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子夏“为君子儒”与先秦儒家“政治性教化派”的发展
孔子晚年的“以教为政”确立了孔门参与政治的一种方式，在孔子看来，教师对执政者的德性教化是一种政治实践。教师掌握着“政道”的精髓，其对执政者的引导必定能使政治朝向好的方向发展。孔子晚年践行“以教为政”，他亦以此教诲弟子，《论语》“女为君子儒”章即是孔子勉励弟子的典型，该章原文如下：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历代注家对“女为君子儒”章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对于“君子儒”的词性认定是一致的，即“君子”（名词）活用为形容词，指“君子式的”，儒为名词。“君子儒”即为“君子式的儒”，同理，“小人儒”即为“小人式的儒”。例如何晏引孔安国语解此章曰：“君子为儒，将以明道。小人为儒，则矜其名。”18何晏认为，君子式的儒以弘道为责任，小人式的儒以求名为目的。君子式的儒与小人式的儒高下立判。然而此类解释最大的问题，是用“君子”形容“儒”可，而用“小人”形容“儒”则不可。诚如钱穆所说：“凡为儒者，是必然为君子。”19沿袭前辈将“小人儒”诠释为“小人式的儒”，必然陷入带有负面性质的形容词“小人”无法与带有正面性质的名词“儒”相匹的难题。
当代学者高培华对“女为君子儒”章的研究别出新意，他首先确定了“君子”“小人”和“儒”的内涵。高氏认为，就已然性而言，“君子”包括身份君子、道德君子和既有德又有位的君子；从应然性而言，“君子”是孔门弟子应该成为的对象，内涵着孔子对弟子劝勉。而“小人”的概念与“君子”的概念相对，指无位且无德之人。20对于“儒”的内涵，高培华赞同钱穆等所述“儒在孔子时，本属一种行业”，但是，他指出：“这一行业不仅是教职，也包括承继了巫、史、祝、卜等王官知识技艺，而以治丧、相礼、占卜、祭祀、祈雨等为业的所有术士，或曰儒士。”21在明确了三者的内涵后，高氏认为学界在研究“女为君子儒”章时，很少有人将其与子夏的姓氏和家庭出生相联系，由此失去了研究此章的一个重要线索。他借鉴孔祥骅对子夏姓氏与家庭背景的考察22，指出：“子夏作为卜氏后裔、卜偃后人，出身于由贵族沦为民间术士而世代为人占卦决疑的贫寒之家。‘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是孔子针对子夏的出身，对其进行入学教育的要点。”23在高氏看来，孔子对子夏的入学教育是希望他成为“既为王者臣、又为王者师，‘以道事君’的‘大臣’”24，同时针对子夏为民间占卜术士出生的家庭背景，教诲他不要成为占卜的术士。如果我们仔细分析高培华的观点，高氏用“大臣”指涉“君子儒”之“儒”，而用“术士”（儒士）指涉“小人儒”之“儒”。在这种解释下，此章的两个“儒”具有了两种不同的内涵，笔者认为，这种方式并不足取。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女为君子儒”章的解释大体有两个难点：其一是“君子儒”的词性定位，其二是对此章“儒”的理解。笔者的观点是，“君子儒”的词性搭配并不是“君子”做形容词修饰“儒”，形成“君子式的儒”的解释模式。而是“君子”和“儒”皆作名词，它们中间省略了“之”字；“小人”和“儒”也作名词，它们中间也省略了“之”字。同样的词性搭配在《论语·子路》中所载的“子夏为莒父宰”也出现过，作名词的“莒父”和“宰”之间也省略了“之”字。而通过思想史的考察，我们可以判定孔子所谓“儒”应当不是“儒家”之“儒”，因为孔子之时并未形成“儒家”的概念。当然此章之“儒”也并非高培华所理解的“术士”，因为孔子对“儒”的理解已然走出了“术士”的思维模式。应当说，此章之“儒”在“儒”的概念发展上介于“术士”和“儒家”之间，应理解为“师儒”，章太炎曾用“类名之儒”来定性“儒”的这一内涵状态：“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天官》曰：儒以道得民。说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地官》曰：联师儒。说曰：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此则躬备德行为师，效其材艺为儒。”25笔者以为，“类名之儒”正是“女为君子儒”章的内涵。
在“女为君子儒”的解释史上，学人过分重视“君子”与“小人”在“德”上的区别，以致将“君子儒”和“小人儒”作“君子式的儒”和“小人式的儒”来理解。这种解释忽视了二者在“位”上的不同。既然用具有道德义的“小人”形容师儒显得格格不入，我们就应当在地位义上来定义“小人”。笔者认为，此章的“君子”和“小人”凸显的是“位”的差别，“小人”实际上是指无位之“小民”。孔子对子夏的教诲，是希望他成为教化君子的师儒，而不要成为教化小民的师儒。“女为君子儒”章是孔子用“以教为政”的理念在教化弟子的典型。
论述至此，我们需要澄清“君子之师儒”和“小人之师儒”的不同，由此我们可以明确孔子对子夏职业定性。“君子儒”和“小人儒”是针对“君子”和“小人”两种对象的师儒，二者在教学目标和教授内容上是迥异的。
首先，从教授对象的来源来说，在孔门中无“君子”和“小民”之分。孔子曾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26黎红雷指出：“孔子办学初期，跟从他学习的实际上是那些并没有天生具有‘君子’地位的郊野平民；只是到了后来，孔子名气大了，那些天生具有‘君子’地位的贵族子弟们，才投到孔子门下。”27因此，从学生来源来看，无所谓“君子之师儒”和“小人之师儒”。但是，拜学孔子的弟子均是有从政之理想的，他们学习的内容是孔子以前仅面向贵族子弟的“官学”，孔子以“官学”经典教授弟子，其教学目标是将弟子们培养为从政之君子。因此，以教授目标而言，每一位拜学孔子的弟子均为“修德以取位”的君子，而非“小民”。
其次，从教授内容来说，面向“君子”和“小民”的教授内容是截然不同的。《论语·阳货》记载了孔子到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28在这则记载中，孔子虽然肯定了子游的教化小民的方法，但是从他“割鸡焉用牛刀”的论述可以看出夫子认为教君子和教小民在内容和目的上存在着不同。虽然在《论语》中，我们无法找出孔子论述教君子和教小民之不同的言语，但是《国语》《礼记》和《周礼》的只言片语能让我们明确这一不同。
《国语·楚语》中楚国大夫申叔时谈论如何教育太子的一段话，为我们提供了孔子之前“君子”教育内容的相关信息：“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29申叔时谈论“太子”教育的内容实际上就是王官之学，王官之学以经书为内容，针对有位之君子进行从政的教诲。孔子开设私学，正是以王官之学来教授弟子。《礼记·经解》中记载了孔子的一则言语：“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絮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严，《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30这则言语中的“人”当指“官人”，即从政者。在孔子的时代，以经书为内容的教诲只针对贵族子弟，因此孔子对一个国家从政者状态的体知，就可以对这个国家的王官教学有直观的把握。
“小民”和“君子”分属社会的两个阶层，“小民”的教育与“君子”的教育有不同的内容和目的。《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大司徒》介绍了面向“小民”的十二教：“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利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31面向“小民”的十二教中的前六教，即礼乐教化，它的教化方式主要是通过礼乐仪式，而非传授经典。“小民”在践行礼乐仪式的过程中，感受礼乐文明的经义，由此起到移风易俗的政治教化作用。而十二教中的后六教，主要是通过典章制度使“小民”具有规范意识，在制度中践行德性，有序生活。通过《国语》和《周礼》的记载，我们可以明晰“君子之师儒”与“小人之师儒”在教授内容上的差别，师儒在教授内容的差异，也直接导致了培养目标的不同。“君子之师儒”对弟子的培养目标是使他们成为治国理政的有位者，而“小人之师儒”是要让小民浸润在礼乐文明中，获得秩序感，保证国家的稳定。
孔子希望子夏能如自己一样“以教为政”，为“君子之师儒”，用道统引导政统的发展。子夏后来放弃“出仕”32而“布教西河”就深受孔子晚年“专致教化”的行动感染。根据《史记·魏世家》的记载：“文侯受子夏经艺，由此得誉于诸侯。”33子夏布教的地方在魏国的西河，魏文侯乘地利之便，受教于子夏。《礼记·乐记》中记载了一则魏文公向子夏请教“乐”的故事。34魏文侯以感受古乐和新乐的区别为问题请教于子夏，子夏通过对古乐形式与内容的介绍，继而阐发“乐”与修、齐、治、平之联系。由此一例可见，子夏在魏国西河布教时，对魏国君主有政治上的引导，是为“君主师”。而《史记·儒林传》则记载：“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35田子方、段木干、吴起、禽滑厘四人虽然在仕、进、退、隐上的取舍不同36，但是他们都接受了子夏所传授的西周时期的王官之学。“子夏在西河设教授徒的过程中，注意加强教材建设，继孔子之后研究古代文献，使《诗》、《书》、《礼》、《乐》、《易》、《春秋》得到进一步整理与传授，初创诠释儒家经典文献的‘章句’之学。”37子夏以王官之学教授弟子，其教学目标是培养从政之君子，是为“君子师”。子夏既为“君主师”，又为“君子师”，正是遵从乃师“为君子儒”教导的实际体现。
《韩非子·显学》中有“儒分为八”的著名论断：“自孔子死后，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38在这八派中，“确定无疑的仅有两家：子张氏为颛孙师，漆雕氏为漆雕开”39，此外，定子思之儒为孔伋、孟氏之儒为孟子、孙氏之儒为荀子，乃学界的主流观点。有趣的是，上述五子（子张、漆雕、子思、孟子、荀子）都拥有着“君子儒”的身份，他们都当过“师儒”，在政治上引导着君主或君子。
子张的思想以“为政”为核心。我们从《论语》可知，子张所问于孔子者，如“学干禄”“问十世可知”“问令尹子文、陈简子”“问善人之道”“问高宗谅阴”“问崇德辨惑”“问政”“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问行”“问仁”“问从政”等均与“为政”有密切关系。子张是否从政，史料阙如，无法详知。40但通过《荀子·非十二子》云：“弟佗其冠，祌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之贱儒也。”41可知子张必为“君子儒”，以“政道”相关之内容教授弟子。
漆雕开是孔门“不仕”的典型之一。《论语·公冶长》记载孔子使漆雕开出仕，漆雕开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42《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扩充了《论语》中这则记载的背景：“（漆雕开）习《尚书》，不乐仕。”43相传孔子生前授《尚书》予漆雕开，漆雕开是传《尚书》之儒。《尚书》记载着上古时期的历史文献，内蕴着上古时期的政治智慧。漆雕开以《尚书》教弟子，其“君子儒”的身份毋庸赘言。
孔伋是孔子的嫡孙，《汉书·艺文志》记有《子思子》23篇，班固注谓子思“为鲁缪公师”44，《郭店楚墓竹简》中存有“鲁穆公问于子思”45的片段。关于孔伋从政的经历，史无详载，然而其为鲁穆公之师，以“师道”引导“政道”，当属事实。子思为“君主师”，是对孔子以来素位为政的教化实践的继承，他以“道”导君，是当之无愧的“君子儒”。
孟子和荀子在生命的末期皆为“君子儒”，专致教化，以官学经典教授君子。根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记载：“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46在《孟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孟子以官学经典教授弟子的语录，在教学之中，孟子申明“政道”的奥义，传播儒家道统，培养出具有“政道”智识的弟子。荀子是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晚年“序列著数万言”47，继承并传承了儒家的经典。荀子最著名的弟子韩非与李斯虽然不属于儒家，但是他们接受荀子王官之学的教化，最终都成为服务政治的臣下。
综上所述，孔子没后，儒分为八，其中的五派均在生命不同阶段践行着“君子儒”的角色，以王官之学教化弟子，用儒家道统引导政统，素位为政。孔子培养弟子的一个目的是让他们成为有德有位的君子，弟子有位后即为臣下。孔子对弟子为臣的期望，并不是听命任事的“具臣”，而是“以道事君”的“大臣”48。孔子认为“道”是高于政治的，他所培养的臣下研习“道”、探寻“道”，并具备一定“道”的意识，因此他们不仅在参与政治，更引导政治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君子儒”是“师儒”，是孔子晚年专致教化、身体力行的职业，也是他对弟子的又一期望。“君子儒”并不是臣下，但是他所面对的对象是在位的君主或有志于为政的弟子，“君子儒”对他们进行德性或治理的引导，实际上也是以“道”为任、引导政治的另一种方式。
荀子曾言：“君师者，治之本也。”49荀子的观点与孔子是一致的，君主和儒师是政治运行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两个重要元素，君主是行政的主体，儒师是引导政治的主体。孔子在“女为君子儒”章中正是用“师道”对政治的责任告诫子夏，希望他能够在教化过程中切实地引导政治的走向。孔门的“政治共同体”在孔子以及一批一传弟子的构建下，逐渐具有了影响政治的强大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