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玄虚”“放诞”“风流”“浮华”这类词通常被用来描述六朝名士。虽然这些词语的词义具有相当的模糊性，而且褒贬色彩也不一，但还是能较为传神地表现出这个时代的名士风貌。这样的名士风流既不见于前史，也不同于后世，只在这个时代唯一存在。那么，六朝名士风流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它有哪些方面的表现，具有怎样的历史内涵，又有怎样的历史归宿。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十分丰厚的学术积累。

20世纪中国近代学术体系建立后，形成的学术范式有两种：其一，将思想放在思想者的历史处境中加以阐释，注重思想与社会的联系；其二，把思想从具体人事中剥离出来，抽象为一种纯粹思维形式，研究其本身的特质，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和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为代表。虽然后者有助于深入理解时人的精神世界，但前者显然与本书的关联更大。

前一种范式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从个体的微观处境来解释，这种方式古已有之。容肇祖所著的《魏晋的自然主义》（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便是循此思路解释诸玄学家的思想取向，方立天、于首奎主编的《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齐鲁书社1980年版）及其《续编》第二卷（齐鲁书社1982年版）、皮元珍的《嵇康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韩传达的《阮籍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以及由匡亚明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有关论著，这些从微观角度阐析个体心态的著作对于完善和深入描述名士的精神风貌很有帮助。

另一种是从时代背景和阶层（或集团）的处境及其相关立场来研究思想。20世纪30年代刘大杰在《魏晋思想论》（中华书局1939年版）中采用丹纳的艺术史观从思想的环境入手。同时代鲁迅先生的名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载《鲁迅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从时代背景及名士的不同生存环境入手，对名士的心态作了阐释，并勾勒出一个名士谱系。如认为东汉人偏执；曹氏父子尚通脱；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因为太相信礼教精神而反对虚伪的礼教形式，所以表现出放达的风貌，晋朝名士不得其神，仅效其貌；陶渊明也未能完全超脱于世等等，成为后来研究者不可不读的经典。其后，用历史学的眼光作学术研究的是陈寅恪先生和贺昌群先生。陈先生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1945年在成都出版单行本，后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从集团、文化和政治立场相关的观点出发，认为嵇、阮的尚自然思想及其表现是对司马氏统治的反抗，他将尚自然的思想和放达的行为视为士阶层中一个特定集团的政治姿态。贺昌群的《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也采用了同样的思路，他始终抓住名士的政治处境来阐释思想的变化。这一思路影响至深，20世纪下半叶出版的《剑桥秦汉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和吉川忠夫的《六朝精神史研究》（日本同朋社1984年版）仍将思想变动看作是政治立场的表达，将这一研究思路拓展到从更深层次的社会变迁来理解时代思潮的是唐长孺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所收《魏晋才性论的政治意义》《魏晋玄学形成及其发展》《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三篇文章，从政治思想史的层面阐释作为士族之理想人格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含义。汤用彤、任继愈的《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略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则把思想看作是有阶级属性的，以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动来解释思想的发展。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把思想放在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中展开。对于本书而言，逻辑思路正好与这些思想史著作相反，我们要借助已被揭示的思想轨迹和揭示过程中所展现的思想与社会政治的互动关系来探究士风演进的具体状况。

虽然士风研究不等于门阀士族研究，但门阀士族研究是士风研究得以深入的基础与前提。陈寅恪先生《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述东晋王导之功业》《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著作描述了汉末至唐代统治集团的兴衰分化。唐长孺先生所论门阀士族的农村结构根源、门阀升降与国家政权的关系，集中收录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续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三部论著中。陈、唐二位先生的研究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政治背景。此外，田余庆所著的《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认为在两晋之际士族能否由儒入玄决定其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的升降。周一良先生在《两晋南朝的清议》（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阐释了两晋南朝清议作为士林舆论与政治权力在权威上的对立消长关系。宫崎市定《汉末风俗》《清谈》等文，将选举看作影响士风变化的直接起因，这虽然也是从政治与社会的关系来立论，但其侧重点是政治制度对社会风气的引导。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中华书局2002年版）与《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则十分看重士大夫伦理构造地方社会、组织国家政权的作用。

欧美及港台学者借助政治学、社会学以及人类文化学的理论、方法来阐释士大夫问题。如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的《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对北朝隋朝大族博陵崔氏作了个案研究。许倬云的《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五本，1964年9月）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他运用西方社会权威与政治权威二元分立的理论体系来理解士大夫，认为是士大夫官僚与社会领袖的双重身份连接了政权与社会势力。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探寻汉唐间每个政权的社会基础，并按照参与政权的程度对社会势力进行划分。毛汉光的这一区分有助于我们加深了解士风背后的阶层分野。陈启云的《荀悦与中古儒学》（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探讨了汉魏之际地方社会势力在中央政权瓦解与重建中的作用。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则是把文化权威与政治权威二分，这一思路影响甚大。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在同样的思路下展开，他探讨的是汉代士大夫“吏”“师”合一的形态是如何成型的。陈明的《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形态的知识分子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也强调士族作为文化权威与政治权威起到保存和发展传统的作用，他认为士族的这一形态的形成与儒学密不可分。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士大夫的社会性、文化性、政治性以及相互关联中探讨士风问题，但是将简单地划分为社会权威、文化权威与政治权威，甚至将它们看作对立的关系，往往与历史不甚契合。

直接研究士人问题的是余英时所著的《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一文沿袭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中已显露的思想，进一步从士人之自觉来解释汉末至晋的思想变迁，从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变动来加以说明。其论述特点是将士人内心的种种变化从“群体自觉”与“个体自觉”两个层面来阐释。续编《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认为魏晋时期因士人觉醒而使其内心与社会固有规范发生激烈冲突，从君臣关系到家族伦理都发生危机，所以士人在思想上由儒学而老庄，行为由执礼而任诞。余英时的这两篇文章充分总结前人研究成果，主要从人的内心与外在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解释士风的演变。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六章《魏晋风度》从美学的角度，从整体上把握时代精神，提出人的觉醒的论题，他就是从个体自我实现的层面来谈论汉晋士人精神风貌的变化。罗宗强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借助玄学来说明魏晋士人的心态。马良怀的《崩溃与重建中的困惑：魏晋风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宁稼雨的《魏晋风度——中古文人生活行为的文化意蕴》（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世说新语〉的士人精神史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范子烨的《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等研究都聚焦在士人的精神生活领域。

于迎春《秦汉士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提出许多带有启发性的问题。王晓毅的《中国文化的清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以及《论曹魏太和“浮华案”》（《史学月刊》1996年第2期），《汉魏之际士族文化性格的双重裂变》（《史学月刊》1994年第6期）等文章围绕汉魏之际士大夫的文化性格展开。王永平的《论北魏后期的奢侈风气——从一个侧面看北魏衰亡的原因》（《学术月刊》1996年第6期），《南朝人士之北奔与江左文化之北传》（《南京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以及他对六朝江东士族家风家学的系列研究都对本书深入理解当时士风有着重要帮助。同样对六朝江东士族家风进行系统研究的还有吴正岚的《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此外，蓝旭的《东汉士风与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查屏球的《从游士到儒士——汉唐士风与文风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着重探讨了士风与文学的关系。

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一〇九《全晋文》卷三三“晋人任诞”和一一一《全晋文》卷三七“千古名士之恨”及一五五《全晋文》卷一三七“两戴逵——‘名教’”等条，辑录大量前人与此相关的议论，他本人的论述言简意赅，与本书论题有关联。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晋书〉札记》“名教自然‘将无同’思想之演变”等条，亦对本书写作多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