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择所归附，待时而动”

摆在志在匡复的士大夫眼前的问题是，东汉已然瓦解，他们所习惯的、适应于统一政权的政治观念失去了依托之所。如果没有认识到时局的变化，坚持以传统的方式维护汉天子的权威，往往会产生南辕北辙的效果。

董卓乱政，忌惮握有兵权且甚有威望的皇甫嵩，于是以朝廷名义征召皇甫嵩为城门校尉，意在解除其武装。皇甫嵩应征，遂使关中、陇右皆成董卓的势力范围(35)。董卓死后，汉献帝在关中被李傕所控制。陶谦等关东诸将推朱儁为太师讨李傕，李傕以朝廷名义征召朱儁。朱儁认为“以君召臣，义不俟驾，况天子诏乎”，不从陶谦而赴长安(36)。司徒王允与李傕相周旋，命宋翼、王宏分别任职左冯翊、右扶风，以之为援。李傕欲杀王允而先征宋翼、王宏入朝。王宏认为“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征，明日俱族”，但宋翼认为“王命所不得避”，二人入朝旋即被杀(37)。

欲行匡复之事，须直面乱世。在当时的政局中，依托割据群雄、借助他们的力量，就成为志在匡复的士大夫唯一的选择。董卓乱政时，张承“欲合徒众与天下共诛卓”，张昭劝他说：“今欲诛卓，众寡不敌，且起一朝之谋，战阡陌之民，士不素抚，兵不练习，难以成功。卓阻兵而无义，固不能久；不若择所归附，待时而动，然后可以如志。”(38)张昭看到了自身力量单薄“难以成功”，故而主张“择所归附”。“归附”的目的在于“待时而动”，最终仍要“如志”，即实现匡复之志。

荀彧出仕曹操当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后汉书·荀彧传》说他“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佐之义”“闻操有雄略，而度绍终不能定大业”“乃去绍从操”。荀彧洞察时局，“择所归附”是择强而仕，目的在于实现“匡佐之义”。荀彧与曹操的结合，绝非简单的僚属与府主之间的关系，或者私人依附关系，而是政治合作。范晔论曰：“察其定举措，立言策，崇明王略，以急国艰，岂云因乱假义，以就违正之谋乎。”(39)范晔将荀彧出仕曹操看作是一种策略，并肯定这种策略的正义性。

观荀彧生平所为，“崇明王略，以急国艰”最典型地表现在他力劝曹操迎汉献帝一事上。荀彧言辞间虽以晋文公纳周襄王、刘邦为义帝缟素作比，但观其本心，实为颠沛流离的汉献帝考虑：

今车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40)

荀彧首先考虑的是存汉之本，顺民“怀汉之思”，防天下之逆节。范晔认为他并非“因乱假义”“以就违正之谋”。此举也为裴松之所盛赞：“苍生蒙舟航之接，刘宗延二纪之祚，岂非荀生之本图，仁恕之远致乎？”(41)在称赞荀彧有功于“苍生”之外，裴松之还强调荀彧使汉祚延长了二纪，并认为这是荀彧之“本图”，是“仁恕”。

与荀彧立身行事相近的还有沮授。袁绍初兴，沮授劝他“西迎大驾，即宫邺都”，以后又再次劝袁绍迎汉献帝，认为“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42)。可见荀彧选择迂回曲折的途径来达成“匡佐”的目的，这并非是其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汉末乱世中士大夫的普遍动向。正如范晔所言：“士虽以正立，亦以谋济。”对于怀抱匡复之志的士人而言，这种权谋是“本于忠义之诚”的权谋，最终要“归成于正”(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