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10月25日，星期日[44]
米歇尔·科尔代搭火车返回波尔多
有时候，他走在人群之间总不免觉得自己仿佛身在一个不同的星球上，四周满是他无法理解的荒谬事物。这真的是他的世界吗？就某方面而言，答案是否定的。米歇尔·科尔代是一名四十五岁的公务员，任职于商务部，但他也是社会主义者、文人以及和平的拥戴者。他为报纸撰写文学及政治评论文章，甚至还出版过几本小说，其中有些还颇为成功。［他一度在军中服役，他有几部作品，例如《内政部官员》（1894）与《战士之心》（1897），反映了这项背景，而其他作品则是探讨社会的苦难或情感的伤痛。］
米歇尔·科尔代原本是他的笔名。[45]就某些方面而言，这个蓄着小胡子的腼腆男子算是一个过着双重人生的典型19世纪末知识分子：他无法单靠写作过活，因此需要商务部的那份工作。不过，他这两种人生之间的差距其实没有那么大：他已经为自己改名，所以即便在他的公务生活中，他现在也一样叫科尔代。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作家，也知道他是小说家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好友。
9月初，由于德军看似无可阻挡，法国政府于是撤离巴黎，商务部的人员也全都跟着离开。他们在慌乱的情况下搭车出城（“车站里的难民互相推挤践踏，仿佛遭遇火灾的戏院观众一样”），然后在波尔多找到了一个安全的避难所。科尔代的单位安顿在圣塞尔南街一个聋哑人的机构里。不过，德军现在被挡在马恩河已经超过了一个月，因此有愈来愈多人都说政府与各机关应当迁回巴黎。科尔代自己的家人被撤离到圣阿芒隆普雷，他刚去探望了他们，今天晚上正在返回波尔多的途中。
在科尔代眼中，战争的爆发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也是一大挫败，他至今仍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先前在一处海滨度假区病倒了，因此他所知的一切消息都是通过报纸与电话取得的。他过了好一阵子才逐渐认知到事情的全貌。他试图借着阅读转移注意力，但是没有用。
由战争的爆发所引起的每个念头与事件，都像是一道痛苦而且致命的打击，粉碎了我内心的深切信念，亦即对于人类持续不断进步、不停迈向更大福祉的信念。我从来没想过这样的事情竟然会发生。我是说，我的信念彻底破灭了。自从我懂得思考以来，就一直怀抱着和平繁荣的理想，但战争的爆发却让我从这场美梦中惊醒了过来。
海滩上的儿童玩着战争游戏：女孩扮演护士，男孩扮演受伤的士兵。他在窗前看着一支炮兵部队高唱着军歌行军而过，不禁为此流下了眼泪。
在那个炎热八月的欢腾与混乱当中，一个新而陌生的世界确实浮现了。
一部分是眼睛看得到的表面变化：许许多多基于“爱国原因”而不再使用化妆品的妇女；随处可见的军服（军服已然成了最热门的时尚）；愈来愈多人排队参加弥撒与告解活动；扛着大包小包家当的难民如潮水般涌入；因为灯火管制而一片漆黑的街道；遍布各地的路障由过度狂热而又盛气凌人的军人所把守；还有一辆辆的运兵车，不是把健康的兵员送往前线，就是把伤兵运回来。
除此之外，也有眼睛看不见的内在变化：到处都可以听到公式化的爱国语言，这种语言极为激切，也成了必要的义务；还有一种新出现的强硬态度——“和善、人性——这一切都已被扫除一空”；不论是政府宣传品还是民众谈论战争的话题，都纷纷表露出狂热的语气（有个妇女对他说，我们不该为那些上前线的士兵哭泣——应该受到怜悯的是那些无法上战场的人士）；慷慨与自私混合成了一种令人费解的态度；此外，众人也突然间无法再从事细腻的思辨——“没有人敢说战争的坏话，战争已然成了个神。”不过，科尔代仍然在工作中善尽他的公务职责。
在前往圣阿芒的途中，火车上满是兜售物品的妇女，只要看到身穿军服的人就上前强力推销水果、牛奶、咖啡、三明治、巧克力与香烟。在一座城镇里，他看见男童戴着警察头盔负责抬担架。现在，车站都没有候车室了：所有候车室都被改成医治伤员的临时医院或者是存放军事装备的储藏室。在回程途中，他在圣皮埃尔与图尔之间听到两个家庭之间的谈话，“他们双方都以令人惊恐的认命语气谈及自己家中丧失的男性成员，仿佛他们所谈的只是自然灾害的受害者”。
在昂古莱姆，一个躺在担架上的男人被人抬上火车，放在了隔壁的包厢里。那个人被炮弹碎片击中背部而瘫痪，在这趟旅途中有个护士随行照料。那名伤员身边还有个金发女子，科尔代猜测应是那人的妻子或情妇。他听到那名女子对护士说：“他就是不肯相信我还是爱他。”那个护士检查了伤口之后出外洗手，金发女子和担架上的伤员随即开始激情相吻。护士回来之后，假装没注意到，只是望着车窗外的黑夜。
有个身材矮小的士官和科尔代搭乘同一个包厢。他刚从前线回来。他们两人闲聊了起来。凌晨四点，火车停靠在一座车站，那名士官下了车。一个女孩扑到他身上，紧紧抱住他。“想想看，这么多的爱——所有的母亲、姐妹、妻子与女友的爱——竟然至今为止都阻止不了这一切仇恨。”科尔代心想。
在他们经过的车站里，报摊上都陈列着一排排色彩鲜艳的报纸，出刊日期全是8月初。自从那时以来，就再也没有新的报纸了。现在仿佛已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今天，劳拉·德·图尔切诺维奇和一名友人在苏瓦乌基附近的奥古斯图夫森林里找寻遭遗弃或失去父母的儿童。（他们已经找到了好几个，包括一个四岁幼儿，他怀里还抱着一个六个月大的婴儿，两人当时正饿得吃土充饥。）她遇到一个男人，那人对她说他们的夏季别墅已经被德军摧毁，但他发现孩子们饲养的那条白色狗儿达西还活着。她写道：
每一栋小屋都被烧毁了，这是一件折磨人心的工作。我们看到了许多死人。在这么多人丧生的情况下，我不晓得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努力挽救我们的性命。傍晚，我们在森林里听到一个孩子的哭声，却找不到那个声音来自何处。在我们找寻的时候，一匹受伤的马儿突然从矮树丛里钻了出来。它就从我们身旁走过，我差点碰到了它。我吓得紧紧抱住一棵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