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英雄主义
司汤达的《阿尔芒丝》《红与黑》《红与白》等多部小说可以当作一个系列来读，它们观察1830年前后的法国社会现象，呈现出青年一代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的种种态度。《阿尔芒丝》中的奥克塔夫属于日薄西山的旧贵族，他虽是年轻人，却暮气沉沉，消沉厌世，最终以自杀告别正在逐渐被功利主义所侵蚀的世界。《红与黑》中的于连出身低微，以拿破仑为偶像，通过社会等级的跨越实现自我价值。然而，在即将功成名就之时，爱情与骄傲最终占了上风，他以自杀式的犯罪摧毁自己的一切努力，以死亡来反对这个日益平庸、理想主义缺失的世界。《红与白》中的勒万恰是于连的对立面，他出身于正当权的大资产阶级，享有一切特权，那么他的难题则是：当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无所求时，如何证明自己的价值？正如他的表兄所说，他除了幸运的出身，一文不值。没有困难，意味着缺乏给生命赋形的外在压力。吕西安出生于这样一个动乱时代，被历史剥夺了成就英雄主义的机会。他本是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却因莫须有的政治原因被开除，被剥夺了“每天十二小时的读书用功这种不幸”。他去参军，向往史诗般的战斗与战友情谊，却在这个不再需要英雄的时代无仗可打，只是被派遣去镇压本国工人起义。他成为政府职员，想为国家效力，却被上级派去做选举舞弊等低劣行径。他向往爱情，却在南锡受到排挤，只能回到巴黎追求虚伪的葛朗代夫人，以维持社会形象。他在真实与假象之间无所依托，急切地想知道：“在一个人的真实价值上，我的位置应该摆在哪里？”（第六章，86页）
在纷繁复杂、庸俗腐败的世界里，正直敏感的人如何自处，如何实现自我价值？这是小说要探讨的问题。司汤达在创作《红与白》时，把主人公定义为一个单纯的见证者：“吕西安是命运锤打之下的一颗钉子”，似乎偏重于人物的被动性。巴尔代什在《小说家司汤达》中对吕西安的评价则更为准确：“一个回声，置身于世界声响中的水晶的灵魂”[1]，在被动性之外，还强调人物的回应，反射出外界加诸人物的各种力量与影响。在司汤达笔下的主人公当中，这个似乎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人，反而是最为入世的一个。他本可以享受游手好闲的生活，却选择去外省从军。回到巴黎之后，面对父亲提供的职业选择，他放弃熟悉而轻巧的金融界工作，选择去探索未知的政界。父亲告诫他：“干这一行你是不是有足够的卑鄙？”（第三十八章，398页）他自己虽不时慨叹“我必须和某种卑下、鄙俗的事情纠缠一辈子，时时刻刻都得装腔作势”（第四十七章，518页），却仍然鼓起勇气，与他所鄙夷的现实正面交锋：“他倒是热爱生活的，同这个世界进行搏斗也很能吸引他的好奇心。”（第四十二章，443页）
吕西安以积极、实干的态度面对变动的社会，目的就是在混乱无凭的世界上经历考验，通过挑战来自我证明：“凡事我都尽我所能，以便让我成为有用和受人尊敬的人。”（第四十九章，564页）评论家吉尔贝·杜朗将吕西安的行为称为“反向的英雄主义”[2]，即投身于现实、经历现实考验的英雄主义，与司汤达其他小说的主人公于连、法布里斯等满怀理想主义、与现实抗争或者对现实不屑一顾的英雄主义有所区别。这个出身优渥的人，应有尽有，却一心想要经受考验，他认为任何行动都是让他变强的考验，能够证明他的勇气和价值。正如他初入军营时被关禁闭，反而精神振奋，因为他要让取笑他的父亲和表兄看到：“不论什么挫折他都是经受得住的。”（第七章，95页）任何事件都可以成为对他的一种资格证明，因此，当他被派去处理科蒂斯事件、阻止这位将军的心腹在垂死之时说出内阁的秘密时才会想：“我要有勇气干的话，难道还管他什么形式的危险吗？”（第四十四章，470页）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他才会认真执行上级委派的龌龊任务。从这个角度来看，选举片段是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吕西安受部长委托，前往外省操纵选举，用诽谤、舞弊等手段阻止竞争对手当选，以防失去部长对议会的控制。吉尔贝·杜朗认为这一举动延续了史诗的英雄主义：“选举运动是一场斗争，具有英雄主义斗争的地位。”[3]它代表着主人公在身体与精神层面经受双重考验：愤怒的群众泼在吕西安脸上的烂泥，象征着新时代的英雄必须接受的污秽不堪的现实。同时，作为政府专员，他在竞选中不得不做出一些卑鄙可耻的行为，内心却在不断自责，这是精神层面的考验。选举事件显示在新的时代，英雄主义已经变质，而令人不齿的政治成为了这种新英雄主义的温床。选举成为战斗，泼在脸上的烂泥被当成“沙场上的尘埃”，吕西安和同僚科夫受到群众的奚落耻笑，成为他们的“功绩”。在一心寻求挑战的主人公看来，重要的并不是要赢得选举这场战斗，而是要完成这个行为，经历考验，在这个荒唐堕落的世界里有所行动。“博马舍说过：我的生活就是战斗。我的天，这话应该轮到我说了。好吧！我顶得住，受得了。戴维鲁瓦以后就没机会反复说我只是费力出生了；我要回答他，我也在费力生活。”（第七章，94页）
吕西安参与政界的行动，却始终在精神层面与自身行为保持距离，在内心抗拒表演，从未融入自己扮演的角色。“在巴黎，不胡吹乱扯、招摇撞骗就不行，这叫我觉得可笑，而且靠这一套取得成功，我看了也要生气。即便很有钱，在这里，也得弄虚作假，像个演员，而且总是战战兢兢、提心吊胆，否则就要落下笑柄。”（第四十七章，511页）他的英雄主义不是高扬理想主义，为理想而献身，而是在参与现实的同时保持批判，形成个人内心的道德标准。他嘲笑自己“在最愚蠢的事务中拼命干”，也深知“我做的事谈不上有什么趣味，我只觉它们既缺德，又愚蠢”（第六十五章，767—768页），参与却不投入，在道德层面从不认同自身的行为。自我的道德标准才是赢得自我尊重的条件。只有当他经历种种挫败，认识到社会的真面目，才有资格说：“我不像一个卢梭式的糊涂哲学家一样，不理解的就看不上。在社会上取得成功，欢笑，和乡下人出身的议员握手，或者和赋闲的专区区长握手，某处客厅里所有的粗野恶俗但又亲切的眼光，我算是尝到你们的滋味了！”（第六十五章，768—769页）新时代的英雄只能是“反英雄”，始终在行动之中，参与世界，即使他的行为丝毫不能改变世界。
[1] Maurice Bardèche， Stendhal romancier，Paris， La Table Ronde， 1947， p.277.
[2] Gilbert Durand， «Lucien Leuwen ou l’héroïsme à l’envers»， in Stendhal Club， N° 3， Lausanne， 1959， p.201.
[3] Ibid.， p.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