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20世纪之前

虽然语言哲学是发端于20世纪的哲学思潮，但哲学对语言的关切绝不仅仅是20世纪之后才有的事情。

古希腊

古希腊哲人已经注意到语言分析的重要性。比如，苏格拉底对“什么是美”和“美是什么”加以区分，前者追问属于美的具体事物有哪些，后者则追问美这个概念本身的定义是什么。此外，苏格拉底还很关注语词命名问题。柏拉图为什么叫“柏拉图”？马为什么叫“马”？我们对事物的命名只是一种约定俗成，还是应当符合某种自然本性？

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对语言进行了更为系统的考察。比如在《范畴篇》中，他详细地讨论了什么能够在句子中充当主词，而什么充当谓词，并由此划分了语词的不同类型，这就是他所谓的范畴。到了《解释篇》，他又从名词、动词、句子的定义开始，逐步延伸到对简单命题与复合命题、全称命题与特称命题、相反命题与矛盾命题等问题的考察，从而阐明了他的逻辑学思想。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对语言的考察是非常全面的。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由他开创的逻辑学正是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建立起来的——逻辑学就是语言分析的产物。通过分析，句子与句子之间的推理关系得到澄明，而逻辑学所研究的就是这种推理关系。因此，说亚里士多德不仅是逻辑学而且也是语言学或语言哲学的鼻祖，一点儿也不过分。

中世纪

人们一般认为，中世纪哲学不再像古希腊时期那么丰富多彩了，但也绝非一无是处。甚至，中世纪哲学家在语言研究上可以说是颇有建树的。这一时期出现的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也即殊相与共相之争，就是一个与此有关的重要命题。

什么是殊相和共相呢？简单地说，殊相就是个别事物，共相就是个别事物所属的某个类。比如，在“柏拉图是一位哲学家”这句话中，“柏拉图”这个词对应的是一个殊相，也就是某个个别的人，而“哲学家”这个词对应的是一个共相，也就是哲学家这个类。同样，这块红色的布、这支红色的笔、那条红色的裙子都是殊相，而红色就是共相。换句话说，殊相指的就是那些我们在经验世界可以感知到的个别对象，而共相则是从那些具有共同属性的殊相中抽象出来的普遍概念。唯名论与唯实论争议的焦点就是：共相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所谓真实存在，或说实在（reality），指的就是独立于我们的心智而存在。唯实论者大都继承了或部分地继承了柏拉图主义的主张，认为共相，也就是像哲学家、红色、善这些普遍概念是真实存在的对象。当然，如果按照柏拉图的说法（极端实在论），这些普遍概念，也就是理念（idea），并不存在于感觉经验的世界，而是存在于理念的世界。唯名论者则恰恰相反，他们的主张同我们今天的一般观念更为接近，认为只有像某个具体的人、某个具体的东西这样的个别事物才是真实存在的。唯名论者的代表人物奥卡姆的威廉就主张：除个别事物外，根本没有其他东西存在。类似“哲学家”“红色”“善”这样的词，只是源于我们对个别事物的抽象而形成的概念，绝非什么实体对象。他的观点被人们提炼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这就是所谓“奥卡姆剃刀”原则。

现代早期

到了现代，哲学再次恢复了往日的繁荣。这一时期的哲学家们思路开阔、观点新颖，其中自然不乏对语言的思考。比如，经验主义的奠基人之一洛克支持唯名论的主张，认为共相只是概念，而并非什么真实存在的东西。洛克最关心的问题是人类的知识由何而来。他认为一切知识的基础是我们的观念，而这些观念最终来自个体的感觉经验。他进一步指出，语词是观念的标记，语词所代表的观念就是它的意义。洛克的这种观点被称为“意义的观念论”。当然，他的主张很快就遭到了质疑。

说语词的意义就是它所代表的观念，而观念又来自个体的感觉经验，这似乎是说：在没有获得相应的感觉经验也即相应的观念之前，我们无法理解和使用某个语词。唯理主义者莱布尼茨就此反对洛克说：一个天生双目失明的盲人也可以大谈某种颜色，这显然不是因为他具有这种颜色的感觉经验；一个小孩子在没有见过金子为何物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金子”这个语词，即便他的使用未必正确，但这至少说明我们对语词的学习往往是在实际获得某种观念之前就完成了的。除这些思考外，莱布尼茨还曾提出普遍语言的构想。普遍语言是一种精确构造的人工语言，它不像自然语言那样存在含混或模糊的缺点，而像数学演算一样清晰明确。莱布尼茨设想，有了这种语言，人们出现分歧的时候只需拿起手中的笔，对照这种语言的规则进行推理计算就可以消除一切争论了。他的这个想法启发了不少后来者，弗雷格、罗素以及卡尔纳普等人都曾致力于构建这样一种理想语言。

与洛克同属经验主义阵营的休谟，被逻辑实证主义者视为最重要的思想先驱之一。休谟将数学命题（“观念的关系”）与事实命题（“实际的事情”）明确区分开来，认为前者是确定的、必然的，而后者是不确定的、偶然的。比如说，“1+1=2”这个数学命题就是必然的，而“明天会下雨”这个事实命题就是偶然的。其实莱布尼茨也做过类似的划分，他称之为“理性真理”与“事实真理”。康德将这一划分明确为其先验哲学的出发点，这就是我们后来所熟知的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之分。后世的知识论和语言哲学大都沿用了这一划分原则，直到蒯因敏锐地察觉到其中的问题，从而提出对这一基本教条的质疑和挑战。

思想传承

由上可见，虽然我们总说哲学在20世纪经历了语言转向，但这并不是说人们突然才开始关心起语言问题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20世纪到来之前，哲学家们已在不同方面表现出对这类问题的关注，这些都为后来语言哲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苏格拉底对“美是什么”和“什么是美”的思辨，后来被表述为内涵与外延的区别。亚里士多德通过语言分析而提炼出的逻辑学，在现代又被进一步发展为数理逻辑，从而奠定了现代语言分析的方法论基础。中世纪的殊相和共相之争一直延续至今，专名与通名的指称问题仍是焦点。洛克对语词意义问题的思考，更是一发不可收地成为语言哲学的核心议题。至于其他方面，如莱布尼茨的普遍语言设想，康德的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之分，我们在前面已经交代过，也都是20世纪语言哲学的重要思想来源。

当然，语言转向也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它强烈地提示我们：兴起于20世纪之初的那场哲学运动不可能仅仅是对过去相关思考的简单延续。以往，人们还没有专门把语言看作哲学研究的中心任务，这种看法直到语言转向之后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