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晋皇族：武帝扶植的新势力

历遭诟病的宗亲分封与宗王出镇

司马氏一族之地位因魏晋禅代而骤升，皇族成为当朝权势架构中的重要势力，这是西晋不同于曹魏的一大突出现象。

武帝登基后，“封皇叔祖父孚为安平王，皇叔父榦为平原王，亮为扶风王，伷为东莞王，骏为汝阴王，肜为梁王，伦为琅邪王，皇弟攸为齐王，鉴为乐安王，机为燕王，皇从伯父望为义阳王，皇从叔父辅为渤海王，晃为下邳王，瓌为太原王，珪为高阳王，衡为常山王，子文（司马景）为沛王，泰为陇西王，权为彭城王，绥为范阳王，遂为济南王，逊为谯王，睦为中山王，陵为北海王，斌为陈王，皇从父兄洪为河间王，皇从父弟楙为东平王”(63)，并赐封邑。

魏晋交替前，数位重量级宗亲已出任方镇、掌制要地(64)。晋初分封，武帝之三位皇叔，镇西将军司马亮和安东大将军司马骏分别都督关中和豫州，征虏将军司马伷监兖州诸军事并兼兖州刺史(65)，再加皇从叔、冠军将军司马遂督邺城守诸军事(66)，局面遂呈宗王重镇之势(67)。

西晋的分封宗亲和宗王出镇，历来遭到诟病，甚有将西晋短祚归咎于此的说法。《晋书》即指出宗王“出拥旄节，蒞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的大弊(68)，王夫之谓“晋武分诸王使典兵，晋不竞矣”(69)。直至现代，仍多认为西晋“其所以召乱者，实由其任宗室诸王大重，承州郡积重之后，而使之出专方任耳”(70)，“其终引起大乱，可以说未必由于封建，而是由于诸王出拥旌节，而为方岳”(71)。

如此议论，颇有“倒放电影”的意味：“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72)反诘之：“大国亦不过如一郡，安足为乱？”(73)至于宗王出镇，若换以异姓督外，西晋可得不乱？如果承认异姓出镇同样不免招乱，说法岂不又转换成了“西晋之亡、咎在方镇”，那又何必再强调本宗异姓之别？

单纯逻辑推演似亦无力，在此，我们不妨对西晋宗亲分封、宗王出镇现象作一实证性的考察。

晋初藩国制式与武帝纳新之举

分封宗亲以利国政的藩国制度源于西周，与魏晋之交的复古思潮契合，即“自古帝王之临天下也，皆欲广树蕃屏，崇固维城”。但实践中，在天下大一统后，分封古制走过很长的弯路，如西汉早期的“非刘而王”(74)，后又有“七国之乱”(75)，几至王朝倾覆，故世论多转而认为分封不可行。到了曹魏时期，“忘经国之宏规，行忌刻之小数”，“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术”，对宗室“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以致“枝叶微弱，宗祐孤危”，世议又有所转向，“革魏余弊，遵周旧典，并建宗室，以为藩翰”重新成了众望所归的举措，“树藩立屏”以固皇统的说法又得盛行(76)。

晋初分封，武帝抬举出一个人多势众的宗王群体，但并不是简单地从礼法之议、矫前朝之弊，复行古制。从藩国体系看，西晋藩国实为宗王的食邑(77)，与西周天下共主前提下的裂土而治全然不同。晋初二十七藩国，大多数为户数五千上下的小国，“插花”式分布于郡县之间。初时“王不之国，官于京师”(78)，对食邑“三分食一”或“四分食一”(79)，即邑户1/3或1/4的租赋归于宗王。至于藩国官属是由朝廷选派还是由宗王自行选派，史学界存在争议，对此可引皇从祖司马孚属国的情形：“有司奏，诸王未之国者，所置官属，权未有备。帝以孚明德属尊，当宣化树教，为群后作则，遂备置官属焉。”(80)由此可见，藩国官属当由朝廷选派，只不过晋初仓促，“权未有备”、不及施行到位而已。

从藩国规模看，有载的宗王食邑户数之和超过十六万户，加上未有确切记载的，推算食邑总户数当在二十万户左右。这一规模，约为同期在籍户数的1/8左右(81)。进一步根据其时宗王食邑“三分食一”或“四分食一”之制推算，宗王所得相当于同期西晋全部租赋的1/32至1/24，王朝的财政负担不算沉重。

从藩国构成看，晋初宗王乃一特殊群体。广封宗亲为王之制，既不同于异姓诸侯，也不同于皇子封王，“既不见于秦汉，也不见于唐以后”，西晋开先河，继而“在不同程度上通行于南北朝，甚至延续到唐初”(82)。晋之诸王因与人君血缘关系之亲疏，兼以辈分、官职等因素分得食邑，“邑二万户为大国”“邑万户为次国”“五千户为小国”(83)。实际分封，仅皇叔祖司马孚之封国为大国，次国有五，余之二十一王皆为小国。除司马懿、司马孚两支，其余各支所邑加起来也仅占宗王邑户总数的1/5，部分宗王的食邑仅与公爵裴秀、侯爵羊祜的三千户相当(84)；邑户最少的仅为小国定制的1/3，甚至不及异姓何曾、王沈的一千八百户(85)。

按照新朝权贵形成的基准模式，西晋皇族也源于赎买和酬功，但宗亲之望，普遍不及异姓“元老”，宗亲之功，远远不及异姓功臣，武帝何以能封尽封、令年长于己的宗亲悉数为王，扶持、拔高出皇族这一新的权势派系呢？

对司马懿一支主导的魏晋禅代，司马氏旁支宗亲并不积极，司马孚“逢废立之际，未尝预谋。景文二帝（司马师与司马昭）以孚属尊，不敢逼”(86)。司马孚长子司马望也是有所回避。曹髦为帝，司马望为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时魏高贵乡公（曹髦）好才爱士，（司马）望与裴秀、王沈、钟会并见亲待，数侍宴筵。公性急，秀等居内职，急有召便至。以望外官，特给追锋车一乘，武贲五人。时景文相继辅政，未尝朝觐，权归晋室。望虽见宠待，每不自安，由是求出，为征西将军、持节、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87)

当然，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司马氏族内达成默契，司马孚、司马望等示人以“作壁上观”的假象，以留有转圜余地，在关键时刻对司马懿一支施援。曹髦被弑后，司马孚的“表演”就显得意味深长：“及高贵乡公（曹髦）遭害，百官莫敢奔赴，孚枕尸于股，哭之恸，曰：‘杀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会太后令以庶人礼葬，孚与群公上表，乞以王礼葬，从之。”(88)这样做，很巧妙地袒护、开脱了司马昭——“奏推主者”，主使为谁，不言自明，何须“推”之？

司马孚这样做，究属暗助司马昭，还是仅仅出于维护本族的目的，不宜擅断。然而，晋初分封，封王及食邑偏重司马懿与司马孚两支，且两支对比，旁支居大。司马孚一支封王者十人，获封食邑户数合计近十万，占到全部邑户的近半，甚至超过司马懿一支的九人为王、邑户八万之数，颇有喧宾夺主的意味。这一情形，显非赎买、酬功所能解释。

唐长孺曾论道，“皇室作为一个家族驾于其他家族之上，皇帝是这个第一家族的代表以君临天下，因而其家族成员有资格也有必要取得更大权势以保持其优越地位”(89)。是论确然，但意犹未尽。结合宗王出镇等现象，武帝分封宗亲，除了赎买和酬功，似还有更深的用意：纳新，培植一系新的政治势力。

宗王出镇及宗亲外任

司马懿本人曾系最大的镇督重臣(90)，司马师接掌大权后，即令“诸葛诞、毌丘俭、王昶、陈泰、胡遵都督四方，王基、州泰、邓艾、石苞典州郡”(91)。方镇在皇朝政治体系中的作用十分重要，无论出镇者为异姓还是本宗，所涉利害得失均不同寻常，司马氏无疑深谙其中门道。

西晋的宗王出镇现象，起源于曹魏后期司马氏专权下的近亲出镇、都督一方。先是曹魏正元二年（255年），“德高望重”的司马孚“西镇关中，统诸军事”(92)，又有前述司马望不受曹髦拉拢，反求出镇，以征西将军、持节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八年(93)。司马昭也曾有过“屯关中，为诸军节度”，“镇许昌”，“督淮北诸军事”和统军伐吴，“行征西将军，次长安”等经历。正是在司马昭当国时期，司马氏宗亲出督重镇成为代魏要策之一，至魏末，数位皇叔分镇要地，司马氏近亲已经形成一个蕊状的外镇态势，如图1-2：

这一自西向东伸展出的“新朝之蕊”，覆及皇朝的整个腹心区域，重镇要地，宗亲为守，皇朝疆域，依此东临青、徐，北制幽、并，南扼荆、扬，又延及益、梁。不待入晋，西晋“树藩立屏”核心结构俨然已成，这是司马昭留予武帝的堪称现成的基业，也为政治地理意义上的西晋基石。

很明显，宗亲重镇对皇权的形成、稳固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镇、王一体也就成了西晋的基本政策之一，只不过新朝成立前是先出镇、后封王，新朝成立后则是先封王、后出镇。考究武帝时期的宗王出镇现象，我们还可发现，一方面，出镇只是武帝任用宗亲、“藩卫王室”(94)的方式之一，近似的还有宗王获任就国之事例，此较出镇更为多见——晋初即有皇叔司马肜就国并受任“北中郎将，督邺城守事”，因对官属失察，事发后，其北中郎将、督邺城守事之职被皇从叔司马珪取代(95)；同期又有皇从叔司马辅、司马晃和司马瓌“泰始二年就国”并分领东中郎将等职(96)。

但另一方面，武帝始终节制宗王出镇的规模。晋初天下十三州，都督一方的宗王仅四五人，且限于至亲；长期督一方军事的仅司马伷、司马骏二位皇叔，余之外任宗王时有调动、更替(97)。

对比曹魏，西晋的宗王出镇以及更广义上的宗王外任，无疑是皇朝政治生态的一大新生机制。宗王分镇、分任各地，体现了武帝以皇族为新势力，以外制内、以本宗制异姓的政治意图。

对于宗王出镇，祝总斌作了客观、中肯的总结：“魏晋建立都督，从制度上说，既赋予重权，又极力限制与防范，目的是既要让它为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王朝服务，而又不致变成分裂割据力量。从晋武帝统治实践看，无论异姓都督或诸王兼都督都基本符合这一要求，二十六年中立功累累而无一叛乱事例就是证明。晋武帝认识到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所以在世时广泛推行。后代封建统治者也认识到都督制度的作用，所以不仅东晋南北朝继续沿用，而且隋唐至明清的‘总管’‘节度使’‘总督’‘巡抚’等，也都是以此为楷模而进一步发展建立的。”(98)

至于宗王镇、任对于皇朝是福是祸，“封国制的单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时是朝廷的对抗力量，有时是朝廷的依靠力量”(99)，都督制亦然。宗王出镇及宗王分封皆为工具，利弊系乎掌制、操纵工具的主人：皇权有序，上下井然；皇权失驭，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