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们的文明史意识的现状，又是如何呢？

一个基础的传统与基础的现实是，以中国历史学界为基本阵地的中国人文研究，长期陷入技术主义境地。所谓技术主义，就是注重事件、年代以及种种历史具体元素的考据，注重编年叙述，而忽视以文明大视野审视历史，回答历史意识的若干基本问题。虽然，这种传统与现实的形成有种种历史原因，但是，中国学界学人自身的治学精神日益萎缩，也是一个基本的原因。这种治学意识，既使我们抬不起头，也使我们直不起腰。

当代以来，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文明研究理念，也有了一些以考古呈现为主的文明史著作，但是，我们期待的具有厘清中国文明史意义的著作，几乎没有。或者说，这种文明史厘清意识，还只是闪烁在史学家著作的字里行间，还远未形成具有真知灼见并集中深刻论述的文明史大著。世界各国历史意识形成的经验告诉我们，各国历史学界的大量研究成果所获得的共同结论，是一个国家历史意识形成的基础。从这一点看，我们的这个基础还远远没有形成。

中国文明史的真相，始终埋藏在扭曲的史观和琐碎的具体记载里。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大部分还都是一堆集成的碎片。

中国面临新的历史机遇，我们的历史意识还非常之不适应。

中国的历史机遇，并不仅仅是有可能成为经济军事强国，更根本的历史机遇，在于我们正面临一个有可能出现的新文明跨越，一个真正从根本上强大自己、发展自己的转折点。这个新文明，就是工业科学与商品经济时代的中国文明。这个历史转折，就是中国从农耕文明形态发展到工业科学文明形态的跨越。应该说，这是我们历史机遇中最具有本质意义的一个。既往，中国文明曾经有过两次历史大转折。第一次大转折，是由洪水时代跨入国家文明时代；第二次大转折，是由青铜文明跨入铁器文明。从政治文明的意义上说，第二次大转折就是由邦联制与联邦制文明，跨入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文明的大转折。

当代，我们面临着第三次文明大转折——由农耕文明跨入工业科学文明。要实现这种历史大转折、大跨越，可能需要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但是，这个机遇与希望，是从我们这个时代开始显现的。因此，我们这一代人，就要做出自己的努力。至少，我们应该为未来的文明跨越做些先期的基础工作，完成“第一棒”使命。

所谓先期基础，最重要的，就是寻求我们这个民族新的强大的精神资源。

这个精神资源，就是走出中国历史意识的沼泽地，重建我们的历史意识，厘清我们的文明历史根基，使我们这个历史时期形成的价值理念体系，足以成为我们子孙前进与跨越的精神根基。本书所做之努力，尽在于此。

孙皓晖

2011年盛夏

于西北大学秦文明研究院·曲江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