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人口：金字塔的底层还是顶层
对原因的认知决定了我们的态度。如果我们不理解人口老龄化的成因，就很容易产生正面或负面的态度，进而产生认知上的偏差。绪论中我们提到“老龄化不是问题，而是趋势”，目的就在于此。
总体来看，老龄化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经济的不断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以发达国家为首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都在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寿命、低流动转向低出生、低死亡、高寿命、高流动。这种转变，使传统的人口年龄金字塔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老龄化趋势开始显现。
长寿：“发动机”
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随着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老龄人口自然增多，由此推动着人口年龄金字塔顶部不断扩大。
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球人口寿命将进一步延长。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报告，2019年全球新出生人口预期寿命达到72.8岁，比1990年增加了近9岁，预计到2050年将进一步增加达到约77.2岁。2021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新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由2019年的72.8岁下降到71.0岁。另一项指标——65岁人口的预期寿命于2019年为82.5岁，比20世纪50年代初的同龄人多了6.2年，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84.8岁。
从中国的情况看，中国新出生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在1949年只有约35岁，1957年达到57岁，1981年增至67.8岁，2000年升至71.4岁，短短的51年间增长了2倍多，增长的幅度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从2015年到2019年底，中国新出生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从76.34岁提高到77.93岁，4年间提高了1岁多。未来，中国新出生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将于2025年再提高1岁，也就是78.93岁，并在2035年达到80岁以上。[1]
少子：“加速器”
与寿命延长同步而来的，还有少子。受工作、生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全球生育率持续下滑。这导致人口年龄金字塔在顶部不断扩大的同时，底部持续缩小，又进一步加速了老龄化的步伐。
从全球范围来看，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生育水平都在下降，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根据《世界人口展望2022》报告，2021年，世界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为2.3，不到1950年水平（5.0）的一半。预计到2050年，全球总和生育率将进一步下降至2.1（见表1-1）。
表1-1 1990年、2021年、2050年全球各区域总和生育率
数据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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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
生育率，也叫育龄妇女生育率，指总出生数与相应人口中育龄妇女人数之间的比例。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生育率可分为一般生育率、分年龄生育率等。
总和生育率是生育率的一种，是考察生育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总和生育率指每位妇女在生育期（15～49岁）内生育孩子的总数。考虑到死亡风险，国际上通常将总和生育率2.1作为人口更替水平，即每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为2.1个时，意味着人口数量将保持不变。总和生育率高于2.1标志着人口数量趋于正增长，低于2.1标志着人口数量趋于负增长。
总和生育率等于1.5被视为低生育的警戒线。当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低于1.5时，往往被认为已跌入“低生育率陷阱”，很难逆转回升。
与许多国家相似，我国的生育水平也出现了从高到低的历史性转变。自20世纪70年代全面实施计划生育以来，我国的人口生育率迅速从高转低，并一直处于低生育水平。尽管从2016年我国开始实施两孩政策，但从2017年和2018年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生育水平仍呈现出持续下滑的趋势（见表1-2）。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43‰，与2016年的1786万人和12.95‰相比，双双有所下降，并且在新生人口中，二孩比例超过了一孩比例。自2018年起，我国出生人口数和出生率开始屡创新低。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下降至1202万人，出生率首次跌破10‰，降至8.52‰。同年举行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3的超低生育水平，这意味着我国已进入全球生育率最低国家和地区的行列。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数首次跌破1000万，仅为956万，出生率降至6.77‰。
表1-2 2017年以来我国人口出生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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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少子化的提出者
日本是低生育率国家的典型，也是“少子化”一词的提出者。1992年，日本经济企划厅编写《平成四年版国民生活白皮书——少子社会到来的影响与应对》，首次提出了“少子化”和“少子社会”的概念。“少子化”指新生儿数量与出生率持续减少的趋势；“少子社会”指儿童和年轻人减少的社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后，日本于1947～1949年迎来了第一次婴儿潮，并于1949年出生人口数达到峰值，约270万。此后情况急转直下，1966年日本出生人口数仅136万，与1949年相比几近腰斩。1971～1974年，日本迎来第二次婴儿潮，但最高时（1973年）出生人口数也没有超过210万。1975年，日本出生人口数再次开始下降，当年跌破200万，1984年跌破150万。1991年以后，日本出生人口数有增有减，但总体上呈现减少趋势（见图1-1）。2022年，日本出生人口数为79.97万，创下自1899年有统计以来新生儿数量的新低（首次跌破80万），比此前预测的2033年跌破80万大幅提前11年。[2]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山田昌弘认为，日本正陷入少子化的恶性循环，预计2030年后每年新生人口数将降至50万左右。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日本出生人口数连续7年减少，少子化情况危急。
图1-1 二战后日本历年出生人口数和总和生育率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令和4年版 少子化社会对策白皮书》。
数据来源：日本厚生劳动省《人口动态统计》。
人口流动：“变压器”
与长寿、少子相比，人口流动不是推动老龄化的直接动力。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特别是大量劳动年龄人口的流动，能够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年龄结构产生巨大影响，起到缓解或加剧当地老龄化程度的直接作用。
2020年，全球移民约2.81亿人，是1990年（1.53亿）的近2倍，是1970年（0.84亿）的3倍多，约占全球总人口的3.6%，即全球每30个人中就有1人是国际移民。国际移民对世界上多个地区的人口增长都做出了重要贡献，甚至缓解了部分国家或地区人口衰退的状况。如果没有移民的人口贡献，欧洲的总人口数早已下降。2000～2020年，国际移民对高收入国家人口增长的贡献甚至超过了出生人口。联合国认为，未来几十年里，国际移民将是高收入国家人口增长的唯一驱动力。[3]
中国流动人口长期在总人口中保持较大比重。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七号）》，2020年全国流动人口有3.76亿人，占总人口的26.6%，较2010年增加1.54亿，增长69.7%。这意味着我国每4个人中就有1个是流动人口。由于人口流动具有较强的年龄选择性，其中大多数既是劳动年龄人口，又是生育年龄人口。以2016年为例，16～59岁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中“80后”占比（56.5%）和“90后”占比（18.7%）合计超过75%。[4]这种规模化、常态化的人口流动是不容忽视的巨大社会变迁，也是重要的人口现象，意味着不同地方人口集聚与收缩并存的现象将日益明显。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在相当程度上对冲了常住人口的老龄化。
表1-3 历次普查城镇人口数量和比重、人户分离人口数量、流动人口数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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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沈阳市靠流动人口带来人口逆势增长
受益于流动人口大量涌入而使老龄化有所缓解的，不仅有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还有很多省会城市。地处东北的辽宁省沈阳市就是其中之一。
沈阳市2020年常住人口达到907.0万人[5]，比2010年增加96.4万人，增长11.89%，年平均增长1.13%，是全国年平均增长（0.53%）的2倍以上，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由2010年的0.60%提升到2020年的0.64%，占全省人口比重由18.52%提升到21.31%。
在东北三省人口持续负增长的大背景下，沈阳市人口逆势增长的原因在于吸引了来自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的大量人口。据统计，2020年沈阳市流动人口为238.68万人，占沈阳市常住总人口的26.32%，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增加102.67万人，增长75.48%。[6]
在改革开放、计划生育、城镇化等多重政策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人口平均寿命快速提高、生育率快速下降、人口流动快速增长，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就达到了发达国家历经百年才达到的老龄化水平。这是中国快速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立足的基本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