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在自由之地： 成为美国人
契机
准新娘正透过窗户远眺。在我的印象里，她身着一袭白衣，但当我回看那天的照片时，才发现婚礼开始的几小时前，她穿的衣服其实是黑色的，而且神情不宁。我记得她的这份焦虑，因为当时电视台的实况播音员正忙着解读她那动人脸庞上闪过的每一个表情。他们没什么其他可说的，只知道新郎新娘马上将在意大利的一座城堡里举办婚礼，到场嘉宾超过一百五十位。摄影组和狗仔队蹲守在城堡外，尽其所能地播报着每一位名人嘉宾的到来、谁穿了什么，以及菜单的细节。
我在千里之外的波士顿收看这一切。为了参加一场会议，我不久前才刚抵达这座城市。我坐在宾馆房间里，用遥控器切换着电视频道，除了汤姆·克鲁斯和凯蒂·霍尔姆斯的婚礼外，电视上还报道了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收到含有毒饼干包裹的新闻1。寄信人“好心”地给每位法官附上一份信件，写明其意图：“我要杀了你”，以及“包裹有毒”。那天晚上，我排队取用自助餐时，排在我身后的是一位男士，他也是来参加同一场会议的。他微笑着询问我是否可以大发善心先尝一口食物，帮他看看是否“能吃”。我自然以为他是在拿最高法院的“毒饼干事件”开玩笑，所以向他保证，如果食物有毒，我一定知会他。他一脸茫然地看着我。于是我试着解释，自己指的是那些被恐吓的法官，但他却显得更加迷惑了。很快我们俩都一头雾水地傻笑起来。原来他那天其实并没看到新闻，也不知道最高法院和饼干的事。晚饭时我坐在他旁边，彼此间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两个小时后，在一片大灌木丛的树枝下，我们接吻了。第二天，我便乘飞机踏上了长达十小时的回国旅程。
我那些赫尔辛基的朋友超级激动。“你遇见了一位美国作家！在一场会议期间！太浪漫了吧！”不仅如此，散会后不久，崔佛就打电话过来，表示要来芬兰看我。朋友们听说还有这回事后，简直沸腾了。“一个货真价实的爱情故事，正在萌发！”崔佛如约抵达芬兰，其间一切顺利，于是我们开始谈起了“跨国恋”。每次约会结束后，都不得不再次分居两地，隔洋相叹。我的朋友们为此叹息道：“你是不是会很想他？”“你没有太伤心吧？”
我确实很喜欢他，但我还不确定自己是否像我朋友们所确信的那样那么喜欢他。那阵子，崔佛也刚从华盛顿特区搬到纽约，当情势逐渐稳定下来后，我便准备定期去布鲁克林探望他。这时我的朋友们看我谈恋爱仿佛在看罗曼史电视剧似的。“你们俩就像《实习医生格蕾》（Grey's Anatomy）里的戴瑞克和梅利迪斯(1)！”“你就像《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里的凯莉(2)！”（在芬兰，这两部都是大火的电视剧。）
问题只有一个，我并不打算移居美国。崔佛给我的感觉很对。但难道仅仅因为我恋爱了，就要为此抛下自己所熟知的一切？此前的人生中，我都在探索这个世界。有两年时间，我在国外读书。一年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一年在巴黎。成为一名记者后，我跑遍全球七大洲中的六个，也曾亲眼见识过传奇的“纽约城”。而我从中得出了什么结论呢？那就是我想住在芬兰。
我勤勉工作、旅行阅读、尽享人生，坚信女人生来绝非只为照顾丈夫和孩子。她应该拥有自己的目标、自己的意志、自己的事业，其中当然也包括一份属于自己的薪水。英国女演员海伦·米伦（Helen Mirren）曾经说过：“经济独立是女孩所能拥有的最佳礼物。”2我渴望成为一名强大、智慧且富有创造力的女人，而不是当个小女生，为了某个男人就轻易地放弃一切。
然而，我和崔佛交往的时间越长，这一问题就越发使我纠结。当这场“异地恋”满两年时，我们已经在两国间往返旅行了十四次，只为与对方共度时光。他逐渐成为我最好的朋友，成为那个真命天子，有他在场，我的世界便没有乌云。我又怎么能舍弃这份感情呢？
于是事态变得明朗起来，如果我们俩想接着走下去，必须有一个人要将自己过去的生活抛之脑后，而出于实际的考虑，这个人只能是我。理论上讲，崔佛当然也可以搬来芬兰，但是他看起来不太情愿，我也必须承认，这并不合常理。他不会讲芬兰语，而我能说英语；纽约是国际化大都市，我在那儿找工作的话，机会肯定比他来赫尔辛基更多。
况且，芬兰这个国家也很有些“自身特色”，虽然整体生活质量挺高，但我不确定崔佛是否能应付得了——哪怕他想来。
我始终热爱芬兰。这个国家拥有绚丽的夏日风景和静美的自然环境，更不用提我大多数的朋友和家人都“恰好”生活在这里，而他们都是我无比喜爱的人。芬兰的地理位置也甚佳，去欧洲其他国家都很方便，因此普通民众都能在周末成行，到巴黎、罗马这样的度假胜地一游不在话下。话虽如此，和美国的许多地方比起来，芬兰很容易显得又小、又冷、又暗，而且难免有些单调乏味。长期以来，芬兰以其“低调”（being modest）著称，但把赫尔辛基和纽约这样的“大都市”放在一起比较时，再强调“谦逊”（modesty）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芬兰自然也有其值得骄傲的成就。例如世界知名手机公司诺基亚就出自芬兰——虽然在很多人听来，它像是个日本牌子。或许最能体现“芬兰特色”的，当属我们的设计师和建筑师，比如玛莉美歌（Marimekko），比如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和他著名的椅子，又比如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他的代表作包括圣路易弧形拱门、华盛顿特区的杜勒斯国际机场，以及纽约肯尼迪机场的环球航空公司候机楼。古典乐迷可能听过芬兰作曲家让·西贝柳斯（Jean Sibelius）的交响乐，《柯南深夜秀》（Late Night with Conan O'Brien）的观众则大概会不时看到柯南·奥布莱恩打趣模仿我们那位橙色头发的总统。当你来自一个小国家时，跟别人介绍自己的祖国，能抓到什么就是什么。
而正如斯蒂格·拉森在“千禧年三部曲”小说中所展现的那样，北欧自有其“黑暗的一面”——这一点在字面意义上也同样成立。崔佛第一次来芬兰看我时恰逢冬季，回去之后，他就开始跟他的美国朋友们“吹嘘”，自己如何在赫尔辛基待了整整一周，却只看到了三个小时的太阳。因处极北之地，冬日的长夜实在漫漫，所以北欧人里但凡能负担得起海外旅行的，到了冬天都会考虑去泰国度假，否则心理健康堪忧。另外，芬兰人还尤其倾向于把人生视作一系列无穷无尽的困难与失望，并在生活态度上摒弃闲聊和日常享受，因此在外人眼中，他们可能会显得不苟言笑乃至粗鲁无礼。我能够想象崔佛如何从纽约市的欢声笑语和激动人心中突然坠入一个“内向芬兰”制造出的噩梦，身边萦绕着漆黑孤寂的抑郁气氛。
我越是不断思量芬兰精神里那种自带的忧郁气质，就越感叹美国不愧为地球上最厉害的国家。因为美国人总是展现出强烈的乐观精神、进取心和创造力，并且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能够将人生中遇到的任何挑战都转化为有利可图的机遇。而我，甚至都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一个童年故事告诉崔佛，它反映出芬兰人最注重和欣赏的特质，我们称之为“sisu”，在英文里，最贴切的翻译或许是“grit”（坚毅）。
我十岁时，全家人都住在森林深处。和大多数芬兰孩子一样，我和我哥每天要自己想办法在家和学校之间来回。一般我们都选择骑自行车，有时候也会走路。可到了冬天，雪会积得很厚，这时去学校最好的方式是滑雪。然而，我讨厌滑雪，所以通常我还是坚持走路。一天下午，我回到家后，母亲不经意地问起我那天去学校是否一路顺利。
我便跟她解释起来。起初事情有点难办，因为雪太厚了，我每走一步都会“掉”下去，雪直接堆到我屁股那么高。但后来我发现，只要自己趴在地上就不会“掉”下去。那之后就好办啦，我告诉我妈，一路上自己基本就这么趴着匍匐前进，最后成功抵达了学校。
我的父母大为骄傲，因为这件事体现出他们的女儿具有“坚毅”的品质。不难想象，为自家孩子感到自豪的美国父母，会讲出怎样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这孩子呀，立马从雪地里爬出来，走到路边招停一辆汽车，施展魅力和口才，成功让对方同意带她一程去到学校。不仅如此，此事还启发她开创了自己的企业，年仅十六岁就当上价值百万美元的“除雪公司”CEO，并成为《财富》杂志的封面人物……这么一想，比起美国，芬兰到底有什么伟大的东西？任何东西？有吗？我能找到任何不离开芬兰的理由吗？
我列出一张清单，在上面写下搬去美国的好处和坏处。
首先是坏处。
在芬兰，我度过了十几年的职业生涯，一直担任报刊的作者和编辑，过着典型的中产阶级舒适生活——就这点来说，我所有的朋友也都一样。我总是有足够的税后收入可用于自由支配，外食、旅行、享受生活之外，每年还能存下一笔不小的储蓄。我从不需要为健康保险之类的东西付出额外开支，去医院看病或接受其他医疗服务也只要花很少一点钱，有时甚至免费。如果我在芬兰得了重病，不仅无需为医疗费感到担忧（因为完全在可承受范围之内），还能获得最长一年的带薪休假，岗位绝对为我保留。除此之外，假如我还有其他任何需要，也能随时获得帮助。
如果我打算要小孩呢？在芬兰，我每生一个孩子，就有权利享受十个月足额的带薪育儿假，而且完全不必担心休假期间会丢工作。3我的小孩可以去平价但高质量的日托中心，然后，他们可以免费接受世界一流的义务制基础教育；再往后，读大学也同样免费。
和大多数芬兰人一样，每年夏天，我会带薪休假四周乃至五周。尽管我们这儿的冬天黑暗凄惨，可到了夏日，却处处流光溢彩。所以每年暑期，芬兰社会和雇主都认为放假有益于我们的身心健康，也有助于提高生产力。
我并不百分之百确切知道这一切在美国是怎样运作的，但我明显预感到那套系统会复杂很多。关键是崔佛并不会成为我在美国生活的“金主爸爸”。他写的书还算成功，他自己也有些积蓄，但身为一名作家和教师，他的现金流基本也只够养活他自己。
况且，我考虑这件事的时间点是在2008年。那时，“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破产引发的金融危机正使美国经济整体陷入了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
不过接下来是好处。
崔佛很棒。纽约很棒。美国向来是一片“机遇之地”，也是积极能量和创造力永不干枯的源泉。我每天都享受着并生活在这个国家所产出的文化之中——从艺术到科技，从商品到服务。我将获得在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中生活的一手经验，开启人生的新篇章，并脱离北欧为我提供的安全网与舒适区。我将成为那抱团取暖、渴求自由的大众一员，投入地球上最伟大的那场社会实验： 建立一个真正多元的国度。在那里，来自全球各地的人们并肩工作，将他们联结在一起的是对于自由的热爱和能够凭借自身能力脱颖而出的机会。对了，我是不是忘记提芬兰的冬天了？还有最重要的……爱情？
我问了自己以下两个“经典问题”。第一，假如我留在原地会怎么样——年复一年、风景不变的日子再过三十年？第二，等到临死之际，我会更后悔自己做出了哪项选择——留下了还是离开了？我不是一个极端的浪漫主义者，但我同样也并非极端的享乐主义者。我视自己为一个很现实的人，而作为“现实主义者”，我相信临终时自己想的不会是幸好“选择了一条更安全的道路”或者“牢牢抓住了那些物质享受”，而是希望自己这一生能活出真爱、彰显勇气，并敢于承担风险。
当年11月，我便辞去工作。然后我卖掉公寓，处理掉了所有的生活用品。圣诞节那天，我和家人朋友道别。次日早晨，我登上了前往美国的飞机。
焦虑
恐慌很快袭来。它从我的胃部渗漏出来，化为灼烧的热浪侵袭我的五脏六腑。与此同时，我的胸腔感受到越来越强的压迫，整个头盖骨被一阵隐痛环绕。即便自己不停地做着大口的深呼吸，却丝毫没有感觉吸进氧气，而伴随着每一次呼吸，我都能听见耳边传来“嗡嗡”的鸣响声。
这是我人生中第二次经历类似的惊恐发作。第一次发作时我和我妈在一起，那时我们正在拉普兰的一片森林里徒步。该地区位于芬兰东北部，靠近俄罗斯边境。我妈突发奇想，指着地图上的一间小屋，建议我们笔直开路、披荆斩棘，穿过森林去到那里。她说自己在那儿待过一次，和几个朋友一起。她还用雀跃的口吻补充道，那时他们在森林里迷了路，转了好几个小时，然后突然撞见这么一间小屋！这并不是什么能让人安心的信息。我们俩都没有带指南针，但还是直接上了路。
不出所料，还没到两个小时，我们就迷路了。
我能感觉到焦虑在自己的身体中蔓延开来，任何理性分析都无法阻挡这种生理性的、如波浪般汹涌的恐惧。我的身体开始颤抖，大脑变得僵化；我感到自己无依无靠、身陷困境。我们的手机都没有信号，这进一步加深了我的孤立感，我已经开始想着是不是该点起火堆，寻求救援了。但我又告诉自己别犯傻，毕竟我们不可能偏离刻有标识的路线太远，况且，这是一个多么美丽、凉爽、晴朗的秋日啊，理应尽情享受……然而实际上，我最多只能强装镇定，默默感受胃部一阵翻腾。各种可能出现的危险走向都使我的内心充满恐惧。
我们沿着一排松树行走，偶遇途经的驯鹿，最终来到一个小山顶。站在那里，我们得以目睹太阳正在落山，从而确定了西边在哪里。我们据此调整了前进的方向，很快碰见一处在地图上被标记了的篱笆。不一会儿，我们便回到原定的路线之上，我的焦虑感也霎时间烟消云散。
我搬到美国后不久，就经历了第二次惊恐发作。虽然并没有从事什么危险活动，但那种生理性的恐慌感与前一次完全相同。起初，我以为自己只是单纯因为忙着适应在这个新国度的生活而“压力爆表”了。自己每天都操着一门和过去不同的语言，即使在最日常的交谈中，也经常搞不清楚周围究竟在发生什么。然而，要“打开”在美国生活的“正确方式”，让我感觉远比在此前生活过的其他国家压力更大——它本该更加容易才对。毕竟，和过去相比，我不仅年纪见长、人生阅历增加，而且英语口语也已经相当流利。
困扰我的首先是一些很小的事。比如了解在餐馆或理发店究竟要留多少小费，或是学着如何在星巴克点单（它比我在芬兰报税还要复杂）。其次是稍微大点，也更“神奇”的事项——一些在其他国家并非常态，而美国人自己似乎也没有意识到专属于美国的现象。比方说，当我想要在银行开一个户头时，不论我把它们的小册子读上多少遍，都没法搞明白那些五花八门的费用究竟是什么。我还收到一大堆纷至沓来的信件，都是美国银行抢着要送我信用卡的。信用卡协议的脚注里列明的利息率堪称“天价”4，因此我始终没搞明白，一个人要是真违约了，又怎么可能偿付得起？另外，手机为什么必须从通信运营商处购买？为什么还必须和他们签订长达两年的合约，不论他们之后提供的服务究竟是好是坏？在芬兰，手机公司极少使消费者受困于诸如此类的“捆绑销售”之中，一旦他们试图提出如此不合理的条款，芬兰消费者也绝不会默然忍受。5
然后就到装有线电视的时刻了。来纽约之后，我一直期待着能订购几个频道，看上我最喜欢的剧集。在芬兰，这事不仅简单常规，价格也相当合理。为了弄清楚在美国装有线电视究竟要花费多少钱，我上网搜了半天，结果被各式各样的套餐和定价搞得眼花缭乱，无奈之下只能选择直接给供应商打电话。然而，整场谈话下来，我怀疑自己可能是听不懂英语。
“所以要多少钱呢？”
“每月10美元，前三个月都是这个价。”
“好的，那三个月之后呢？”
“我现在没法说，得看到时候价格是怎么规定的。”
“什么意思……你们这价格还像股票市场那样每天实时波动吗？”
“首期三个月到期之后，你可以再打电话给我们获取最新价格。”
“但是，你们总不见得会在我信用卡上随便扣一个压根没经过我同意的数字，对吧？”
“你需要到时候再打电话给我们，不然的话，你的套餐就会按照新价格自动续签。”
这个未知的“新价格”显然会高出非常、非常多。我逐渐意识到，这些都是美国人行为处事的一种方式，它迫使你时刻保持警惕。企业为了规避对消费者最基本权益的合理保护，简直无所不用其极。你必须学会应对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各类协议，里面充斥着复杂精妙的、用小号字体印刷的附加条款；无论你“有多少钱”或“挣多少钱”，你总会觉得不够，并为此忧心忡忡。终于，到我第一次向“山姆大叔”进行纳税申报的时候了……一切仍旧是老样子。我登上国税局网站，试图研究清楚自己的税务情况，但很快我就开始烦躁地拉扯自己的头发，眼前是一页接着一页的小号字体，无穷无尽的例外条款和协议漏洞。在芬兰，报税工作总是快捷又简便，但来到美国，我整个人都被国税局的指导手册所淹没。我害怕自己会犯下某些代价高昂的错误，因此只能缴械投降，请了一名会计师——这是我在家从未做过的事。
每当我在报刊上读到那类介绍美国高收入、高成就人士的特稿，我的“士气”就会进一步下滑。他们可以在早上4点起床查看邮件，5点来到健身房，6点抵达办公室，开启一周九十小时的高强度工作。美利坚的母亲们似乎也总能创造奇迹： 产后数周便回归工作，趁着会议和会议之间的缝隙吸奶，周末在家办公时一手管孩子，一手握“黑莓”(3)。我相当确信，自己永远无法以这种强度运作。于是，我的脑中浮现出那个顺理成章的结论： 我在美国不可能做成什么事了。
与之相对，当我读到有关另一类美国人的最新故事时，则会感觉浑身僵硬、动弹不得。有些人可能只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有些则纯粹因为不太走运。他们或生病、或失业、或离婚，或是在错误的节点怀上了孩子，又或是遭到飓风的侵袭。然后，他们发现自己要么付不起医药费，要么房屋被止赎，要么同时打三份工却仍因收入过低而资不抵债，要么把孩子送去了一个很烂的学校，要么因为付不起日托费用，只能请随便哪个有空的邻居照看一下自己的小孩……上述事项可能同时发生。6
同时，我还会沉迷于最新的灾难报道，例如美国食源性疾病大流行7、有毒塑料瓶8和塑料玩具9，还有农场主给农场动物肆意注射抗生素10——这种做法最终将导致我们死于无药可治，哪怕不久之前我们还能用药物控制住相关的疾病。有时我坐在沙发上，眼睛紧盯笔记本电脑屏幕，崔佛会停下他手头的工作注视我。“你又摆出这张脸了。”他一边轻柔地说道，一边用手指捋平我的眉毛。不知不觉中，我紧锁的眉间逐渐出现一条永久的褶皱。
没过多久，我就不再奇怪为何自己陷于无休止的恐慌感之中了。正如过去在拉普兰的森林里一样，我的大脑不断处理着我与周遭环境的互动，而它传送回的信息无比清晰： 我已迷失在一片荒野之中。而在美国大荒野上，你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我开始自我责备。显然，对于这个激动人心、充满动态的国家来说，我不够坚强，也不够聪明……总而言之，不够像个美国人。我所遇到的都不是什么大问题，而我却为此——乃至为任何仅仅是可能发生的事——大感焦虑，这反倒让我觉得很难为情。我妈肯定会说我失去了自己的“sisu”（坚毅）。那个可以在雪地上一声不吭爬上一英里的女孩儿去哪儿了？我告诫自己，多一点自强自立，少一点哭哭啼啼。还有，多一点“我能行”，少一点“我害怕”。
由于我的信心和自尊受挫，连正常生活都倍感压力，我自然开始质疑自己，连带着也质疑起我所来自的那个世界。我甚至觉得，自己以前听到过的那些美国人对于北欧社会的批评是很中肯的。北欧犯罪小说和设计潮流或许能风靡全美，但许多美国政客批评北欧国家“溺爱”其国民——很多福利本该努力争取才能获得，他们却完全坐享其成，整个过程培养不出一丝一毫的企业家精神。结果就是，北欧国家里充斥着一群无助、天真、幼稚的人，他们的生活过度依赖政府，已经到了一种不健康的境地。无怪乎这样的社会“产出”了我这种胆小鬼。
我会坐上好几个小时，任由眉头皱成一团，陷入对本民族缺陷和我自身弱点的沉思。美国人往往会很快指出，北欧可没有诞生出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的人物，也没有谷歌、波音，没有通用电气或者好莱坞。我们的社会被认为缺乏多样性，而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和美国相比，更是小巫见大巫（挪威例外，它有石油）。11最享誉全球的大学、最伟大优秀的创新、最富裕的一批白手起家者，都不来自北欧。有些战斗必须奋力一击，可我们却并不愿赌上自己的性命和财富去为全人类的利益拼搏。我们或许是善良的，但远非卓越，而这就是美国所代表的——卓越。
虽然我还是会感到美国人并不充分了解和欣赏北欧生活好的那一面，但大体上，我已经开始接受以下观点，那就是我们北欧人确实不够具有竞争力和创造力，也不够自足和强大。离开芬兰后才过去短短几个月，我便从一个成功快乐的职场女性，变成了一团乱麻——焦虑不安、谨小慎微、自我怀疑。
然而，当我在美国结识了一些人，并对他们产生深入了解之后，我惊讶地发现他们中有不少也深受焦虑困扰，严重程度与我相当乃至更甚。几乎每个人都在竭力应对美国生活中层出不穷的日常挑战。有些人接受心理治疗，有些人则采取药物疗法。据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NIMH）估计，每五个美国成年人中，就有一位患有焦虑障碍。全美最普遍的处方类精神药品——阿普唑仑（alprazolam），即美国人所熟知的“赞安诺”（Xanax）——就是用来治疗焦虑症的。12
很快，我就不再感到那么孤立无援或精神错乱。2006年，一项人寿保险公司发起的调查研究显示，有90%的受访美国女性声称自己在经济上没有安全感，其中46%的人说她们认真严肃地担心自己最后会流落街头，无家可归。13虽然这么说可能有点奇怪，但当我读到这篇报道时，你能想象我竟然松了一口气吗？而且，最后这46%的女性当中，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如果说，每年挣钱超过10万美元的美国女性都担心自己会流落街头，那么我的焦虑不安可能和很多美国人的状态没什么两样。区别仅仅在于，对我而言，这种恐惧是崭新而陌生的，但对于他们来说，这不过就是“人生”的本来面目。如此说来，有没有可能是我自己倒退了一步？我之所以会深受焦虑折磨，或许并非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而恰恰因为我“开始变成一个美国人”。
又过去了几个月，其间，我竭尽全力，学着适应和忍受这种充满动荡感的新生活。我也渐渐发现，身边的美国人显得越发焦躁，越发不快乐，他们也开始频繁地质问，我们的个人生活和整个社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我来到美国的时间点刚好是在华尔街股市崩盘的几个月后，当时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美国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以及中产阶级的收入停滞。上千万美国人没有健康保险14，政客们自然也焦头烂额。他们绞尽脑汁，试图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与此同时，这个国家的医疗支出却可谓天文数字，每个人都倍感压力。在各种聚会上，一项常见的谈话主题便是人们讲述自己如何跟健康保险公司斗智斗勇。
很多人也在谈论美国要怎么改善运作失灵的教育系统。我曾读到相关报道，较为贫困的家庭想方设法把自家孩子从差学校转出来，送去具有实验性质的学校，以期受到更好的教育；而较为富裕的家庭为了好学校的一个名额，竞争激烈得前所未有，开销也日益膨胀。为此，家长在工作中的竞争也异常凶残，因为他们必须要争取高工资，才能应对早就失控了的教育支出——毕竟，私立小学和中学之后，还有昂贵的大学。
美国梦似乎陷入泥沼。
对于这一切，我事先毫无准备，只能努力适应它们。适应我的新家，适应这个具有无限可能的国家给人带来的兴奋感，也要适应那种强烈的焦虑感和不确定性——几乎所有我认识的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都受困于此。
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崔佛向我求了婚。
12月，一个寒冷的冬日，我们在位于曼哈顿下城的市政厅正式结婚，见证人是崔佛最好的朋友和这位朋友的妻子。然后，我们到布鲁克林大桥上开了一瓶香槟庆祝。次年夏季，我们回芬兰举办了一场低调的婚礼，只有家人和朋友到场欢庆。8月的午后，阳光明亮，在赫尔辛基海边的一片白桦树林中，我们交换誓言。
正当我们准备离开芬兰、回到焦虑萦绕的美国生活时，2010年8月底的《新闻周刊》上市，封面上布满大大小小的世界各国国旗，构成旋涡状，漩涡的中心印着这样一句“悬念式标题”： 《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是……》。15那年冬天，我很快获知，优胜者就是那个我刚刚“放弃”的国家。
我坐在美国家中的沙发上，阅读芬兰的种种好处——那些我选择抛弃掉的好处。这边，我和我住在美国的朋友们正过着压力重重、过劳、不健康、报酬过低、缺乏安全感的生活，我们也不确定自己孩子们的未来是否会更好。回到芬兰老家，我的那些中产阶级朋友则能在工作和生活中保持着健康的平衡，拥有充足的时间和可支配收入，可以去度假休养生息，还享受着一整套平价的全民医疗体系。这套医疗体系不仅对芬兰人来说足够优质，对于国际足球巨星大卫·贝克汉姆显然也同样如此——几个月前，他跟腱断裂，全球（自然也包括美国）所有顶级的医生任其挑选，他却唯独选择飞到芬兰进行治疗。16
我有很多住在芬兰的朋友都已经生了小孩。虽然养孩子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事，但在我听来，他们的家庭生活却出乎意料地“运作良好”。《新闻周刊》认为，这是因为他们获得了社会提供的以下“支援”： 长育儿假，低价日托，外加一个优质的公立教育体系。该杂志还声称，一个年轻人生活在芬兰，会比生活在地球上的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有可能享受高质量的生活。
读完《新闻周刊》的报道，我并未舍弃对美国新近产生的那份赞赏之情，但它确实帮我找回了一项很重要的东西——自信。它也促使我开始比较，思考自己现在的美国生活与过去的芬兰生活之间还有什么异同。这么一来，我不禁想，《新闻周刊》是不是仅仅触及了问题的皮毛，其背后或许还有一个意义更加深远的故事。
依赖
自“现代”来临之初，人们便开始哀叹，现代性生活摧毁了传统社会的支持体系（尤其是家庭与社群），让个体心中徒留不安与焦虑。从前，几代人住在一个屋檐下，分摊杂务和家庭责任；家庭则坐落于紧密团结的村庄中，所有人彼此相识，每个人都是村庄的一分子。一个人碰到的很多问题，家庭和邻居都能帮助其一起解决，这时，人的内心会感到安定。每天的生活基本都可以预见，你也很可能会在你出生的小城死去，身边是你一辈子都熟识的人……对于绝大多数现代社会而言，这样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
另一方面，现代化给人类生存境况带来巨大改善。我自然也意识到，在很多方面，美国的确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这种“进步”。确实，现代化最大的益处，或许也正是美国最珍视的几项基本原则——自由、独立和机遇。长期以来，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把美国视为这些核心现代化原则的忠实拥趸，包括我自身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美国之所以能成为这样一个伟大乃至卓越的国家，就在于它允许一个人活出自己的生活，不被传统、老派社会的缺陷所过度拖累。要知道，在一个守旧的传统社会，人往往是被动的，只能依赖那些碰巧出现在自己生命中的人，而在美国，你可以自由表达个性，自主选择社团。你与家人、邻居和同胞的交往建立在“你是怎样一个人”的基础上，而不是依照传统思想观念的“你必须或应该要做什么”。
然而，随着我在美国待的时间越长，去过的地方和接触的人越多，自身也变得越来越“像个美国人”之后，我反而变得越发困惑。我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视角观察美国的当代生活，却惊讶地发现，在林林总总的生活细节之中，上述那些现代化的核心优势——自由、个体独立和机遇——似乎完全缺失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充斥着焦虑和压力，相形之下，那些宏大的理想观念越发显得名不符实。
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纽约，也不局限于特定的社会阶层。我把探险的步伐迈出纽约，足迹遍布缅因乡间、华盛顿特区、俄亥俄小镇、南部的弗吉尼亚州，以及美国西海岸……而美国人给我留下的印象，却并不是人们觉得自己拥有很高的自由度或贯彻了个人主义，抑或享有取得成功的平等机会。恰恰相反，许多我所遇见和听闻的美国人，为了参与社会竞争，为了生存，不得不相互依赖，紧密程度前所未有，就像是被抛回了最传统的人际关系之中。在整个过程中，个体接受了来自伴侣、父母、孩子、同事、上司的恩惠，但与此同时，人情网络也反过来限制了他们的自由。这类关系模式对人提出诸多要求，也造成了相应的矛盾，因此似乎最终加深了所有人的压力和焦虑。这种情形甚至也发生在那些人们最珍视的生活领域，比如家庭内部。
移居美国后，我最推崇的事之一，便是美国人的家庭模式。他们会齐心协力做一件事，互相支持打气，享受彼此的陪伴，家庭成员之间在特定事项上也可以自由讨论、民主决策。我很惊喜地发现，并没有一条僵化而清晰的界限将年轻人和他们的长辈割裂成两个互不理解的世界，所以也不会只有当父母发出指令时，两个世界才有短暂的重叠。在我看来，21世纪的美国家庭成功将“健全”和“开明”融为一体。
美国父母显然花很多时间陪伴他们的孩子，也给予后者充分的爱意、关注和鼓励，他们的做法与我在芬兰认识的熟人朋友们没有什么两样。不管是在美国还是芬兰，我那些已经生了孩子的朋友都会忙着接送孩子去参加音乐课或足球训练，给他们买玩具，陪他们读书，还有在脸书(4)上分享孩子的照片。
但二者的不同始终困扰着我。每当我去美国人的家里做客，常有一种莫名的感觉，那就是孩子们似乎整个占据了他们父母的人生，而这种感受是我在芬兰从未有过的。一如往常，我首先自我问责： 肯定因为我是个思想保守的北欧老古董，所以才无法理解美国式生活最前沿的创新。
我竭力厘清自己这种隐约的困惑感究竟源自哪里。与此同时，我也碰到一些美国家长，他们致力于把孩子的一切玩乐时间都转化为高效益、有教益和目标导向的活动……他们认为自己不得不这么做。我意识到，这种做法与“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紧密相连。要想让孩子去好学校？最好刚会爬就开始培养——反正越早越好。我想知道，这会对孩子的创造力造成怎样的影响。我还听说，孩子进学校之后，老师发现个别学生的作业里，有不少地方是爸爸妈妈帮忙完成的。17当然，这也是为了保证孩子能取得好看的分数，有助于其之后换到更好的学校或申请大学。我自问，这又会在小孩的心中培养出怎样的依赖性呢？
每年大学申请季来临时，焦虑的美国家长便被迫投入竞争无比激烈的申请流程，事无巨细地管理孩子的日程。一旦孩子被录取，他们又要面临高昂的大学费用，除学费、食宿费和健康保险之外，可能还包括购买家具和汽车的费用。父母付出了那么多，期待从小孩那里获得些许回报似乎再自然不过。有些家长希望孩子能经常向他们汇报自己的各项活动，哪怕后者已经离家在外并试图作为一个成年人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我曾读到过相关报道，说有学生上了大学后仍旧会每天都给父母发短讯、打电话，联系好几次，仿佛和父母绑定了一样。
而在收入光谱的较底端，由于家长不懂得该怎么应对申请流程，青少年们正不断丧失去读大学的机会。出身贫寒却突破了种种命运的局限、脱颖而出考入好大学的学生本就为数不多，其中还有不少最终因为学校离家太远而退学。他们认为自己需要与家庭保持紧密的联系。
在美国，我经常听到成年人会说“父母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对此我非常惊诧，因为成年子女对父母具有如此高度的依赖性，这在北欧国家几乎是闻所未闻的。18
再往后，情况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美国人一旦成年，有了自己的孩子和责任之后，那种互相依赖的父母子女关系的重心就会瞬间发生一百八十度大逆转。我遇见过中年人被照顾老年父母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案例，因为这项任务耗时又费钱，他们要负责承担起一系列深入到细枝末节的任务——从协调医疗护理和治疗，到安排各种后勤机动工作，还可能需要支付各类账单和保险费用……与此同时，他们也要忙着兼顾自己的职业发展，以及养育自己的小孩。在芬兰，这种程度的依赖性同样闻所未闻。当然，我认识的很多芬兰人都会定期探望他们年老体衰的父母，为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但如果说要像美国人那样对父母肩负起类似于监护人般的重担，多数情况下还是难以想象的。
我自己的父母就居住在芬兰，双方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城镇居民和职业人士。他们向来是我坚强的后盾，但从我很小开始，他们便坚持让我“自己的事自己做”。我九岁时，某天突然想要学骑马，于是便在黄页上找到当地养马场的电话号，打过去自己订了节课。然后我又打电话给正在工作的老妈，问她能不能帮我付一下钱，她同意了。在我们家，事情一般就是这么运作的。当我开始固定去上骑马课后，我父母偶尔会开车送我到马场，但主要还是我自己骑自行车或者乘公交车去。我十七岁时便和一个朋友结伴去阿姆斯特丹旅游。等我长到十八岁，就跟所有十八岁的芬兰年轻人一样，在社会和法律层面都被视为成年人了。我自己决定了大学要读的专业（新闻学），都没怎么跟我爸妈讨论过。毕竟，我离开了家，也不需要父母支付我的大学学费。
我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这种芬兰式家庭教育法绝不是完美无瑕的。在有些家庭内部，它可能会在父母和子女之间竖起一道墙，孩子只能默默忍受自己遭遇的痛苦，因为求助或将被视作软弱。或许也正因如此，比起我小时候，如今的芬兰父母会更多参与到孩子们的日常活动中。就我个人的情况而言，我和我爸妈的关系一向充满温情；在我需要的时候，我总能从他们那里获得帮助。但他们也向来有意识地避免过度干预我的生活，许多重大的人生选择都由我自己决定。我认识的大多数芬兰人情况也都差不多。一方面他们喜爱自己的父母，另一方面他们很早就培养出高度的独立自主性。
我很快发现，自己对美国家庭生活的某些方面所持有的隐忧似乎触碰到了某种“时代精神”（zeitgeist）。儿童教育领域的专家指出，“直升机式育儿”(5)（helicopter parenting）19有风险。如果家长总是过度保护孩子，不让他直面任何挫败，还习惯性地替孩子做各种决定，那么，孩子在这样的生活中度过二十年乃至更久之后，自然很难成长为具有自主性的独立个体。影视作品也开始反映出相关的问题。例如，在HBO出品的轻喜剧《都市女孩》（Girls）系列剧集中，它的开场设定便是汉娜（一个二十几岁的女作家）突然听说其父母决定不再给她打钱了——在此之前，她爸妈支付了她读大学的全部费用，并在她毕业后还替她承担了两年的生活费。此外，美国人也越来越担心，过度依赖自己的父母会对一个人的人生造成更多潜在的长期危害。《大西洋月刊》的一篇封面报道传阅甚广，标题极具警示性，叫作《如何把你的孩子送进心理咨询室》。医药公司也相当“恪尽职守”，靠销售抗焦虑和抗抑郁药品挣得盆满钵满。20
我一边比较着自己芬兰朋友和美国朋友的生活，一边意识到，放任孩子们在犯错中慢慢培养起独立性，允许他们自己寻找和追求各种机会，这种“育儿法”看似更简单，但对于很多美国家庭来说反而是一种奢侈，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无法承担“放养”可能带来的后果。在美国，一个人要想获得稳定的中产阶级地位，似乎关键就看其爸妈是不是积极主动、活力无限的“微观管理大师”。这种方法培养不出能够独自应对现代生活种种挑战的、拥有自主性的小孩，反倒给孩子制造了障碍，使他们对父母产生某种带有前现代性质的依赖性。但问题的根源绝非仅仅来自个人在情感或心理上的弱点，而在于结构性的崩溃，其源头便是公立教育体系失灵、大学费用飞涨等。
同理，成年子女必须照料年老的父母，也是因为美国人几乎无法获得质优价廉的老年护理，所以他们只能自己承担起照顾父母的重任。
彼时，我自己还没生孩子，双亲虽慢慢上了年纪，但他们都居住在芬兰，所以我暂时还有一定的余裕，能用来好好思考一下两个国家之间父母子女关系的巨大差异。不过，还有另一类人际关系，我已亲身参与其中，它在美国和在芬兰的“样态”也截然不同，那就是两性关系。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强有力的女性榜样始终激励着我。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还是作家，她们都忠于自我，而不是倾尽全力只为找到一个如意郎君，然后讨好取悦他。我有时需要在工作上获取动力去达成某项目标，有时则想在一段关系或社交场合里为自己出头，这些时刻，我总能通过阅读美国女作家的作品受到鼓舞。搬来纽约后，我周围有很多曼哈顿典型的强势女性。她们打扮入时，言辞优雅，脚踩高跟鞋，指甲完美无瑕。对此我始终不太适应——我早就习惯了芬兰人那种更加朴素而低调的外观。不过，在一家大型财经杂志的曼哈顿办公室工作期间，我对于身边美国女同事们所展现出的乐观精神和无畏信念确实深感敬佩。
然而凡事都有另一面。身为女性，当我自己在美国定居后，我对这里的新生活——尤其是关于人们为何结婚以及婚姻关系的本质——着实经历了一番困惑。
从很久以前起，我就开始看美国电影和电视剧了，里面时不时有女性角色执着于获得一段完美的婚姻，我对此也早已习以为常。1990年代初，《大胆而美丽》（The Bold and the Beautiful）成为第一部在芬兰家喻户晓的美国肥皂剧。它轰动一时，芬兰人甚至开始用“里奇”和“布鲁克”给新生儿取名。21那部剧对我的主要影响是教会了我两个新的英文单词： 一个是“承诺”（commitment），剧里的女人们一直在向男人们索要这个东西；另一个词叫“力比多”（libido），剧里的其他角色专门用它来解释，为什么女人不可能从“梦中情人式”的男性那里获得“承诺”。
但有时，女人的坚持不懈最终等来了回报，某个男人送上一颗闪耀的钻石，而且通常会把它藏在倒满香槟酒的杯子里。（我只觉得这种做法太危险了，因为北欧冬天过于漫长、寒冷、漆黑，所以即便是我们当中最优雅的那类女孩子，都可能会一把抓起离她最近的酒精饮料，然后想都不想地一饮而尽。）在我和我的朋友们眼中，“commitment”这个英文单词化为了一幅巨型滑稽画，讽刺女人想要从男人那里得到的东西。我们会“祭出”自己最好的美国口音，以一种肥皂剧式的夸张姿态讲出这个词，然后笑成一团。后来，我也在《甜心俏佳人》（Ally McBeal）和《欲望都市》里看到女人竭尽所能想要勾住一个男人，这些剧的基调已变得更精致世故了。再之后，美国真人秀里的“bridezillas”(6)亮相荧屏，代替了她们的角色。
屏幕上对女性的刻画显然运用了夸张的手法，但当我搬去美国后，我逐渐发现那种对于理想男性的渴求并不像我预想的那样夸大其词。在美国的现实生活中，“承诺”是重要的，“完美丈夫”则必须集帅气、友善、浪漫、可靠、勤奋和喜欢孩子于一身。可在美国待了一阵子后，我意识到，在这场“追寻承诺”之旅中，暗含一项我过去从未注意到的潜在条件——虽然《欲望都市》里早就有许多蛛丝马迹暗示这一点，但我完全后知后觉——在美国，当一个女人想要从男人那里获得承诺时，或不言自明，或直言不讳，她在这个男人身上看重的品质，首要的便是“多金”。
最明显的迹象莫过于美国女性手上佩戴的订婚钻戒了。即便是崔佛——我那身为作家和老师的低收入男友——也在求婚时拿出了一枚钻石戒指。他还算幸运，因为戒指是从他祖母那里继承来的。一粒小小的钻石，两边各有一颗蛋白石，它是我所拥有过的最漂亮的东西。作为爱的信物，它使我心潮澎湃，但对于戒指本身，我的心情却非常复杂。在我的家乡，订婚戒通常只是造型简单的金戒指，男人和女人都会佩戴，就像美国人的婚戒。只有到了婚礼现场，新郎可能会给新娘递上第二枚戒指，上面或许会装点着宝石，但极少像钻石那样高价。每当我戴上这枚美国未婚夫送的钻戒，想到自己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佩戴如此昂贵的东西，就时常会觉得很窘。但更关键的是，我很困惑，为什么我们未来婚姻生活的象征要成为一种财力的展示？还有，为什么它展示的不是我的经济实力，而是他的？当我用手指抚摸那光滑的蛋白石和闪耀的钻石时，我觉得自己好像《指环王》里的咕噜，对这个珍宝既爱又恨。
当然，绝非所有美国婚姻都是女人“感恩戴德”地嫁给有钱男人的故事，但美国的现实情况便是，“结婚”仍被视为一种资产上的混同。要验证这点，只需看一眼美国典型报税表的前几行。美国国家税务局（IRS）鼓励已婚夫妇合并其收入，并作为一个共同体申报纳税，这么做会获得相关优惠。对于芬兰人来说，此种做法简直匪夷所思。在芬兰，每个人总是独立缴税，婚姻状况与如何纳税没有任何关系。芬兰政府这么规定也是有意为之，因为如此一来，任何一方伴侣都可以轻易查到自己个人究竟挣了多少钱，纳了多少税，以及在经济上为家庭做出了多少贡献。而且，不论结婚与否，缴税标准都是一样的。事实上，如果芬兰政府出台了像美国这样的政策，将会被视为是对私人伦理领域的不正当干涉，而美国国税局却希望看到夫妻财产混同——配偶双方的经济联系最好能紧密到难舍难分的地步，这样就进一步加深了夫妻双方对彼此的财务依赖。
就像我在美国观察到的父母子女关系一样，财务上的联结在潜移默化之间使夫妻双方形成了对彼此的依赖性，而这种类型的依赖，在我眼中仿佛远古遗迹般罕见。美国是好莱坞罗曼史的发源地，现实里的婚姻形态却似乎深陷前现代时期——婚姻首先不是爱的表达，而是作为某种组织上和经济上的契约，用来整合资源，帮助双方家庭存活下去。这使人不禁发问，在地球上最现代化的国家之一，为什么还会需要如此陈旧的契约？
渐渐地，我再次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一位质疑“美国婚姻是否出了什么问题”的人。比如，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群体之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探讨，为什么找到一个“值得嫁的男人”变得愈发困难。杂志上也刊载了相关报道，并得到广泛关注。所谓“值得嫁的男人”，通常是指在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和薪资收入上与女性持平，或最好更高一档的男性。成功的职业女性们经过努力耕耘，取得一个名牌大学的本科或研究生学历，可能也已经为自己挣到了比较光鲜的职业抬头，然后开始纠结，自己是不是必须将就，找一个资历、地位和收入都不如自己的伴侣。22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较弱势阶层中，婚姻议题更是面临全方位的危机。一项受到广泛讨论的研究显示，三十岁至四十岁的白人高中学历群体中，一半以上的人都没有结婚。23社会评论家对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争论，而我注意到，讨论最终总是围绕着个人的财务状况打转——要么是男人挣得太少了，要么是女人“受福利制度的恩惠”在经济上变得更宽裕了。在所有相关的讨论中，问题的源头乃至潜在的解决方案似乎都与夫妻或是家庭收入情况紧密相连。一方的收入（传统上指丈夫的收入，如今也可能是妻子的收入）要么是维持婚姻的黏合剂，要么就截然相反，成为破坏关系的导火索。24
从北欧人的角度来看，这一切都相当离奇。我向来把恋爱关系视作两个平等主体之间，作为搭档、爱人和朋友，互相结合形成的同盟，而从来都不是什么财务合约。我会这么想，绝非只是出于天真。当我在芬兰不断成长期间，我的父亲曾建议我，最好选择一份高收入的工作，但他一次也没提议说，希望我找一个高收入的老公。另外，自从我有记忆以来，我母亲就言传身教，给我树立了明确清晰的榜样。她是一名牙医，拥有属于自己的私人诊所，在我整个童年时期，她都收入颇丰。我和我的芬兰朋友们聚在一起聊天时，也从未谈到过对自己未来伴侣的薪资期待。在讨论婚姻问题时，对方的财务情况很少成为考量的因素。人们普遍假设双方都会工作，但也就仅限于此了。
然而，如今我是一名生活在美国的女性了。不仅自己挣得不多，还刚刚嫁给一个收入同样紧巴巴的男人。这时我才意识到，把婚姻视作某种经济上的联合，其背后的逻辑虽然难免有些悲哀，但确实相当具有说服力。在美国，如果你考虑结婚，组建一个家庭，首先需要仔细想清楚，自己处于怎样的财务状况之中。你还欠了多少助学贷款？你购买健康保险了吗？如果你要孩子，仅生产这一项可能会花掉你多少钱？选择不同的健康保险，生育福利也千差万别。我曾听说一对年轻夫妇，明明有健康保险，却因为生小孩而欠下医院2万美元的医疗费，这件事令我大吃一惊。25
孩子生下来后，又会产生如何照料的问题。根据美国的法律，雇员少于五十人的小公司无需批准任何育儿假。26因此，如果你是一名想要照顾自己新生儿的女性，你可能不得不选择辞职。那各种生活账单怎么办？大点的公司最多也只会开出三个月的产假，而且是无薪的。有些雇主可能会给员工更优厚的福利，但多数情况下，美国夫妇如果想要小孩，仅仅是安排和承担自己在育儿后的生活，就要面临巨大的挑战。通常，一方配偶的生计岌岌可危，而且不用说也知道，那个人更可能是要当妈妈的那位，这就意味着丈夫需要多挣一份收入回家。突然之间，坚持嫁给高收入男性的想法显得无比合理起来。
如果你成功挨过了生育后最初的几个月，婴儿也稍稍长大一些，你将很快碰上另一个“财务危机”。假如父母双方都打算回归职场，那之后只能要么请保姆，要么把孩子送去私立日托——不管选择哪项，都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销，他们能否承担得起呢？等孩子再大一点，美国父母就得合计家庭资产，想尽办法在好的公立学校附近买下住宅，或者支付私立学校的学费（前提是孩子能进得去）。至于再往后的大学学费，就更不用说了。
我很敬佩美国夫妇在协作组建家庭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创造力和持久性，但看到人们越来越不愿意结婚，我也毫不意外。因为美国的婚姻生活似乎致力于将一对爱侣的结合变成一团毫无吸引力的泥沼，一旦踏入其中，个体不仅可能丧失自己的职业前景和自由时间，还将面对会把人逼疯的紧凑日程。如果说，每一个影响家庭和孩子未来的重大决定从根本上都囿于家庭的经济状况，也就难怪美国女性会格外关注潜在对象的薪资收入和福利待遇了，这与她自身的观念是否现代化没有关系。
夫妻间积压的怨恨自然也推动了美国心理治疗行业的蓬勃发展。心理医生和精神科医生从婚姻咨询业务中获利颇丰，当然，他们的顾客主要也是那些有钱接受咨询的夫妇。不过，我作为一个芬兰人，还是觉得问题的根源不是情感或心理上的弱点，而纯粹是结构性的缺陷。虽然美国社会催生了高科技创新，也具有较高的社会流动性，但没有为家庭提供最基本的支持体系，而在所有的北欧国家中，政府都向公众提供这样一套广泛的支持体系，并且认为这么做是理所应当的。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其他现代化发达国家也同样如此。
毫无疑问，衰退的经济会给我和崔佛的生活带来不确定性；我们对家庭做出的任何计划，也和我们的职业发展和收入情况紧密相关。某些夜晚，我会捧着一碗冰激凌，坐在电视前，看热门英剧《唐顿庄园》（Downton Abbey），幻想自己也嫁给了一个超有钱的贵族。他把持着大片庄园，身边簇拥着各色人等，为他排忧解难。我相信很多美国人都有过类似的幻想。
对了，这片庄园里，最好还有一间设施齐全的私人医疗室，并配备有专门的护士和医生团队。这样的话，一旦我们需要医疗服务，就不必全靠雇主大发慈悲——这就涉及第三种使我感到困惑的美国式关系，即人们与其雇主之间的关系。
搬来美国后，我曾目睹了一段令人极为痛心的故事。当时，我的一个美国朋友正在与癌症作斗争；雪上加霜的是，她和丈夫的关系也在不断恶化。然后，这个故事迎来了难以预料的美国式转折。如果这对夫妇离婚，那么妻子作为年轻的癌症病患，之后还要面对好几个月昂贵的医学治疗，却没有任何健康保险可以申请报销，因为医保是由其丈夫的雇主所提供的。这段不幸福的婚姻关系比它应该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对任何一方当事人的伤害都远远超过了必要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仅仅由于所有人都高度依赖雇主，导致创伤被极大地加重了。
我还了解到，很多时候，人们会仅仅因为需要健康保险，而接受一份他们实际上并不那么想做的工作。这种情况虽然不像我那位罹患癌症的朋友的故事那么具有悲剧性，但对于当事人而言，无疑也相当地压抑和令人窒息。还有人不敢换工作，或者决定放弃一个可能会带来更好职业前景的工作机会，也是因为那样一来就会丧失原有的医保。比担心医疗保障更秘而不宣的一种情况是，我所遇见的几乎每一个美国人，即便已经获得雇主批准，都不会休足假期，无论这假期本身有多短暂……更不用说每天5点准时离开办公室了。
我逐渐发现，在很多事情上，美国人都依赖其雇主，最明显的事项例如医疗服务、健康储蓄账户以及养老金的缴费额。因此，在雇佣关系中，雇主享有的权力远大于雇员。在美国，如果一个人和老板没有搞好关系，那么他所需要承担的风险将不仅局限于工作场合，甚至可能危及私人生活。后果如此严重，在北欧实在难以想象。
美国人以频繁跳槽著称，但是鉴于前述福利都要靠雇主提供，我认识的美国人通常对他们的上司怀有一颗“感恩之心”，程度远超我所认识的芬兰人。美国人基本不休育儿假，而且显然强迫性地“超长待机”，对于工作时间的安排也很少享有话语权。
与之相对，我作为记者，曾在芬兰做过好几份高压工作。每逢重大的截稿期限，我都经常得加班加点地工作，周末也会加班，但我从来不会担心之后没法调休，每年四五周的假期我也都会休满。此外，我的医保服务和我工作本身没有任何关系，绝不会因为工作而受到损害。我的北欧友人们在度假前也从来不会左思右想，毕竟假期能帮助他们恢复精力，况且他们的老板也都鼓励他们这么做。为了让孩子能健康长大，他们会休足自己法定享有的育儿假；当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也会毫无心理负担地向雇主申请以“部分工时制”的形式工作一段时间。
北欧国家的劳动者并不怎么担心这类请求会给雇主留下不好的印象，或者可能对自己的整个职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原因很简单，在北欧，基本医疗和其他社会福利及必要服务并不像在美国那样高度依赖于一个人的工作本身。
事到如今，听到别人嘲讽北欧尽是些“社会主义保姆型国家”，我已见怪不怪。但讽刺的是，正是在美国，我们看到，企业原本的任务就是制造产品和创造营收，但不知为何，它们却要承担起照顾职员健康的保姆型工作。我不禁想到了那位伟大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估计如今他的“棺材板”都快盖不住了吧！在北欧人看来，给逐利的企业施以重负，要求它们为雇员提供如此基础、复杂且昂贵的社会服务，实在荒谬。
美国人自己当然也意识到了这种自相矛盾。每当讨论到美国企业的境遇问题时，经常会有专家指出，给员工提供健康保险对美国公司（尤其是那些小公司）来说负担太重。不过，似乎没有人谈及硬币的另一面。从雇员们的角度来看，他们总是从雇主那里取得（或希望能获得）各种福利，导致他们不得不高度依赖于其雇主，而这种依赖无疑有些病态。依我所见，它不仅显得过时且具有压迫性，也与“个体应追求自由和机遇”的现代理念格格不入。但我注意到，这种对雇主的依赖影响了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人的生活。
美国人很肤浅，执着于金钱、工作和地位，却忽视了那些生命中更加重要的事物，比如家庭、闲暇和爱——这种批评在欧洲（尤其在北欧国家）已是老生常谈。但是，当我自己在美国定居之后，我开始觉得这种指责并不公正。我所认识的美国人都很体贴、友善、满怀情谊，家庭在他们心里也占据重要的位置。只是，当我目睹美国社会如何扭曲了人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例如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配偶间的关系，尤其还包括劳动者与雇佣者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也能够理解欧洲人为何会对美国人作出上述批评。
我还纳闷，美国的这种现状是否与第四种基本社会关系紧密相关，亦即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美国社会中，很多政治辩论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展开，那就是大政府是否会让公民习惯性地依赖国家，而这种依赖性是否将最终摧毁家庭和企业。美国政府的职权可能确实不小，社会上也确实充斥着不健康的相互依赖性，压抑着个体的活力。但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关乎政府的规模，而在于政府究竟如何起作用，其目标又是什么。站在北欧人的角度来看，美国的问题不是“过于”现代化，而是压根就“不够”现代化。
进入21世纪初期，北欧国家取得不少成就，也较好地适应了现代化发展，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普遍赞誉。但它们究竟做了什么呢？其中真的只有一小群孤立又同质的人，靠着吸福利制度的血维持生活吗？还是说，现实恰恰相反呢？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现代生活快节奏、高强度的特质或许无法被扭转，但人们也绝非只能稀里糊涂地回头去依靠从前那种基于家庭或村庄建构起来的支持体系——时代毕竟已经不同。随着我在美国生活的时间越来越久，我也开始不断意识到，北欧社会反而在实践现代化社会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比美国更远。可以说，北欧社会成功淘汰了社会中过时的依赖形态，而将现代性作为符合发展逻辑的选择。北欧政府制定政策时，其目的并非为了在个体公民身上植入一种习惯性依赖，而恰恰是要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让每一位个体都培养出自给自足的能力，最终过上真正的现代性生活。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这类政策所达成的效果也正是美国人对于个人生活所梦寐以求的理想目标——真正的自由、真正的独立和真正的机遇。
北欧方案的一大美妙之处在于，当你坚持贯彻现代性理念时，人们不仅从过去的种种枷锁中释放出来，获得了真正的个体独立，同时也没有失去与家庭、社区，以及其他个体的连结。恰恰相反，“北欧经验”还显示，当人们摆脱那种旧式的家庭内部的互相依赖，孩子会变得更有力量，伴侣的满意度会更高，家庭整体也会更加富有活力……甚至可以说，更加幸福。
只要做出一些明智的政策选择，美国肯定也能取得类似的成果，但或许，美国人首先得转换思路。接下来，我会介绍一种可供参考的理念，我称之为“爱的北欧理念”。
(1) 梅利迪斯·格蕾（Meredith Grey）和戴瑞克·谢泼德（Dereck Shepherd）是美剧《实习医生格蕾》的两位主人公，他们的感情戏是该剧的一大看点。
(2) 凯莉·布拉德肖（Carrie Bradshaw），美剧《欲望都市》的女主角，是一名生活在纽约曼哈顿地区的时髦女郎，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专栏作家。
(3) 黑莓（Blackberry），指“黑莓手机”，过去美国高端商务人士的典型配置。2022年1月4日，黑莓手机服务系统停止更新。
(4) 脸书（Facebook，也常被译作“脸谱网”）是美国知名互联网公司，主要提供社交网络相关的服务，于2021年10月更名为Meta，但作为Meta公司旗下的互联网社交产品，Facebook这一名称目前仍在使用中。
(5) “直升机式父母”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海姆·吉诺特（Haim Ginott）博士于1969年出版的《父母与青少年》（Between Parent and Child）一书中，里面提到了一个青少年抱怨“母亲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我的上空……”。这个词在2011年非常流行，成为了字典中的一个词条，比喻父母如直升机一般盘旋在孩子上空，监控孩子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俯冲下来，解救处于困境中的孩子。
(6) bridezilla是一个英语新造词，由“bride”（新娘）与“Godzilla”（哥斯拉）两个词复合构成，一般不作翻译，但也有人将其直译为“新娘哥斯拉”，主要指处于如下状态的新娘： 她们因为想要办一场“完美”的婚礼而在准备婚礼时力求面面俱到，却因此变得脾气暴躁、难以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