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塑造现代亚洲

从太空轨道俯瞰，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卫星拍到的青藏高原以南的区域图中，上半部分呈现出喜马拉雅山脉蜿蜒的走向，山脉周围镶嵌着众多青藏高原色彩斑斓的湖泊。

从表面看来，卫星图不过是记录了某一个瞬间，但其中却蕴含着层层的历史，向人们展示了漫长时间作用的结果。如今的印度半岛（即南亚次大陆）在与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分离后（约9000万年前），在大约5000万年前与欧亚大陆相撞合，形成了喜马拉雅山脉。印度半岛俯冲至欧亚大陆（Eurasia）边缘下，推高了青藏高原，特提斯海（Tethys Sea）(1)消失。E. M. 福斯特（E. M. Forster）(2)曾在《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中写道：“地质学比宗教传说看得更远，知道曾有一个时期，不论是恒河抑或哺育它的喜马拉雅山都还并不存在，印度斯坦（Hindustan）的这些圣地之上还是一片汪洋大海。”(3)印度洋下的火山活动使压力不断上升，印度板块边缘的岩层崩塌，从而形成了地球上最大的山脉。1

这些崇山峻岭是如此的高大，集中着如此多的积雪、冰、热能、融化的水流，以至于它们深刻影响着地球的气候。亚洲的大江大河便是这段地质历史的产物。它们向着南方、西南方流去，塑造了肉眼可见的陆地景观：从高山上流下的河水，冲击力巨大，侵蚀着所到之处的岩石，开凿出山峡与河谷。几百年来，河水从山上带走了淤泥和沉积物，它们沿着亚洲的河谷与洪泛区堆积起来，哺育着大量人口。20世纪50年代，地理学家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看着地图，在彼时卫星图片尚不可用的情况下，在其著作中把亚洲的“核心山脉”描绘成“巨大车轮的轮毂，世界上最大的一些河流便是其轮辐”。2

而曾经看不见、如今却叠映的区域——这一地区的河流四分五裂，它们是由官僚式的而非自然环境的逻辑支配—是近现代历史存在的依据。山脉走势穿越了中国西南部、尼泊尔、不丹和印度东北部。河流则更为奔腾不羁，溢出青藏高原以南的地区。从山顶流下的江河多达10条，哺育着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这10条河流分别是：塔里木河、阿姆河（Amu Darya）、印度河（Indus River）、伊洛瓦底江（Irrawaddy River）(4)、萨尔温江（Salween）(5)、湄公河（Mekong River）(6)、长江、黄河，以及位于这片区域中央的恒河（Ganges）与布拉马普特拉河（Brahmaputra River）(7)。喜马拉雅山脉的江河流经16个国家，有无数支流汇入。这些支流穿越的地区被人们划分为南亚、东南亚、东亚和中亚，然后注入孟加拉湾、阿拉伯海（Arabian Sea）、中国南海、中国东海以及咸海（Aral Sea）。

上述地区以西则展现着一部更为紧凑的历史。污染引起的雾霾笼罩在印度北部的上空，“褐云”(8)（brown cloud）中混合着人造的硫酸盐、硝酸盐、黑炭颗粒和有机微粒。(9)在全世界，印度次大陆的气溶胶浓度是最高的，尤其是在冬季的几个月，几乎没有降水，难以将天空“洗净”。单一颗粒物虽然在气体中只停留数周，但累积起来的雾霾则可持续数月之久——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份转瞬即逝的“档案”，“档案”内容来自家家户户的煤炉、一辆接一辆的卡车和汽车的排气管、一座座冒着烟雾的工厂烟囱、每年雨季后烧遍恒河平原的烟雾。而褐云的位置及烟雾的源头见证了20世纪横贯印度西北地带的人口增长、城市扩张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历史。随着时间推移，一系列转瞬即逝而又不断冒出的褐云可能已经削弱了南亚在过去半个世纪的降雨量，从而改变了联系着云、山和河流的水循环。3

最后，我们再从外太空的视角看一看山峰上的冰雪。当下的情况预示着未来将要面临的挑战。如今下泻的水量极易受到碳排放量上升的影响。随着地球表面升温，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正在融化；而在未来的几十年，冰川融化的速度将进一步加快，这将直接影响亚洲的主要河流以及全球的气候。

* * *

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亚洲，但除了南极洲外，亚洲蕴藏的淡水比其他大陆都少。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在中国，六分之一的人口在印度，但中国的淡水资源总量只占世界的7%(10)，印度只占4%，且在这两个国家，淡水资源的分布并不均衡。随着人口增长、城市扩张与经济的快速发展，无论是水质还是水量均承受着巨大压力。亚洲的河流被大型水坝拦截，且水中充满了污染物。据估算，80%的中国地下水不宜饮用(11)；在印度，地下水受到氟化物和砷的污染，或因盐度太高而无法饮用或损害健康。4

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显现，这加剧了亚洲人民本就面临的、与水资源相关的风险。大量研究人员预测认为，随着全球变暖、冰雪融化，喜马拉雅山脉的河水将上涨；接着，在大约21世纪中期，这些河流在一年中的某些时候将开始干涸。既有的水资源不均衡现象将进一步加剧：降水丰沛的地区会获得更多的降水，而干旱地区则会变得愈加干旱。在这一普遍局势之下，气候将更为多变，极端天气事件将不断增多。全球变暖的后果与气候变化的区域性动因——土地用途的变化、气溶胶排放以及褐云——开始相互作用，使不确定性成倍增加。尤其是沿海地区，面临一系列威胁：热应力、洪水以及更猛烈的气旋风暴。5 风险最大的是欧亚大陆南部和东部边缘新月形的沿海地区，而这里也是世界上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世界上人口最多且容易受到海平面升高影响的20个城市都在亚洲。6 面临最大威胁的城市包括印度的孟买和加尔各答、孟加拉国的达卡（Dhaka）、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Jakarta）、菲律宾的马尼拉（Manila），这是由于这些城市不仅人口数量庞大，而且还存在极度贫困和不平等现象。

与此同时，政治家和工程师计划通过技术治水。未来10年，印度、中国、尼泊尔、不丹和巴基斯坦将在喜马拉雅山脉的河流上建设400多座水坝，以满足当地对电力和灌溉的需求。从印度沿着东南亚直到中国，新的港口和火力发电站(12)沿着弧形海岸排布。印度和中国已经做出规划，花费达上千亿美元，把河流的水源引到最干旱的区域，这些花费高昂的浩大建设项目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这些规划关系到全球相当数量人口的福祉，关系到亚洲未来的形态，以及亚洲各国间的关系。每一种风险、针对这些风险的每一个应对措施，都深深地根植于先前几代人的理念、制度和选择——也即是说，正是现代亚洲历史塑造了这些理念、制度和选择。

一

为理解亚洲在世界上最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原因以及南亚首当其冲的原因，就需要关注水的历史。从西边的巴基斯坦，穿过印度以及东南亚，再到东边的中国，整个亚洲腹地对水的管理助推了人口增长以及人类寿命的延长——这即使在20世纪中叶都难以想象。在气候不断变暖的全球，亚洲的规模之大与众不同，亚洲各民族间差异之明显亦十分突出。而此两者都根源于对水源的需求。这是现代亚洲史的一个主要特征，也是人们常常忽略的一个方面。

现代历史上，为水而战是一个全球叙事，我们在美国西部、德国或苏联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故事。7 对水的寻求形塑和支撑着如此多的印度人和中国人的生活，这点是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这两个国家的人口比重并非是一个天然的事实，而是历史的结果，即以治水为关键的历史的结果。如今，由于密集的水利水电工程，对水源的管理比之以往更为细致，但是管理的基础依然脆弱。在亚洲，物质生活状况的不稳定所带来的倍增效应，同样是其他地方无法相比的，而这也需要历史性的解释。降水量越来越不稳定、风暴越来越密集、河流改道、水井干涸，半个世纪以来来之不易的辛劳成果极有可能“一朝回到解放前”。全球变暖的力量与早期水源管理的物质遗产是共同发生作用的。沿海地区面临海水变暖以及因城市不断扩充，不堪重压而下沉的历史现实，这类城市中，很多最初都是18、19世纪殖民者建造的港口。而江河三角洲也在不断下陷，这是由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上游修建大型水坝导致下游的沉淀物匮乏。我们正是生活在前几代人对水的梦想与恐惧所造成的意外结果之中。

本书的主题即是这些梦想与恐惧的起源，以及政策生命力与由这些政策所产生的基础设施的悠久历史，本书讲述的正是在过去的200年里，殖民者的图谋、自由斗士的愿景、工程师的设计——以及横跨几代的数亿人民的个体行为和集体行为——如何改变了亚洲的水域状况。

借由此道理解亚洲的现代史，并非寻常做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身份与自由一直是历史书写的主流话题，这些主题引导了亚洲研究的方向，与对其他地区的研究无异。8 20世纪80年代末与90年代，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等地争取民主的运动达到新高潮。为了解释威权政府的缺陷或其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特别是随着早期的多种观念在冷战结束后焕发了新的活力，历史学者在政治和思想史中捕捉对自由的多重理解。在南亚研究中，身份主题最令人忧虑。在20世纪90年代的印度，按照种姓等级进行的政治动员——以及种姓制度至今依然给印度社会造成深刻创伤的不断认识——与具有暴力性质和排外特征的印度民族主义惊人的崛起产生了冲突，引起了历史学者对南亚文化与社会持续分化、割裂的关注。

这些历史揭示了为得到尚未实现的认可和正义所作出的斗争，也准确点明了持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忽略了许多东西。小说家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13)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气候危机升级的特殊时刻，20世纪的虚构文学作品却对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危机毫无觉察——这一兀自发展的转向发生在一个正处于不可逆转的转型时刻的物质世界。9 除了少数几种例外情况外，这类批评也同样适用于我等书写历史之人。本人撰写此书的前提是亚洲环境的变化，尤其是亚洲的水生态变化，在现代史上，这一变化可能与政治和文化转型一样影响重大，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其对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尤为深刻。

在环境史的专业领域之外，大自然这一角色从大部分关于历史变迁的概述中消失，这种现象很突出，也是近期出现的状况。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农业史研究方兴未艾。在那个年代，亚洲水源与农业的讨论极力摆脱社会学家魏特夫的阴影。20世纪50年代，魏特夫认为集中控制水利灌溉的需求是中国、古埃及和印度等“水利社会”运行逻辑的核心，这使它们倾向于选择专制政府，这就是“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10 实际上，魏特夫的概括经不起仔细的推敲。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农业史书写强调，亚洲各社会对水能利用的规划是多样的。这些研究虽然都强调灌溉的重要性，但都没有涉及水利社会的现实与政治结构之间的直接关系。纵览那个年代对南亚或东亚的农业研究，便可发现：“水”无处不在。中国的历史学家倾向于采用长期视角，以揭示在几千年的时间里，水如何塑造了中国社会与中华文明；南亚的历史学家则更倾向于强调非连续性——尤其是由于英国殖民主义所造成的断裂，迫使印度农村更加全方位地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无论是基于几千年还是几十年的时间跨度，此类研究展现出丰富的图景，季节变换、河流变化以及旱涝灾害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令此类研究变得生动。11 这种历史书写的传统在南亚研究中消逝得最为显著，在南亚研究中，以文化史为导向的研究横扫了一切。但在其他领域，历史学家也纷纷转向城市的政治和文化研究，转向思想史，转向世界主义史以及旅行和人口迁徙史研究，而将农村史置之脑后。这种转向发生时，正值日益严重的水危机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的时刻。

本人的观点与早期研究亚洲农村论著之视角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不把水仅仅视为一种资源。在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中，新经济压力和新技术对水本身的影响——对水循环的影响、对水中化学元素的影响、对水的价值观的影响——与水资源对农业产出的影响同等重要，而后者是经济史学家主要关注的问题。随着亚洲水体的改变，气象学家、水文学家和海洋学家更新了对水的认识。在成像技术和统计能力进步的支持下，近期的科学研究改变了从历史的视角认知水源和气候的可能性，将我们带到了之前未曾想过查阅的资料面前。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4)认为，人类的历史存在于“景观特征背后”，就像它存在于“工具和机器”之中以及制度之中一样。12 同样地，人类历史也存在于河水样本中的化学成分背后，存在于水域的卫星图像背后，存在于每个冬季盘旋于南亚上空、使降水量发生改变的雾霾成分背后。人类历史存在于不断变化的洋流和风之中。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5)将历史分为3个时段，其中，最首要的、最缓慢流逝的层面是自然和时间，这是一段“不断重复、循环往复的历史”。他的观点影响了印度洋历史的书写，例如，印度洋上规律性转向的季风提供了基本的自然环境，使远距离贸易成为可能，并影响着农业周期。13 但在过去200多年里，由于人类的干预，大自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至于原本的稳定性和“不断重复”变得难以预测。到了20世纪末，我们已经可以如此发问——正如本书将要论及的——不仅是气候如何塑造了我们，而且还有我们如何影响了气候。

第二个区别源自更宽泛的地理学概念。一如20世纪末之前的大部分历史书写一样，农业史把民族国家视为理所当然，尽管民族国家内的某区域（the region-within-the-nation）往往是最有意义的研究单元，如中国南方地区或爪哇（Java）地区、孟加拉三角洲或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将水的问题置于叙事中心，就需要采取更加灵活的空间概念。河流并不会顾及人类活动的边界，但政治边界却对河流的流动有着实质性的影响。对气候认识的追求促使气象学家、工程师和地理学家的思考超越国界；但他们往往面临某种阻力，使他们所制定的计划和理想难以实现、实施到位。水的问题总是吸引着人们的关注，这不仅体现在地图上点与点之间的二维空间——正如我们经常做的，在地图上描绘河流弯曲的线条一样——也体现在深度与高度之中，这实际上比历史学家所意识到的更重要。

我们最终的成果并非是要替代人们熟知的亚洲现代史叙事：这段历史由殖民帝国与资本主义塑造、被反殖民主义革命所锻造并由20世纪后半期雄心勃勃的新政府所重塑。相反，水域问题为这个熟悉的故事增添了另一个维度。在亚洲，水域一直都是衡量统治者雄心的标尺、衡量技术实力的标准——还是一个倾倒文明废物的垃圾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便水生态的改变对数百万人的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水也是其他各种变革的“取样装置”。14 我们可以通过政治转型对水域的影响追溯亚洲多地政治转型的来龙去脉：从19世纪英国的全球影响力到20世纪印度政府和中国政府所实施的国家重建工程。但水的历史不单是人类意愿的映射，它更表明了大自然从未被真正地征服。对每一项旨在发展和富足的普罗米修斯计划来说，水域一直扮演着某种实质性的抑制角色。多季风和气旋的多雨气候十足凶猛，仍然是人们恐惧的根源，但最大的恐惧莫过于干旱时对缺水的恐惧。水的文化史既让人心生敬畏，也令人傲慢自大。水有它自身的年代顺序，即按部就班的季节时序；也有灾难突发而集中的偶发时序；还有不易觉察的累积性破坏的时序，这些破坏体现在人类活动对海洋的影响上。

二

环境史从对特定景观的细致观察中衍生出自身的丰富性——那些最深刻的论著总是在研究范围上聚焦于某个地方或区域：从单一的村庄，到一座城市、一处森林或是一条河流。只有在如此集中的范围内，我们才能真正厘清大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但环境变化的范围已经扩大，环境变化的节奏已经加速。环境危机之间的联系成倍增加：在任何具体的地点，其风险与危害的起因可能远在千里之外。我们需要更广阔的视角。汉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16)接受了这一挑战，他在2009年的一篇文章《喜马拉雅山脉的大分流》（“The Great Himalayan Watershed”）中写道：“对世界几乎一半的人口来说，在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与水相关的梦想与恐惧在此交会。”15 喜马拉雅山脉的河流关系着占世界上相当一部分人口的未来；有关河流水道及其利用中产生的冲突有可能导致几个相邻国家的紧张局势加剧，以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为甚。

亚洲水危机的规模及内在关联为本书提供了一个切入点。但这并非仅仅是喜马拉雅山顶上的视角；亦非来自卫星图片那种全知的视野，因为卫星视角有个特点：虽说卫星信号处处显示着人的印迹，但其中并没有人的存在。本书是以印度为核心的亚洲水域史——而印度之所以是一个富有启示意义的有利研究对象，且由此可以讲述一个跨越区域与国界的故事，其背后有3个令人信服的理由。

首先是由于印度在英帝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以及，相应地，英帝国在气候变化史上的重要性。19世纪，欧洲列强征服了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迫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一场根本变革。亚洲和非洲被更加紧密地“卷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和殖民主义的税收提供了支持，同时，这一“卷入”也受到亚非自身发展和发财致富的驱动。印度曾处于剧变的前沿——它比其他地区受到的剥削更为彻底、遭剥削的规模更大，对帝国主义势力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起到关键作用。自现代早期阶段，欧洲贸易公司在大西洋各岛屿和加勒比地区开始了最初的扩张，靠着盘剥“廉价的大自然”和胁迫劳动，这些公司得以兴旺发达。16 到了19世纪，变革的步伐进一步加速。19世纪40—80年代，工业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胜利，用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7)的话来说：“一个全新的经济世界已加在旧经济世界之上，并与其融为一体。”17 印度的田地及其水域被进一步开垦掠夺，以支撑依赖农业税收的殖民政府，并产出诸如棉花、黄麻、靛蓝色素、糖、茶、咖啡等原材料以供给欧洲的工业机器生产及其相关产业工人。这些耗水量大的作物都对水源提出了新的需求。

自印度开始，英帝国势力和投资向印度洋东西两侧扩张。1840年，英国的舰船满载着印度军人起航，迫使清政府允许其向中国消费者倾销鸦片——因为鸦片贸易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财务运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是，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整个区域秩序重新调整。到19世纪的最后25年，从缅甸到越南，随着移民不断开辟新的定居点，亚洲人口结构发生了改变；亚洲的生态也为了适应大量经济作物的出口而发生了改变。许多亚洲大型沿海城市——孟买、加尔各答、金奈、达卡、香港、雅加达——开始了作为沿海港口的历史，以支撑欧洲列强赖以兴旺发达的全球贸易体系。

英帝国治下的印度比现今的印度疆域更为广阔，也比目前所定义的南亚——包括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和斯里兰卡在内——疆域更为广阔。但就内在意义来说，英属印度比起独立后的印度政治结构更为复杂。在英国直接控制下的地区，存在着其他形式的政体，统称为“土邦”（princely states），它们在服从英国整体统治的同时，也保留了一定程度上的主权。不论是在印度次大陆之内，还是在其海岸线之外的其他地方，水域构成了英帝国的“结缔组织”。在英国人的想象中，印度向外延伸，跨越广袤的印度洋，借由河水的流动以及气候的辐射，与中国和东南亚相连接［即“东印度”（the East Indies）(18)］。在这个范围尺度上对印度的想象，本身就是19世纪及新观察方式（地图、人口普查、勘察和摄影）的产物。它有赖于铁路和蒸汽船对空间的“压缩”。20世纪这些较大地理区域的“收缩”是本书反复出现的主题。

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印度遭帝国主义殖民的过往给亚洲水域史蒙上了长久的阴影。英国殖民主义给许多印度人带来了持久的创伤，这些人也包括受过教育的精英，他们领导了20世纪上半叶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除了英属印度政府所使用的赤裸裸的暴力之外，这种创伤还存在于一种深刻的社会和经济不稳定感中。19世纪时，英国人制定的政策后果加上干旱的影响，导致饥荒发生，数百万人死亡，且这种情况数见不鲜。印度内外反殖民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一个明确的要求：“下不为例。”中国的情况始于灾难性的鸦片战争，受到欧洲列强摆布的“百年屈辱”深刻而迫切地促使中国的政治领袖们实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从对发展的迫切需求出发，在中国所制定的各项发展规划中，对水源的管理几乎都处于核心地位。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印度建造了3500座大坝，中国建了2.2万座大坝，而在这股热忱之下，是人们对19世纪的记忆。屈服于欧洲列强的记忆持续地影响着两国，指导着两国的农业生产，甚至为它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奠定了基石。

如果印度在英帝国内所扮演的角色是其成为本书叙事核心的一个因素的话，那么第二个原因便是印度独立后的政治史。在亚洲新独立或革命后的国家中，印度是唯一一个自1947年以来，一直实行民主制度（其中3年除外）的国家。印度的民主政体充满活力，但也存在缺陷，与刺眼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共存；印度政府常常按照自我的方式行事，不厌其烦地行使它从英属印度全盘接手的权力。在不计代价寻求水资源的过程中，面对具有不同政治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趋向的亚洲国家，印度公共领域的深度与多样性依然是独一无二的。18 在印度，有关水资源的争论从来都不只局限于闭门造车的专家们之间的分歧，而是贯穿于报刊的专栏文章中，激发着社会运动，充斥着环保组织出版物的版面。其中的许多观点在印度以外的地区得到了回应，于是，印度观察者们反过来收集了这些地区的案例和数据。传播有关水与技术的思想的载体之一是电影。20世纪下半叶，印度的商业电影产业发展起来，其规模超过了好莱坞，在后殖民时代的影响力可与好莱坞匹敌：在亚洲、中东和非洲吸引了大批观众。在某种程度上，印度电影捕捉到了在第三世界点燃“发展”愿景的希望与恐惧，这是无可比拟的。水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

由印度展开本书叙事的第三个原因，或许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气候。印度次大陆是季风的熔炉，19 而季风又是贯穿本书的一个脉络。季风最简单的定义是“季节性盛行风”。季风还出现在澳大利亚北部和北美；但没有哪里的季风像南亚季风那样显著，在湿季和旱季之间有明显的反转。在南亚，每年3个月（6—9月）的降水量占到每年总降水量的70%以上。即便在此期间，降水也并非持续不断，降水来自整个夏季只有100个小时的暴雨。尽管自1947年以来，印度的灌溉规模大幅扩大，但60%的印度农业依然依靠雨水灌溉，而从事农业的人口占了印度总人口的60%。与中国以及世界上大多数的大国不同，即便到21世纪中叶，印度人口仍将以农村人口为主。相比而言，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有如此大规模的人口，依赖着如此强烈的季节性降雨。在20世纪的头10年，英属印度政府中主管财政的官员宣称，“每一笔预算都是把赌注压在降雨之上”；一个多世纪后，著名的环保主义者、政治活动家苏妮塔·纳拉因（Sunita Narain）(19)没有再用这些话术，但保留了这一观点的实质：“季风才是印度的‘财政部长’。”20

气候问题被深嵌于印度社会、经济和政治思想结构之中，这种现象根本不会（或再也不会）存在于其他地方——20世纪末，这种主张会引起南亚学者的不满；如今，依然还会。现代性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我们已经掌控了大自然。印度受制于季风的观念似乎是在延续印度不可救药的落后的殖民主义思想观点。强调季风的威力就是把印度人民描绘成受气候操纵的牵线木偶——而这就是上一代人对这个故事的理解。但就当前来看，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全球危机令人担忧，大自然的威力所给予的警示也有着不同的含义。这个故事讲述的并非是地理作为宿命，而是自19世纪中期开始，“地理作为宿命”的观念如何在印度内外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政治和科技变化。季风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为它一直都是人类关于忧虑、恐惧和适应的智慧的一个独特来源。把印度从其气候中解放出来的愿望为规模不断扩大的水利工程增添了“动力”，其影响远及印度国界之外。理解季风动力学的努力激发着相关科学研究的进展，科学研究仍然是我们认知全球气候的核心。在许多民族的世界观里，气候不是问题，但同季风共处的印度人从来无法对气候视而不见。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法再忽视气候的时代，印度人理解与应对季风的历史可能会提供更广泛的经验教训——至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印度并非落后于世界，而是走在世界前列。印度的经验教训并非总令人精神振奋。正如本书将要讲到的，对季风持久力量的认知总是伴随着惰性、疏忽，以及将更多人置于危险境地的决策，富裕和权力阶层为使自身免受风险而采取的策略。

南亚季风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南亚。我们对这一点的认识，至少部分是来自20世纪在印度进行的气象研究。吉尔伯特·托马斯·沃克爵士是世界气象学研究的先驱，他在1927年写道：“印度的气候为人们所特别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印度是英帝国最大的热带地区，也是因为印度的气候似乎是经过大自然的精心设计，目的是展示大规模的物理过程。”一个世纪以来，这种科学机遇意识，加上实质上对认识季风的迫切需求，激发着印度的研究。查尔斯·诺曼德（Charles Normand）与沃克持相近立场，他认为季风是“世界气象中一个主动而非被动的特征”。后续的研究证实了他的这个观点：亚洲季风与全球气候的许多层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对全球的大气环流有着重要影响。南亚季风未来的行为对全世界有着深刻含义。21可以这么说，全球气候体系中，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体系会如此直接地影响着如此多的人口。

* * *

如此，始于印度，终于印度，我们的旅程将随着季风、山河和洋流，方向一偏，进入中国的水域，沿湄公河顺流而下，绕着亚洲的海岸弧线，最后回到南亚的中心。

这个故事的开端有诸多的可能。长江三角洲下游沿岸，最近被发掘出来的良渚古城中发现了5000年前中国沿海地区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22 拉贾斯坦邦（Rajasthan）和古吉拉特邦（Gujarat）里精心修建的阶梯井及印度南部沿河修建的水坝都是人们为了应对南亚季风所进行的长期斗争的证明。但本书的切入点是19世纪，此时，亚洲水域的规模及相互间的联系首次为人所知，与此同时，人们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使水发挥作用。一系列的政治、经济以及环境变革将持续地塑造着现代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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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又称古地中海。横贯欧亚大陆的南部地区，与北非、南欧、西亚和东南亚的海域沟通。距今 4000 万年前的始新世晚期，青藏高原出露海面。现代地中海是特提斯海的残留海域。（如无特别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2) 20世纪英国作家，曾2次赴印度旅行，代表作为《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莫瑞斯》等。——编者注

(3) 中文译文引自［英］E.M.福斯特著：《印度之行》，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153页。——编者注

(4) 中国古称“大金沙江”“丽水”。其河源有东西两支，东源叫恩梅开江，发源于中国境内察隅县境，伯舒拉山南麓（中国境内称之为独龙江），西源叫迈立开江，发源于缅甸北部山区。—编者注

(5) 在中国境内称为“怒江”。源于中国唐古拉山南麓，称为那曲河，离开源头后称为怒江。—编者注

(6) 发源于中国唐古拉山东北坡，在中国境内称为“澜沧江”。世界第九长河，亚洲第五长河，东南亚第一长河。—编者注

(7) 在中国境内称为“雅鲁藏布江”。上源喜马拉雅山北麓，经喜马拉雅山东端的珞瑜地区向南流入印度和孟加拉国境内，称布拉马普特拉河，下游注入孟加拉湾。—编者注

(8) 详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https://news.un.org/zh/story/2008/11/104332。——编者注

(9) 详见“联合国与空气质量”网页，https://www.un.org/zh/sustainability/airpollution/asia.shtml。——编者注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发布的《2016年中国水资源公报》指出，中国淡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占全球水资源的6%，详见http://www.mwr.gov.cn/english/mainsubjects/201604/P020160406508110938538.pdf。——编者注

(11) 中国水利部澄清，指出“80%地下水不宜饮用”的论断主要是根据北方平原地区浅层地下水的监测数据，并不是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的水质数据。目前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主要取自深层地下水。详见http://tv.cctv.com/2016/04/12/VIDEJ8Fd3vYM11 CN0ZopgNg 2160412.shtml。——编者注

(12) 中国大多数火力发电厂和炼钢企业装备了清洗、除尘和去除二氧化硫及氮氧化物的设备，并且迁出城市中心区域。——编者注

(13) 印度作家，生于加尔各答，成长于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地，2007年被授予印度最高荣誉“卓越贡献奖”。代表作为《罂粟海》《烟河》《在古老的土地上》等。——编者注

(14) 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代表作为《法国农村史》。——编者注

(15) 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代表人物，提出了著名的长时段理论，主要著作有《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地区》等。——编者注

(16) “加州学派”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等。——编者注

(17) 英国历史学家，著有《民族与民族主义》《传统的发明》等。——编者注

(18) 东印度是一个模糊、松散的地域概念。广义的“东印度”包括马来群岛，中南半岛和印度次大陆，延伸至整个东南亚和南亚。—编者注

(19) 现任印度科学与环境中心总干事。——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