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缅因州波特兰

我入住波士顿青年会，感觉上像回到家，和将近一年前住宿在这里时的气味相同，连街上的噪音都一样。认得我的经理递给我一封信，寄信人是我之前在西雅图认识的一位渔具专家约瑟夫‧庞寇哈，以及一位海洋生物学家梅尔‧莱特。他们在信中告诉我：「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将要展开一项新英格兰水域鲔鱼延绳钓的考察探勘行动，可是当地渔民从未听过延绳钓。他们知道我在台湾用过延绳钓法捕捞鲔鱼，所以希望我能加入。

「我们在波特兰没有办公室。」他们告诉我：「只要在渔港找到无线电波发射船玛娇丽‧帕克号。他们知道你来了。」

用不着等到第二天，我即刻上了向北开的灰狗巴士。

一入住青年会，我就接到当地报社打来的电话。显然他们从没听过当地有中国渔夫，所以想要来访问我。

刚好波特兰遭到热浪袭击，除了可以买到冰品的杂货店，没有地方可避暑。我点了一杯奶昔。

正等着服务生端奶昔来时，我注意到手肘边有颗小男孩的头，他正踮起脚跟想碰到柜台。他的下巴勉强构到枱面，对着走来走去的女服务生微笑，但都没引起注意，因为她正忙着服务所有因不寻常的酷热而口渴的顾客。然后，她忽然注意到伸到柜台上的那颗小人头：

「哎呀！汤米，你要干嘛？」女服务员叫着：「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要一杯可乐。」

「你要一杯可乐？」她用不以为然的语气问道。

「妈咪说我可以买一杯可乐。这是五分钱。」

小男孩把手伸到柜台上，一个湿漉漉的镍币从他出汗的小小拳头滚出来。

这个中年女人的眼光从小男孩的头转移到镍币上，对孩子微笑着拿起镍币。过了一会儿，她带着装在纸杯里的可乐和一根吸管回来。男孩把吸管放进纸杯，努力把脚尖踮得更高，以便构到比他的头伸得还高的吸管。

「爬到凳子上好好享用你的可乐吧。」女服务员说。

听到因为买了可乐而被允许坐在凳子上，小男孩彷佛受宠若惊地立刻爬上高脚凳。高高坐着的感觉真好！他的嘴终于构到吸管了。我看着他踢着高悬在半空中的双脚，满足地吸着可乐。吸完杯里的最后一滴，他开始玩起吸管，而我也把注意力转回到我的奶昔。

忽然，我觉得有人正盯着我看。接着，听到一个细小的高音：

「它的味道很好吗？」

我微笑地对男孩说：「那还用说！」

「那种口味？」他羡慕地问。

「巧克力。」

「多少钱？」

「两毛五。」

「哦…」

「你想来一杯吗？」

「我没有两毛五。」

「你手里的是什么？」

「两毛五硬币。」

「那不是很好吗？」

「奶奶不喜欢不给小费就走开的人。」

我在口袋里找到一个两毛五硬币，便拿出来递给他：「这儿有两毛五。」

「不用了，谢谢。」

「就当我借你的。」

小男孩爬下凳子说：「不，谢谢。先生。」还把两毛五硬币放在枱面上。

我把硬币放回口袋，把奶昔吃完后站了起来。

向着门口走到一半，我停住脚步，感觉到口袋里的硬币，便把它掏出来走回柜台。男孩的硬币还在，我把自己的放在他的旁边，就离开了杂货店。我忽然意识到，在美国的这11个月，只要是在岸上，我都是在吧枱上用餐，但从来没留下小费。我以为在吧枱用餐是不用给小费的。问题是我对给小费的理解，就像必须支付的营业税。刚才我从那个小男孩学到：给小费是一种表达感谢的方式。

第二天，我在青年会的信箱里发现一则电话留言：

「我在今天的周报上看到你的名字，上面说你这个夏天会待在波特兰。我妈想见见你。如果你今天没事的话，我下午来接你。珍妮特‧耿。」

珍妮特‧耿是谁？

这些美国女孩还真是独断独行又任性冲动！我第一个碰到的是巴士上的那个女孩，跟相遇还不到半小时的水手就在座位上亲热；之后是乔依丝‧赫南德兹，在另一辆空荡荡的巴士上问我可不可以坐在我身边；跟我进行盲目约会的女孩，甚至还不知道我的长相；现在这个珍妮特‧耿居然还要来接我。

珍妮特果真来接我去见她妈妈。她们住在一间小公寓，起居室里到处都是装框的照片、剪报和信件，展示出一位年长的华人妇女和包括杜鲁门总统在内的多位高官合影。她一定是个重要人物。接着，我注意到剪报上的字句：「美国的母亲。」

「美国的母亲是么意思？」我问。

「那是今年杜鲁门总统颁给我妈妈的荣誉。」

到底什么原因？我感到好奇。

耿太太是个中国移民的契约妻子，18岁就到了美国。他们生了8个孩子，在波特兰开了一家洗衣店。1941年丈夫去世后，她独力继续经营洗衣店，并在毫无助力的情况下抚养8个孩子。她本身没受过任何正规教育，但决心要让儿女们都受教育。结果，他们之中出了一位医师、一名律师、一个商人、一位从事研究的化学家、一名工程师、一名法院书记官、一名海军军官，还有年纪最小的珍妮特才刚进大学。

这位妇人的行为表现，当之无愧是「美国母亲」。她既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讲普通话或广东话；而是用家乡台山的方言问我许多问题，我一句也听不懂，全靠她女儿来翻译。她对我的来历很感兴趣：打那儿来、以何为生、多大年纪、父母亲在那里…有没有上大学。

当发现我有些犹豫时，她拍拍我的手说：「莫紧要(没关系)啦，我从没上过任何学校。」随即转头对女儿说了些话。

「妈妈！」她大叫。

「Munla (问啦)！」她用命令的口气催促着。

「她说什么？」我问。

「她要我告诉你：我从没遇过从中国来的男生。她不断提醒我：我是中国人。她要我跟你做朋友，这样才能学到更多中文。」

对我而言，看到一个典型的美国女孩和她的标准华人母亲如何互动，实在是件有趣的事。我笑了，女孩也笑了。接着，回归此次来访的基本目的，我被招待享用了一顿美味的广式家常晚餐，这是我初到美国时品尝舅妈的厨艺以来，第一次吃到中国菜。

晚餐后，我起身告辞。耿太太从家里追出来。「让他看看迪林公园。」她对女儿说：「带她去看场电影。」

星期一大清早我就跑出去找「玛娇丽‧帕克」号。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见，是一艘高高耸立、彷佛时光倒流直接从电影《船长的勇气》[1]跑出来的格兰特浅滩纵帆船。它是港里唯一的帆船，就像许多捕虾船之间的一只白天鹅。

它有两根高高的桅杆，一个前甲板和一个艉舱，桅杆下堆放着几艘小舢舨。艉舱侧面突出一根排气管，显然已经安装了引擎。

我上船寻找捕鲔计划的主管。当约翰‧莫瑞出现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约翰是我们在海南岛探勘南海时的美国专家，专长是腌渍咸鱼。多么小的世界！

接下来两个星期，正如我曾梦想过的，也是曾看过描述大浅滩渔夫生活的电影，我在一艘纵帆船上过着大浅滩渔夫生活。包括我在内的水手睡在前甲板下的舱房，约翰、帕特、船长和轮机长在后舱都有各自的房间，甚至像电影里演的那样，还有「舱僮」服侍他们。除了约翰和我，其他人都来自纽芬兰。他们说话时舌头都会打转，把部分要说的话含在嘴里，还会嚼烟草；但不像挪威人那样把“Gummalo”塞在舌头下面。这两种烟草对我都有好处，不用像当初在中国打鱼那样，在闷热的前舱里吸二手烟。然而每天早上，我会被厨子在黎明前生火作早饭的煤烟给呛醒。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每个人的餐盘里都有一大块牛排和一大颗马铃薯。厨子对我解释：「这样你们才有体力工作。」让他失望的是，开头几天，我都没办法去碰这些食物。

在两星期的搜寻中，没有一条鱼来咬鱼钩上的饵，但我倒是多看了几个城市，像格劳塞斯特、普罗威登斯和纽约市的滨海区。

我曾有过经由海路，在雾中接近纽约市的经验。船上没有任何导航设备，就在我们缓步推进时，我向船长提出一个建议：

「我们不能停船等待浓雾消散吗？」

「那要花很多时间。我们有鼻子和耳朵，可以听到驶近的船只和闻到城市的气味。」

「闻到城市？」

「你闻不出来吗？」

「要怎么闻？」

「闭上眼睛，从你们的鼻孔慢慢吸气。」

我照着做，闻到了燃烧汽油所排出的废气。

在纽约停留了两天，我打电话给以前读初中时的英文老师唐纳德‧威尔摩特，他在康乃尔大学。我们在布鲁克林桥下的公园会面。

「等你回台湾后，就不能再和跟我联络了。」分手时，他对我说：「我父亲和弟弟被联邦调查局列为共产党的同情者，是他们所谓的共党同路人。」

「他们做了些什么？」我问。

「共产党接管城市后，我父亲参与成立了市政管理团队，我弟弟获得工程学位后，回到中国帮忙重建城市。」

「你弟弟怎么拿得到回去的签证？」

「我们是加拿大人。」

威尔摩特父子是成都的传教士。

这次重逢后，威尔摩特去了印度尼西亚从事一项研究工作。我回波特兰的「玛娇丽‧帕克」号。我们没有捕到鲔鱼，但带给了新英格兰渔夫一种新渔法，这让我想起在「杰克儿」号最初的海上经验，首次使用被引进中国的围网。30年后，延绳钓成为大浅滩上大规模猎捕剑鱼的方法，而围网也从未脱离中国海岸。

[1]《船長的勇氣》(A Captains Courage)：1926年美國威爾遜公司拍攝的默片電影，由路易斯．喬德(Louis Chaudet)執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