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比尔·克林顿靠着椅背，视线越过眼镜框上沿，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前方。他一只手握着麦克风，另一只手五指张开，悬在半空。宴会厅里坐满了人，但有那么一会儿，全场悄无声息。(1)1
当克林顿开始讲话时，他侧身转向舞台上坐在他身边的一位橙色头发的女士。“现在，美国有一场大辩论。”他说。此时是2010年的9月，距离金融危机爆发过去将近两年。他停顿片刻，原本悬在空中的手落了下来，自然地垂荡着。“辩论的主题是，在21世纪，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放眼全球，不少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讨论……”克林顿望向他的听众，“很多人的信心被动摇了。”
讲台上，克林顿对面坐着一排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们全都属于美国最高级别的精英。比如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谷歌公司董事长；梅琳达·盖茨（Melinda Gates），“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联合主席，该基金会管理着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还有鲍勃·麦克唐纳（Bob McDonald），时任跨国企业宝洁公司的CEO。但克林顿没有在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位说话，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自己旁边这位橙色头发的女士身上。
“你会对世界各地的人们给出怎样的建议，”克林顿问她，“从而帮助他们不再沉湎于责备过去，而是尽力去想清楚——就像是明天一早起来，试图去弄明白——当下每一天的晨光里，我们究竟要做些什么？”
克林顿的注意力越发集中。他转动椅子，身体正面背离了观众，直接朝向那位女士。他的手在空气中猛地划动，仿佛做了一个空手道的劈掌动作，然后继续说道：“我们如何决定政府应当做些什么？私营领域又应该做些什么？怎样制定税收体系？”他边说边把脸转了回来，重新面向台下的人群。“如何调整我们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如何界定我们对较为贫穷的国家所负有的职责？你怎样管理你的国家？你会如何建议人们回到家乡、重新启程？”
说完，克林顿压低麦克风，双手交叉抱在胸前，透过眼镜片端详着眼前这位橙色头发的女士。
“谢谢，”她边说边给克林顿递了一个眼色，“都是些小问题。”
听众席传来笑声。然后她重新开口，尽她最大的努力，回答克林顿那些咄咄逼人的提问，同时也回应着那份似乎萦绕在现场所有人心头的忧惧。
这是一个周二早晨，纽约时代广场上的喜来登酒店里，正在召开克林顿全球倡议年会。超过一千人从全球六大洲、九十个国家赶来，汇聚一堂，集思广益，以确保21世纪全世界的公民能够享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参会者中，有不少是现任或前任国家首脑、商业领袖，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主管人员。
一小时前，克林顿走上舞台，欢迎各位莅临现场，然后启动了会议流程。他看起来精神焕发。比起当美国总统的时候，他现在更瘦了一些。虽然他明显比从前上了年纪，但穿着入时，一身藏青色套装，里面搭配白色衬衫和红色领带，俨然一副爱国者模样。他从容自信地介绍了讨论小组的成员，其中便包括那位橙色头发的女士。他列明她的职业（和他一样，她是一名总统）和部分履历，而接下来的这个环节显然使他最为振奋。
“对了，”克林顿继续介绍道，这位女士“所领导的国家常年位于各大全球榜单前五，在教育质量、经济运行、财富分配与机会均等方面都表现突出”。
不久之前，这些赞誉还总是与世界上那些最众所周知的强国联系在一起——它可能是美国，可能是日本，也可能是德国。然而，这位身着简约米色套装的女士，却是一个“小国”总统。受自由世界的前领袖之邀，塔里娅·哈洛宁（Tarja Halonen）站上舞台，置身于全球科技、工业、慈善巨擘之间。她所统领的国家位于欧洲东北角，纬度高，靠近北极圈，名为“芬兰”。
此前十年间，芬兰已不断在世界范围内受到称赞，如今，对它的关注则是爆炸性的。一切要从教育说起——芬兰孩子们所取得的成就引发了这场热潮。自2000年起，国际调查研究显示，在阅读、数学和科学方面，芬兰青少年的表现基本都位列榜首。2于是，各国派出一批又一批代表团，前赴后继去往芬兰“取经”，参观当地学校，采访教育专家。很快，全世界都开始讨论起芬兰的“教育奇迹”。
然后，就在“克林顿会议”召开的一个月前，《新闻周刊》杂志发表报道3，公布了一项全球性调查的结论。那篇文章——援引其原话来说——旨在解答以下这个“看似简单，其实无比复杂的问题： 今天，你出生于哪一个国家最有可能过上健康、安全、经济宽裕且有机会向上流动的生活？”。它划定了评估“国民福祉”的五个方面，分别是教育、健康、生活质量、经济竞争力和政治环境，并且对一百个国家进行了横向比较。美国和其他一些世界强国或许以为自己有望登顶，但结果却出乎意料。《新闻周刊》宣称，在21世纪初，最适合一个人开启新生命的国度是芬兰。在那张榜单上，美国甚至未进前十，仅位列第十一名。
接下来的数月乃至数年里，美誉持续眷顾芬兰。国际生活方式杂志《单片眼镜》将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评为“世界最宜居的城市”4；根据2011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芬兰是世界第四大“最具竞争力国家”，并在次年跃升至第三位5；经合组织(2)称，在工作与生活平衡度方面，芬兰排在世界第四位6；而在欧盟（EU）的《创新记分牌》中，芬兰名列四大“创新领导者”之一。7
联合国甚至开始评估那项似乎难以量化的指标——幸福。2012年春天，《全球幸福指数报告》出版发行，芬兰被列为地球上第二幸福的国度，距离榜首仅一步之遥。8报告中，“前后夹击”芬兰、分别占据第一和第三位“宝座”的，也是与它毗邻的两个北欧国家： 丹麦和挪威。
当欧元危机席卷欧洲大陆时，西欧国家笼罩在一片悲观黯淡的气氛之中，《金融时报》却发布了一篇关于芬兰的特别报道，题为《富裕、快乐并善于朴素生活》9。与此同时，芬兰在一项国际排行榜上是当之无愧的倒数第一，那就是“失败国家指数”10。根据和平基金会的调查结果，芬兰是世界上最不脆弱的国家。说起芬兰在国际上的声誉，还有一个锦上添花的消息： 风靡全球的手机游戏《愤怒的小鸟》，其实是芬兰程序员们的智慧结晶。
然而最出人意料的，或许是某英国政客在2012年5月发表的一句评论。英国长期以来都是美国在欧洲最古老和亲近的朋友，在此前的一百年间的任何一个历史时刻，一个英国人竟会说出这样的话，简直不可想象。当时，英国工党党魁爱德华·米利班德（Ed Miliband）正在参加一个有关社会流动性的会议。会上，专家们围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是否过上了比其父母更好的生活”这一问题争论不休。几十年乃至几百年来，美国都毫无争议是全世界最具有向上流动可能性的国家。“而现在，情况变了。”米利班德表示。“如果你想寻求美国梦，”他在会上调侃道，“就去芬兰吧。”11
在各类竞争力与生活质量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不仅只有芬兰。就拿《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来说，北欧地区整体上都表现优异。排名上紧挨芬兰的，基本也都是些芬兰的邻国，例如丹麦、挪威、瑞典……某些情况下还有冰岛。它们通常被统称为“斯堪的纳维亚”，但如果包括芬兰和冰岛的话，对其更准确的定位应是“北欧地区”。12
美国作为向上流动和高生活质量的象征，曾激励了世界上一代又一代人，而如今，不光是英国的工党政客对它感到失望。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属保守党，但当他试图加强政府对家庭的支持，提高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数量，提升儿童发展水平，促进整体国民福祉时，也没有去借鉴“美国经验”，而是转向北欧国家寻找灵感和建议。13很快，英国“偏自由市场派”杂志《经济学人》也展示出类似的趋向。它发表了一篇专题报道，标题为《下一个超级模范》14，文章研究探讨了北欧国家究竟“做对了什么”，得以在经济和社会层面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
北欧文化在美国国内也备受瞩目。“瑞典制造”中便包括流行音乐天团“阿巴乐队”，斯蒂格·拉森（Stieg Larsson）的畅销犯罪小说[如《龙文身的女孩》（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拥有经济实惠的连锁店、打造精致时尚的服装品牌H＆M，引领家具零售革命的宜家，更不用说常青汽车品牌沃尔沃了。当然还有乐高，这一无所不在的塑胶积木玩具，由丹麦制造，风靡全球。除此之外，丹麦也开始产出一流的犯罪剧集如《谋杀》；哥本哈根的诺玛餐厅则名声大噪，被誉为“全球最佳餐厅”。趋势逐渐彰显。等到2012年8月，《名利场》杂志终于“正式宣布”，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斯堪的纳维亚旋风”。15
这一切都使我倍感喜忧参半。让我把时间拨回到2000年，那时塔里娅·哈洛宁刚刚成为芬兰总统，而我则是一名年轻的芬兰新闻记者： 二十五岁，初入职场，受聘于北欧发行量最大的日报《赫尔辛基新闻报》（Helsingin Sanomat）。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芬兰人，我土生土长于这个低调的北方小国，如今则目睹它一跃成为“世界的宠儿”。
但是，正当全世界都在拥抱芬兰时，我却选择了背道而驰；于我而言，这是很美式的时刻——就在《新闻周刊》宣布我的家乡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前不久，我刚刚决定抛下芬兰的一切，移民到美国去开启一段全新的生活。
身处美国的新家，我隔海回望那片生我养我的北欧土地，就像一个体育粉丝为她的家乡队摇旗呐喊一样。我见证了芬兰在国际调查和全球榜单上取得的成绩，感到无比自豪，但与此同时，我也忙于应对自己在美国的新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挑战。我身边大多数美国人好像也并不太在意——或者说关心——芬兰，以及它在北极圈附近的那帮北欧邻居。毕竟，美国人要过好自己在美国的生活就已经精疲力竭了。可能只有像比尔·克林顿这样的政策专家，或者像《经济学人》的编辑，才会有时间和精力去对芬兰的表现感到兴奋。但说真的，那样一群迷你、寒冷、无关紧要的国家，其中每个人长得差不多，做的事也差不多，还都觉得一盘腌鲱鱼就意味着一段好时光……它们能给美国这样一个多样、动态的国家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呢？
美国长久以来就是闪亮的“世界灯塔”，象征着自由、独立、个人主义和机遇。比起自在随性、热爱自由的美国，北欧地区不仅显得无足轻重，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糟糕”。不少美国人视北欧为一帮可悲的“社会主义保姆型国家”，用各种福利项目宠坏了它们的国民，没有让他们变得更幸福，反而助长了他们的依赖性、淡漠感乃至绝望感。美国评论家批评所谓的“北欧超级模范”，指出该地区拥有高抑郁率、高酗酒率和高自杀率。
在北欧国家内部，同样也有很多人搞不明白，外面的世界究竟在一惊一乍些什么。我的芬兰同胞尤其以低自尊著称。当《新闻周刊》称芬兰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时，全芬兰人都认为该杂志犯下了可怕的错误，并将芬兰置于极其尴尬的境地。不少人一想到芬兰人竟可能成为“地球上第二幸福的民族”就觉得荒唐可笑。芬兰的冬季漫长、昏暗、苦寒，每年有大段时间都把居住于其间的人们“折磨得死去活来”。酒精上瘾在这个国家也确实是一个问题。瑞典人、丹麦人和挪威人通常比芬兰人和冰岛人更自信一些，但不管从什么角度看，没有哪个北欧国家可以称得上是“完美的国家”。况且北欧人自己也依然推崇和向往美国，尤其是美国的流行文化、企业家精神和那些世界级的大城市，如纽约、旧金山、洛杉矶。
当我逐渐适应美国的新生活时，美国经济正开始从金融危机的创伤中触底反弹，而家乡芬兰的气氛却变得前所未有的萧条。全球经济衰退和欧元危机给芬兰造成了重大影响，广受赞誉的芬兰经济因此有所减速。芬兰的学生虽然仍旧表现优异，但也不再占据每一份教育调研的榜首。总而言之，如果你在街边询问路过的芬兰人，他们的国家是不是世界的“超级模范”（就不说作为那个世界强国美国的模范了），他们的回应可能会很暴躁——尤其是当天气又冷又阴时——而答案就是一个大写的“不”。
然而，身为一个北欧移民，我在美国待的时间越长，就越清晰地认识到一些事情。无论芬兰究竟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多数美国人和我的芬兰同胞们都基本没有意识到，在21世纪初，离开芬兰或任何一个北欧国家前往美国定居，就意味着要经历一种非同寻常且无比严酷的时空穿越，意味着“回到过去”。
作为一名移居美国的北欧人，我也注意到了一些别的东西——美国人和很多其他国家的人似乎都没有意识到，一切本可以更好。
(1) 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所加，在正文中以符号上标表示；作者注释统一汇总于正文之后，以数字上标表示。
(2) 全称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经合组织”（OE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