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动荡

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大动荡时期，“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具体表现在战争频仍。据史书记载，春秋时期有大小战争480多次，其中36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杀死，52个诸侯国被消灭；战国时期有大小战争230多次，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双方动辄出动几万甚至几十万人。战争的主要功能是兼并弱小国家，扩大领土范围。春秋初年见于记载的有148个诸侯国，由于周天子不能控制诸侯，那些拥有较强经济、军事实力的诸侯，以寻求土地和人口为目的，竞相吞并临近的弱小诸侯，“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春秋末年只剩下周、鲁、齐、晋、楚、宋、郑、卫、秦、吴、越11国，其中兼并弱小国家最多的是晋、楚、齐、秦，以及后起的吴、越等诸侯国；即使兼并较少的，鲁国也兼并了9个，宋国兼并了6个。战国时期形成七雄的局面，兼并更加剧烈。秦王政执政后，十七年灭韩，十九年灭赵，二十二年灭魏，二十五年灭楚灭燕，二十六年灭齐；翦灭六国，“平一宇内”（《史记·秦始皇本纪》）。

春秋时期，一般是五霸牵头进行战争。公元前656年，春秋首霸齐桓公一年竟三次打仗，进攻了三个诸侯国。春天是率领诸侯攻打蔡国，“三十年春，齐桓公率诸侯伐蔡，蔡溃”。夏天是攻打楚国，理由是楚国给周天子的祭祀用品不充足，齐国要履行监督之责，“遂伐楚。楚成王兴师问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楚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具，是以来责。昭王南征不复，是以来问。’楚王曰：‘贡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复，君其问之水滨。’”战争结局是双方签订和约，“齐师进次于陉。夏，楚王使屈完将兵扞齐，齐师退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众。屈完曰：‘君以道则可；若不，则楚方城以为城，江、汉以为沟，君安能进乎？’乃与屈完盟而去”。秋天是攻打陈国，“过陈，陈袁涛涂诈齐，令出东方，觉。秋，齐伐陈”（《史记·齐太公世家》）。

战国时期，主要是七雄之间的战争，尤其是秦国与其他诸侯国的战争。秦昭襄王时期，大将白起一生征战，职务由左更而大良造而武安君，攻城略地，杀人无数。昭襄王十三年即公元前294年，“左更白起攻新城”；“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虏公孙喜，拔五城”；“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复予之。攻楚，取宛”；二十七年，“白起攻赵，取代光狼城”；“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去鄢、邓，赦罪人迁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楚王走”；“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两城”；“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韩，拔九城，斩首五万。四十四年，攻韩南阳，取之”。更为著名的是长平之战，前后耗时三年，秦国大获全胜，赵国由一流强国被打成弱国。长平之战是个转折点，六国再也没有实力抗秦，秦国统一中国只是个时间问题。“四十七年，秦攻韩上党，上党降赵，秦因攻赵，赵发兵击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击，大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尽杀之。”（《史记·秦本纪》）

战争还掠夺财富，迫使弱小国家纳贡进赋。以郑国与晋国为例，晋国是大国，郑国是小国。据《左传》记载，早在鲁襄公二十二年，“夏，晋人征朝于郑”。郑国子产说郑之于晋，“不朝之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鲁襄公三十一年，子产又说：“以弊邑褊小，介于大国，诛求无时，是以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鲁昭公十三年，子产认为，郑属于男服等级，不能按公侯的等级进贡，“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敢以为请”。诸侯国之间应当休甲兵，归于友好，“诸侯靖兵，好以为事。行理之命，无月不至，贡之无艺，小国有阙，所以得罪也。诸侯修盟，存小国也。贡献无极，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将在今矣”。

战争具有破坏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交流，促进了周边戎狄蛮夷接受华夏文化。比较典型的事例是王子朝奔楚。春秋时期，东周王国、宋国和鲁国是当时的文化中心，且王国文化对诸侯的影响仍然很大。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死，贵族刘蚠等欲扶保姬猛（即周悼王）。王子朝是周景王的庶长子，他很不甘心，于是在贵族尹国等的支持下，联合失去职位的百官和百工，举兵攻打并杀害了姬猛。晋国反对王子朝，拥立周敬王。经过五年战争，王子朝兵败，率召氏、毛氏、尹氏等旧宗族，携带王室中的典籍逃到文化落后的楚国，“十一月辛酉，晋师克巩。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楚国由此替代东周王国，与宋国、鲁国并立为文化中心。这些文化中心不是虚名的，它造就了不同的思想学派，鲁国诞生了孔子的儒家，宋国孕育了墨翟的墨家，楚国形成了老子的道家。

战争是社会政治经济的集中展示，实质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西周建立的血缘宗法制度，主要是分封制和立嫡之制，“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4)。王国维赞誉道：“有立子之制，而君位定；有封建子弟之制，而异姓之势弱，天子之位尊；有嫡庶之制，于是有宗法、有服术，而自国以至天下合为一家；有卿、大夫不世之制，而贤才得以进；有同姓不婚之制，而男女之别严。且异姓之国，非宗法之所能统者，以婚媾、甥舅之谊通之。于是天下之国大都王之兄弟、甥舅，而诸国之间亦皆有兄弟、甥舅之亲。周人一统之策，实存于是。此种制度，固亦由时势之所趋，然手定此者，实惟周公。”(5)

立嫡之制是宗法制的核心内容，由氏族公社后期的父系家长制发展演变而来。初期的作用是为了规范氏族或宗族内部的权益分配关系，后来则演变为以区分嫡庶之间权位分配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夏朝已有宗法萌芽，“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记·礼运》）。唐孔颖达疏曰：“‘大人世及以为礼’者，‘大人’谓诸侯也。‘世及’，诸侯传位自与家也。父子曰‘世’，兄弟曰‘及’，谓父传与子，无子则兄传与弟也，以此为礼也。”（《礼记注疏》）夏朝王位继承基本做到了父死子继，“从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史记·夏本纪》裴骃《集解》引“徐广曰”），其中传子十三，传弟二，回传嫡子一。商朝则是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相结合，自汤至于帝辛二十九帝中，以弟继兄者凡十四帝，“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天下通义也”（《史记·宋微子世家》）。西周则完善定型了立嫡之制，“呜呼！有王虽小，元子哉！”（《尚书·召诰》）周文王、武王以嫡长子为太子的具体做法是，“文王之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于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竖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武王为世子，向文王学习，“武王帅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说冠带而养。文王一饭，亦一饭；文王再饭，亦再饭。旬有二日乃间”。武王病死，成王年幼，周公则以世子之法教育成王，让儿子伯禽陪伴成王见习。成王如有做不到的地方，则痛打伯禽，以便成王懂得如何做好太子，以及父子、君臣、长幼之道，“抗世子法于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道也；成王有过，则挞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礼记·文王世子》）。西周自武王至幽王，传国11代12王，坚持了嫡长子继承制。

立嫡之制的特点是嫡为大宗，庶为小宗。小宗之嫡在本支中为大宗，庶仍为小宗。宗法制与君权制相结合，就形成了分封制。分封制是“授民授疆土”。具体而言，“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左传·桓公二年》）。周天子依据血缘区分大宗、小宗和远近亲疏，对各级贵族分封统治地区，给予世袭官职，以建立各级政权和血缘大家族。周天子自称是上天的元子，上天赋予他土地和臣民，行使所有权。天子算是天下的大宗，诸侯尊奉他为大宗子。天子按照服和爵的原则进行分封，服定贡赋的轻重，爵定位次的尊卑。服是五服，分为侯、甸、男、采、卫；爵是五爵，分为公、侯、伯、子、男。侯、甸、男、卫称外服，封在外服的是国家；采称内服，封在内服的是卿大夫采邑。天子先分土地和臣民给诸侯，既封同姓诸侯，也封异姓诸侯。大诸侯国附近封许多同姓小国，小国君尊奉大国君为宗子。一国的国君是大宗，分给同姓卿大夫采邑，采邑主尊奉国君为宗子。采邑主分小块土地给同姓庶民耕种，同姓庶民尊奉采邑主为宗子。同姓庶民有自由民的身份，不同于一般的农奴。从而建立了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左传·昭公七年》）。

春秋战国时期，血缘宗法制逐步解体。一方面是公室衰微，另一方面是大夫专政，礼乐征伐已经不是“自诸侯出”，而是“自大夫出”。西周王朝以分封建立了诸侯国，以世族建立了卿大夫采邑。卿大夫所在的氏族，也是一个严密的宗法组织，有一定的世袭封土，在其采邑内可以自由筑城，可以建立军队，还有宗亲和家宰帮助治理政事。由于卿大夫世世代代拥有土地和权力，称为世族。世族凭借其优越的权势和地位，在诸侯国内世代为官，执掌国政。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的权力大都落入了卿大夫的世族手中，于是有了“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等历史事件。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是从“三家分晋”开始记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韩非对“田氏代齐”念兹在兹，仅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中就三次论及，强调君臣不能共享权力，尤其不能共享赏罚之大权，“赏罚共则禁令不行”。血缘宗法制解体的同时，地缘社会结构应运而生。地缘社会缘于编户齐民制度，形成一家一户的小家庭，既挖了血缘社会的墙脚，又奠定了地缘社会的基础，“管子于是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国语·齐语六》）。商鞅变法时，“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史记·商君列传》）。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动荡，诸侯的连年征战，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痛苦，却也给先秦诸子及百家争鸣提供了学术思想自由的空间。统治者忙于军事和争霸，放松了对思想文化的管控和禁锢，而诸侯分裂，战国并列，也给读书人和思想家带来了机遇，最大的机遇就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