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南北诗风的碰撞与交融

宫体诗诞生于南朝，在南北隔绝的乱世之中，南方与北方在文化上的差异也日益显著。南方的政治较为安定，风物又多柔媚，承平日久的南方人多倾心于清丽柔美的文化，这给了宫体诗诞生、繁衍的土壤；北方则动乱频仍，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之间不断碰撞融合，以致北方人重视实用，更倾向于刚强质朴的文化，全然处于宫体诗风格的反面。这样的特点，在南北方所流行的民歌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如北方民歌中的山川草木是这样的：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

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

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肠断绝。（《陇头歌辞》）

北方的山川，是“天苍苍，野茫茫”，是“旷野”，是“秦川”，一派宏伟壮观的景象。身处其中的北方人，既可以在雄壮的景色中一展胸怀，同时也需要直面北方酷烈气候的考验，“寒不能语，舌卷入喉”，这种充满刺激感的生活体验，显然与南方人的日常迥异。故而北方文化往往刚强粗犷，北方的民歌往往不用修饰，只需白描，就足有惊骇人心的力量。

相较之下，南方风物的美则并不体现为宏伟壮观，而更多地表现在细腻悠长方面。如南方民歌中的山川草木是这样的：

春风动春心，流目瞩山林。山林多奇采，阳鸟吐清音。（《子夜四时歌·春歌二十首·其一》）

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子夜四时歌·春歌二十首·其十》）

北方人的原野中往往有着满目的牛羊，南方人的山川中则往往点缀着灵动的花鸟。如果说北方人更倾向于展现出一幅旷野的全景图，那么南方人则更偏向于截取风景中的一角构成一幅小品画。全景图震撼人心，小品画则陶醉人心，力量不同，风味也不同。

继而南北方人的情感表达也是十分不同的。如北方的女性这样歌咏爱情：

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折杨柳枝歌》）

月明光光星欲堕，欲来不来早语我。（《地驱乐歌》）

对爱情的渴望，被如此直白地表达出来。与情郎约会的邀请，全无欲说还休的羞涩，用“欲来不来早语我”一句，直白无余、潇洒利落地吐露而出。语言的质朴乃至大胆，实在令人猝不及防。九曲回肠的南方女性，与之有着泾渭之别：

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闻散唤声，虚应空中诺。（《子夜歌》）

欲知相忆时，但看裙带缓几许。（《读曲歌》）

南方女儿受情感的煎熬，以致夜不能寐，然而相思之情，却始终不肯直接表露出来，非要去说那灼灼明月，去说那已经宽松的衣带。

这种南北方民歌中不同的风格与气质，恐怕各自登峰造极于《木兰辞》与《西洲曲》。

生在北方，木兰是难以享受安逸生活的，战乱是北方人生活的背景色。较之“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西洲曲》）的身着红衫、楚楚动人的南方女儿，北方的木兰却因替父从军，只能“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木兰辞》），蜷缩在冰冷的战甲之中度过漫漫长夜。

南方女儿的日常生活是“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西洲曲》），在泛舟采莲之时，偶然忆起滞留他乡的情郎，于是心头一紧，怅然若失。

北方的木兰却只能“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木兰辞》），在从军途中，伴着黄河流水、燕山胡骑的萧瑟之声，无助地思念着天涯一方的爹娘。

南方女儿在梦中亦为爱情所愁，“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西洲曲》），渴望在梦中与情郎的相会。北方的木兰，只愿战胜之后能够返回故乡，“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木兰辞》），回归能够与爹娘相伴的平静生活。

南方与北方，人们生活习性的不同、社会文化上的差异，在这两篇作品之中被生动地展现出来。当然，这两种不同风格、不同文化本无优劣之分，如作为代表作的《木兰辞》与《西洲曲》，都极具感染人心的力量，皆是诗歌艺术的瑰宝。不过，若降及一般的作品，南北两种文化风格，各自既有所得，难免也有所失：北方艺术长于质朴却也失于质朴，其善者固能浑然天成、动人心魄，其陋者也难免质木无文、味同嚼蜡；南方艺术长于修饰却也失于修饰，其善者固能清新婉转、意美情深，其陋者也难免轻薄颓靡、空洞失实。

故而，南北方的两种风格，只有相互碰撞交融，各自取长补短，才可以达到尽善尽美。正如唐人所总结的那样：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隋书·文学传序》）

南北双方的交流，实际上在南北朝时代，就已经在渐次进行之中。尤其随着北魏政权的建立，北方政局也得到了较长时期的稳定，南北双方开始有使者交通，南北文人也借此得到了交流的机会。不过这一时期，南方文化毕竟较之北方更为兴盛发达，故而南北文人之间的交通，大多是北人单方面地向南人学习。如北方的代表文人，被称为“北地三才”的温子、邢邵、魏收，实则都是南方文人的效法者，邢邵叹服南朝文人沈约，魏收则倾慕另一南朝文人任昉（见《颜氏家训·文章》）。此后北方文人更为广泛地向南方文人学习，南方文风于是开始大肆散布于北方，北方的“贞刚”之气中，也渐渐有了南方式的“清绮”之姿。

此外，到了南北朝后半期，尤其是南朝梁末期，由于“侯景之乱”的爆发，长期安定和平的南方也忽然陷入动乱之中，南朝文人为了避乱，大量逃往北方。由于南方的动乱，南北双方政治势力的平衡也逐渐被打破，北方在政治上愈发呈现出压倒南方之势。北魏日后分裂成东魏与西魏（不久后又各自演变成为北齐与北周，再之后北周灭亡北齐，统一北方，不久，隋又取代北周，灭南朝陈，统一天下），割据在关中的西魏政权趁南朝梁动乱之际，一举攻破了梁元帝临时所建都城江陵，灭亡了南梁，将大量南朝文人俘虏至关中，由此更加速了南朝文风在北朝的风靡。

与此同时，来到北方的南朝文人，一方面受到北方风物与文化的浸染，另一方面遭遇国家沦亡、朝代改易的冲击，原本的文风逐渐开始产生变化。如出身于南朝的文人庾信，曾与徐陵并称“徐、庾”，本是宫体诗的作者、南朝文风的代表人物，然而到北方之后，却一改往日轻薄浮靡的风格，其《哀江南赋》《拟咏怀二十七首》等诗赋作品，颇具深邃刚强之气。正如唐代诗人杜甫所评价的：“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五首·其一》）“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其一》）入北的南人，原本的轻柔之笔竟也可以变成“凌云健笔”。

历经北方文人主动学习南方，以及南方文人寄身北方，亲自体会到北方的风物文化之后，南北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汇逐渐蔚为大观，无论是北朝的质朴还是南朝的华美，都在这一相互交融的过程中得到了升华。由此，南北朝诗风转变以及唐诗诞生的萌芽，也就即将破土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