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罪羊犹太隔都（Scapegoat Ghettos）

因隔离陌生人的实践而产生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隔都”（ghetto）。尽管直到1516年威尼斯才为该市的犹太人指定一个强迫性的城镇住区，但基于宗教的隔离历史溯源要早得多，可追溯到圣经之中圣地的冲突。单一神崇拜宗教信仰的兴起，让事态变得岌岌可危。这种精神领域的创新经常招致古代多神教神王（god-kings）的严厉回应。后来，三大一神教之间出现了剧烈摩擦，它们的信徒往往聚集于同一个城市。在这些冲突的起起落落中，敌对宗教阵营的代表从未在任何城市中分享其所占据的最高权力位置。但是，统治城市的宗教团体有时确实会为其对手的从属地位进行协商，偶有自治和和平共处时期出现。居住隔离可能是这些协议中的一部分，其胁迫程度各有不同。然而，当协议破裂时，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团体有时会对其对手长期强制驱逐，甚至大开杀戒。

耶路撒冷——锡安山之城，许多人相信上帝耶和华让亚伯拉罕在此地经受了圣经著名的信仰之考验——此地正是这些不断变化的戏剧中最令人担忧的城市舞台。这部史诗开始于公元前6世纪初，当时巴比伦皇帝尼布甲尼撒占领了锡安山，摧毁了所罗门的耶和华殿。为了密切监控反叛的犹太精英，他将他们（连同他们的武器制造商）转移到巴比伦。在巴比伦，他们居住于马尔杜克市的几处地方，众多人在一个名为特拉维夫（Tel Aviv）的街区永久定居。当波斯王居鲁士征服巴比伦并终结了流放时，一些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很快在锡安山重建了他们的圣殿。在那里，尼希米王和以斯拉王（the kings Nehemiah and Ezra）曾一度把旧都变成了一个更加专属的犹太飞地。这与古代世界其他地方更为国际化的愿景形成鲜明对比，包括居鲁士在巴比伦的继任者和埃及的希腊托勒密王朝法老的愿景，他们允许大型犹太社区在首都亚历山大城内各处居住，并享有相当大的特权。[24]

当罗马征服地中海东部地区时，宽容不复存在，犹太王国荡然无存。公元39年，亚历山大城的大多数外邦人(2)反对犹太人，担心对单一神的崇拜会威胁到罗马皇帝卡利古拉的崇拜。他们冲进城中的犹太人家庭和犹太教堂，没收了犹太社区的财富，并迫使难民居住在一个名为三角洲（Delta）的拥挤且边界鲜明的飞地之中——可以说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犹太人聚居区（隔都）。几年后，罗马人转向耶路撒冷，镇压了那里的两次大规模的犹太人起义。在公元70年的第一次战役中，他们摧毁了希律王在锡安山上宏伟的第二圣殿。而在公元137年的第二次战役之后，他们完全禁止犹太人进入耶路撒冷。[25]

当罗马皇帝在公元4世纪皈依基督教之后，他们把将犹太人驱逐出锡安山的法令加以更新。直到公元638年穆斯林哈里发奥马尔占领耶路撒冷后，才将其废除。穆斯林在锡安山上建造了圆顶和阿克萨清真寺，并将其更名为圣地，既是为了彰显伊斯兰教对亚伯拉罕之神的崇敬，也是为了把先知穆罕默德前往耶路撒冷与真主会面的梦幻之旅的目的地加以神圣化。然而，奥马尔允许犹太人和基督徒作为从属但半自治的公民生活在这座城市里，随之而来的是长期相对和平的共处。后来在1099年，基督教十字军袭击了这座城市，伊斯兰和平被打破。他们屠杀了这座城市的穆斯林和犹太人，并将圆顶改造成基督教的“上帝的圣殿”。当萨拉丁在1187年重新征服耶路撒冷时，他将圣殿山恢复为穆斯林圣地。然而，众所周知，他放弃了对这座城市的基督徒进行残忍报复的最初计划。在接下来的800年中，直到20世纪初，三大宗教的信徒在穆斯林治下共同生活在城墙之内，各自占据了一个单独的区域，其边界和排他性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26]

耶路撒冷的宗教政治是广泛存在于地中海和欧洲其他城市的模式的映射。穆斯林统治者通常对一神论者持有最欢迎的态度；基督徒变得越来越不宽容；世界各地众多犹太人社区都不得不去对某种从属地位进行协商，通常他们被限定在城市中的单独区域。中世纪最重要的此类政治体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它们是欧洲最古老的伊斯兰酋长国、基督教世界最狂热的十字军王国以及中世纪世界最大的犹太人口的所在地。

许多世纪以来，伊比利亚半岛的基督教国王都以相邻穆斯林统治者为榜样，致力于在主要信仰之间实行共存（convivencia）或“共栖”（cohabitation）的政策。即使十字军在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摧毁了欧洲其他地方的犹太社区，西班牙也允许犹太人繁衍生息，同意犹太人在穆斯林城镇（aljamas）和基督教城镇（juderías）的安全独立的村庄内居住。[27]

共存政策在公元14世纪开始瓦解，此时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天主教极端主义的爆发点。关于犹太人在黑死病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阴谋论广为传播，伊比利亚的基督教君主为重新征服南部的领土而煽动十字军东征的热情。传教士煽风点火，对犹太人的权力和财富以及他们在基督受难所发挥的作用提出了潜在的怀疑。1391年，暴徒烧毁了塞维利亚设防坚固的大型犹太住区（judería），在西班牙各地发动了对犹太人的可怕屠杀。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都强迫犹太人剃光胡须并穿着特殊服装，且严格限制犹太人使用城市空间。他们禁止犹太人拥有房地产，即便在犹太住区也不能够，犹太土地所有者被迫以极低的价格出售房产。[28]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犹太人的生活变得难以忍受，以至于被迫离开伊比利亚或皈依。有些犹太人确实离开了，也有许多因对生活的畏惧而皈依他教，但随着皈依他教犹太人（formerly Jewish conversos）数量的增加，替罪羊政治变得更加恶毒。基督徒怀疑皈依者的虔诚是否诚恳，而皈依者的基督徒身份又让他们成为西班牙宗教裁判所（Spanish Inquisition）迫害的对象，宗教裁判所经常给他们打上“犹太化”异端（“Judaizing” heretics）的烙印。为了证明他们的虔诚，皈依者还经常要充当迫害犹太人的先锋，且常常在具有部分犹太血统的基督教西班牙贵族的帮助下完成，这些人希望摆脱犹太“血统”的污迹。而犹太人在宗教裁判所的法庭上则捏造对皈依者异端罪名的指控来为自己辩护。与此同时，伊莎贝拉女王在与穆斯林格拉纳达的战争中耗尽了国库，不得不向强烈反犹的地方当局寻求支持。托莱多的犹太人被指控在仪式上杀害了一名年幼的基督教儿童，女王对于共存政策作出的持续承诺随即消解，反犹暴力再次肆虐全国。1492年，格拉纳达战败，伊莎贝拉女王和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通过永久性驱逐其领土上的犹太人来庆祝强大的天主教西班牙王国的统一。他们断言如果允许犹太人留下，这些犹太人将一直引诱皈依者，使其变得不虔诚。那一年，加的斯码头挤满了登船前往更安全避风港的犹太人，以至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不得不推迟西行前往中国的航程。[29]

先是西班牙，随后是葡萄牙，犹太人充当替罪羊的政治意味着城市隔离的终结。相比之下，在威尼斯，替罪羊政治和隔离找到了一种依然邪恶却极为微妙的共同目标。威尼斯的犹太人，正如尚允许犹太社区存在的其他欧洲城市中的犹太人一般，受法律限制只能从事商业投资和放贷活动，这种行业因被视为有罪而禁止基督徒参与。威尼斯严重依赖从犹太人手中借来的钱来开展商业经营，命令犹太人经营当铺并发放低息贷款，从而让最贫穷的威尼斯人都能经济宽裕。“城中的犹太人像面包师一样必不可少”，威尼斯一位大亨这样说，他可比大部分人都诚实。[30]

15世纪后期，在西班牙全国蔓延的反犹热潮的压力下，威尼斯共和国两次将犹太人驱逐出城。然而，这座城市的外邦商人和穷人却因这一政策遭殃，在1516年3月29日的一项重大法令中，威尼斯正式放弃对犹太人的驱逐并实施隔离。市议会宣布，犹太人可以在城中生活，但他们“必须全部居住在圣吉罗拉莫（San Girolamo）附近的隔都之中，为了防止他们夜间游荡，应当在那里修建两道门，在老隔都的小桥的一头修一道门，另一头也修一道门，……早晨马兰戈纳（Marangona）（圣马可大教堂的钟声）响起的时候打开门，由任命的四名基督徒守卫负责关门，由犹太人向他们支付报酬”。隔都的名称，来自住区中废弃的大炮铸造厂（gietto），位于一个岛屿之上，由威尼斯的几条著名运河环绕。后来，当局为邻近的一个住区建造了围墙，也把隔都用围墙环绕。为了通过隔都的门，犹太人不得不经过位于一栋建筑之下的隧道。隧道如此低矮，当犹太人从隧道中出来的时候，被迫向这座基督教城市躬身。随时都有4艘巡逻艇在周围运河上航行，由犹太人支付费用。城市中的所有犹太人一度被要求佩戴黄色徽章以示区分，后来改成黄色帽子。[31]

为了能充当长期替罪羊，犹太人必须在社会中存在、引人注目且活跃，还应当在某种方式上显得荒谬——此外，还要在夜间用围墙把他们封闭起来。谴责犹太人的行为无异于成为威尼斯共和国社会秩序的核心基石。底层对寡头统治的任何威胁，都可以被转移到隔都居民身上，据称这些人是吸血的、腐败的、反基督教的，甚至性欲亢进的。即便在最好过的时日，他们也被夸张描述为数以千计穷人所痛恨的债权人。

值得注意的是，犹太作家经常呼吁以自我隔离作为保持社区宗教信仰纯洁性的一种方式。尽管气候恶劣，但威尼斯的隔都却繁荣兴旺，成为令人羡慕的学习中心，就像世界其他地方若干幸运的外国商人区一样。此外，在威尼斯创建犹太人隔都的同时，城市中的寡头政客也把穆斯林土耳其人和其他信仰基督教的外国人都封闭在独立的住区（fondacchi）之中，所以这个城市偶尔会因为对这些群体的憎恨而剧烈震动。[32]

即便如此，在近代西欧，悬挂在犹太人脖颈上的驱逐乃至灭绝的威胁，远比其他受隔离的外国社区严重。我们需要记住，即使犹太人看上去接受了“隔都化”，也只是在一个替代性“选择”的世界之中，其后果比文化稀释本身更可怕。1555年，持强烈反犹态度的教皇保罗四世在对驱逐大发雷霆之后决定，罗马的犹太人可以留在基督教之都，但他设立的隔都比威尼斯的隔都悲惨太多。早在13世纪，布拉格就已有围墙圈起来的犹太区——市长拥有一条粗大的镀金链子，用以在必要时锁闭这个街区。自15世纪开始，法兰克福就把城中的犹太人驱赶到其外墙阴影下的狭小犹太人小巷（Judengasse）之中。该住区有三千居民，“无疑成了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一套被称为Stättigkeit的贬低法律使犹太人遭受比威尼斯人更多的贬低和羞辱。汉堡和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小巷比其他地方略多一些特权，但在维也纳，17世纪的一个奥地利皇帝草率地决定驱逐这座城市中繁衍生息的犹太隔都的居民。[33]

遭到西班牙驱逐之后，世界最大的犹太人社群就生活在东欧了。在波兰和立陶宛联邦，犹太社区与居住在西方的社区存在两方面主要差异。大部分犹太人居住在遍布乡间的被称为犹太小镇（shtetlekh，shtetl的复数形式）的地方，他们使用自己的语言——意第绪语，而不是采用当地基督徒的语言。尽管如此，大部分犹太人居住在犹太小镇中，他们过着相对和平的生活，并没有被正式隔离。还有一些东欧犹太人居住在大城市中，同样也甚少受到限制。[34]

在18世纪晚期，欧洲发生了重大的民主政治革命，基督教欧洲对待犹太人的态度突然发生了地理反转，西欧一下子变得非常宽容，而东欧则萌生出越来越强烈的仇恨。在西欧，启蒙运动带来了对犹太人宗教宽容和平权的含混呼吁。当法国革命军队挥舞着世俗主义和普遍人权的狂野旗帜于1797年抵达威尼斯时，他们第一时间宣布犹太人获得解放。士兵们把隔都的大门从有三百年历史的铰链上扯下来。数年后，革命的君主拿破仑·波拿巴的将军乔丹（Jourdan）轰倒了法兰克福拥挤的犹太人小巷尽头的墙。只用了数十年，即便敌意的爆发接连不断，其他地方大部分犹太隔都也都消失了，曾经驱逐犹太人的国家的官员现在允许小规模犹太解放社区在他们中间发展。[35]

然而，近乎与此同时，不祥的乌云笼罩在东欧的犹太小镇之上。从1772年到1795年，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的激烈反革命君主国合谋将波兰—立陶宛联邦撕裂。俄罗斯吞并了其最大的领土，连带数量最多的犹太居民。1835年，为了防止犹太人与俄罗斯人出现商业竞争，沙皇尼古拉一世将犹太人限制在“围栏定居点”（Pale of Settlement），这是俄罗斯西部领土之上一条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黑海的宽阔廊道。在定居点之内，犹太人继续与俄罗斯人和其他基督徒一起生活，但某些城市已宣布禁止犹太人进入，而在另一些城市，犹太人在宽松界定的独立区域中居住，比如维尔纽斯、华沙和文化多样化的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在敖德萨，大部分犹太人在古老的海外希腊人社区附近居住。每年的圣周期间，当希腊人和其他基督徒在仪式上重温基督受难时，他们对所谓犹太杀人者的后代的憎恨就会涌现，有时甚至是爆发性的。第一次臭名昭著的反犹太大屠杀——pogroms[俄语词，与“雷”（thunder）字同根，通常翻译为“破坏”或“毁坏”]——于1821年在敖德萨掀起，随后该城在1849年、1859年和1871年发生了更具破坏性的反犹骚乱。1881年，一小群革命者暗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敖德萨和其他地方盛传新沙皇已批准对犹太人实施暴力的谣言，很快数百起大屠杀席卷了定居地南部。屠杀通常从大城市开始并沿着新修铁路线辐射进入犹太小镇。

在1903年至1906年期间，另一场更残酷的大屠杀风暴达到顶峰。尽管名为社会主义犹太工人联盟（Bund）的武装工人政党积极捍卫犹太社区，但仍有超过3 000名犹太人被杀害，其中最惨烈的是基什涅夫、基辅和敖德萨等城市。在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的内战期间，仍有数千人死于大屠杀，当时布尔什维克正式废除了犹太人定居点。[36]

早在1905年，大屠杀政治就已有了新的不祥之兆。那一年，反犹活动家公布了具有煽动性的《锡安长老议定书》，这是一份声称呼吁犹太人密谋统治世界的文件。当整个欧陆的欧洲人以世俗形式重塑基于宗教的反犹太思想时，议定书将替罪羊政治提升到一个崭新高度，反犹太主义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应运而生。这种意识形态的转变预示着更可怕的种族隔离和驱逐形式，最终导致阿道夫·希特勒灭绝所有欧洲犹太人的计划。将种族和民族意识形态与宗教和教派对抗相结合，这样的做法更加普遍，给当今城市和世界政治蒙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