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本书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面临多重挑战，受到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和极端天气灾害多发等因素影响，全球资本市场动荡加剧、国际贸易额增速持续下滑、跨境投资额增长乏力，各国贷款规模增速持续放缓，银行业经营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目前，许多大型经济体宏观经济条件不佳，失业率和债务高企，潜在的结构性挑战阻碍了经济的快速恢复，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对各国中央银行的预期管理和银行业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为应对宏观经济压力采用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多次宣布加息后，本土市场贷款基准利率持续升高，信贷规模增速明显放缓。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1]统计数据显示，美国贷款总额增长率连续多个季度负增长，从2022年第四季度末的-0.846%持续降低至2023年第一季度末的-3.878%，2023年第三季度增速逐步回落至-3.310%；欧洲银行业同样受到经济寒冬的影响，欧洲贷款规模增长率从2022年第三季度的10.4%持续回落至2023年第二季度的2.4%。

我国银行业受外部经济环境与内部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经营收入增速明显放缓。2022年以来我国为加快经济复苏，人民银行多次下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并颁布多项政策推动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让利。根据安永发布的《中国上市银行2022年回顾及未来展望》报告显示，我国上市银行多项关键盈利指标呈现下滑趋势：我国上市银行2022年度营收增幅同比下降6.91%；利息净收入增长率由2018年的11.92%下滑至2022年的2.97%；净资产收益率由2018年的12.29%下滑到2022年的9.84%；总资产收益率由2018年的0.83%稳步回落到2022年的0.73%。在当前经济形式下，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增长面临重大考验。

在新发展阶段下，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我国密集出台多项相关政策，为中国银行业未来发展指明了具体方向。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信（5G）等新兴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2021年12月颁布的《“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指出，数字化和绿色化协同发展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是推动经济绿色化的重要途径。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绿色转型与科技创新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以及对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意义。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提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横向打通、纵向贯通、协调有力的一体化推进格局，数字中国建设[2]取得重要进展。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引导下，我国商业银行绿色金融发展成效显著，但发展中的相关问题也日益凸显。根据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2019年至2022年绿色贷款余额分别为10.22万亿元人民币、11.95万亿元人民币、15.9万亿元人民币和22.03万亿元人民币。然而，各大中小银行普遍面临绿色金融业务收益无法覆盖投入成本，发展绿色金融积极性不足的问题。一方面，商业银行将资金以低息投向绿色产业会增加资金的机会成本，融资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不足亦会增加银行的风险识别成本，致使银行发展绿色金融的平均成本过高；另一方面，绿色金融业务收益回报周期长，且市场中缺乏将绿色金融正外部性转化为银行经营效益激励机制。在我国绿色经济转型的关键期，如何突破绿色金融发展面临的瓶颈，提高商业银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正向关联性，实现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业务的可持续性是至关重要的。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银行业经营收益增速持续放缓的背景下，数字技术为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提供了新机遇。商业银行借助数字技术发展绿色金融契合可持续发展理论中金融创新的本质内涵，是推动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驱动力。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通过提升商业银行在绿色金融业务方面的数据获取、数据存储、数据分析和数据处理能力，激发数据要素在绿色信贷业务流程的关键作用，降低绿色金融业务成本和业务风险，为提升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的绩效提供新的可能。

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与财政部商业银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经营效益、发展质量及服务国家发展目标和实体经济三个考核指标高度相关。绿色金融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益的影响体现在盈利能力方面；绿色金融对商业银行发展质量的影响体现在成本效率方面；绿色金融对银行服务国家发展目标和实体经济的影响体现在社会效益方面。同时，根据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对企业内部和社会外部的影响，将发展绿色金融对银行经营效益和经营效率的作用归类为对内部经济效益的影响，将发展绿色金融对社会的贡献归类为对外部社会效益的影响。

本书基于商业银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同视角，针对商业银行在发展绿色金融的过程中，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经济负担顾虑、经营服务模式欠缺创新、持续发展内生性动力不足等现实问题，探讨如何运用数字技术解决现有的矛盾冲突，寻找商业银行在发展绿色金融中提升盈利能力与履行社会责任的平衡点，对商业银行经营的“三性原则”[3]做出新的诠释，为商业银行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绿色金融提供新思路、新手段。

（二）研究意义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各国均试图通过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亦向国际社会作出碳达峰、碳中和的郑重承诺。商业银行作为我国经济社会的重要参与主体，承担着发展绿色金融、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的历史责任。从宏观角度看，发展绿色金融业务可以引导资本加快流向绿色行业，加速推动绿色产业的转型升级。从微观角度看，绿色金融产品周期长、收益稳定的特点，绿色金融产品可以为商业银行提供长期稳定的收益，增加商业银行的经营收益和风险承担能力，提高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力。目前，大多数商业银行都在发展绿色金融、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进行有益的实践探索，我国绿色金融已初具规模。然而部分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时，面临业务成本无法覆盖收益、银行经营的“盈利目的”与社会的“环保目的”相矛盾的问题，导致银行发展绿色金融内生动力不足。

数字技术在商业银行转型中的广泛应用为解决绿色金融业务发展不可持续问题提供了技术支撑。数字化转型可以重塑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业务流程，通过降低业务成本、改善资源配置、提升服务效率、增加监管能力等四个方面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本书基于商业银行业收益增速整体放缓的背景，探究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业务的经营效益、经营效率和社会效益三方面的影响，检验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商业银行经营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协同发展，提升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的内生动力。

1.理论意义

本书围绕“数字技术赋能绿色金融发展与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益、经营效率和社会效益”这一主题，构建了理论分析框架，检验了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绿色金融发展的作用，并考察了数字技术赋能绿色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影响和内在机制，本书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

一是丰富科技创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内涵。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任务，科技创新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基础性、战略性的支撑作用。商业银行借助数字技术解决发展绿色金融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可以帮助银行兼顾经营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商业银行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本书将充分立足我国国情，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分析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在发展绿色金融业务中的问题及不足，在广泛借鉴现代经济学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探讨如何运用科技创新加速我国绿色经济转型，为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补充。通过总结现有实践经验、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法，能够丰富科技创新和绿色转型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理论内涵。

二是从现代商业银行角度丰富金融创新理论内涵。1912年，约瑟夫·熊彼特在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将创新理论定义为“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和这种新组合与生产条件的再结合。现代金融创新理论继承和发展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金融创新是金融活动主体为获得潜在收益，在制度、组织、业务、技术、产品、交易等方面不断变革的行为。本书选取中国金融机构最典型的组织形态——商业银行作为研究视角，借助本量利数理模型对商业银行采用数字技术前后绿色信贷业务成本收益的变化进行数量推导，分析技术创新对银行绿色信贷规模的影响和变化规律，进一步探索数字技术、绿色信贷和商业银行经营收益三者的内在关联机制。

三是统筹分析数字技术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影响机制。基于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益视角，本文在统一的框架下探讨了数字技术赋能绿色信贷通过信息化机制、风险承担机制和长尾效应机制来提升商业银行经营效益。基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视角，在统一的框架下探讨了数字技术赋能绿色信贷通过信息化机制和规模效应机制提升银行经营效率。基于商业银行社会效益视角，在统一的框架下探讨了数字技术赋能绿色信贷通过声誉机制和可持续发展机制提升银行社会效益。三个部分相互承接，既厘清了各个部分的内在影响机制，又整体解析了数字技术如何影响商业银行绿色金融经营效益、经营效率和社会效益的协调机制。

四是破除商业银行经营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是矛盾对立的错误认识，对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的内涵进行有益补充。英国学者欧利文·谢尔顿在1924年出版的《管理的哲学》中首次定义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即企业在满足包括员工、消费者、环境乃至整个社会利益的情况下，追求经营效益最大化的经营行为。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商业银行在发展绿色金融面临业绩下行压力。商业银行经营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阻碍了绿色金融的进一步发展。本书从商业银行数字化角度切入，探索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绿色金融社会效益的调节作用，印证了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绿色金融社会效益的积极作用，创新性地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企业的盈利目的相统一，进一步丰富了我国新发展阶段下社会责任的内涵。

2.实践意义

一是指导商业银行利用数字技术拓宽绿色金融的实践路径。本书通过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绿色金融成本负担的调节效应，证明商业银行借助数字化转型发展绿色金融可以同时提升经营效益和社会效益，为银行突破绿色金融发展瓶颈，积极践行绿色担当，推动低碳经济转型提供了指导意见。

二是帮助商业银行加速数字化转型、把握绿色发展机遇，全面提升我国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本书通过探索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绿色金融经营效率的影响，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优化操作流程、提升客户风险识别精度、实现资金需求的精准匹配，切实提升经营效率，为绿色金融发展注入“新动能”。数字经济时代，商业银行需要以社会低碳转型发展为契机，紧紧围绕生态文明建设这个首要任务，加大绿色低碳金融产品的服务和支持力度，做实做强绿色金融。

三是为我国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推动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参考。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是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通过探索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绿色金融社会效益的影响，为金融机构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路径，可以为政府部门制定政策、监管机构制定法规和其他市场参与主体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提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