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附子的药用历史

附子的应用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国语·晋语》中就有“骊姬受福，乃置鸩于酒，置堇于肉”的记载，贾逵注“堇，乌头也”。西汉时期的《淮南子》中载：“天下之物，莫凶于鸡（奚）毒。”《广雅》载：“奚毒，附子也。”《淮南子》还载“天雄、乌喙，药之凶毒也，良医以活人”，已经认识到天雄、乌喙为凶毒之药，也是治病救命之药。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的《五十二病方》记载有乌喙的方剂10首，如“痈肿者，取乌喙、藜芦……以熨肿所”，按其文字，当是将鲜乌头捣碎外敷以消肿止痛，但是未见乌头、附子之名，可见当时是乌头与附子混用的。附子一名最早出现于西汉史游编写的《急就篇》中，书中有“牡蒙甘草菀藜芦，乌喙附子椒芫华”的记载。

一、汉唐时期药用历史

（一）汉代

《范子计然》载“乌头，出三辅（今陕西中部地区），中白者，善”；“附子出蜀武都，中白色者善”，最早指出四川是附子的道地产区。《武威汉代医简》收载有乌头类药物的方剂达10首，其中用附子的方剂6首，用乌喙和天雄的方剂各1首，同时用乌喙和附子的方剂2首。可见在这一时期，附子与乌头明确分为两种药物了。

附子作为药物，始载于东汉末年的《神农本草经》（以下简称《本经》）。该书托名“神农”所作，实则是众医家集秦汉及之前的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反映了东汉以前的药物学成就，是研究汉代乃至以前中医药发展的基本史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本经》共载药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书中所载的药物如补气的人参、黄芪，清热的黄连、石膏，解表的麻黄、桂枝，祛寒的附子、吴茱萸等仍沿用至今，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书中记载附子“味辛，温。主风寒咳逆，邪气，温中，金创，破癥坚积聚，血瘕，寒湿，踒躄，拘挛，膝痛不能行步”。附子性燥烈有毒，但能通行十二经，峻补下焦元阳，有起死回生之效。但因附子“多毒，不可久服”而被列为下品。凡在《本经》中被列为下品之药，大多是因其毒性。而后，在历代本草著作中多收载附子，附子之毒性是历代医家在漫长的中药临床应用过程中逐渐发现的。自《本经》记载附子性味和主治病症开始，《名医别录》和《本草经集注》则明确指出附子“有大毒”，而医圣张仲景首开有毒中药辨证论治之先河，《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应用乌头和附子治病的方剂达几十首。虽然对于附子毒性的认知在历代本草的记载中不尽一致（表1-1），但随着历代医家和民间的广泛应用，附子逐步发展为最有名的毒剧中药材。纵观附子的药用历史，其作为“回阳救逆第一品药”，在临床上治疗亡阳证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亦被后世医家誉为“补先天命门真火之第一要药”。

与《本经》同时期的《伤寒杂病论》是由张仲景所著，是现存最早的辨证论治专著。该书对附子的应用在《本经》的基础上有所拓展，附子作为常见的温里药在《伤寒杂病论》中的使用频率较高，含附子的方剂包括以附子为主药、辅药和原方加减药物等几大类，共有36方，如著名的有“四逆汤”“白通汤”“附子汤”“附子理中汤”等，张仲景对附子的应用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并首创生用、炮用，生熟异治。

在秦汉时期，我国的物质文明及科技发展快速，乌头、附子的应用比之前广泛。汉代贾逵所著的《春秋左氏传解诂》中已明确记载：“堇，即乌头也。”“堇”字发音在古代和“艮”字的发音相同，至汉代又写成“艮”或“茛”，与现代药典记载的附子属于毛茛科相对应。随着附子药用历史的发展，尤其是在西汉前期通过“文景之治”使我国综合国力得到提升，农业在当时作为我国支柱产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中药材也从野生需求向栽培发展。

（二）魏晋南北朝

魏晋时期的《吴普本草》中记载：“乌头一名堇，附子一名茛。”据考古学研究及历史文献考证可知在我国本草著作出现以前，乌头以“堇”的名称出现在我国甲骨文中，意为“天降的灾难”，由此可见古人也曾意识到乌头类药物的剧毒性。《吴普本草》中还记载：“附子，或生广汉。乌头，正月始生，叶厚，茎方，中空，叶四四相当，与蒿神似。”但因乌头属植物的叶互生，与此文中描述的“叶四四相当”不符，故该文记载的究竟是何种植物仍有待考证。

南北朝陶弘景所著的《名医别录》中记载：“附子，生犍为及广汉东……乌头，生郎陵，天雄，生少室。”由此可见，在《名医别录》中区分了附子、乌头、天雄的产地。书中还记载：“附子味甘，大热，有大毒。主治脚疼冷弱，腰脊风寒，心腹冷痛，霍乱转筋，下痢赤白，坚肌骨，强阴。又堕胎，为百药长。生犍为及广汉。八月采为附子，春采为乌头（地胆为之使。恶蜈蚣，畏防风、甘草、黄芪、人参、乌韭，大豆）。”关于附子的采收季节，后世记载不一，《新修本草》中作“八月”，其他各本作“冬月”。《急就篇》王应麟注云：“冬月采为附子，春月采为乌头。”

东晋医家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中记有三建汤。“三建”即堇、茛、建，分别指乌头、附子及天雄。乌头、附子、天雄均产于建平，故名。此“三建”的说法在晋末时期的文学家谢灵运所著的《山居赋》诗文中可得到明确验证，相关原文记载于《宋书·谢灵运传·山居赋》中“二冬并称而殊，三建异形而同出”，意为“三建即乌头、附子、天雄，异名同出”。其后历代医家对附子、乌头和天雄有不同的描述。韩保昇认为乌头旁如芋散生者为附子。

由陶弘景所著的《本草经集注》记载“乌头与附子同根”，即阐明了因附于乌头之根而得名“附子”，且在《本草经集注》中被陶弘景称为“百药长”。《本草经集注》虽然体例完备，内容丰富，但关于附子的某些说法仍为后世众多医家所诟病，如其记载：“天雄似附子，细而长者便是，长者乃至三四寸许，此与乌头、附子三种，本并出建平，谓为三建。今宜都佷山最好，谓为西建。钱塘间者，谓为东建，气力劣弱，不相似，故曰西水，犹胜东白也……凡此三建，世中乃是同根，而《本经》分生三处，当各有所宜故也。方云：少室天雄，朗陵乌头，皆称本土，今则无别矣。少室山连嵩高，朗陵县属豫州，汝南郡今在北国。”由此可见，陶弘景将乌头属药物的产地分为建平、西建宜都、东建钱塘三处，但在后来的《新修本草》和《益部方物略记》中都否定了这一说法。有学者分析其原因，认为与陶弘景所处时代有关。南北朝时期，政局的对峙造成交通不便，而陶弘景为南朝梁时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未能实地考察川产乌头，因此，他在书中记载的为南朝所处疆域范围内的乌头。对此，陶氏本人也曾遗憾地感叹道：“假令荆益不通，则全用历阳当归、钱塘三建，岂得相似。”在后人所著的《新修本草》中有云：“江南来者，全不堪用。陶以三物俱出建平故名之，非也。”综上所述，唐代以前的本草著作记载的乌头类药物的基原植物分布广泛，在今四川、陕西、河南、安徽、湖北、浙江等地均有，但道地产区在此时还未得到公认。

（三）唐代

唐代的经济繁荣，交通便利，为中药材在全国范围内的运输与贸易提供了条件，附子的种植也得到了发展。唐显庆二至四年（657—659），苏敬等人编著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本草《新修本草》。该书以《本草经集注》为蓝本，其中记载：“天雄、附子、乌头等，并以蜀道绵州、龙州出者佳。”由此可见，当时的官方已明确指出蜀道绵州、龙州已确立为附子的道地产区。《新修本草》为唐代官方组织编写，因此有条件在全国范围内比较乌头类药物的优劣：“天雄、附子、乌头等，并以蜀道绵州、龙州出者佳。余处纵有造得者，气力劣弱，都不相似……若当阳以下，江左及山南嵩高、齐鲁间，附子时复有角如大豆许。夔州以上剑南所出者，附子之角，曾微黍粟，持此为用，诚亦难充。比来京下，皆用细附子有效，未尝取角，若然，方须八角附子，应言八角侧子，言取角用，不近人情也。”由此可见，唐代医家通过对比各地的乌头类药物确认了川产乌头类药物的道地性，其余各地的乌头类药物“气力劣弱”，即疗效较差。

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自创温脾汤以发挥温补脾阳、攻下冷积之功，其中就以附子之大辛大热温壮脾阳、解凝散寒，是附子临床应用的一个创新。

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还对于附子、乌头等的炮制作出总结：“凡汤丸散，用天雄、附子、乌头、乌喙、侧子，皆煻灰炮令微坼，削去黑皮乃称之。惟姜附汤及膏酒中生用，亦削去皮乃称之，直理破作七八片。”此后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亦以绵州、龙州的附子为道地，并首创附子的蜜炙法。

《雷公炮炙论》从药材形状方面对附子、乌头等加以区分：“有乌头、乌喙、天雄、侧子、木鳖子（漏篮子）。乌头少有茎苗，长身乌黑，少有旁尖；乌喙皮上苍，有大豆许者孕八九个周遭，底陷，黑如乌铁；天雄身全矮，无尖，周匝四面有附孕十一个，皮苍色，即是天雄；并得侧子，只是附子旁，有小颗附子如枣核者是；木鳖子只是诸喙、附、雄、乌、侧中毗槵者，号曰木鳖子，不入药中用，若服，令人丧目。若附子，底平，有九角，如铁色，一个个重一两，即是气全，堪用。”

二、宋元时期药用历史

（一）宋代

在宋代，附子的应用更加广泛，有关附子的创新方面也在不断增多。陈自明的《妇人良方大全》中以参附汤为回阳固脱的代表方，抢救心力衰竭。在宋代官方药事机构编著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收载的附子方非常多，如三生饮，由附子、川乌、天南星、木香等组成，为治疗中风偏瘫之名方。

宋代范成大编撰的《范成大笔记六种·桂海虞衡志》中有关于附子治瘴气的记载：南方一年四季都有瘴气，“瘴者，山岚水毒，与草莽沴气，郁勃蒸熏之所为也……一岁无时无瘴，春日青草瘴，夏日黄梅瘴，六七月日新禾瘴，八九月日黄茅瘴。土人以黄茅瘴为尤毒。”治疗瘴气最实用的方法，“其中人如疟状，治法虽多，常以附子为急须，不换金、正气散为通用”。是用附子为君药，外加不换金正气散疏散湿气、暑气。

在本草学方面，宋代《本草图经》中记载乌头类药物最为丰富，可分为以下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其产地的描述。《本草图经》载：“乌头、乌喙，生朗陵山谷。天雄生少室山谷。附子、侧子生犍为山谷及广汉，今并出蜀土。”“绵州彰明县（四川江油）多种之，惟赤水一乡者最佳。”这一记载进一步确定了四川出产的乌头类药物的道地性。第二部分是对乌头类药物原植物形态的描述。《本草图经》载“其苗高三四尺以来，茎作四棱，叶如艾，花紫碧色作穗，实小紫黑色如桑椹”，并在书中附图。第三部分是乌头类药物的种植文献。《本草图经》载：“绵州彰明县多种之，惟赤水一乡者最佳，然收采时月与《本经》所说不同。盖今时所种如此。其内地所出者，与此殊别，今亦稀用。”“然四品（乌头、附子、天雄、侧子）都是一种所产，其种出于龙州。种之法：冬至前，先将肥腴陆田耕五七遍，以猪粪粪之，然后布种，逐月耘耔，至次年八月后方成。”“本只种附子一物，至成熟后有此四物。”由此可见，乌头类药物在四川绵州彰明县已广泛种植，由“本只种附子一物，至成熟后有此四物”可知，当时已采用无性繁殖的栽培技术，这在其后的《本草原始》中也得到验证。

北宋元祐七年（1092），由陈承编著的《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记载：“但天雄者，始种乌头，而不生诸附子、侧子之类，经年独生，长大者是也。蜀人种之忌生此，以为不利。”中药材品种及其名称随着历史的演变和推进而开始变得丰富多样，而天雄之名也与那个时期的皇室成员信奉黄老传说有关系。

北宋蜀医唐慎微编撰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为本草著作之集大成者，此后北宋大观、政和及南宋绍兴年间翻新本草著作，莫不据此为蓝本，对附子均有记载，如《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曰：“附子、乌头、天雄、乌喙、侧子五物者今并出蜀土，都是一种所产，其种出于龙州（今四川平武县）。”据史料记载，“绵州故广汉地，领县八，惟彰明（今江油市）出附子，彰明领乡二十，惟赤水、廉水、会昌、昌明（均属今四川江油市太平镇，位于涪江两岸）产附子……凡上农夫岁以善田代处，前期辄空田，一再耕之，莳荠麦，若巢縻其中，比苗稍壮，并根叶耨覆土下，复耕如初，乃布种。每亩用牛十耦，用粪五十斛，七寸为垄，五尺为符，终亩为符二十，为垄千二百，垄纵符衡，深亦如之。又以其余为沟为涂，春阳愤盈，丁壮毕出，疏整符垄，以需风雨。风雨过时辄振拂而骈持之，既又挽草为援，以御烜日，其用工力，比他田十倍，然其岁获亦倍称，或过之。……（其种）出龙安及龙州、齐归、木门、青塠（堆）、小平者良，其播种以冬尽十一月止，采撷以秋终尽九月止。其茎类野艾而泽，其叶类地麻而厚，其花紫、叶黄，蕤长包苞而圆盖……附子之色，以花白为上，铁色次之，青绿为下……按本草经及注载附子出犍为山谷及江左、山南嵩高、齐鲁间，以今考之，皆无，有误矣。”其记载内容与《本草图经》中的内容基本一致。现今附子主要分布于我国的四川和陕西等地。四川江油的附子栽培历史最悠久，生产种植、加工技术精湛。据《江油县志》记载，附子在江油人工栽培历史已1100余年。

此后，北宋彰明知县杨天惠的《彰明附子记》一书，更详细地记载了附子的栽培状况，比较系统地叙述了该县种植附子的具体地域、面积、产量，以及有关耕作、播种、管理、收采加工、品质鉴定等的成套经验，被认为是研究乌头、附子名实的重要资料。自此，历代均以江油为附子道地产区。杨天惠《彰明附子记》原文如下。

绵州故广汉地，领县八，惟彰明出附子。彰明领乡二十，惟赤水、廉水、会昌、昌明宜附子。总四乡之地，为田五百二十顷有奇，然秔稻之田五，菽粟之田三，而附子之田止居其二焉。合四乡之产，得附子一十六万斤已上，然赤水为多，廉水次之，而会昌、昌明所出微甚。

凡上农夫岁以善田代处，前期辄空田，一再耕之，莳荠麦，若巢縻其中，比苗稍壮，并根叶耨覆土下，复耕如初，乃布种。每亩用牛十耦，用粪五十斛，七寸为垄，五尺为符，终亩为符二十，为垄千二百，垄纵符衡，深亦如之。又以其余为沟为涂，春阳愤盈，丁壮毕出，疏整符垄，以需风雨。风雨过时辄振拂而骈持之，既又挽草为援，以御烜日，其用工力，比他田十倍，然其岁获亦倍称，或过之。

凡四乡度用，种千斛以上。种出龙安及龙州、齐归、木门、青塠（堆）、小平者良，其播种以冬尽十一月止，采撷以秋尽九月止。其茎类野艾而泽，其叶类地麻而厚，其花紫、叶黄，蕤长苞而圆盖，其实之美恶，视功之勤窳。以故富室之人常美，贫者虽接畛，或不尽然。

又有七月采者，谓之早水，拳缩而小，盖附子之未成者。然此物惟畏恶猥，多不能常熟。或种美而苗不茂，或苗秀而实不充，或已酿而腐，或已暴而挛，若有物焉阴为之，故园人将采，常祷于神，或目为药妖云。

其酿法，用醯醅安密室淹覆，弥月乃发，以时暴凉，久乃干定，方出时其大有如拳者，已定辄不盈握，故及两者极难得。盖附子之品有七：实本同而末异，其初种之化者，为乌头；附乌头而傍生者，为附子；又左右附而偶生者，为鬲子；又附而长者，为天雄；又附而尖者，为天锥；又附而上出者，为侧子；又附而散生者，为漏篮。皆脉络连贯，如子附母，而附子以贵，故独专附名，自余不得与焉。

凡种一而子六七以上，则其实皆小；种一而子二三，则其实稍大；种一而子特生，则其实特大，此其凡也。附子之形，以蹲坐正节、角少为上，有节、多鼠乳者次之，形不正而伤缺、风皱者为下。附子之色，以花白为上，铁色次之，青绿为下。天雄、乌头、天锥以丰实盈握为胜，而漏篮、侧子，园人以乞役夫，不足数也。大率蜀人饵附子者少，惟陕辅、闽、浙宜之，陕辅之贾才市其下者，闽、浙之贾才市其中者，其上品则皆士大夫求之，盖贵人金多喜奇，故非得大者不厌。然土人有知药者云：小者固难用，要之半两以上皆良，不必及两乃可。此言近之。

按本草经及注载附子出犍为山谷及江左、山南嵩高、齐鲁间，以今考之，皆无，有误矣。又云：春采为乌头，冬采为附子。大谬。又云：附子八角者良，其角为侧子。愈大谬，与余所闻绝异，岂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者类耶！

按照《本草图经》《彰明附子记》《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所描述的植物形态，以及主产地四川栽种习惯，结合所附“龙州乌头”图，基本上可以确定即是A.carmichaelii Debx.。而这一品种的乌头因主产于四川，故也被称为“川乌”，其子根经特殊工艺处理后作为附子药材的唯一正品来源，即今天《中国药典》所收载的附子品种。而历代本草书籍所载的乌头、附子、天雄、天锥、侧子、鬲子、漏篮子等都是同一植物根部的不同部位，并不是因采集时间不同而出现的不同药名，现代中医临床基本上只用川乌、附子和天雄三味药了。

（二）辽夏金元

《汤液本草》由元代王好古所撰，书中记载：“黑附子，气热，味大辛，纯阳。辛、甘，温，大热。有大毒。通行诸经引用药。入手少阳经三焦、命门之剂。《象》云：性走而不守。亦能除肾中寒甚，白术为佐，名术附汤，除寒湿之圣药也，湿药中少加之，通行诸经引用药也。治经闭。慢火炮。《珍》云：治脾湿肾寒。《本草》云：主风寒咳逆邪气，温中，金疮，破癥坚积聚，血瘕，寒湿痿躄拘挛，膝痛脚疼，冷弱不能行步，腰脊风寒，心腹冷痛，霍乱转筋，下利赤白，坚肌骨，强阴，堕胎，为百药之长。《液》（指《汤液本草》）云：入手少阳三焦、命门之剂，浮中沉无所不至。附子味辛大热，为阳中之阳，故行而不止，非若干姜止而不行也。非身表凉而四肢厥者，不可僭用。如用之者，以其治四逆也。《本草》又云：地胆为之使，恶蜈蚣，畏防风、黑豆、甘草、黄芪、人参。冬月采为附子，春月采为乌头。”

《本草衍义补遗》是元代朱震亨撰著的一部本草类中医著作。他在书中详细介绍用小便炮制附子的方法，指出：“凡乌、附、天雄，须用童子小便浸透煮过，以杀其毒，并助下行之力，入盐少许尤好。或以小便浸二七日，拣去坏者，以竹刀每个切作四片，井水淘净，逐日换水，再浸七日，晒干用。”

《本草发挥》由元末明初医家徐彦纯编著。徐氏集朱震亨、成无己、王海藏等诸家之言，订说补缺，汇粹成编。书中记载着众多医家对附子的论述：“成聊摄云：附子之辛温，固阳气而补胃。又云：湿在经者，逐以附子之辛热。又曰：辛以散之，附子之辛以散寒。洁古云：黑附子，其性走而不守，亦能除肾中寒甚。以白术为佐，谓之术附汤，除寒湿之圣药也。治湿药中宜少加之，通行诸经，引用药也，及治经闭。《主治秘诀》云：性大热，味辛、甘，气厚味薄，轻重得宜，可升可降，阳也。其用有三：去脏腑沉寒一也，补助阳气不足二也，温暖脾胃三也。然不可多用，慢火炮制，去皮脐用。又云：附子，热气之厚者，乃阳中之阳。故经云发热，又云非附子不能补下焦之阳虚。”

三、明清时期药用历史

（一）明代

明清时期，对于附子的品种、炮制和应用的论述更加丰富，认识也更加深刻。如附子的炮制，明代开始采用多种辅料共制，即对盐、甘草、童便、生姜、防风、黄连、黑豆、米泔等辅料进行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组合使用。如《本草蒙筌》载：“先将姜汁、盐水各半瓯，入砂锅紧煮七沸，次用甘草、黄连各半两，加童便缓薄锉，仍文火复炒，庶劣性尽除。”其炮制工艺甚为复杂。

明代《本草纲目》中记载了附子之名的由来：“初种为乌头，象乌之头也。附乌头而生者为附子，如子附母也。乌头如芋魁，附子如芋子，盖一物也。别有草乌头、白附子，故俗呼此为黑附子、川乌头以别之。诸家不分乌头有川草两种，皆混杂注解，今悉正之。”书中并对附子、乌头的品种进行了记载：“乌头有两种：出彰明者即附子之母，今人谓之川乌头是也。春末生子，故曰春采为乌头。冬则生子已成，故曰冬采为附子。其天雄、乌喙、侧子，皆是生子多者，因象命名，若生子少及独头者，即无此数物也。其产江左、山南等处者，乃《本经》所列乌头，今人谓之草乌头者是也。故曰其汁煎为射罔。陶弘景不知乌头有二，以附子之乌头注射罔之乌头，遂致诸家疑贰，而雷敩之说尤不近理。”

明代的《名医类案》中还有关于附子药用的一些思考：“滑伯仁治一人病伤寒，他医皆以为痉证，当进附子，持论未决。伯仁切其脉，两手沉实而滑，四末觉微清，以灯烛之，遍体皆赤斑，舌上苔黑而燥如芒刺，身大热，神恍惚，多谵妄语。滑曰：此始以表不得解，邪气入里，里热极甚，若投附必死。乃以小柴胡剂，益以知母、石膏饮之，终夕三进。次日以大承气汤下之，调理兼旬而安。”从此伤寒病案的诊治过程可以看出：当时医家已经认识到附子的大热之性，用药需辨证论治，若患者表证不解，“邪气入里”则导致里热极甚，“投附必死”，这也是临床上应用附子应该注意的。

明代倪朱谟编纂的《本草汇言》言附子“回阳气，散阴寒，逐冷痰，通关节之猛药也。诸病真阳不足，虚火上升，咽喉不利，饮食不入，服寒药愈甚者，附子乃命门主药，能入其窟穴而招之，引火归原，则浮游之火自熄矣。凡属阳虚阴极之候，肺肾无热证者，服之有起死之殊功”。

《景岳全书》称附子为“乱世之良将”，将其与人参、熟地、大黄列为“药中四维”。并指出：“附子之性急，得甘草而后缓；附子之性毒，得甘草而后解；附子之性走，得甘草而后益心脾；附子之性散，得甘草而后调营卫。”对附子与甘草的配伍作用做了详细的论述。

明代陈嘉谟所著的《本草蒙筌》记载：“附子系乌头旁出，故附子佥名。”并且描述附子的性状：“皮黑体圆底平，山芋状相仿佛。”还详细记载了附子“畏人参、黄芪、甘草，并黑豆、乌韭、防风。恶蜈蚣，使地胆。种莳川蜀，蜀人春每种莳。冬月收采者汁全，顶择正圆，一两一枚者力大……凡和群药，可使通行诸经，以为四肢厥逆，去五脏沉寒。噤闭牙关，末纳鹅管吹入。红突丁毒，末调酽发肿，醋汁搅末敷患间。漏疮锉片如钱、封子不能补下焦阳虚，故八味丸加桂附，乃补肾经之阳……君术附汤内，散寒湿温脾。阴经直中真寒，姜附汤煎可御。此须生用，不在制拘。助甘缓参芪成功，健润滞地黄建效。内伤热甚，速入勿疑。此药治外感证，非遍身表凉，四肢厥者，不可僭用。”

《本草乘雅半偈》由明代卢之颐所撰，于清顺治四年（1647）刊行问世。释药354种，后于顺治十五年（1658）增释46种。书中记载：“出犍为山谷及少室，近以蜀道绵州、龙州者良。他处虽有，力薄不堪用也。绵州即故广汉，领县凡八，唯彰明出附子。”

明代缪希雍编著的《神农本草经疏》对附子的临床用药有独到见解，对后世影响较大。书中记载：“附子全禀地中火土燥烈之气，而兼得乎天之热气，故其气味皆大辛大热，微兼甘苦而有大毒，气厚味薄，阳中之阴，降多升少，浮中沉无所不至，入手厥阴、命门、手少阳三焦，兼入足少阴太阴经，其性走而不守，得甘草则性缓，得肉桂则补命门，《本经》主风寒咳逆邪气，寒湿踒躄，拘挛膝痛，脚疼冷弱，不能行步，以此诸病皆由风寒湿三邪客之所致也。邪客上焦则欬逆邪客，下焦则成踒躄、拘挛膝痛、脚疼冷弱、不能行步。此药性大热而善走，故亦善除风寒湿三邪，三邪去则诸证自瘳矣。癥坚积聚血瘕皆血分虚寒凝而不行所成，血得热则行，故能疗之。其主金疮亦谓金疮为风寒所郁击，血瘀不活之证，而非血流不止之金疮也。《名医别录》又主腰脊风寒，脚气冷弱，心腹冷痛及脾虚寒，客中焦为霍乱，客下焦肝肾之分为转筋，借诸补气药则温中，补血药则强阴、坚肌骨。火能消物，气性热极，入血善行，故善坠胎，为百药长，引参、术、黄芪、茯苓则温暖脾胃，除脾湿，祛肾寒，补下焦阳虚。”主要对《本经》和《名医别录》记载的附子应用进行了阐述，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二）清代

《医宗说约》由蒋示吉编写，夸赞附子药用如神，治疗背痛疗效佳：“背属太阳膀胱经，太阳气郁痛不行，通气防风汤可用，藁本羌活独活存，防芎一钱及甘蔓，生姜为引水煎成。身重腰沉加防己，脉迟附子药如神，二陈合治脉来滑，背心一点冷如冰，劳役过度常常痛，十全大补定功成。”

清代郑钦安所著的《医理真传》中有应用附子治头晕的记载：西砂（姜汁炒）一两，附子八钱，龟板二钱，甘草五钱，为“纳气归肾之法”，“无先天而后天不立，无后天而先天亦不生”。附子与炙甘草同用，体现了郑钦安的“伏火说”。清代见心斋主人撰写的方剂学著作《见心斋药录》于清光绪七年辛巳年（1881）刊行。该书记载了服用戒鸦片瘾之药如有腹痛，可用黑附子三钱和槟榔二钱煎煮服用。该书还记载用火莲丸治疗噎膈症，若食后常觉胸部闷胀，或吐出始爽，其大便常有原物不化者，加黑附子五分，东波蔻三粒，大麦芽五钱，煎汤下丸。

《神农本草经赞》为清代医家叶志诜所著。书中这样描述附子：“味辛，温。主风寒咳逆，邪气，温中，金创，破癥坚积聚，血瘕，寒热痿躄，拘挛，膝痛不能行步。生山谷。附母旁萌，严冬盈积。蹲坐形端，乳垂甄摘。力薄缩拳，侧生连脉。畏恶猥多，祷神祈获。”

《本经续疏》成书于清代，由邹澍撰写，全书共6卷，载药142种。全文以《本经》为经，以《名医别录》《唐本草》《本草图经》为纬，兼取《伤寒论》《金匮要略》《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书中的古方互相印证，逐味详释。其中载有“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成痹，其骤者，虽有水气，亦只可令从温泄，不得化水而泄，如白术附子汤证、甘草附子汤证、桂枝附子汤证是也。惟寒邪已与热搏，其势两不相下，兼有水停于中，是其趣向本亦将从水化，与夫痹已经久，但行于外而绝于中，则均当使其合一，就而下之，纵使小便不利，亦自能去”。

清代张志聪在《本草崇原》中记载：“附子味辛性温，生于彰明赤水，是禀大热之气，而益太阳之标阳，助少阳之火热者也。太阳阳热之气，不循行于通体之皮毛，则有风寒咳逆之邪气。附子益太阳之标阳，故能治也。”“凡人火气内衰，阳气外驰，急用炮熟附子助火之原，使神机上行而不下殒，环行而不外脱，治之于微，奏功颇易。”书中阐述了附子治病原理：“少阳火热之气，不游行于肌关之骨节，则有寒湿踒躄拘挛，膝痛不能行走之证。附子助少阳之火热，故能治也。癥坚积聚，阳气虚而寒气内凝也。血瘕，乃阴血聚而为瘕。金疮，乃刀斧伤而溃烂。附子具温热之气，以散阴寒，禀阳火之气，以长肌肉，故皆治之。”并指出四川出产的附子最为道地。“今陕西亦莳植附子，谓之西附，性辛温，而力稍薄，不如生于川中者，土浓而力雄也。”陕西出者名西附，四川出者名川附，相比之下，川附药力更强。

清代汪昂的《本草备要》载：“附子，大燥，回阳，补肾命火，逐风寒湿，辛甘有毒，大热纯阳。其性浮而不沉，其用走而不守，通行十二经，无所不至。能引补气药以复散失之元阳，引补血药以滋不足之真阴，引发散药开腠理，以逐在表之风寒（同干姜、桂枝，温经散寒发汗），引温暖药达下焦，以祛在里之寒湿（能引火下行，亦有津调贴足心者。入八味丸内，亦从地黄等补阴）。”

历代医家对附子的阐述可谓详尽细致，至清代末年，四川名医郑钦安更是开创了“火神派”，人称“姜附先生”，以善用附子而著称。“火神派”延续至今天，已成为现代中医临床上最善用附子的一个中医派别，因其临床疗效显著而受到欢迎。

四、近现代药用历史

近代名医裘庆元对附子的临床应用颇有经验，在其编纂的《本草秘本三种》中记载：“大黄黄连泻心汤证曰：心下痞，按之濡。泻心汤证曰：心气不足。附子泻心汤证曰：心下痞。”此即黄连与附子搭配治疗心悸。“麻黄附子细辛汤证，不具也。大黄附子汤证曰：胁上偏痛。桂姜草枣黄辛附汤证曰：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杯。”此即细辛与附子搭配治疗咳满、上逆或胁痛。又载：“小建中汤，《伤寒论》不备其证，是以世医不获方意，以为补剂，故其所施也，竟无效焉。”并认为“此方出自芍药甘草汤，故主治诸病腹拘急而痛者也，学者正焉。芍药甘草附子汤，其条特举恶寒之证，此附子之所主也，而脱芍药、甘草之所主治也；其用甘草者，治毒急迫也。其用芍药者，治拘挛也。然则拘挛、急迫而恶寒者，此汤主之。真武汤、附子汤特有生姜、人参之异，而所主治则颇异也。真武汤，苓、芍为主；而附子汤，术、附为主也。二方所主治，斯可以见也已。”附子逐水，治恶寒，身体、四肢及骨节疼痛或沉重，“桂枝附子去桂加术汤”条曰：一服觉身痹，半日许再服，三服都尽，其人如冒状，勿怪，即是术、附并走皮中，逐水气，未得除故耳。“乌头桂枝汤”条曰：初服二合，不知，即服三合，又不知，复加至五合。其知者，如醉状。得吐者，为中病也。认为“此二者，言附子逐水，瞑眩之状也。凡附子中病，则无不瞑眩，甚者脉绝色变如死人状，顷刻吐出水数升，而其所患者顿除也。余尝于乌头煎知之。附子逐水也，明矣”。

《医学南针》为民国沪上十大名医之一陆士谔先生的代表作品。书中有多首配伍附子的方剂。如桂甘姜枣麻辛附子汤：“桂枝、生姜（各三两），细辛、甘草、麻黄（各二两），附子（一枚，炮），大枣（十二枚），上七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黄，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二升，分温三服。当汗出如虫行皮中，即愈。师曰：寸口脉迟而涩，迟则为寒，涩为血不足。趺阳脉微而迟，微则为气，迟则为寒，寒气不足即手足厥冷，则营卫不利，营卫不利则腹满胁鸣相逐，气转膀胱，营卫俱劳。阳气不通即身冷，阴气不通则骨疼，阳前通则恶寒，阴前通则痹不仁。阴阳相得，其气乃行，大气一转，其气乃散。实则失气，虚则遗溺，名曰气分。气分，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盘，桂甘姜枣麻辛附子汤主之。”

近代兴起的火神派十分重视阳气，擅用附子，强调扶阳是火神派的理论核心，表现为广用、重用、早用、专用附子，其中以广用附子为必要条件，其余三者为或然条件。火神派以郑钦安为开山宗师，近现代的代表性人物有吴佩衡、祝味菊、范中林、刘民叔、戴丽三、唐步祺、周连三、李统华、曾辅民、卢崇汉、李可等，他们是在理论上推崇阳气，在临床上擅用姜、附等辛热药物的一个独特的医学流派，其中，尤以擅用附子为突出特点，乃至于诸多火神派大家被冠以“某附子”之类的雅号，如“吴附子”（吴佩衡）、“祝附子”（祝味菊），他们在附子临床应用上都有各自的特点。

附子现代临床应用越来越广泛，据初步统计，主要适应病症有200余种，主要包括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类风湿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坐骨神经痛、强直性脊柱炎、慢性肾炎、肾功能不全、糖尿病肾病、尿毒症、肾衰竭、肺心病等。附子温热性急，温壮脾肾之阳，可治肾虚脾损。但因附子属有毒之品，历代医家莫不对此敬畏有加，更有甚者，终身行医则终身视附子为“蛇蝎”，以致临床医生在使用附子时多持谨慎态度，而附子的“减毒增效”则是临床应用之首务。减毒增效规律包括以寒制热、以甘缓毒、以柔克刚、以守约行、调正抑毒等。以寒制热是中医阴阳对立制约理论指导药物配伍的重要原则。附子可与芒硝、葶苈子、大黄、黄连、栀子、木通等寒凉药配伍以制约附子的燥烈之性，如著名的大黄附子汤、附子泻心汤、温脾汤等均体现了“以寒热监制者，是用之而又畏之”的理论。以甘缓毒是指以甘味药的缓急解毒之性调和附子的峻猛燥烈之性，如附子配伍甘草、黑大豆、蜂蜜等甘润之品如甘草附子汤、四逆汤、附子粳米汤，均体现了“甘而和平，故能解毒；柔而濡泽，故能润燥”的原理。以柔克刚指配以枸杞子、地黄、山药、麦冬、天冬、白芍、阿胶等阴柔之品制约附子的燥烈之性，以防附子通行十二经而过度耗散阴津，如肾气丸、真武汤的应用均体现了“以柔克刚”的思想。以守约行指由于附子过于燥烈走散而“走而不守，行而不止”，应配伍干姜、炮姜等守而不走之品，抑制附子之过“行”，如四逆汤、干姜附子汤、乌梅丸等方剂均体现了以守约行的妙义。调正抑毒指附子之辛散走窜太过易耗散正气，使机体排毒耐毒之力减弱而更易中毒，因此需配伍人参、黄芪、甘草等甘补扶弱之品以调正固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中国药典》）是我国保证药品质量的法典。《中国药典》从1953年发布第一版至今，已有十一版。第一版没有收载中药，从第二版（1963年版）开始，历版药典均收载了附子。现行《中国药典》为2020年版，收载附子的3种炮制品饮片：黑顺片、白附片和淡附片。附子为毛茛科植物乌头Aconitum carmichaelii Debx.的子根的加工品。6月下旬至8月上旬采挖，除去母根、须根及泥沙，习称“泥附子”，可加工成“盐附子”“黑顺片”“白附片”。附子味辛、甘，大热，有毒，归心、肾、脾经。附子有回阳救逆、补火助阳、散寒止痛之功，用于治疗亡阳虚脱，肢冷脉微，心阳不足，胸痹心痛，虚寒吐泻，脘腹冷痛，肾阳虚衰，阳痿宫冷，阴寒水肿，阳虚外感，寒湿痹痛。此外，《中国药典》还详细记载了附子的鉴别、检查、含量测定、炮制等相关内容。

除了《中国药典》收载附子之外，不少省份的中药炮制规范都收载了附子品种，并介绍了各地不同的炮制方法。《中华本草》《全国中草药汇编》《中药大辞典》《新编中药志》等国内一些重要的本草专著都收载了附子，其内容大同小异。近年来，附子的临床应用比较普遍，因而出现了附子临床应用专著。如2006年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邢斌主编的《危症难病倚附子》就是以中药附子的现代临床运用为研究主题的中医药类学术专著。随着火神派的广受欢迎，有关火神派的附子专著也有出版，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组织编写出版了“火神派著名医家系列丛书”，如《祝附子——祝味菊》（2014年出版）、《擅用乌附——曾辅民》（2014年出版）、《吴附子——吴佩衡》（2017年出版）等，专门介绍火神派大家应用附子的经验。2008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侯大斌主编的《附子资源及遗传多样性研究》，是一本介绍附子种质资源及遗传多样性研究的专著。云南科技出版社于2013年9月出版的《附子》（云南名特药材种植技术丛书之一），是介绍附子种植技术的专著。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张世臣、李可主编的《中国附子》，是从附子的种植栽培、道地产区、炮制加工、化学成分、药理、毒理、药效、临床使用等方面进行客观总结的一本专著。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叶祖光主编的《有毒中药附子》，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彭成主编的《有毒中药附子、川乌、草乌的安全性评价与应用》，是专门介绍附子毒性成分、毒理作用及安全性评价方面的专著。

近年来，附子的研究与应用也越来越深入和广泛，无论是在药效与毒效成分、药理和毒理作用及机制、炮制减毒增效方面，还是在临床治疗疑难危急重症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附子将会为人类重大疾病的攻克，以及在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