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书绪言

汉魏六朝，文学递变之时代也。前乎此者为周秦，骈文络乎散文之间，韵文络乎不韵文之间，盖流露于不觉，非有意为之也。汉时，贾、晁、董、刘诸家，其文章面目，犹未离古；武帝时，司马相如创为辞赋，竞尚宏丽，其后扬雄、班固从而效之，而文格一变，骈文与散文，韵文与不韵文，始截然分离；东汉之末，建安七子，崇尚文辞，遂成风俗。浸假而尚排偶，谐声韵，散文歇寂，骈文代兴；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甚。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大同以后，争驰新巧，徐庾之风大行，声病之律弥甚，风云月露，累牍连篇，香草美人，空言寄意，以儒素为古拙，以辞赋为君子，“其声轻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词淫以哀”，虽不免为退之所讥，然随时代而升降，风会所趋，亦不期然而然也。古之时，文以载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盖以行为文之本，文为道之表见者耳；孟荀以道鸣，杨、墨、管、晏、老、庄、申、韩诸家以术鸣，然其术之所长者，未尝不包于道之中。两汉以后，醇儒虽少，而文景之时，诸家奏议，指陈时政，大旨主乎经世，即相如之辞赋，虽多虚辞滥说，而意存讽谏，非诞妄贡谀者比；魏晋而降，竞以辞胜夸过其理，与文以载道之旨远矣；然采不滞骨，炼不伤神，峭奇淡宕，清丽芊绵，各极其胜，文人之文，要亦未可厚非。本编所选，上起两汉，下迄六朝，凡有功世道之作，妃黄俪白之篇，有美必收，各体具备，在今之时代，此等文字，于社会潮流，固似可摈，而探稽古籍，取法乎上，亦未能偏废，学者各就其意读之可也。选注既竟，因书数言于简端。

臧励龢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