她们当作假想敌，围着人家打量一番；有时在单位门口等着，跟踪我，甚至叫上她的亲戚朋友加入跟踪大军，我费上九牛二虎之力才能甩掉她们的跟踪，毕竟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县城巷子里是需要体力和脑力的，幸好我看过《铁道游击队》，学会了一点“游击战术”。但这点游击战术，在这个小县城里根本无用武之地。

终于有一天，她家人通过学校领导向我提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