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陌生人
这些欧洲殖民城市的官员都是远道而来的商人。他们在非洲和亚洲为自己建造的隔离区代表了另一种古老的城市政治传统的变体：把陌生人进行隔离。正如历史学家菲利普·科廷（Philip Curtin）的阐述，外国商人和放贷人的独立城市“殖民区”正是“最为广泛的人类制度（human institutions）之一”，跨越“从农业的发明到工业时代的到来之间的漫长历史时期”，持续进行着创造和再创造。[16]
城市商业区的广泛分布是商人和君主之间不稳定关系的产物。商人的财富可以与君主媲美，而君主也需依赖商人——他们是富裕的纳税人，是国外贷款和奢侈品的来源，是远方贡品的传送者。就商人而言，他们依靠统治者提供保护，并愿意对此花钱。由于保护交易所引发的争议不断，君主也会通过煽动民众对商人的不信任（如果不是彻底的蔑视）情绪来为王室谋取利益。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包含若干反商情绪，大多数都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商人在社会中是非生产性成员，随时都在窃取他人的劳动成果。外国商人比本地商人更容易成为攻击目标，他们成为当地问题的冤大头和替罪羊，让统治者能够将针对自身统治的批评加以转向，并在危急时刻巩固自己的权力。然而，针对外国商人的暴力行为也可能会自发出现，从而威胁到君主对社会秩序的控制。为了给自己提供一个对抗上述情绪的杠杆，君主经常强制外国人与城中其他居民分开居住。就商人而言，他们通常要求统治者授权将一个单独的地区用围墙隔离出来，作为其保护协议的一部分。因此，所涉及的政治戏剧包含了胁迫和同意的含混杂糅。它们的主线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变化。
外国商人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考古学家在苏美尔河流城市港口区附近发掘到的居民区。哈拉帕和其他古城在城墙外安设若干空间，可能是商队驿站，供穿越沙漠的商人休息的地方。后来，在公元前1850年之后，我们知道一群被称为卡茹姆（kārum），或者“贩货人”（the wharf）的亚述商人，居住于安纳托利亚城市卡内什的专属于他们的镇区之中。正是在这里，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充分的信息源暗示强有力的政治涉入：卡内什的当权者强令所有抵达的商人在去与卡茹姆交易之前必须经过王宫，以此确保他们缴纳保护费。[17]
古代地中海东部地区所有的城市都为商人开设了驿站或旅舍，最早在圣经中称为pandocheion，这个希腊词的意思是“接纳所有来者”。阿拉伯统治者将这个词翻译为funduq，指代类似机构；拜占庭人称其为foundax；大约在公元1100年之后，意大利商人又将其翻译为fondaco。在此过程中，这样的机构遍布地中海地区，并愈发复杂。例如，在中世纪的亚历山大港，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旅舍占据整个街区，包括仓库、浴室、基督教教堂，以及不受伊斯兰教规约束制备食品的专用烤炉箱和妓院。当地的伊斯兰当权者最初答应了威尼斯人的请求，由他们自行掌管自己旅舍大门的钥匙，但到了中世纪晚期，当地官员收回了钥匙并聘用一名守卫负责从外部打开和关闭大门。一个远离故土的温馨家园也因此有了夜间牢房般的样貌。在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当局将阿拉伯、犹太、威尼斯、热那亚、比萨和希腊商人关在金角湾（该城市著名港口的名称）北部的佩拉称为米塔顿（mitaton）的封闭区，并曾经屠杀了该区域的所有居民。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4年）期间，意大利人进行了报复，洗劫了这座城市，并放火焚烧了犹太人和穆斯林的米塔顿。热那亚人接管了佩拉（他们称之为加拉塔Galata），在拜占庭人重新掌权后长期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城邦统治，威尼斯人搬进了城墙之内并在拜占庭宫廷扮演了重要角色。公元1453年之后，奥斯曼土耳其人占据了这座城市，意大利人再次就在穆斯林伊斯坦布尔获得位置优越的独立居住区进行协商。[18]
在波斯，作为反对穆斯林竞争对手运动的一部分，萨法维王朝的阿巴斯大帝将亚美尼亚首都朱尔法夷为平地。但他后来允许无家可归的亚美尼亚商人在他的首都伊斯法罕城墙外定居，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基督教城市并称之为新朱尔法。后来，欧洲商人在波斯城市中获得了独立的飞地，在新朱尔法建立了自己的小块飞地。亚美尼亚人利用他们在新朱尔法的地位来经营一个松散的商业帝国，这个帝国从欧洲延伸到中国，后来在印度的某些地区与欧洲人抗衡。[19]
在中国，儒家学说格外鄙视商人，《周礼》则建议统治者在城市中最不受欢迎的地方设置市场。但是许多海外商人涌入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南方港口城市广州。在日落和正午报时鼓声之间，广州的官员把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波斯人和南亚人关在被称为“番坊”的住处。在东南亚地区，那些对商人较为友好的港口城市的主政者则形成了一个传统，为来自亚洲各地的数十个商人社区设立单独的甘榜（kampungs）或“村庄”。类似的社区遍布印度海岸。有时，外国商人利用他们的独立地区对当地事务施加重要影响。公元758年，当广州的阿拉伯商人与地方当局谈判未能如愿以偿时，他们冲出番坊，洗劫城市，并掠走财富。印度卡利卡特的穆斯林商人则主宰了该城镇的政治。[20]
与此同时，昆比萨利赫、马里、杰内、加奥和廷巴克图等西非商业城市通常会划分为王室之城和商人之城。生活于今日尼日利亚北部的豪萨人为外国商人建立了名为萨邦加里（Sabon Gari）或宗戈斯（zongos）的独立住区，后来他们在西非各地的城市中为自己也建立了宗戈斯。在此处，针对外国商人飞地的政策卷入了复杂过程中，一些统治者接纳了部分伊斯兰教义，而另一些则认为其可能会颠覆他们的统治而予以拒绝。在昆比萨利赫，加纳国王命令穆斯林商人在城外六英里处居住；在其他地方，例如廷巴克图，穆斯林则受到较为热诚的欢迎。[21]
就其后种族隔离的历史而言，当外国商人对其经商所在的海外城市取得控制权之后，外国商人住区最重要的政治变化可能就开始出现了。古代腓尼基人和希腊人通过征服地中海其他地方的殖民城市或自己新建海外港口城镇，完成了这一“壮举”。后来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在塞浦路斯和黑海建立了类似的殖民城市。君士坦丁堡的加拉塔只是热那亚帝国众多城市飞地殖民地之一。但是，英格兰的征服者和爱尔兰的定居者才可算是在中世纪开创了此类型最重要的先例。与基督教欧洲（Christian Europe）的任何地方相比，英格兰人歧视爱尔兰人的做法更加恶毒，而且更侧重于身体和文化上的隔离。臭名昭著的1366年《基尔肯尼法案》将英格兰人与爱尔兰人结婚、抚养或成为爱尔兰人的教父教母的行为都定为非法，并禁止殖民定居者使用爱尔兰语或沿用独特的爱尔兰服装和发型。公元15世纪，英格兰国王命令农民在都柏林整个英语区腹地周围修建大约70英里长的土方工事，从而让“野蛮的爱尔兰人”远离很快被称为“围栏区”（the Pale）的区域——这个词来自拉丁语palus（柱子）。英格兰商人还修建了若干割裂的港口城镇。例如，利默里克被修道院河（Abbey River）一分为二：英格兰城和爱尔兰城。后来在16和17世纪，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完成了对爱尔兰的征服，正是在天主教的堡垒中以传播新教力量的名义实现的。英格兰君主开始着手一项相当于早期大规模人口工程的项目，鼓励新教定居者取代天主教徒占有岛上最肥沃的土地。他们还命令定居者将为数众多的爱尔兰城镇用城墙围起来——最著名的是位于新教盛行的北部阿尔斯特省的德里（Derry）和贝尔法斯特——甚至有一段时期禁止天主教徒在岛上的任何城市里居住。与此同时，都柏林的坚固城堡成为英格兰对爱尔兰牢固把控的纪念碑式政治宗教标志物。[22]
在这些欧洲海外殖民地中，为了证明对陌生人的控制和把他们进行隔离之间的关联的合理性，出现了关于差异的崭新概念。西方海外商人社区以及当地人都频繁使用“民族”和“人民”（gente或jente）这两个词来描述他们不同的起源。两个词都源自与出生（natus和gems）相关的拉丁概念，它们通常与《圣经》中关于血缘关系和祖先（例如繁殖和血统）的观念相连。那些热盼煽动对外国商人或殖民地人民蔑视情绪的人，至少可以凭借一种含混的感觉，即奇怪的习俗或宗教习惯植根于固有的，有时甚至是非人类的自然环境差异（subhuman physical differences）。中世纪爱尔兰的《英国人隔离法令》（English separation decrees）正是从一个对照的思想中得到了启发，即如果定居者与爱尔兰“野蛮人”接近，将在诱惑之下去采纳可能导致道德“败坏”的（爱尔兰）习俗。这两种思想的变体后来都进入了现代的种族概念之中。与此同时，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在将他们的帝国野心铺展在美洲以及通往东方的贸易路线上时，也携带去了移民工程、原住民剥夺和城市分裂的相关做派。因此，“民族”和“人民”的隔离是按肤色和种族施行的城市隔离最直接的概念渊源。[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