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变革

春秋战国是一个政治大变革时期，君权由原来的君主和贵族等级分权制转变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官制由原来的世卿世禄制转变为根据才能和功绩的选贤任能制度，产生了依靠食禄而不是依靠世袭的官僚阶层和文官系统。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能够保持统一，实与官僚制有着密切关系，“春秋战国的列国制度，终于转化为坚实的皇朝体制。以文官制度和市场经济两个大网，将广大的中国融合为一体”(6)。

在君权方面，早在商朝就建立了以君主为中心的政治制度。君主是从原始社会的氏族族长、部落联盟的军事、政治、宗教首领的世袭化逐渐演变而来，直到殷商时代，君主与部落、诸侯的君臣等级名分才确定下来。董作宾根据考古资料，认为“殷王是四方诸侯的共主，当时的天下，只有一个王，所以有‘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之说”；“殷代是正在实行封建制度，有的是方伯和诸侯”(7)。西周灭殷后，沿袭了殷商的君主制，进一步强化了君权，“君天下，曰天子。朝诸侯，分职授政任功，曰予一人”（《礼记·曲礼》）。古代社会最重要的政治活动是宗教祭祀和军事国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君主既是祭祀领袖，又是军事统帅，国家的祭祀只能由天子主持，“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礼记·大传》）。西周和殷商都主张君权神授，却有着明显区别，殷商的君权是自然而然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诗经·商颂·玄鸟》）。西周的君权却有着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内涵，“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尚书·康诰》）。大意是，周文王的功绩被上帝知道了，上帝很高兴，就降大命于文王，消灭殷商。

春秋战国时期，分封的君权制度不断瓦解和衰落。先是周天子成了诸侯手中的傀儡；继之是诸侯所属的卿大夫纷纷篡夺诸侯的权位；后是卿大夫手下的“陪臣”，又篡夺了卿大夫的权力。君权的削弱是从破坏嫡长制开始的，一般路径是“并后、匹嫡、两政、耦国”（《左传·桓公十八年》）。并后是“妾如后”，匹嫡是“庶如嫡”，两政是“臣擅命”，耦国是“都如国”。其中，并后和匹嫡是直接破坏立嫡之制。以周王室为例，周桓王欲废太子，立少子克。将此事托于周公黑肩。桓王死，太子立，为庄王。黑肩与王子克勾结，欲弑庄王而立克，庄王杀黑肩，克逃往燕国，“二十三年，桓王崩，子庄王佗立。庄王四年，周公黑肩欲杀庄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王杀周公。王子克奔燕”。然而，庄王并未接受教训，他在王位巩固之后，就宠幸爱妾及其儿子，“庄王嬖姬姚，生子颓，颓有宠”。颓后来竟然夺取嫡子惠王的位置，“及惠王即位，夺其大臣园以为囿，故大夫边伯等五人作乱，谋召燕、卫师，伐惠王。惠王奔温，已居郑之栎。立釐王弟颓为王。乐及遍舞，郑、虢君怒。四年，郑与虢君伐杀王颓，复入惠王”（《史记·周本纪》）。不仅周王室破坏嫡长制，诸侯也是如此，鲁惠公为长子息娶宋女为妻，因漂亮夺为己有，并生子允，立为太子，“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好在惠公去世时，允年少，息已摄政，才保住王位，是为鲁隐公，“及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嫡长制的破坏，就是宗法制的破坏，必然导致朝纲解纽，政局不稳，还会削弱君权，使得君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受到怀疑。

诡异的是，在分封君权弱化的同时，集中的君权却在强化。春秋战国时期，普遍认为分封的君权不合时宜，“昔者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减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韩非子·和氏》）要求建立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法家给予了理论论证，韩非主张君权至上，“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管子则指出，君主集权，政令统一，是最好的政治秩序，“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其兄，此至顺矣”（《管子·君臣上》）。秦始皇统一中国，将法家理论付诸实践，建立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当时，秦始皇与群臣商谈更改皇朝的名号问题，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都溜须拍马，“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秦始皇听后决定，“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积极践行君主专制政治，“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他还幻想皇权家族化，永远据为己有，“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

在官制方面，西周围绕分封制建立了众多的政府机构。周天子握有最高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以及宗教祭祀方面的权力。辅佐周天子的是三公，即太傅、太师、太保。在三公之下由太宰总理朝政，具体分为民事、神事和王事三个职官系统。民事系统是“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司徒负责土地、人口以及耕种籍田等；司马负责军事、军赋；司空负责百工、劳役；司寇与司士，负责刑狱司法等事务。神事系统是“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负责宗教祭祀以及帮助周天子决策、制定诰命、发布文告和记录历史等事务。王事系统是“六府”“六工”，负责王室内部事务。六府负责府库工作，“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货。典司六职”。六工负责制造器物，为天子服务，“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礼记·曲礼下》）。地方诸侯的官制基本仿效王室，按照公、侯、伯、子、男的不同爵位，分别设有各自的职官系统。诸侯还要按照礼制的规定定期向周天子纳贡、朝觐，乃至出兵征伐。

春秋战国是官制变革时期。最终秦朝围绕中央集权建立了一套以公卿为首、金字塔型的官僚机构和文官系统。皇帝是官僚机构的核心，中央层面设置三公九卿。三公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各司其职，共同对皇帝负责。丞相是文官的首领，辅助皇帝，协理万机；太尉是武官的首领，主管军事国防；御史大夫为副丞相，协理国政，监督监察百官。九卿是奉常，负责宗庙礼仪；郎中令，掌管皇帝安全和传达命令；卫尉，负责皇宫的警卫部队；太仆，掌管皇宫的车马仪仗；廷尉，负责司法和刑罚；典客，掌管少数民族地区事务；宗正，负责宗室亲属事务；治粟内史，掌管粮食粮仓；少府，负责为皇宫征收山海地泽之税。地方层面是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守治民，尉管兵，监负责监督官吏，类似于“三公”。郡以下设县，置令、长。县以下设乡、亭，“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汉书·百官公卿表序》）。三老掌教化，啬夫主诉讼，游徼禁盗贼。郡县制替代分封制，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

客观地说，秦王朝的官制与西周王朝在形式上虽然有着区别，在本质上却没有什么差异，都是为了履行统治和管理事务而设置相应的政府架构及其文官系统。两者真正的差异不在于政府架构及其职权如何分配，而在于文官系统以及如何选人用人。钱穆认为：“一国的政权，究竟该交付与哪些人，这是第一义。至于政府内部各项职权之究应如何分配，这已属第二义。”(8)西周王朝实行世卿世禄制，周天子或诸侯之下的贵族，世世代代，父死子继，乃至卿大夫这样的官员，都享有所封的土地及其赋税收入。春秋战国普遍推行变法运动，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废除世卿世禄等贵族特权，改为按才能和功绩选人用人。李悝变法要求根据“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授予有功劳的人一定的职位和爵禄，取消那些无功于国家而又过着奢侈生活的人的世袭特权。商鞅变法是坚决废除世卿世禄，“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实行论功行赏，按军功大小授予相应的爵位，根据爵位的高低占有数量不等的田宅和臣妾，“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变法沉重打击了世卿世禄制，为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制提供了前提条件。秦国的官僚制应运而生，初步形成了以荐举、军功为特色的官员选拔制度；各级官僚不世袭，主要凭借才能和功绩由君主任命，并辅之以考绩上计(9)和监督监察制度。春秋战国的政治大变革尤其是文官系统的建立，从积极方面思考，就是为读书人找到了一条人生出路，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激发了社会的内生活力。对于学术思想而言，则是有利有弊，有利的是鼓励年轻人读书学习，可以为学术思想研究提供人才保证；不利的是形成了官本位传统，为官从政优于学问学术，研究人与人的关系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限制了学术思想的研究天地和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