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处于动态社会史中的博物馆史

博物馆的萌芽与思想潮流、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世界范围内对博物馆史的研究始终立足于这一核心观点。17世纪开始，基于欧洲早期私人与团体收藏的实践行为，思想启蒙、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殖民扩张等社会变革促进了博物馆的产生和壮大。至18世纪后期，随着西欧地区在博物馆观念与实践方面的不断完善，美洲及其他地区的早期博物馆建设接受来自西欧的输出，逐步形成了各自的藏品体系、展览风格与运营形式，并以公共机构的形态出现在公众面前。

目前被认为最早建立的博物馆机构是1683年对外开放的牛津大学阿什莫尔博物馆，其后的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博物馆、乌菲齐美术馆、腓特烈博物馆等则是具有一定公共性的博物馆早期代表。[3]直至1793年，正式成为公共博物馆的卢浮宫博物馆明确聚焦于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并因其藏品类别和公共性，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收藏、管理、保护文物和艺术品为目的的公共艺术博物馆。

卢浮宫博物馆在建立之初的全称是“中央艺术博物馆”（Muséum central des arts），一开始就被当作艺术博物馆或美术馆来设计。[4]早在1747年，艺术批评家拉封德圣严那（La Font de Saint-Yenne）提议，应修复卢浮宫并改造为皇家画廊，展出以法国画派为主的艺术杰作。1771年，负责王室建筑管理的安琪维勒伯爵（le comte d'Angiviller）考虑将卢浮宫的大画廊改造为博物馆，用以保存古今艺术收藏。卢浮宫开放之前，大师作品均藏于欧洲各国皇室，于是，若艺术家没有能力游学至当时的艺术圣地意大利，就鲜少有机会一窥著名大师的作品，以至无从精进画艺。同时，参与皇家美术学院沙龙画展的名额永远只对美院成员开放，这种被认为是垄断且狭隘的做法遭到了自由派艺术家的强烈反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皇家美术学院独霸天下的地位受到动摇，宫廷、贵族、金融寡头垄断艺术市场的局面逐步遭到瓦解，阻碍艺术民主化的旧势力也被打破。[5]立宪大会于1791年取消了皇家美术学院的特权，所有艺术家都可参与沙龙画展。1793年，艺术家大卫建立了以自由民主为宗旨的艺术家联盟“艺术公社”（Commune des Arts），尽管该联盟仅存续了一年，却是一个真正具有革命精神的法兰西艺术家联盟。同年，皇家美术学院被彻底解散，卢浮宫博物馆发布规定“每十天的最初五天供艺术家复制艺术作品；每十天的最后三天供公众参观；中间两天则用于博物馆的清洁与保养”。[6]这意味着艺术教育的垄断局面被打破，由卢浮宫作为博物馆角色承担了美术学院的部分功能。除了对艺术界的正向影响之外，卢浮宫博物馆的建立、艺术沙龙的开放让法国的艺术生活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民主化，令本就热爱参与艺术生活的法国市民拥有了接触更丰富艺术品的途径，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喜好的艺术品种类及风格。1794年，卢浮宫博物馆实行了每天都对公众开放的政策，不再将艺术家与公众区别对待，使其变成了真正的公共场所。

单从艺术普适性的角度来衡量卢浮宫博物馆的建立价值，未免有些单薄。作为塑造认同感的文化和政治利器，博物馆与政治实体及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密切联系不言而喻，尤其国家级博物馆往往是国家的重要文化符号，必将在国家、民族认同的相关议题中被关注。[7]在18世纪的西欧，将君主专制时期的贵族收藏改为博物馆的突破并不少见，然而这类博物馆在运营管理与陈列展示方面仍然保留了君主和贵族的风格特质，难掩炫耀权势和财富的作风，与我们今天所探讨的公共博物馆相距甚远。卢浮宫博物馆的诞生并非时代的偶然，法国大革命试图建立现代性社会的实践，与将卢浮宫改造成公共博物馆的意图，这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联系和必然性。卢浮宫博物馆的开放日，正是君主专制王朝颠覆、法兰西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日，共和国在同日摧毁了坐落在圣德尼修道院中法国历代君主的陵墓。法兰西共和国意图倾覆基督教权势，在1792年废除基督教格里历一举上也彰显了一系列大革命对于现代性的理想追求。大革命落下帷幕，正是百废待兴之时，民众摆脱了旧日君主专制下的平民身份，心理上渴求新制度下的社会文化身份认同。法国的文物古迹委员会在成立之后，负责管理教会与逃亡者的财产，将物件收藏至卢浮宫博物馆及新划分的83省地方行政当局，以期新的博物馆藏品能够为民众提供新的情感填补，而开放的国家级博物馆则成为具有平等地位的法国国民的共享之地。

卢浮宫博物馆的诞生与艺术史这一专门化的历史分支密不可分，也与宏大视角下的法国历史休戚与共。诚然，并非所有博物馆的诞生都如卢浮宫博物馆一般，既有足够丰厚的藏品基础，又出于国家的政治需求应运而生，但每个博物馆都有各自所属的细分化的专门史脉络可循。博物馆作为社会文化现象，在不同的社会与时代中呈现出多样的面貌。藏品种类与属性、成立缘由与目的、社会及经济发展、民族文化风格等条件的迥异，让世界各地各学科领域的博物馆如满天星斗一般，难以统一化其线性发展脉络。在各博物馆的运营实践探索中，博物馆对藏品的专门化和体系化逐步进行提升，对于藏品分类的方式开始了不同的探索，并渐渐体现出博物馆研究教育的功能。19世纪开始，包括艺术博物馆、农业博物馆、科技博物馆、故居博物馆等在内的现代博物馆兴起，多见于欧洲、北美及其殖民势力影响地区。[8]在19世纪中后期，欧美地区的博物馆呈现出集群化发展的群体性特征，且有专门化趋势。欧美殖民地区域的博物馆则多为殖民势力控制的产物，这些博物馆往往带有宗主国文化色彩而阐释殖民地文化，宣传宗主国的殖民统治正当性。

进入20世纪后，博物馆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自身的结构与功能逐渐成形。作为实物机构面向公众开放的形象也为社会所认同。博物馆以呈现艺术历史、科学自然、遗址故居等主题为主，尽管运营方式与目标各异，但其收藏、研究、教育的功能已逐步显露。尤其是1926年国际博物馆事务局的成立，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博物馆联结性得以增强，博物馆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世界总体格局和平稳定，经济发展与文化需求增长，博物馆行业开始了独立生长之路。博物馆面向大众的开放性增强，并涉足生态与环境保护、社区发展、旅游业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在服务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中日益重要。在1946年至1947年之间于巴黎和墨西哥召开的两次会议，标志着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的诞生。[9]六十余年间，ICOM始终是博物馆行业最大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出现博物馆建设事业的兴盛期，科技馆大量建立；脱离殖民统治的新兴国家将博物馆视为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的象征，随着其国家级与地方博物馆的大量建立，也渐渐在世界博物馆界占据一席之地。

在不断变迁的社会中，社会对博物馆功能的期待越来越高，学界对于博物馆的评价维度日渐复杂，但国家财政补贴一时并未给予及时的援助，博物馆在缓解经济压力的摸索阶段寻求的运营策略也永远处于动态变化中。起初，欧洲国家因经济危机等原因，英国的博物馆率先从仅靠国家政府财政支持、严格禁止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境况，走向了向私人、企业和社会团体募资而与市场发生直接联系的道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实行了一系列激励博物馆走向市场的政策，与此同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等各学科领域的学者，已经开始将历史博物馆视为文化产物和消费品的所在地进行研究。[10]长久以来，博物馆的非营利性质使其始终与市场行为保持距离，但迫于博物馆数量激增而政府拨款有限等各方因素，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开始思考如何在保持“非营利”的基本定位中参与市场，以获得经济上的收入为自身造血。但同时，这也激发了学者对于博物馆未来的担忧，由政府决策、资本家、专家和知识分子共同引导的“博物馆市场”，将对博物馆的运行轨迹起着举足轻重的调控作用。[11]

今日，世界范围内的博物馆数量可观，且类型丰富。历史博物馆、科学博物馆、艺术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等，无论哪种类型的博物馆都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密不可分。所谓历史，既包括了社会发展必然产生的大事记，也包括了人类对自身历史的既往研究成果。文物从历史角度来看或具有不同朝代中央集权管控下统一生产的形制，或有各文化区域迥异的民间丧葬习俗风格，或有明显的多民族文化融合特征，均与所属朝代的社会文化风格密不可分。古往今来的艺术家，其创作过程都无法剥离自身过去所经历的社会经验。这些物件作为收藏品，能够在博物馆中得到展出，被观众所欣赏、理解，也因其所蕴含的文化符码与精神内涵能够被博物馆研究人员拆解阐释、表达传递。同理，在特定时间段内诞生的各类博物馆也是特定的历史研究、科学探索、社会局势下的产出物，日后或兴建、或留存、或拆解合并，进而成为我们所知的具有文化知识留存和传播功能的现代博物馆。哪怕是同一个博物馆，也很可能在不同的社会进程中承担了不同的社会角色，发挥着不同的政治、文化或经济功能。因而，博物馆史的复杂性决定了其书写不仅无法脱离描述社会历史的进程，并且由于细分化社会历史的脉络各不相同，使得各界学者在进行博物馆研究时，论述视角不免遵循自身专业背景的研究路径，呈现出百家争鸣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