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产儿（节选）
郭力 译
亚洲之行[24]
步行穿行于自行车流之间，骑车人不断从身边骑过，常出现相同的装束，相同的姿势。这是一个大都市的自行车流，其密集程度犹如热带密林；这是上海，一个生活着一千一百万中国人的城市。异国民众之间，我们脑际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将来在两个德国生活的德国人成了九亿五千万，中国人变成了近八千万，世界将如何？
不由自主地，我计算下去，这样的话，为世界施展与生俱有的勤劳的德国人中，萨克森人会达到一亿，施瓦本人会达到一亿二千万。
我们在这自行车流中胆战。这样的假设可以做出吗？这样的假设被允许吗？现在变成了九亿五千万的德国人，如果以他们每年1.2%的人口增长率增长，到2000年，德国人口会达到十二亿。可以想象这样的世界的存在吗？可以指望这样的世界的到来吗？这个世界该不该抵制（可是怎么抵制）这个数字？或者，这样的世界真能容下这么多（包括萨克森人和施瓦本人在内的）德国人，就像能容下九亿五千万中国人一样？
这种的假设理由是否充分？需创造怎样的条件来让德国人口这样吓人增长，又需通过怎样的方式来取得成功呢？是不是得通过钢铁纪律，通过德国化进程，还得通过“模范母亲或者生命泉协会的精神”[25]来实现？
为了不在这众多思绪中迷失方向，我们这样安慰自己：如果将普鲁士老传统请回来，统治十亿德国人应该没有问题。就像在中国，尽管经历了种种革命，官僚传统仍保障着他们对民众的管理。
至此，乌特和我必须马上回到现实，留意从身边驶过的一辆辆自行车。（我做得几乎不显鼻子不显眼，若走在德国自行车流中，却是无法避免的。终于我们安然无恙地离开了车流，也离开了我们可能会冲撞的其他事情。）然而，当我们结束数月亚洲之行，访问了中国、新加坡、马尼拉、开罗，又回到慕尼黑、汉堡、柏林后，我们的德国现实感中同样伴随着种种假设的出现，不过这些出现是反向的。
具体地说，德国人口的发展问题正引起国人的争论。基督教在野党指责政府阻止了德国人口的正常增长。他们说，致使德国民族面临人口萎缩的原因，是社民党自民党大联合政府管理不善，政府工作不利，导致人口增长停滞，使联邦德国六千万人口的稳定只能靠外国人的加入来保障，他们认为这简直是耻辱；这样发展下去，如果不考虑外国人（外国人本来就该考虑，自然而然要被考虑）的加入，德国人口增长还会缓慢，人口老龄化趋势更会加剧，以致不能不预见德国人会消失殆尽的前景。同时人们知道得很清楚，根据统计数据，中国人口在迅速递增，2000年时，他们的人口将达到新高。
如果在联邦议会及公众舆论讨论德国人口减退问题的当口，偏巧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领导人来访，这很可能会造成在野党的恐惧。这使他们恐惧。德国人恐惧感的增速总是不慢，它比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还快，因为会制造恐惧的政治家们将此项工作列入了他们的日程安排。
德国人正在死绝。世界上会出现一个没有人民的空间[26]。这能让人想象吗？允许不允许人这样想象？没有德国人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没有了德国人，世界会有怎样的新开端？从此世界得靠中国人拯救？没有了德国人其他民族会感到缺什么吗？没有了我们德国人，世界还有什么意义、什么情趣吗？难道世界不用再造出包括萨克森人、施瓦本人在内的新德国人了？回顾历史，德国人的死绝会不会被认为理所应当：他们不过只陈列在博物馆玻璃窗内，世界终于可以安宁下来不再受其野蛮干扰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德国人如果放弃人口增长，让自己从历史上消失，让自己变成世界新成员的教材，这是不是一种高姿态？
这些假设萦绕脑际，挥之不去，说明已成了我的课题。不知道的是：它们该写成一本书，还是该拍成电影？这本书或这个电影可以以《大脑产儿》命名，或者两者可以享用同名。这个名字来自有关宙斯神的传说。宙斯神的女儿——女神雅典娜是从宙斯脑袋里出生的。放到如今，说男人脑袋里可以怀孕，实属荒谬已极。
旅行时，行李箱里总带着我的报告草稿，那是一份十四页的英文稿，讲的完全是另外的问题，题目为：“两种德国文学”。若应加上副标题，它可能会是：“德国——一个文学概念”。这是我在北京、上海和其他城市做的报告。我想阐述的观点是，现在生活在两个德国的德国人，只能在文学上找到共同的德国东西。文学没有边界，即便这个边界会被人为设定。德国人不想让文学没有边界，或者他们不允许这样。因为这两个国家不论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大相径庭。因而与其说他们在携手生活，不如说在分庭对抗。如此说来，他们很难轻松地将自己认同为一个民族，认同为一个民族的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都要充分享受物质性的生活[27]，这就消除了他们做一个文化民族的可能。除了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他们似乎想不出什么别的，只有物价还是他们都愿意做比较的。
然而，这些年出现了人口增长缓慢问题，亲爱的原油流速也不再理想[28]，人们寻求起精神内涵，以填充物质上的空缺。人们要寻找精神食粮，寻找那些被称作价值观的东西，用以摒弃思想上的吹毛求疵。伦理观开始降价促销。市场上每天都会有新基督教概念出现。文化也在其中。各种展览、读书会以及讲座多如牛毛。戏剧周没有尽头。音乐人们也听够了。公众抢起书籍如同抓救命草。这个德国或那个德国的作家们都过于出名，其知名度在这个德国超出了警察许可，在那个德国超出了民意测验中公众的期望值，这让作家们诚惶诚恐。
我只想用简单语言或简化了的语言，对二战后德国语言文学的断续发展，向听众做一简要介绍；我想介绍这种文学不够灵巧的直率性及其形式简约的困窘。在北京，面对（九亿五千万中的）二百位中国人，我这样说：“1945年，德国不只在军事上被战胜了。遭到破坏的也不只是众多的城市和工业设施。更大的损失还在于：民族社会主义[29]的理论基础从根本上搞乱混淆了德语，腐蚀败坏了德语，德语受到的创伤是大面积的。这样，战后作家不得不使用遭到了破坏的语言，不得不拖上所有语言创伤来写作。这种情形下，与其说他们在写作，不如说在打磕巴。与流亡在外的伟大德国作家，如托马斯·曼、布莱希特相比，他们在写作上的束手无策显而易见。相形于经典文学的宏大，战后作家在组织语言上几乎只能结结巴巴。”
对此，在座的一位中国人——有限被允许前来者之一，说：“我们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被‘四人帮’破坏了十年（他指的是‘文化大革命’），我们脑子里空空如也，大脑迟钝了。一切都被禁止了，甚至包括我们的经典。‘四人帮’扭曲了语言。有些作家现在才开始小心翼翼地讲起真实发生的事情，如您所说，磕磕巴巴地讲。他们也开始写从前禁写的东西，比如爱情，当然不是肉体上的。关于肉体我们的限制还比较严格。您知道，我们不许早婚。当然这里的原因是人口问题。中国人口太多，不是吗？而且结婚后才能得到节育用品。到现在为止，年轻人的这种困境还没有人写。年轻人没有自己的场所。他们也不允许拥有。”
这是位身着蓝衣的青年人，大概三十出头。他的德语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通过教科书学到的。在那个极端的环境下，他必须为书做些伪装，将它包上带有其他画面的封皮。“四人帮”垮台后，他去海德堡学了一年联邦德国的标准德语。“我们，”他说，“我们这代人的确是被变痴变傻的一代。”如今他已是一名教师，还希望继续进修深造，他说：“我们现在学的东西很多，每星期三十八节课……”
我的这对大脑产儿，是一对教师夫妇，他们是伊策霍人。伊策霍是德国北部荷尔斯泰因地区的一座小城，这里的土壤状况介于水洼与海岸沙质地之间，是个人口下降、建筑翻修的亏损不断增长的地区。他三十五六岁，她，三十出头。他出生在哈德洼（Hademarschen），他母亲现在还住在那儿。她则在凯坡洼（Kremper Marsch）出生。她父母卖掉乡下住房后，带着养老储蓄搬到了凯坡镇。夫妇俩都属于不断反思自己的学生运动元老。他们相识在基尔，在一次集会上，那是一次反越南战争，或者反对施普林格出版社[30]的集会，或者是两者都反对的静坐集会。我先暂时说在基尔，实际上也有可能在汉堡，在柏林。十年前他们一定要“砸烂许多将他们毁了的观念”，而且当然要用暴力。但他们的“文化大革命”很快终结，以致他们延长了的大学学业也得终结——其原因几乎不值一提，于是他们也就在短暂摇摆——在各自的合租公寓换了一个又一个侣伴——之后，缔结了百年之好：当然不在教堂，只是在家人陪伴下举行了婚礼。
这是七年前的事了。自四五年前起，他们都成了服务于国家事业的公务员。先做了实习教师、预备教师，然后都成了正式文理中学的教员。他爱她，如同她爱他。这是一对模范夫妇，像其他模范夫妇一样，水乳交融，和美相依。他们还养了一只猫，不过没有孩子。
没孩子的原因不是他们不能生育，生不成孩子，而是因为在她“终于想要”孩子的时候，他总说“先别”。等他想要孩子的时候，她又说：我不想要，或者说，“不再想要了。考虑问题得实际，得负责任。我们能给孩子什么未来？未来里什么希望都看不到。再说，在印度、墨西哥、埃及、中国，孩子已经够多的了。你自己看看统计数据吧。”
这对夫妇都教外语，他教英语，她教法语。都是卡尔大帝中学——简称KKS——的老师，他们教的第二科目都是地理。这所中学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九世纪时卡尔大帝曾派远征军讨伐过荷尔斯泰因。远征军在那儿建起围墙，这就是现今伊策霍的由来。又因为他们都喜欢教地理，除了了解山川河流、土质地矿知识外，他们也会了解到人口问题。他乐于谈论马克思有关通过生产剩余价值达到资本积累的理论，她则喜欢引用数据、曲线和预测资料：“你看，这是南美洲的人口增长率，南美洲有很多国家，人口增长率达到了百分之三，墨西哥都百分之五了。那点经济发展都让人口增长抵消了。可是那个可恶主教，还在禁止使用避孕药。”
她定时服用避孕药，而且总在第一堂课上课前。她要向众人展示她的理智放弃，其方式却稀奇古怪。电影《大脑产儿》可以这样开头：一张印度次大陆的地图前，出现了她的上半身，她的身子几乎遮住了整个孟加拉国、孟加拉海湾和整个加尔各答。服用避孕药后，她将手上的书合上，（没戴眼镜）说：“印度联邦共和国推行控制人口政策，也打算实施计划生育，但是我们可以推测，他们没能成功。”
现在她可以在班上提问：印度比哈尔邦、喀拉拉邦、北方邦的人口状况如何，超出计划的人口有多少。课堂上的学生不必入画面。课堂上讲述的是贫困，是未来。
我对沃尔克·施隆多夫[31]说：“如果我们拍电影，那应该在印度拍，或者在爪哇，或者在我们刚去过的中国拍，如果我们能得到拍片许可的话。” 施隆多夫正和他太太玛格丽特·封·特罗塔[32]在一起，我们在旅行路上碰到了他们，先在雅加达，后来在开罗。
我们这对教师夫妇也应该去亚洲旅游，就像我和乌特、沃尔克和玛格丽特一样，要去遥远的地方做陌生人，在现实与统计数字间汗颜。他们会经历从伊策霍到孟买的飞跨，会经历时差；他们的手提包里有读物，脑袋里有既定观念，接种了疫苗，还有还怀有新狂妄：我们要来学习……
在孟买人头攒动的街头，他们会首先感到恐惧，如同我们在上海街头出现的情形。他俩大脑中也会出现某种设想：将七亿印度人想象成七亿德国人。不过印度人口的这个中不溜数据不适合我们。按照我们德国人的思维方式，这个数据不够极端。如果我们不死绝，那就该变成十亿。不此，则彼。
我们和施隆多夫夫妇的文化旅游由歌德学院组织。活动排得很满，他们介绍他们的电影，我读我的书。我们的这对教师夫妇应该利用假期搜集资料，因而他们应找一家专门提供原生态旅游的旅游公司。歌德学院的活动安排我是了解的，可这对教师夫妇的旅游计划（以及他们的“艰苦”行程），我还需构思一番。我们的旅游由歌德学院安排，这对教师夫妇的则应由一位导游陪同。这位导游会告诉他们，哪里可以买到象头神，哪里可以买到爪哇木偶，还能告诉他们，如果印度人侧着脑袋摇头，意思是同意，告诉他们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告诉他们坐人力车时需付多少小费；告诉他们，他们俩是否可以付钱请当地人，领他们参观一两个贫民区；告诉他们是否可以在那里拍照。
对歌德学院女院长及其她的私人困境我就不提了。教师夫妇找到的旅行社导游，在我们的电影里还得拍他。他应在大学学过印度学。我们得说：他应有一张老相的婴儿脸，水汪汪的眼睛总能一目了然，脸上总带有某种神的神态，戴着一副镍边眼镜。对任何事物他都有两个观点。
我们也同样。一方面我们知道修建核电站的风险难以预料，另一方面，我们习以为常的富足生活必须靠新型高科技来保障。田间耕作一方面可为八亿中国农民提供工作和粮食，另一方面农田收入又只能依靠科技农业来提高。可是这个农业科技，又会在一方面，以及另一方面使一半以上的农民失去工作，或者让他们改行，至于他们以后该做什么又是无人知晓。在曼谷、孟买、马尼拉和开罗，那里的贫民区一方面应该改建翻新，另一方面改建后的贫民区又会吸引更多人离开农村。总会有这一方面，那一方面。
我们这对伊策霍的教师夫妇，很了解中欧社会里“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方式，不论在生活上，还是在政治上也对这种思维习以为常。布罗克多夫[33]就在伊策霍附近。她是自民党成员。他则热心组织周边地区社民党成员开办有关“第三世界”的报告会。夫妇俩都认为：“绿党的理论一方面有说服力，另一方面也会引起权力之争。”
这些争论以及更多的问题都会让大脑不得消停。他看不到前景，她得不出生活的普遍意义。她的情绪说变就变，他则一到下午就筋疲力尽。她指责她父亲“将家园变卖给了鸡蛋场”。他母亲一人在哈德洼过日子，他本想把她接入他们的教师之家，可实际上他又在找管理优良的老人院，因为他要“理智处理”这个问题。她，理论上原本很想要一个孩子，自从她地理课上的印度次大陆成了她的心病，从此自觉放弃了做母亲的可能。对他来说，学校里的孩子已经让他够受了，到了周末他更见不得孩子，最近他又说：“咱们这套老式单元房，加上花园，住三个人肯定没问题，就算母亲搬来居住。”
这些思虑让他们很不轻松。孩子总是一个问题。不论他们在伊策霍“荷尔斯泰因购物中心”采购，还是在布罗克多夫附近的易北河岸边参加反核电站的抗议活动；不论在考虑买双人床垫，还是在买二手车时，孩子问题都会浮现。眼睛总要瞄向小孩用品，暗暗希望排卵那刻会受孕，购车时会查看车门有没有防范小孩手动的保险机制。交谈中说的总是如果这样，如果那样，比如：如果哈姆的母亲——他母亲（作为孩子替身）搬来会怎样，将她送到老人院又会如何，直到一天上午出现了一次震动，这样的寻常交谈才戛然而止。
那天她——朵特·彼德斯在十年级A班上地理课。她介绍计划生育，介绍为了防止人口过度增长可以采取的避孕途径，比如用药或自愿接受结扎节育手术。这时一位女学生（同朵特·彼德斯一样一头金发）站起来，情绪激动地说：“那我们这儿呢？人口不增长了。德国人越来越少了。他们为什么不要孩子？为什么？在印度、墨西哥、中国，人口一个劲儿疯长。我们这儿呢？德国人正在死绝！”
我和施隆多夫导演还不知道，这个班的学生对此会做什么反应。女学生的这种宣泄会不会同她的家庭教育有关？也许站起来的是男生会更好些？这个男生会对外籍工人说风凉话：“以后在咱们伊策霍，生孩子的就只有土耳其人了！”？或者最好让男生、女生一个接一个说类似情绪化的言论更好些？
不管怎样，（全班吃吃笑着，又惊诧地止住笑后）“德国人正在死绝”的说法更使一种莫名的恐惧蔓延开来，文理中学的朵特·彼德斯老师也染上了这种恐惧。这种恐惧会同其他恐惧混在一起，驱动出一些话语来；这些话语如果不被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34]用在大选上，也会受他安排宣传出去。
“如果我们八○年拍片的话，”我对施隆多夫导演说，“还会有个问题。我们只能在七八月拍。因为之前之后都是大选。我不知道你打算做什么，我可是不想对大选袖手旁观。肯定会有很多人想看国家没落的小笑话。”
在北京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学院，没有人问到两个德国的统一问题，其实对这个问题中国本可以给出一些影响。我也不知道，我要论述的“两个德国，一个文化民族”的观点能否让中国大学生和他们的老师感兴趣，这种兴趣在我们这儿是遇不到的。我说：“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东部西部的邻国，不会再允许在曾经燃起战火的欧洲中部，再出现一个经济军事上的强权。不过，在一个共同的文化屋脊下，两个德国的存在还是更能让邻国接受、理解，而且这也符合德国人的民族共识。”
这是不是只是一个幻想？一个文学梦？在北京、上海以及后来的其他地方，我在报告中不断陈述这些观点，活像一个四处游说的痴傻布道士。与那些搞分裂的各州君主相对照，德国作家好像很想将爱国者的形象塑造得更像样些——这是不是太冥顽？从洛高[35]、莱辛讲到伯尔、比尔曼[36]，我天真地想象听众对德国文化及其发展都很了解（我的这种单纯可能很感人）。（即便我的教师夫妇哈姆和朵特也会对此摆手，觉得难以忍受。哈姆说：“嘿，天哪，这种东西只会出现在电视三台。”）
回来了，到家了。结束亚洲之行后，日常生活随即换了内容：中国领导人来访，到处是对“德国人正在死绝”的担忧，巴罗[37]被东德驱逐到西德，每晚都有对柬埔寨大屠杀的报道，法兰克福书展余震不绝。二战结束已经三十多年，只要这两个德国还在分庭抗争，许多人的纳粹历史——当然是隐藏着的——会绝对必要地从档案夹中一次次地取出。这些人包括阿登纳国务秘书戈罗布克、联邦总理格奥尔格·基辛格、联邦州总理菲尔宾格、现任联邦总统卡斯滕斯。接着《时代周报》出现了一篇题为“即使一切四分五裂，我们还要继续文学创作”的文章，文章不同意将1945年作为德国战后文学的零点，而要将纳粹时期定作德国战后文学的开始。
这篇文章引发大争论，而且余波不断。文章认为战后文学及文学家不存在不纯洁的问题，尤其是那些第三帝国期间没有离开德国，且在纳粹为他们圈定的“自由空间”发表了作品的作家。由于文章中许多半明半暗的地方，暗示了某些作家与纳粹有亲近关系，致使文章中原来的主题变成次要话题，这篇招致争议的文章作者成为众矢之的。
他被称为告密者，应像对待敌对势力一样遭到彻底否决。谁让他去捅那个马蜂窝，而且还公开去捅？！他只有遭到训斥的份，他只得赶快四面说明解释。可是这能管多久？破了禁忌者总会受到相应习俗的惩处。
一旦德国人——罪犯与受害者，原告与被告，有罪者和后来出生的无罪者——陷入对过去的回忆，他们又会站在各自既定的立场上，认为自己有理，还要让他们的有理得到认可。盲目地——且错误地——他们将德国的过去当成现在，于是伤口再次被掀开，那些遭敷衍的、渐渐远离的日子再次浮出。
我不将自己排除在外。在亚洲旅行时，我好像一直带着我那德国问题行李箱，并一直拖到北京。同中国同事的一次（有甜点的）茶话会上，我问一位中国人：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为“四人帮”效力十来年的人，他们受到了怎样的处置。人们以这个国度特有的可爱委婉的方式回答我：在最惨烈的时期，文学是被禁止的。腥风血雨吹不开任何花朵。不过当时还是有一位成了“四人帮”的宠儿，在一贫如洗的文学舞台上写出了八个革命样板戏。直到现在他仍然是作家协会成员，他还继续是协会成员；后来他写出了第九部样板戏，这部同其他几部一样，产生的戏剧效应非凡。此人才华横溢。可以同他讨论问题。
我们很想要求那些人在两个德国分别退出各自的作家协会。（在北京我被礼貌地告知，人们不希望重犯“四人帮”的错误。）我们在重犯哪些错误和谁的错误？
我们这对伊策霍教师夫妇出生在二战之后，他出生于1945年，她1948年。他父亲阵亡在战争结束前不久的阿登战役中。她父亲则于1947年初离开苏联战俘营回到德国，成了一位未老先衰的年轻农民。哈姆和朵特都未经历过法西斯主义，可他们很快将这个词挂到嘴边，一个比一个说得溜儿。这个词实在好用。总能用在什么地方。顺口程度就像说某个大选候选人的名字。
“嘿，”哈姆说，“他不是法西斯。”
“是个不自觉的。”朵特说，“不然他不会这样急急火火地反击，不会把‘法西斯！你们这些红色法西斯！’给你扔来。”结果他们在“潜在的”一词上达成了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