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人

说到河套，它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黄河大几字弯。作为国家地理标志，大几字弯“自宁夏至偏头关延袤二千里……”，占据了黄河总流程的约四分之一，也是中国大河中纬度较为偏北的一段河道。黄河在内蒙古的流淌行程，几乎就是沿着阴山的走向而行，阴山向东逐渐隐没时，它也不再往前走了，开始转弯朝南方奔去进入了晋陕峡谷。河套在内蒙古分为两部分，一个叫前套，一个叫后套。前套指呼和浩特、包头地界，后套指巴彦淖尔，两套都在这大几字弯的顶端。呼和浩特、包头所在的土默特平原本地人叫土默川，是土默特左、右两旗地望的合称，行政地域前者归呼和浩特，后者属包头。土默川在北魏时期叫敕勒川，土默川是明朝以后的称呼。无论是敕勒川还是土默川，都与民族往来交融有关，敕勒与土默特都是中国古代民族或部落的名字。

呼和浩特一带在地理教科书上也称为呼和浩特平原或呼和浩特盆地，地势相对于包头和集宁来说下陷较大，主因大概是有一条叫大黑河的川流自东而西南的冲击所致。大黑河在战国、秦时称云水，汉代叫荒干水，北魏时叫芒干水，隋唐时叫金河、紫河，辽金元时开始称哈拉乌素，即蒙古语“黑河”，清代蒙古语又称作“伊克图尔根”，形容河水“大而湍急”。大黑河是黄河在河套地区最大的支流之一，流域面积达一万三千七百平方千米，它发源于乌兰察布市卓资县东部的阴山之中，沿阴山南麓向西进入呼和浩特盆地。由于年降雨量的不均等而经常改道，一九三三年的一场洪水，它占民丰渠为主河道一路顺渠狂奔，青冢原来在它的北面，一下子却到了它的南面，若非青冢体态丰实，恐怕也难以抵挡住它的冲击。与大黑河相伴而行的还有一条小黑河，由大青山麓溪流汇集而成自北向南穿城而过，与芒干水一道在《水经注》中被称作武泉水，如今已是呼和浩特主要城市景观河道。自清代起，大黑河小黑河分别用蒙古语称作“伊克图尔根”和“巴嘎图尔根”。在呼市城区西部还有一条西河，《归化城厅志》载：“札哈海河，源出于红山口子，此处有数泉合流，数百步即伏地，公主府乃重出，流经道署前入小黑河。”此河因在城西，老百姓俗称西河，河槽中泉眼喷涌不绝，又被称为“札达盖（海）河”，蒙古语意“乱水泉”。西河由红山口向南傍城而过，河上架过的桥也都各有其名，桥东桥西又往往成了人们做生意过生活的集散地，也是呼和浩特旧城自明清起居民较为集中的地方。

在呼和浩特地区，人类早期活动曾留下清晰的痕迹，一九七三年十月，在东郊的保合少乡大窑村南山和前乃莫板村脑包梁，考古学者们发现了两处巨型石器制造场。大窑村南山遗址面积达两百万平方米，在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代的漫长岁月里，古人类在此地开采石料加工为石核、石片、石锤、石球、刮削器、砍伐器、尖状器等，在这些大量的文化遗物中，数量最多的是刮削器，其次是砍伐器。其中龟背型刮削器是该遗址独有的典型器物，“大窑文化”借此而命名。大窑文化所处的旧石器时代，与北京猿人的生活时代大致相近，距今七十万至五十万年，大窑就是猿人制造谋生工具的场所。另一处前乃莫板村脑包梁遗址，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采石、石器制造场，距今七千年至五千年。这两处旧、新石器时代的采（制）石场遗址被同时发现，在国内还是首次，内蒙古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也由鄂尔多斯乌审旗的“河套人”一处增加到两处。更证明了呼和浩特及周边地区是华夏儿女自古而今长期生活栖息的理想之地。而在被“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河套“套”着的鄂尔多斯南部——乌审旗无定河镇萨拉乌苏河岸“河套人”牙齿化石的发现，更是惊艳了世界。萨拉乌苏河在毛乌素沙漠南缘，蒙古语“黄水”，岸边生长着红皮沙柳，也叫红柳河。此河发源于陕西北部的白于山北麓，流入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在底层结构松散的毛乌素沙漠中迂回穿行，转了一个大弯，带着大量的沙土冲入滚滚黄河。经年累月，流水切开一条宽阔幽深、蜿蜒曲折的河谷，河谷落差间的剖面上，那些距现代地表层深四十至八十米的晚更新世地层袒露无遗，在深土中沉睡了十几万年的“河套人”重现人间。在清末民初，萨拉乌苏河一带就有动物化石出土，消息由传教的天主教人士传播到西方，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真正引发人们关注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从一九二二年开始，法国古生物学家、天主教神父桑志华(E.Licent)循着古动物化石的消息线索来到萨拉乌苏河的大弯沟，从地表拾得三块人类肢体碎骨。次年他和另一位古生物学家德日进(Teilharde Chardin)组成考察队，依靠当地蒙古牧民的帮助，在萨拉乌苏河沿岸进行了广泛调查，并做了重点发掘，发现了一批脊椎动物化石和一些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德日进对所获文物进行仔细的研究鉴别，在一堆一九二二年采集的羚羊牙齿和鸵鸟蛋片中意外发现了一颗石化程度较高的七八岁儿童的左上门齿。这颗牙齿经北京协和医院解剖科主任步达生(Bavidson Black)研究，取名“河套牙齿”。一九三七年，我国历史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在他的《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中首先使用了“河套人”“河套文化”这两个专有名词，从此，“河套人”“河套文化”开始名扬海内外。“河套人”以“河套牙齿”为代表；“河套文化”则被德日进等视为同时代的宁夏水洞沟和萨拉乌苏河两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的代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学者贾兰坡、裴文中等和内蒙古、兰州沙漠研究所等地区和单位的考古人员多次在萨拉乌苏河岸进行地层、哺乳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的系统挖掘采集，先后发掘出石制品、人工打碎的动物骨头和炭屑、石刻品共五百多件。截至二〇一七年，在这一遗址共发现“河套人”化石二十五件，有额骨、顶骨、枕骨、椎骨、肱骨、胫骨、腓骨、下颌骨、肩胛骨和单个门齿等多种。在内蒙古博物院收藏有十七件，其余八件保存在中国科学院和天津自然博物馆。内蒙古文物局曾于二〇一七年出版了专著《萨拉乌苏河晚第四纪地质与古人类综合研究》。

经中外科学家们共同研究，确定萨拉乌苏文化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北方代表性文化，其年代在“北京人”与“山顶洞人”之间，距今十四万年至七万年，是目前中国乃至亚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晚期智人之一，属于独立发展的古人类，与现代蒙古人种接近。萨拉乌苏一带古动物化石也出土不少，有诺氏古菱齿象、普氏羚羊、披毛犀、野马等，而“王氏水牛”和“河套大角鹿”是萨拉乌苏的特有物种，这些动物化石被古生物学家命名为“萨拉乌苏动物群”。由此可见，在远古时代，萨拉乌苏及其周边地域自然生态是非常良好的，森林密布草原广阔河流纵横，气候相对较为温暖。而今天的萨拉乌苏河流域已被重重沙漠包围，与远古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自然生态的变化加上人类无穷尽的索取，让这片大地在干旱风沙中苦苦挣扎。假如你站在萨拉乌苏河边，把你的视线从河谷慢慢转向北方的沙海，当沙尘暴猛然降临时，你可能不会相信这里竟然曾经是我们的祖先长期休养生息、创造灿烂文明的地方……

从大窑到萨拉乌苏，从前套到后套，历史上的黄河尽管“善淤、善决、善迁”，虽经洪流冲决改道，大几字弯却始终没有改变最初的形态，始终与北面的阴山山脉相伴勾连、交相辉映，阴山与黄河不但见证着古人类的繁衍发展，也记录着从古至今各民族往来征战与和平相处的生动画卷。草原与农耕两大文明在此交汇，阴山背后是广袤深远的蒙古高原，黄河两岸是坦荡无垠的万里平川，草原民族农耕民族都把这样一座大山一条大河当作自己原有的故乡，当作世代不变的深厚本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