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少数人”

《红与白》是七月王朝的历史记录，更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爱情小说。司汤达在戈尔蒂埃夫人原稿情节基础上展开他早在1825年发表的《拉辛与莎士比亚》中提出的观点：“某一个年轻人，一方面上天赋予他无比精深纤细的心灵，一方面偶然又让他当上一名少尉军官，投身于军界，他在和某类女人的社交关系中亲眼目睹他的朋友个个取得成功，享受着那种快乐生活，而他却由此真的自以为和爱情是无缘了。终于有一天，某种偶然机遇给他带来了一个单纯、自然、正直、值得去爱的女人，于是他才感到自己原来也有一颗火热的心。”[1]戈尔蒂埃夫人的小说是引发司汤达创作灵感的契机，让他再一次阐释钟爱的题材：未经世事的年轻人心中怎样产生爱情。这部小说讲述的是，在这个混乱不堪的时代，人人老谋深算，以假面示人，心地真纯的人如何相识相爱？

司汤达曾考虑用《红与白》作为书名：“为了让人想到《红与黑》，为了给报刊记者提供一句话。红是共和派吕西安，白是年轻的保王党人德·夏斯特莱。”[2]这句带有玩笑意味的话透露了爱情与政治复杂的联系。“红”与“白”，共和派与极端保王党，代表着政局中的两个极端。从社会地位来看，吕西安是大革命后的新贵，有财富却没有贵族身份，德·夏斯特莱夫人是外省的失势贵族。在初识阶段，两人都以社会—政治差异为由，来遏制内心对对方的好感。吕西安以共和派自居，而爱情与共和主义是不可共存的：爱情会使人优先考虑个人利益，而对公共利益置之不顾。他总是以政治立场为由，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反对自己的爱情：“正当法兰西青年一代抱定决心为伟大事业献身的时刻，我反倒把生命浪费在一对美丽的眼睛上！”“祖国随时可以向我发出召唤，我一定起而响应号召……在这样的时刻，我却偏偏心甘情愿做一个外省渺小的极端保王党女人的奴隶！”（第十四章，188—189页）他为了接近心上人，费尽心思进入南锡的贵族圈，却又质疑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尊严偏偏要寄托在一个女人的评价上，而她因为自己的祖先追随弗朗索瓦一世屠杀阿尔比人就自高自傲：这有多么复杂，多么可笑！”（第十四章，182页）然而，不管他如何自设屏障，仍然无法阻挡爱情的力量：“这些谨慎的考虑，很快都被抛到脑后去了，他急切地想猜透德·夏斯特莱夫人究竟有怎样的性格，这使他感到极大的乐趣。”（第十六章，203页）“他自以为在理智上对德·夏斯特莱夫人的鄙视已经确立，可是他在感情上每一天都发现有新的理由去崇拜她，他简直把她当作最纯洁、最神圣的人来崇拜，跟外省人作为第二宗教的虚荣与金钱比起来，她不知要高出多远多远。”（第二十一章，247页）

另一方面，德·夏斯特莱夫人也有她坚持的政治理想，她认为波旁王族覆灭非常不幸，一心为它尽忠效命：“她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来自他们的赐予。对他们感恩图报，是理所当然的，否则，她认为就显得卑鄙了。”（第十八章，221页）这种忠诚与小说中其他保王党出于利益考虑的假意尽忠并不相同，是出自灵魂的赤诚。“她的心胸境界是很高的，一般渺小的事物在她看来无足轻重，也就是说，一个为伟大事业而生的人不值得为这些小事分心。”（第十八章，221页）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高贵无私，使得吕西安对她更为敬重。

随着小说的进展，两人之间的壁垒似乎在不攻自破，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决定对政见分歧避而不谈：“吕西安为了她而放弃他的自由派观点，她呢，也为他放弃了她的保王党观点；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早就观点一致了。”（第三十二章，340页）在小说最后，吕西安发现他为了爱情可以放弃一切，包括共和派的公民荣誉感。他嘲笑自己被野心所蒙蔽，一心投入工作，竟然忘了最重要的事情。司汤达认为每一种政权形式都有其弊端，每一种政治思想都有其局限，因而小说中的政治立场并无对错、优劣之分。他关心的是人物身上超越于政治立场与派别斗争之上的、更为本质的精神生活与品质，在小说中体现为作者所概括的“单纯、自然、正直、值得去爱”。

社会是剧场，是假面舞会，小说的男女主人公却是罕见的心地单纯之人。吕西安成长于名利场，却不是寻常的纨绔子弟，还保持着少年时代的单纯。他虽已二十三岁，“其实仍然幼稚无知，仍然保持着巴黎上等人家将从中学毕业的十六岁的人所有的那种说起来丢人的幼稚无知。”（第十七章，209—210页）“在这个矫揉造作的社会上，最不可原谅的恰恰就是吕西安还有一种无忧无虑、浑浑噩噩的神态。”（第一章，15页）他的坦率自然反而被视为异类，成了“在巴黎违背社交的习惯”。从小说开篇，德·夏斯特莱夫人就屡屡被形容为离群索居、任性傲慢之人。她第一次出现在社交场合，是穿着一身朴素的白裙前往德·马尔希夫人家参加舞会，众人议论纷纷，责怪她疏放任性，这一举动实则“表明她的灵魂处于极高的境界，外省一次舞会上任何追求虚荣的无聊琐事和微不足道的嫉妒都不能使它受到惊扰” 。（第十六章，202页）他们未染世俗的天真，还体现在对名利的淡然。吕西安是大银行家之子，德·夏斯特莱夫人是南锡最富有的继承人，但富有似乎是他们身上最不足道的特点。两人都有一种对金钱的超脱，带着出身高贵之人从骨子里对金钱的不屑一顾。这种贵族道德体现了作者一贯的精英主义观点，认为精于算计、追求利益是道德低下的体现。

然而，小说人物并没有叙述者全知全能的目光，两人相识之初，互不了解，加之性格羞怯，难以抛开顾虑坦诚心迹，因而疑窦丛生，误会不断。社会的影响体现为萦绕在两位主人公身边的流言蜚语、阴谋诡计。在周围的庸人口中，德·夏斯特莱夫人脾气懒散疏忽，傲慢孤僻，为了消愁解闷，与追求者有风流关系；而吕西安则是轻浮的花花公子，自命不凡的傻瓜。可是，两人所见却与所闻截然不同。吕西安耳中听到各种关于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批评诽谤，眼中却看到她面容纯洁真诚、眼神单纯严肃。德·夏斯特莱夫人被吕西安所吸引，又疑心他是“高明的演员”，“小说里写的那种耍手段、装得正经可爱、其实城府极深的男人”（第十七章，210页），而吕西安过于笨拙，在对方面前不是木讷寡言，就是谈话不知分寸，难以表达真实的情感。到底应该相信哪一种形象呢？他们难以判断。真实的品质是贯穿小说始终的谜题，也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最终杜波列博士的离间计得逞，正是利用了两人的疑心与疏远：他精心设计德·夏斯特莱夫人分娩的假象，让吕西安相信恋人品行不端。其实他只要稍有生活经验，就会看出破绽：“这哪里是刚落生几分钟的婴儿，分明已经生下来一两个月了。这勒万是看不出来的。”（第三十七章，386页）

单纯、自然，这些继承自古典时代的高贵品质，与十九世纪充满虚荣、追名逐利的社会氛围格格不入，正如吕西安的父亲评价儿子：“他不是为他这个时代而生。”（第四十九章，542页）在充斥着虚情假意的社会中，两人的会面变成了表演。在贝拉尔小姐严厉的目光监视下，“两人见面，竟演成了一幕喜剧。”（第二十四章，270页）只有在远离众人目光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坦陈心迹，显露出真性情。这些稀少的时刻，是小说中最为动人的片段。两人在德·马尔希夫人家的舞会上初次交谈，吕西安从笨拙沉默变得健谈，不知不觉中也带上了“德·夏斯特莱夫人惯用的高贵而纯真的语气”：“对有同样理解力的心灵所要求的细腻的亲切感，特别是这样的心灵竟在这种所谓上流社会的戴假面具的可耻舞会上相遇并相识，他也能把这种心境体贴入微地表达出来。这就好像两个天使，负有特殊使命的两个天使，从上天降临到尘世，偶然在这里相遇，正在互相交谈，互通款曲。”（第十七章，209页）

主人公透明无障碍的交流往往发生在大自然之中，因为美感与情感相通，而不像社会规则那样压抑情感。这对恋人互生情愫的舞会上，月光照亮开阔而静谧的景色，“这令人陶醉的自然景色和德·夏斯特莱夫人心里所充满的新出现的感情和谐地交融在一起，这感情把理智向她提出的反对意见有力地推开并把它冲淡削弱了。”（第十七章，212页）“绿色猎人咖啡馆”一节在小说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描绘了温柔动人的一幕，树林中夕阳西下，周围响起悠扬纯净的音乐，吕西安与夏斯特莱夫人在美景与音乐中动情：“这是一个蛊惑人心的夜晚，冷淡无情的心总有不少最可怕的敌人，这个夜晚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敌人。”“真诚、音乐和大森林之所以危险，其原因就在于此。”（第二十三章，262—263页）

小说的社会—政治层面与爱情层面形成对立，社会层面描写的是迫在眼前的现实，真实到作者深知这部小说在七月王朝统治下不可能出版；爱情遵循的却是旧时代典雅爱情的结构，即爱是真诚无私，也是持重、谨慎与克制。人物没有被当下的现实所吞噬，也没有被社会、政治的等级划分所隔绝，依然按照古典的法则生活与相爱。在传统价值沦丧、万事速生速朽的十九世纪，他们缓慢进展、饱经考验的爱情带有时空错乱的性质，是对现实的一种抵抗。

从更深层的结构来看，上文所说的社会规则与对立非但没有阻止爱情，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助攻。司汤达小说中常见的规则就是：爱情因为阻碍而诞生和滋长。他在早年的哲学著作《论爱情》中曾用很大的篇幅分析爱情漫长而充满痛苦的诞生过程。在这过程中，纯洁与矜持胜过放任情感，想象胜过现实，距离胜过亲密相处。《红与白》中设置的各种障碍使主人公之间保持距离，而距离是催生爱情想象必不可缺的因素：正是因为德·夏斯特莱夫人高傲疏离，遥不可及，才有助于爱情的想象，成为理想化的人物。这对恋人相互靠近的漫长过程，他们每晚隔着窗户相顾无言的举动，阻碍他们心灵相通的党派纷争、闲言碎语，两人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猜测、怀疑与顾忌，都是维持爱情必不可少的条件。司汤达早已构思了小说的结尾，却迟迟没有完成作品，也许正是因为他不能写这一章。恋人重逢，一定会为对方澄清疑虑，使真相大白，而美满姻缘的结局恰是理想化爱情的终结。

《红与白》是一部关于幻灭的小说，但它并不是一部宣扬虚无主义的书，因为有一些贵重之物，依然是抵挡无意义的世界与人类行为的堤坝。勇气与自省，笑与爱，都是主人公对抗虚无的武器。作者在小说卷首语中便已善意地劝告读者：“别了，读者朋友；请牢记：别在仇恨和恐惧中度过你的一生，切切。”

笔者多年前阅读王道乾先生的《拉辛与莎士比亚》《彩画集》《情人》《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薄狱》等译著，赞叹先生译笔精妙传神，受益良多。值此《红与白》再版之际，有幸为先生译作写序，希望不辱使命，将原著与译文的精彩介绍了几分。

王斯秧

2023年秋于北京

[1] Racine et Shakespeare II， in Racine et Shakespeare （1818-1825） et autres textes de théorie romantique， éd.Michel Crouzet， 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06， p.487.译文引自王道乾，《拉辛与莎士比亚》，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第120页。

[2] Lucien Leuwen， in Romans et nouvelles， éd.Henri Martineau， Paris， Gallimard，«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t.II， 1952， p.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