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医药学的相通相应

马克思在后来的理论创造中，凡是涉及人，涉及人的生命，涉及人的生命本质的重要判断，都与中医药科学相一致；马克思认识人的生命的哲学基础、思维方法也与中医药科学相一致。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方面，关于中医药科学的主题——人的生命。《黄帝内经》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记叙了黄帝和岐伯等几位臣子共同讨论的970多个问题。这两个部分的第一个问题都是从人的生命出发提出来的。《素问》的第一个问题是，黄帝问天师岐伯：“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这是说人的寿命、生命。《灵枢》的第一个问题也是黄帝问岐伯：“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这是说人的健康与疾病。《素问》和《灵枢》中的其他问题都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的、深入的。所以，我们说“探索人的生命”是中医药科学的主题，这是我们的祖先从探索人的生命开始，到医家之宗《黄帝内经》形成，直到今天，贯穿始终的。

我们再看马克思、恩格斯是怎么说的。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了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12年版，第1卷，第146页）在这里，请大家注意“第一个前提”“第一个事实”和“个人的肉体组织对其他自然的关系”这三个概念。接着，马克思、恩格斯又说：“一但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12年版，第1卷，第147页）就人的生命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个人的肉体组织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和人们与动物分离、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些重要观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进一步作了分析，他说：“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他们的影响下……脑髓和为它服务的器官，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过来对劳动和语言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愈来愈新的推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3～514页）恩格斯特别指出，“这种进一步的发展，并不是在人最终同猿分离时就停止了，而是整个说来，仍然大踏步的前进。”“这种发展一方面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更确定的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2页）也就是说，人的生命，这个人类社会存在的“第一个前提”，与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始终是融为一体的；始终像一整块钢铁，维护着人类社会的存在，推动着人类社会发展。有了人的生命力，才会有生产力，才会有创造力，才会有战斗力，才会有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推动力。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我们明确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生命、对人的肉体组织、及与其他自然关系的一系列论述，与我们的祖先早期对中医药的探索、实践是完全一致的；与两千年前《黄帝内经》的论述是完全一致的；与中医药科学的主题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个方面，关于对人的根本、人的本质的认识。马克思提出了两个重要命题。一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这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12年版，第1卷，第10页）二是“人的本质，就其现实性来说，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12年版，第1卷，第135页）马克思的这两部著作，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对费尔巴哈机械唯物主义哲学经扬弃后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基之作。其思想、观点都十分重要。马克思说“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什么是“人本身”？无非是人的肉体组织和人的精神，即形与神两个方面。什么是人的本质？马克思从人的现实存在出发，说“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按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人的自然界”的思想，这里说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应当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方面的关系。

关于人的根本，在《黄帝内经》之前问世的《难经》中，就有明确判断：“气者，人之根本也。”通观《难经》全篇，这里所说的“气”，是指天地自然之气、人的精神之气和脏腑之气。《黄帝内经》进一步从人的精神和肉体组织，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种关系中对人的生命、人的健康、人的疾病做了深刻的阐述和说明。

例如，在《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对“圣人”“真人”“至人”“贤人”的论述；在《素问·平人气象论》《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等篇章中，对人的整体论述；在《素问·宝命全形论》中，对“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的重要判断；及《黄帝内经》中形成的藏象学说、气血津液学说、经络学说、病因病机学说等，都是对“人本身”的深入分析和说明；都是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互关系中，对人的本质的深入分析和说明。由此可见，关于人的根本、人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黄帝内经》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

第三个方面，关于中医药科学的哲学思想、思维方法。人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人的生命活动、人的生老病死是怎么回事？不同的哲学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思维方式有不同的解释。那么，我们看中医药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怎样认识的。

我们首先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认为，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且是积极的能动的反映。它把实践的观点，提到人获得正确认识的第一重要地位。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从实践中产生，随实践而发展；认识的目的是实践，认识的真理性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和证明；同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还认为，人的认识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再从理性到实践的辩证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不断提升、不断深化、永不停止的。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一个精辟的概括，就是“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的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第285页）所以，坚持实践第一，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基本标志。

我们再看中医药科学的认识过程。在各种版本的中国古代史和中医药史中，都有引用于《帝王世纪》《淮南子》《通鉴外记》《搜神记》《路史》等各种古籍中记载的事实，即神农、黄帝、炎帝、伏羲等中华先祖“尝味百草”，“尝百草之滋味”，“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毒及寒温气味所生”。在这里，什么是“尝”？“尝”什么？为什么“尝”？仔细品读古籍，“尝”，就是先祖们的实践活动；“尝”的对象，是自然界客观存在的百草，是百草的毒性和气味；“尝”的目的是“令民知其避就”。这是就中药知识起源的古籍记载，是大家的共同认识。这个共识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尝百草”以后，经过漫长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散见于《战国策》《韩诗外传》《韩非子》《史记》《说苑》《列子》，以及《难经注》等史料中，先后记载了名医扁鹊学医、行医的情况和贡献。概括起来，有五件事、五个方面。一是扁鹊担任“舍长”时，随长桑君潜心学医，修练十年，是学而知之，而不是假借“神灵”。二是扁鹊诊赵简子病（“赵简子为大夫，专国事”患病五日不醒），扁鹊用脉诊诊断、治疗，“血脉治也”，而不是用“驱鬼神”的办法。三是扁鹊治虢太子的尸厥病，面对七嘴八舌的议论、刁难，开诚布公，望、闻、问、切，用针灸砭石汤药综合治疗，使太子起死回生。四是扁鹊治齐桓公病，不趋炎附势，而是一步一步揭示了疾病由浅入深的过程（病在腠理、在肌肤、在肠胃、在骨髓），并总结出了包括“信巫不信医”在内的“六不治”原则。五是扁鹊广行邯郸、洛阳、咸阳各地，“随俗为变”，行医治病，而不是像巫医那样“居庙堂，事鬼神”。古籍所记载的有关扁鹊的这些事实说明，在古代中医药产生发展的漫长历程中，像扁鹊这样的“真正的医生”，以自己的智慧和生命，把中医学根植在唯物主义的肥田沃野之中，接地气，受滋养。奠定了中医药科学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

中医药科学的唯物主义基础，在《黄帝内经》中，进一步系统化了，理论化了。首先是书名，《素问》，如全元起所说：“素者，本也。问者，黄帝问岐伯也。方陈性情之源，五行之本。”又如林亿所说：“黄帝问此太素，质之始也。”《灵枢》则如马莳所说：“以枢为门户，闔辟所系，灵乃至圣至元之称。”这些都是真实的概括、准确的表达。

其次，关于全书的内容，从唐代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到我们的教材《内经选读》，历经各代医家注释、分析、研究、归纳，形成了基本一致的认识，就是《黄帝内经》涉及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机、病症、诊法、论治、养生共八类。为便于记忆，可以总结为这样十句话：

·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整体观念；

·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本原思想；

·阴阳五行、生生不息的哲学基础；

·司外揣内、功能为要的藏象学说；

·无形有象、煦濡生命的气血津液；

·贯通全身、以决生死的经络腧穴；

·察源循理、整体辨证的病因、病机；

·四诊八纲、注重分析的辨证论治；

·顺应自然、抱朴守真的养生原则；

·躬行大道、“三治”同理的杰出功能。

在这些内容中，鲜明地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对《黄帝内经》之前中医药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就是中医药学对自然规律、对人体自身生命规律的客观认识。在《黄帝内经》各项内容的论述中，鲜明的唯物主义特征是很突出的。

如《素问·五脏别论》明述：“凡治病必察其上下，适其脉候，观其志意与其病能。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素问·宝命全形论》强调：“若夫法天则地，随应而动，和之者若想，随之者若影，道无鬼神，独来独往。”

再如《黄帝内经》对人体的骨度、脉度、脏度、肉度、筋度、腧度的观察和描述，至今仍令人称奇；对望、闻、问、切的具体内容和态度，对医生的学识、品德、作风的要求，至今仍不过时。

还有，《黄帝内经》对于待人、诊病不从实际出发，粗枝大叶，“蒙愚以惑”的“粗工”作风，用了很大篇幅列举表现，陈述危害，提醒人们警惕和纠正。这些内容，在《素问·疏五过论》《素问·征四失论》和《灵枢·五禁》中，都讲得很深刻、很生动。

以上我们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医药科学的相通相应。我们再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

首先是中医药科学的阴阳五行学说。这是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基本理论。阴阳概念发端于太阳月亮、白天黑夜、男人女人、生长收藏、水火万象等这些大自然的基本存在。并随着大自然的运动，阴阳的内涵和相互关系不断变化，大至至大，小至至小。我们的祖先对如此宏大、繁多、精细的自然界，用“阴阳”二字予以概括，实在是大智慧。在《黄帝内经》的《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从生命科学的角度对阴阳作了这样的论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故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寒极生热，热极生寒。寒气生浊，热气生清。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胀。此阴阳反作，病之逆从也。”这里既说明了阴阳的重要地位，又说明了阴阳与人体健康、与治疗疾病的密切关系。

五行，则发端于人们对一年四季和长夏的认识。春生、夏长、长夏化、秋收、冬藏，在人们头脑中产生了相对应的木、火、土、金、水五行。进而从年复一年的季节循环中，认识到了五行的相互关系，认识到了它的普遍意义。中医药科学通过对这些思想的阐述，进一步从人的脏腑功能出发，运用阴阳五行学说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体脏腑之间的关系。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是我们的祖先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表达的是阴阳五行的客观属性，是事物的普遍联系，是不断的运动变化。这正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

再是中医药科学的特点。从《黄帝内经》问世至今两千多年来，人们对中医药科学的特点形成了两点共识：一是整体观念，一是辨证论治。在李经纬教授主编的《中医大辞典》中，对这两个特点做了明确介绍。中医学的这两个特点与唯物辩证法的相通相应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一切事物有其共同的发展规律，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决定主观世界的发展规律。显然，这与中医药科学“把人体内脏和体表各部组织、器官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把人的健康或疾病与四时气候、地土方宜、环境等因素的变化相联系，“既强调人体内部的协调完整性，也重视人体和外界环境的统一性”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中医药科学把唯物辩证法“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这一观点表达得淋漓尽致。

第二，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运动、变化，都是对立统一的，都有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其中，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大家都知道，中医诊断中的四诊八纲、辨证辨病，以及各种治疗方法，都是在认识人的生命状态，人的肉体组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对立统一关系；都是在认识影响人的生命状态、健康情况的内因和外因；都是通过具体病人、具体病证的内因外因，寻求人的肉体组织、人体自身与自然、与社会平衡和谐的方法。

当然，在中医的病因病机学说中，还有宋代陈言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提出的“不内外因”，列举了“饮食饥饱、叫呼伤气、乃至虎狼毒虫、金疮踒折、疰忤附着、畏压溺等，有悖常理”的不内外因。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则将痰饮、水湿、瘀血、结石也归于这一类。从诊断、治疗疾病的需要出发，这样分类是有道理的。但从哲学的角度看，仍在内因、外因范畴之内。

第三，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运动、变化都体现出三个基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中医的辨证论治可以说是对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的最好说明。对立统一规律，我们已经谈到了，随处存在。量变质变规律表现在中医的六经传变理论、病因病机学说，以及对疾病的治疗过程中，哪一条都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否定之否定规律，最直接的说明就是，疾病是对健康的否定，治愈和恢复健康又是对疾病的否定。总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任何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任何一个病人的治疗过程，都不会脱离这三大规律。

第四，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把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一般和个别的关系称为唯物辩证法的精髓。毛主席明确指出：脱离了它，就等于脱离了唯物辩证法。构成自然界统一体的万事万物，各有特性。在中医药科学中，林林总总的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药性各不相同。千千万万的医疗对象，情况各不相同。个性化诊断治疗正是中医临床诊断与治疗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课堂上，老师们既教授我们基本理论，又不断引导我们将具体病症与诊断、用药、选穴、组方、治疗相结合；在临床实践中，老师们力求让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这都是在把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道理，贯穿在中医药科学的方方面面，贯穿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关系处理得好，结合得好，就有疗效，就是成功，就是创造。

以上说明，中医药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相应，内容很丰富，特点很鲜明。马克思主义为中医药科学提供了现代的理论依据，中医药科学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历史的生动说明。这个道理，客观地包含在中医药科学体系之中。近一百年前，中医界的老前辈、著名国学家恽铁樵、杨则民老先生先后在其专著《群经见智录》和《〈内经〉之哲学检讨》中，从中医学术角度做了系统说明。我听过的十多门、十几名老师的课程中，学习的教材中，还有钱超尘钱教授、张其成教授等多次辅导，都使我深切感受到，中医药学专业的课程既是专业课，又是中国传统文化课，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课。

在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医药科学的形成相差了1800多年。《黄帝内经》产生时，远远没有马克思，也没有资料说明马克思读过《黄帝内经》。那么，为什么两者的哲学基础、两者的生命观如此相通呢？这就是两者都具有习近平总书记所揭示的，“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游荡。”这个幽灵，除思想影响以外，为什么没有在欧洲落地，却在中国取得了胜利？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就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多彩、开放和包容品质。我们看，我国最早认识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梁启超，接着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都是国学大家。当然，梁启超后来主张君主立宪，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对中医药多有微词，这有复杂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但他与陈独秀、李大钊率先介绍马克思主义到中国，这是历史事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发展、进步，这是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