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晋初朝局及异姓十二重臣

礼法集团变身新朝权贵

新朝既立，礼法集团头面人物进一步得到荣宠。西晋的高层权势架构，由同姓宗亲获封宗王和异姓重臣加官进爵而奠定。

其中，对异姓重臣，“以骠骑将军石苞为大司马，封乐陵公，车骑将军陈骞为高平公，卫将军贾充为车骑将军、鲁公，尚书令裴秀为钜鹿公，侍中荀勖为济北公，太保郑冲为太傅、寿光公，太尉王祥为太保、睢陵公，丞相何曾为太尉、郎陵公，御史大夫王沈为骠骑将军、博陵公，司空荀为临淮公，镇北大将军卫瓘为菑阳公”。

其他朝臣，则“增封进爵各有差，文武普增位二等”(34)。

禅代的一大特性是对前朝旧臣照单全收并加施恩遇。西晋便是如此。魏臣因此成为武帝治下的晋臣。曹魏代汉已开铁打的官吏、流水的皇朝之先例，西晋代魏依样行事。至于敢于明目张胆对抗新朝的敌对者，在入晋之前曹魏天下而司马当国的十多年里，基本已被除斥殆尽。

对前朝臣子的照单全收令“三公”旧制扩列成晋初史无前例的“八公同辰”：“世祖武皇帝即位之初，以安平王（司马）孚为太宰，郑冲为太傅，王祥为太保，司马望为太尉，何曾为司徒，荀为司空，石苞为大司马，陈骞为大将军，世所谓八公同辰，攀云附翼者也。”(35)所以如此，或因曹魏告终时已有“六公”(36)，新朝既要接纳、安抚旧臣，又要奖掖、酬功新进，增加员额成为不二之策。

新朝权贵、宗亲多为礼法信徒，司马懿之弟、武帝叔祖司马孚更是礼法集团首领之一，异姓重臣则清一色为礼法之士。这一状况，一方面标志着礼法集团整体上转而成为西晋的执政集团，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作为曹魏朝中一个政治派别的礼法集团的消亡。

为什么这样说呢？

事实上，变化从“高平陵事变”后即已开始。礼法集团生成于对曹魏集团的质疑或抵制。新朝既立，礼法派“迹三代之典，垂百王之训”(37)的经制理想，以及“以‘太平’为理想、以‘礼法’为手段”(38)的世道愿景，已得到全面体现。变身新朝权贵的礼法之士从此可以从心所欲地理政、施政，不必再以诟病朝事大政的方式表达诉求，也不必试图扭转皇朝的政治基调和政策方向。

当然，这并不是说礼法派不再崇奉礼法。对诸多礼法之士而言，所谓礼法，并非信守不移的义理，而是实现利益的工具。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9)，入晋之后，礼法集团当政，有关礼法之治的主张更多成为其争夺权位、伸张利益的幌子，进身新朝的礼法之士的分化、组合，动因、依据已不在于奉行礼法与否，而是基于现实的政治需求。

晋初异姓重臣及其政治系谱(40)

对西晋的权贵，吕思勉斥责道：“晋初元老，如石苞、郑冲、王祥、荀、何曾、陈骞之徒，非乡原之徒(41)，则苟合之士。此等人而可以托孤寄命哉？”(42)抑或出于对晋之不逮的愤懑，此论不免偏激。客观而论，魏晋交替之际的诸多朝臣，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一时之选，脱离了历史环境，将先附曹后依马者概称为“乡原”，将由事魏转而事晋视为“苟合”，未免失之公允。

晋初朝枢重臣情况如下：

十五人中，异姓十二，占了4/5。较之本宗，在西晋代魏的进程中，异姓势力起了主要作用。司马氏登顶路上的历次重大关头，包括“高平陵事变”，多赖异姓之力，禅代成朝之后，赎买和酬功不可避免地需偏重于附随、拥戴有功的异姓重臣。

善于招贤纳士，或者说善于收揽人心、招降纳叛，是司马氏为政的重要优势。但西晋代魏，历经三代四主，晋初异姓重臣的政治系谱因此有了耐人寻味之处：依附拥司马氏的时间先后及各与司马氏三代人的互知、互动、交集、交谊等渊源关系的不同，十二异姓重臣对应而成司马懿时期的“元老”(43)、司马师时期的“勋旧”(44)和司马昭及武帝的“腹心”(45)三系，武帝莅位，三系分获不同位遇。

前述之“八公”中，异姓占六，“元老”“勋旧”除资望尚浅的卫瓘外，悉数入局，不过，细究之下，武帝给予“元老”和“勋旧”的优宠和位遇是有所不同的。

对“元老”是进爵不加官、不授实任。四名“元老”年事已高，王祥、郑冲已届八旬，何曾、荀则年在耳顺与古稀之间，较武帝伯叔之辈年长许多，入晋后，四人只是爵位一概由侯进公，继续保持其在前朝已居的“公”职虚尊之位(46)。

“元老”基本以孝著称。王祥“卧冰求鲤”如前所述，何曾、荀则被冠以魏晋时期文学家、思想家名头的傅玄用阿谀、夸张的笔调称颂，“以文王之道事其亲者，其颍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称曾、闵，今日荀、何。内尽其心以事其亲，外崇礼让以接天下”，“荀、何，君子之宗也”。傅玄是曹魏大臣傅嘏的族人，傅嘏在曹魏时曾遭曹爽一党的构陷，荀施以援手。未知傅玄如此谄媚于荀是否有报答之心，礼法集团崇尚孝治天下，再没比颂人以孝更高的赞誉了(47)。至孝“元老”列朝，似也增高了西晋礼法之治的成色。

对两名“勋旧”则是徙封、进爵、加官并维持实任。从“六公”到“八公”，所加二“公”，即起家于司马师时期的石苞和陈骞。石苞追随司马氏、陈骞交好司马氏，已达三十年，对司马氏夺位助益极大。曹魏末期，石苞为骠骑将军、都督扬州，禅代之后，石苞由东光侯“进封乐陵郡公，加侍中，羽葆鼓吹”，以大司马继续都督扬州；陈骞在曹魏末期为车骑将军（一说征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西晋建立后，其由郯侯进爵，“封高平郡公”，以大将军继续都督荆州。对此二人，不进“公”位，无以显示新朝加恩，但其实职并无变化(48)。

武帝的腹心股肱

相比“元老”的优尊虚位、“勋旧”的加恩守任，先事司马昭、后事武帝的“腹心”一系是新朝权势架构更易的最大受益者，也是武帝倚为股肱、赋予大任的核心班底。

《晋书》载，“（武）帝甚信重（贾）充，与裴秀、王沈、羊祜、荀勖同受腹心之任”；又载，西晋代魏，“创业之事，羊祜、荀勖、裴秀、贾充等，皆与（王）沈谘谋”。五人之中，先则四人在朝，武帝嗣父后，又特召都督在外的王沈回朝(49)。五人虽非“八公”，但西晋立朝前后及晋初的朝枢之要皆由其执掌。

五人之中，又以“开府”的王、裴、贾地位更高一些(50)，“泰始中，人为充等谣曰：‘贾、裴、王，乱纪纲。王、裴、贾，济天下。’言亡魏而成晋也”。(51)荀勖、羊祜在资望上稍逊色。

西晋立朝后，腹心全部增封、进爵、加官并被委以要任。按武帝诏，五人皆进爵为郡公，但羊祜谦让，“固让封不受，乃进本爵为侯”；荀勖听闻羊祜不受公爵，也“固辞为侯”。二人本是进爵三等，“固辞”而减为进爵二等(52)，“固辞”之后，仍属跃升。

西晋时期，三省六部制基本成型。皇帝之下，“总领纪纲，无所不统”(53)的尚书省体制在晋初已相当成熟；自曹丕置中书监、令起(54)，中书省之定位为皇帝的“喉舌之任”(55)，职能进一步强化；门下省则始于西晋，扩展相当迅速，“除出纳诏命，弹劾纠察外，还管辖禁中禁令仪制和献替侍从等，很大程度上成了皇帝事务总机构”(56)。

武帝即位，朝中三省，尚书省和中书省皆由腹心主领；余之门下省，五大腹心中有四人以加官形式参预其中(57)。其时，“侍中等并不具体掌管日常政务，一般说是消极地等待皇帝咨询，不像录尚书事、尚书令可根据手头政务，在觐见皇帝时主动提出各种奏请，议政权更广泛”，且侍中“又无对百官的监督执行权”(58)。较之专任的侍中或散骑常侍等，腹心诸员以尚书省、中书省本官加侍中或散骑常侍之职，显然有着更大的政治话语权。

令人意外的是，武帝嗣父时被急调入朝“欲委以万机”的王沈，入晋不到半年便死，腹心“五人团”成了“四人帮”(59)。

这一四人“天团”还是甚有作为的。荀勖守于中书省的“凤凰池”(60)，羊祜在“统二卫、前、后、左、右、骁卫等营”的中军将军职上(61)，尚书令裴秀“改官制”又“创制朝仪，广陈刑政”，尚书仆射贾充则忙于将芜杂不堪的旧律简化为新律(62)。晋初政局，出现了一定的除旧布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