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1]

一天，有这么一个人，他在发烧，吞服了一些金鸡纳霜。他手拿着一杯水，因为药苦难咽，不免皱眉挤眼，他对镜子一看，脸色苍白，甚至有点发青。他连忙放下水杯，上去就把镜子砸了个粉碎。

以下几卷文字的命运或许也是这样。活该倒霉，它们不去讲一百年前的故事，偏偏写了当代的人物；我看这些人物都还活着，那不过是两三年前的事。有人是坚定的正统王朝派，有人说起话来像是共和派，这难道是作者的过错？难道作者相信自己是正统王朝派同时又是共和派？

说真话，既然人们迫不得已非把认真的真话说出来不可（因为害怕遇到更糟的情况），那么，作者别无希望，只好到纽约政府统治下去过活了。作者宁愿向基佐先生献媚求宠，也不愿意拉拢讨好他的鞋匠。在十九世纪，民主制度是不可避免地要把平庸的、理智的、目光短浅和索然无味的人物（就文学意义而言）的统治带到文学领域中来的。

一八三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1] 这一篇序言，是司汤达亲手笔迹，存手稿编号R．5896，卷XIII，第4—5页。（马尔蒂诺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