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简史

一

中国古文字上可追溯到结绳记事时代，结绳记事法的影响至今可见，某些语言的字母是纵向书写的，如梵文。古希腊字母亦可能源于这一习俗。人类早期文明中，结绳记事之法必非常普遍，至今南美洲一些原住部落仍然沿用。随着时代发展，此法逐渐废用，其间的发展已无从知晓。大抵从亚述人建造独立城邦，埃及人修建金字塔开始（约公元前3000年），中国人创立书写文字，为人类文明带来新的曙光——从此进入一新的历史时期。扩大观之，古代的标记、符号、图案、象形文字等，皆可算作书写文字的基础和来源。根据传说，八卦是由圣君或名士庖牺首创，后世亦称宓牺（伏羲，因古汉语中没有轻唇塞音——译者）。卦与卦重叠排列，又创出64种卦象。在上古社会，此类图案极可能具有某些社会功能，故有其社会学上的价值。此只存为一假说，然亦不能排除八卦与早期文字可能存在某种联系。八卦之首为“乾”，指“天”，书写时微倾即为“气”字(1)，指“空气”或“气息”。这两个字的读音也几乎相同，只是音调略有差异。八卦之“坎”(2)横向书写即为古体之“水”字，指“注水入器”，这在“益”字中亦有所体现。此类古代字体后来逐渐发展成神秘的玄学系统，用于占卜神谕，进而失去了日常语言和交际的功能。此仅为理论上一假设，然较为可信。(3)

据称，汉语文字之始创者为圣贤苍颉。于其生平，只知道时在中国第一任君王黄帝（前2698—前2598）统治时期，他在朝中担任史官，并创造出所有汉字。然而，即使是超凡的圣贤或天才，亦很难凭一己之力创立一整套的书写规范，并印刷出来（时人还很难想象出印刷术），公开发行使用。至若口头语之字母表，历史上曾有一二人为本族创出之先例，然此为另一事。可能的情况是，当时已有许多古代社会创出的文字在使用，直到苍颉这位饱学之士出现，才使汉字规范化。此后，汉字有了固定的写法，进而减少了书写之混乱。苍颉收集和编撰的书写规范则被奉为权威。传说故事止于此，也就不必再深究了。

此后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中国约于公元前2698年进入有史时期。随着时代的发展，朝代更替，许多历史遗迹后人已无从寻觅。现存最古老的文字遗迹中，必论及甲骨文。1899年，中国中部之河南省出土了大量龟壳残片（见前文“拓片1”），经研究其上所刻文字为卜辞。这一发现为语言学和古代史研究开辟出新的领域。现代学者以此为题的著述颇多，最著名的是加拿大裔传教士兼学者明义士（Menzies）之文集《殷墟卜辞》（Oracle Records from the Waste of Yin）。至今，已发现的甲骨文约有5000字，然而近半数仍待识别。经学者确定且普遍认同的文字不足1000。近年，中国科学院有一著名学者，根据现有资料重新制出一张殷代（前1766—前1122）(4)的历法年表。此项工作难度极大，耗费精力亦巨，可存希望为古代史研究提供新的线索。目前，该研究尚未完成。除甲骨文外，还必须提到周代（前1122(5)—前256）著名的青铜器及青铜鼎上之铭文（见拓片4，5）。

在周代，儿童8岁而入文法学校或“小学”，由保氏教授六类符号和文字（即六书）。此“小学”后世成为一门大学科，即今之“文字学”。据称，这些符号和文字是自苍颉流传下来的传统写法。公元前827至前781年，朝廷中有一官员或史官开创出新的字体，后世称为“籀书”（可能是发明者姓籀，亦可能取籀的字面含义“可读”）。籀书形态优美、结构复杂，在小学中亦有教授。此新创之书写体被整理编纂成一部词典，共15章，又称“大篆”，与秦朝（前246—前207）(6)之小篆对举，分别表示“早期”和“晚近”的字体。(7)至秦朝为止，大致已存三种字体：

（一）古文，又称古体，据说上起苍颉，沿用至秦朝，儒家之经典——秦亡后约100年才发现——多采用此字体；

（二）籀书，又称大篆，见于周代青铜器上；

（三）小篆，兴于秦，由大篆发展演变而来。

三种字体或多或少有些差异，以近三千年文字发展观之，文字大抵是趋于简化的。

秦王朝虽短，中华文化却遭遇巨变，因暴君专制之下，大量书籍被焚毁，学者受迫害，手段之残酷，不亚于中世纪欧洲之宗教审判。政府还强制颁行了另一种方形字体，即隶书。较之前代字体，隶书更为简洁，便于书写。隶书最初是为了政府部门节省时间，以便满足国家的紧迫需要，集中大量人力提供公共服务，并管理众多的强制劳力等。至此，前文归为第一类的古体字逐渐被废用。

学习中国悠久的历史，必须重视“五经”。周代文化之繁荣，超过了前两代，尤其是在礼教方面。中文称后者为礼，英文中无完全对等的词，常译为“风俗”（mores）或“礼仪”（rites）。礼类似于绅士的行为规范，但内涵更为丰富，旨在培养人之高上行为，并在形与质上兼具善良、美丽和丰盈。当今世界各大博物馆展出的周代几何图案、装饰纹样、青铜器铭文以及乐器，皆体现出极高的审美意识和情趣。无疑，大篆体（上文第二类）不适合日常使用；而小篆（上文第三类）虽更为简化且线条优美，但书写时仍十分烦琐，较之其他字体并不省时。秦朝宰相李斯是一位饱学之士，也是一位精通小篆的书法家，为后世留下诸多石刻碑文，但也正是他建议焚毁古籍，施行了诸多专制手段。他还编纂过一部字典，名叫《苍颉篇》，但仅仅给出了3000个字的标准写法。此外，还有两位学者，也是朝廷的高级官员，做过类似的工作：其一编纂之字典包含六章，另一位编纂之字典包含七章，二者皆广泛参考了籀书。汉代（前206—220）初期，一些不知名的私塾校长将上述三部字典合而为一，仍叫《苍颉篇》，共55章，每章60字。后世亦称此集合本为“三苍”。

关于古代词典的编纂，此处不作深究，但新字典从此层出不穷。至公元前1世纪，在原有集合本上又增加两卷，共收录7380字。该字典合编为一册，仍称《三苍》。此外，亦有少数字典收录了《三苍》以外的新字。

于此，对各种字体稍作回顾可知，汉代初年已存如下八种字体：

（一）大篆，前文已述，本书多有收录，作为古代字体之示例。

（二）小篆，本书几乎所有汉字皆在第二个位置给出小篆体。

（三）刻符或刻于符木上的字体，通常为竹质，在军队中使用。

（四）虫书，旗帜上使用的特殊字体。

（五）摹印或印章字体。

（六）署书或标题字体，常用于信封或大标题。

（七）殳书，仅篆刻或浇铸于兵器上。

（八）隶书，前文已述。

根据目的不同，每个汉字可选择以上八种字体之一书写。字为同一，形却相异。八种字体中，第二种至今仍广泛使用，第一种和第五种亦有使用和研习，其余四种（第八种隶书除外——译者）则很少见。

值得注意的是，第六和第七种字体的名称并非重复或印刷错误。两种字体的名称在中文里读音相同（shu），写法却各异，声调亦不同，故而不会发生混淆。但对于不熟悉汉字的人而言，此类同音字“shū—shú—shǔ—shù……”竟像是绝望的叹息。此姑且不论，汉字之拼音化也面临重重困难，因为许多汉字的读音和声调相同，意思却各异。这些字只有在特定语境和书面体中，理解起来方不致混淆。汉语的一大特点是用不同声调标注同一个音，通常是字，以扩大词汇量，因之语音的数量终究是有限的。汉字为方块字，在四角上用弧线标注声调是很容易的（通常为逆时针方向）。如若字的四角皆无标记，则按普通的音调发声。无疑，此法对于汉字的拼音化既不适合，也不实用。

既然汉字的发音必须配合声调学习，则须创立相应的注音方法。过去，常是于汉字下方标出1，2，3，4，5，此法只适用于字典，而不致引起混淆，本书亦予采用。另一较新的方法是用横线、曲线、左斜线、右斜线标注于元音之上，分别表示不同的声调。此法更为简便，且不易与英语中的长、短音，法语中的爆破音（l’accent aigu）和低音（l’accent grave）标记相混淆。总体而言，汉字的拼音化并非完全无功，其有助于学生学习普通话，同时为掌握欧洲语言奠定了基础。然而拼音化的汉语，即使汉语专家辨认起来也很吃力；再者，即便熟练掌握汉语的拼音系统，对于汉语本身仍可能一无所知。这也印证了序言所言，学习汉语必须遵循特殊的训练方法。值得注意的是，汉语的拼音化虽收效甚微，然其简化工作却成就卓然。寻常汉字以简化形式写出，笔画更少，自然更省时。汉字之书写几乎呈现出一全新面貌。然而历史证明，过度的简化或缩写也会导致不确定和混乱（尤其是数量词，在法律文件中容易被替换），故往往又回复采用繁体字。这或许将是汉语未来的发展趋势。

在一定程度上，汉语更多地诉诸视觉器官，而非听觉器官。较之听觉发达者，视觉敏锐和天生偏爱图形的人更易掌握汉语。学习梵文则恰恰相反。

汉代初年有一规定，凡年满17岁者，欲在政府担任书记或秘书等公职，必须先通过一项考试，内容为识别籀书中9000字的八种字体。成绩优异者将委以要职，但倘若日后在书写公文或诏书时犯错，朝廷将予以惩罚和罢免。此规定后来逐渐放宽，考试也于公元前128年被废止。由于隶书（上文第八种字体）被广泛采用，对于古体字的认知自然普遍减少，深入学习其他古体字亦无必要。然而这门知识与个人教育和民族文化皆紧密相关，必须予以保存；有两位皇帝——宣帝（前79(8)—前49）和平帝（1—5）进行了鼓舞人心的复兴，以振词源学研究之衰。全国各地的有识之士、士大夫和知名学者都被召集到殿前讲学，优异者予以赏赐。由此，许多失传的知识得以恢复，《三苍》乃成。

随着时代的推移，学术不断进步，知识日新月异。此时中国文字学史上出现了第一位大家——许慎（约58—147），为民族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编纂出一部综合性语源学词典《说文解字》——意指“分析和解释各种符号及文字”。该词典自问世以来一直被尊为权威，至今亦然，后世的研究必以此为基础。许慎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学者，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其生平极简，可见于范晔《后汉书》。《说文解字》收录9353字，重字1143个，分14卷列于540首之下。根据该书序言记载，书成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之新年，即公元100年。公元121年，农历九月初一，许慎之子许冲将此书献给朝廷。同月二十日，汉和帝亲自召见许冲，赐良布40匹以示嘉奖，并命其免礼。此书后世一直由皇家图书馆珍藏，以彰其学术贡献，代代相传至今。

今书之序言在古代常作为附录置于末尾，对书的主要内容和作者的写作目的作简要说明。故许慎之序言单成一卷，合主体之14卷，共15卷。全书收录133 441字，附详细注释和说明，由此，周代之“小”学至汉代俨然已成为一门“大”学问。正如后世学者所言，许慎之前汉字已存在成百上千年，他的解释虽然是基于当时之传统正学，亦难免有误，此当谨记。《说文解字》之评论众多，只须择出两位近代学者——段玉裁和桂馥。二人皆是大文字学家，生活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期。后者以40年之心力治《说文解字》；前者亦用功30年有余。换言之，两位皆将毕生精力奉献于此研究。有趣的是，两人虽生活在同一时期，致力于同一研究，却素不相识，亦从未读过彼此的著作。这一点倒不难理解，桂馥生时多居于西南之云南省，与主流的或中原的学术界多有隔绝。于今，两人的著作皆被采用，倒不必作高下之论。二人之成绩可谓同样卓著，略有不同之处在于，段玉裁之《说文解字注》偏重语音；桂馥之《说文义证》更广泛地关注字义。

此一时期，其他文字学家的作品也相继问世，如钮树玉、徐承庆、王筠、李富孙、苗夔，他们的著作亦有新发现，并修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然而主要贡献仍是语音学——按韵律将古代的发音归类。顾亭林将发音分为10类，段玉裁由此发展至17类，后又逐渐扩大到21类，可谓分类日益精确和严谨。此21类发音至今沿用，但研究已延伸至所谓的“声势”，解释了某些段玉裁及其时人未释之古音现象。除此以外，过去50年该领域的研究成效甚微。

在许慎的语源学著作之外，本书还主要参考了另一资料——朱骏声（1788—1858）之《说文通训定声》，意即《语源学—广义的解释和标准的发音》。作者在序言中谈道，该书虽耗时十载，却仅为一—初稿，有待进一步完善。1833年，作者介绍了此书的大概框架，称书未成而先作序，实恐其不能完成。然而《说文通训定声》的命运未尝如此坎坷，根据朱骏声之传记，该书和其他著作终于1851年上呈皇帝御览。在语音学方面，朱骏声借鉴了段玉裁之《说文解字注》而自创一体系；在汉字的含义和构造方面，他亦有许多小的发现。与许慎不同，他将六书之组合单独分类列出，并依此六原则解释汉字，后面一节将详述。此外，他还阐明了诸多可疑和晦涩之处。至今，该词典多为大学者采用，初学者使用较少。

至此，不妨提出一普遍问题：既然学习汉语很困难，学生记忆大量词汇已不胜其力，又何须增加学习古体字之负担？于寻常人，古体字已极少使用，甚至几不可识。这里涉及语源学之功用问题，可从几个方面回答。首先，此处提到的小篆现在并未完全废用，而是随处可见，尤其是在私人印章上。如同古代之巴比伦人，中国人皆有一私章，印于文件上替代签名，因为签名易仿而印章难摹。这是从实用的角度看。其次，若不通晓六原则（参见第二节）——尤其是第五和第六原则，应稍后学习——则古文几不可读，更无从理解。

一般而论，学术领域已有知识体系的任何分支，皆有其存在和使用的价值。但随着知识的不断细化与发展，到了难以掌控的地步，就应当适度简化，于是对于某些学科或子学科之价值便产生了质疑。实际上，专治古代文字学的各学科就常被看作是多余的，然而语源学于文化史之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以目前的情形看，语源学日益丰富的知识不仅有助于阐明所学之语言，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有助于理解记忆。

下文以英文单词的词源为例加以说明。单词“omnibus”（公交车）由拉丁文“omnis”（表示“所有的”），以及常用后缀“ibus”构成。该词在现代英语中表示马路上行驶的车辆，可缩写为“bus”（公交车）。如若知晓此拉丁词源，学习者就能明白“为所有人用”之意，并领会该词用来表示公共汽车的妙处，记忆起来也会很轻松。另一例是单词“restive”（倔强的，难驾驭的），常被误用作“restless”（焦躁不安的，好动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如若学习者知道该词通常与马有关，则“refractory”（倔强）和“rejecting control”（难以驾驭）之意自明，故而在用法上可以互换。此外，为了理解现代社会许多以-logies（表言语、学科），-sophies（表知识、学问），-graphies（表写法），-pathies（表感情、疾病）为后缀的词，必须略通拉丁文和希腊文。深入学习一些古汉语的词根、词干或起源，以及汉字的构造，可以用更理性的方法巩固学到的知识，何乐而不为呢？解决一个难题常带来巨大的学术成就感，思维也随之受到启发，又何必死记硬背呢？

至若学习词源会增加负担，此另当别论。在学习“Christ”（基督）之余，增加拉丁文的“Christus”和希腊语的“chreo-”及“christos”，真的感觉是负担吗？本书给出的例子都是汉语中同一字的古体形式。可惜，今之汉字不是皆能追溯其源头的。诸多非正统的解释皆出自臆想，实当摒弃。(9)

本书于小篆之侧又给出现在常用的书写体。他们的来源都是小篆，但更直接的来源是隶书，其写法鲜有变化，亦常称作“通俗体”。正如口语中有俗语，书面体中亦有不雅之体。对此，多是无从解释的。此外，还有一种动态的字体，叫“草书”，今人亦常使用，然极少用于印刷；若非经过专门训练，该字体极难辨认和识别。草书应当另有来源，很可能是隶书，然并无定论，其书写规范大致成于汉代初年。日语有两种书写体，其一与草书极为相似，必是受其启发。其实，古代之日本文化几乎整个源自中国。今之日本多有草书大家，其书法作品尤可欣赏和玩味，然这已入乎艺术领域，此处不予讨论。这里不妨谈谈小篆和楷书，二者今多用于书写和印刷，但最早必追溯至汉代，即耶稣诞生前两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