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士大夫的两难处境与荀彧之死的必然
士大夫“择所归附”“待时而动”“然后可以如志”，但割据群雄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未必会与怀抱匡复之志的士人同心同德，这是士大夫在“以谋济”的过程中无法掌控的。诚如范晔在《后汉书·臧洪传论》中所言：“夫豪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之心异乎？若乃缔谋连衡，怀诈算以相尚者，盖惟利势所在而已。”豪雄以“利势”为依归实与士大夫以“守义之心”力行“匡佐之义”有着原则上的区别。在袁绍统一河北的战争中，臧洪以孤城力抗袁绍。他在回复陈琳的劝降信中指责袁绍“抑废王命以崇承制”，他对比自己与依附袁绍的陈琳：“足下徼利于境外，臧洪受命于君亲，吾子托身于盟主，臧洪策名于长安。”(44)言明袁绍之自立不臣，与士大夫忠于汉室、义存君父的立场绝不相容。
困难的是，士大夫无法主导割据势力的发展方向。袁宏、范晔、裴松之都看到了此时士大夫的两难境地。袁宏说，“荀生之谋，谋适则勋隆，勋隆则移汉”(45)；范晔说，“方时运之屯邅，非雄才无以济其溺，功高势强，则皇器自移矣。此又时之不可并也”(46)。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荀彧的阻止使得曹操晋爵魏公、加九锡之事“遂寝”(47)，而曹操“由是心不能平”(48)，那么荀彧之死便是必然的了。
对于荀彧之死的意义，范晔认为“盖取其归正而已，亦杀身以成仁之义也”(49)，认为是对个体道德的忠实履行。裴松之则特别看重荀彧之死在“志行义立”问题上对当世与后世的教育意义：“及至霸业既隆，翦汉迹著，然后亡身殉节，以申素情，全大正于当年，布诚心于百代，可谓任重道远，志行义立”(50)。“全大正于当年”是将荀彧之死看作是当世士人的道德宣示，“布诚心于百代”则是从道德宣教的角度赞扬荀彧之死的历史意义。
范晔、裴松之从道德的立场出发对荀彧之死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然而从事功的角度来看，正如裴松之所言，士大夫的匡复之志确实还处于“任重道远”的阶段。荀彧之死象征着士大夫阶层未能实现匡复之志，他们恢复汉朝的政治活动宣告失败。
荀彧的一生都在践行着匡复汉室的政治理想，这个理想也是汉末士大夫共同的理想。面对“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的局面(51)，荀彧试图借助曹操的力量，曲折地实现政治抱负。荀彧所走的这条道路也是汉末怀抱匡复之志的士大夫的共同道路。当割据群雄企图代汉自立时，身为僚属、与豪雄有君臣之义的士大夫通常会维护汉祚。当曹操试图晋爵魏公、加九锡，刘氏宗社将沦的危急关头时，荀彧挺身而出使其事“遂寝”，便是汉末此类诸事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是荀彧以其生命绘就的。
正因生命代价之大，再加上荀彧之名高、位重、与曹操关系又异常紧密，他的死反而令论者不解，引发历代无尽的探讨。拨开这些围绕着荀彧个人心境、志向、谋略的繁复言论，将荀彧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便会发现，荀彧的人生历程所展现的其实是当日士大夫群体之政治命运。所以，荀彧之死是一个政治寓言，它隐喻着汉末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匡复之志的最终破灭。
(1) 关于荀彧之死自古以来论者甚多，此不一一列举。新近研究还可参见郭硕：《“汉臣”抑或“魏臣”：史家笔下荀彧身份的流变》，《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洪卫中：《汉末魏晋之际颍川士人的政治取舍与得失》，《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宋雪瑶：《荀彧死因探析》，《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2) （西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10《荀彧传》，荀彧长子荀恽娶曹操之女（后称安阳公主），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6页。
(3) 《三国志》卷10《荀彧传》注引《献帝春秋》，第318页。
(4) 《三国志》卷57《陆瑁传》注，第1337页。
(5) （唐）魏徵等：《隋书》卷33《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57页。
(6) （南朝宋）范晔著，（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70《荀彧传》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91页。
(7) 《后汉书》卷70《荀彧传》，第2290页。《三国志》卷10《荀彧传》作：“明年，太祖遂为魏公矣。”第317页。
(8) 《三国志》卷10《荀彧传》注，第332页。
(9) 据（南朝梁）沈约：《宋书》卷64《裴松之传》，裴松之死于刘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年80岁，则生于东晋咸安二年（372年），20岁时起家为东晋殿中将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98页。
(10) 祝总斌：《晋恭帝之死和刘裕的顾命大臣》，《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陈群：《刘宋建立与士族文人的分化》，《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
(11) 《宋书》卷60《荀伯子传》，荀伯子为荀羡之孙，第1627页。据（唐）房玄龄等：《晋书》卷75《荀羡传》，荀羡为荀彧六世孙，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75页。
(12) 《宋书》卷60《荀伯子传》，第1628页。
(13) 同上书，第1629页。
(14) （东晋）袁宏著，张烈点校：《后汉纪》卷30《孝献皇帝纪》，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81—582页。
(15) 《后汉书》卷70《荀彧传论》，第2291—2292页。
(16) 《三国志》卷10《荀彧传》注，第332页。
(17)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66《汉纪五十八》献帝建安十七年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116页。
(18)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6第91条“《荀彧传》”，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0页。
(19) 《后汉纪》卷30《孝献皇帝纪》，第581页。
(20) 《后汉书》卷71《皇甫嵩传》，第2302—2303页。《三国志》卷10注引《九州春秋》，第326—327页。
(21) 《后汉书》卷73《刘虞传》，第2355页。
(22) 《三国志》卷6《袁术传》，第209页。
(23) 《后汉书》卷75《袁术传》，第2439页。《三国志》卷6《袁术传》，第209页。
(24) 《后汉书》卷75《袁术传》，第2441页。
(25) 《后汉书》卷75《袁术传》，第2442页。《三国志》卷7《吕布传》，第224页。
(26) 《后汉书》卷74《袁绍传》，第2390页。
(27) 《三国志》卷6《袁绍传》，第190页。
(28)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四编第十二章“二重的君主观念”条，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17—218页。吕思勉：《秦汉史》第十四章第四节《秦汉时君臣之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23—527页。还可参见孙生：《门生举主之关系与汉室覆亡》，《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伊沛霞：《东汉庇护者与托庇者关系考论》，《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1期。徐冲：《汉唐间的君臣关系与“臣某”形式》，《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70—294页。
(29) 初平二年（191年），荀彧投奔曹操，为奋武司马，时曹操行奋武将军。初平三年（192年）为曹操镇东司马。皆为曹操官府僚属。建安年间，荀彧为侍中、守尚书令，为朝官，与曹操为同僚关系。荀彧虽在名义上与曹操无僚属关系，但“操每征伐在外，其军国之事，皆与彧筹焉”，实为曹操集团之核心成员。见《后汉书》卷70《荀彧传》，第2281—2290页。
(30) 曹操上汉献帝表，表述荀彧之功，请增荀彧户邑。见《三国志》卷10《荀彧传》注引《彧别传》，第317页。
(31) 《后汉书》卷70《荀彧传》，第2290页。在《三国志》卷10《荀彧传》，陈寿概括为“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第317页。
(32) 《后汉书》卷74《袁绍传》，第2391页。
(33) 《三国志》卷11《张范传》，第337页。
(34) 《后汉纪》卷30《孝献皇帝纪》，第590页。
(35) 《后汉书》卷71《皇甫嵩传》，第2306页。
(36) 《后汉书》卷71《朱儁传》，第2312—2313页。
(37) 《后汉书》卷66《王允传》，第2177页。有关这一时期的献帝朝局，可参见崔建华：《河内控制权的流转与汉献帝初年的政局演变（190—199）》，《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庞博：《从长安到许都——汉献帝朝廷的政治架构、决策过程与历史命运》，《史林》2020年第6期。章义和、韩旭：《略论长安献帝朝廷的地方控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38) 《三国志》卷11《张范传》，第337页。
(39) 《后汉书》卷70《荀彧传》，第2291页。
(40) 《三国志》卷10《荀彧传》，第310页。《后汉书》卷70《荀彧传》与之略同，第2284页。（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6第91条“《荀彧传》”亦作此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0页。
(41) 《三国志》卷10《荀彧传》注，第332页。
(42) 《后汉书》卷74《袁绍传》，第2382页。《三国志》卷6《袁绍传》，第192页，注引《献帝传》，第195页。
(43) 《后汉书》卷66《王允传》，第2178页。
(44) 《三国志》卷7《臧洪传》，第234—235页。《后汉书》卷58《臧洪传》与之略同，第1890页。
(45) 《后汉纪》卷30《孝献皇帝纪》，第581页。
(46) 《后汉书》卷70《荀彧传》，第2292页。
(47) 《后汉书》卷70《荀彧传》，第2290页。
(48) 《三国志》卷10《荀彧传》，第316页。
(49) 《后汉书》卷70《荀彧传》，第2292页。
(50) 《三国志》卷10《荀彧传》注，第332页。
(51) 《资治通鉴》卷66《汉纪五十八》献帝建安十七年条，第2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