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下海(上)

我和葫芦相识，要回溯到我第一次出海的时候。

那是1946年夏天。一年前，日本投降了；我却滞留在广州陷入无所适从的窘境。当日本人在我们头顶丢炸弹时，我的情绪高昂，生活有目标，一心要把日本鬼子赶出我们的国家。而今，曾经占领这个城市的日本兵已被遣送回国，广州已回归中国统治。表面上，城市已恢复正常，街道上的商业活动十分兴盛，霓虹招牌再现，餐廰彻夜灯火通明。但当灯光熄灭，街道冷冷清清时，幢幢鬼影从门框里爬出来，排列在人行道上。黎明时分，清道夫来打扫街道，那些叫不醒的，会连同成堆的垃圾被扔进手推车里。我发现自己还活着，但不知道怎么生活下去。

以前的同班同学毕业后都进了大学，可是大学之门却不对我这样的辍学生敞开。如果不是我父亲出现在城里，我的结局就和那些路边的鬼影一样了。

日本投降后，那些战时为了逃避敌人的控制而移往内的学校和工厂，全都急忙迁回沿海地区，取回他们遗弃的财产所有权，以免被政府的接收人员侵占。我父亲的母校岭南大学是其中首先取回它在广州郊外的宫殿式校园的。当时的校长李应林是父亲以前的同学，他聘我父亲担任教务长。身为教务长，他可以让我和我的好伙伴李克明免缴高中文凭入学就读。

广东人排他性很强，在广州只能讲广东话，我认为我能适应。我讲广东话就像个在地人，还会混用三字词组；但这在岭南大学行不通。岭南的学生来自富裕家庭，他们把闲暇都花在派对和电影，使得校园里为数不多的说普通话的人自然走在了一起。除了李克明和我，还有两位来自巴达维亚(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旧名)的爪哇华侨文谈和陈克江，以及两个上海人。我们在珠江岸边消磨午后时光，从码头潜水爬上学校的渡轮进城。

过了一学期，就在我的生活开始步入正轨时，父亲离开了岭南。他被聘请去重新启动另一所被战争破坏的大学，那是他曾经任教过的青岛山东大学。这一来，让我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我无力支付高昂的学费，只好退学。

我的三位说普通话的朋友——文谈、陈克江和李克明也陷入和我一样的困境。经过一学期，他们都花光了积蓄，又收不到来自家庭的经济支持，因为他们的父母在经过日本人的蹂躏后，也正在为恢复自己的生活而挣扎。我父亲提议把我们全转学去山东大学，那是一所国立大学，不需缴交学费，还可以向政府申请生活补助费。。

此时，我母亲从重庆回到了上海。当她听到我退学，便对我说：

「少了一张大学文凭，你的人生不可能有长远的发展。我来跟李校长谈谈。」

妈妈的朋友李希谋当时是交通大学校长。和山东大学一样，交大也是一所国立大学，也不用缴学费；而且是全国两所工程和科学方面最顶尖的大学之一，入学须经过激烈的竞争。「多一个人挤进大一班不成问题，」李校长对妈妈说：「但他必须向大学主管单位证明他值得我们让他入学。如果学期结束时，他有任何一科不及格，我们会开除他，让更值得入学的人取代他的位子。这样公平吗？」

「这是一生难得的大好机会」妈敦促我接受这个提议：「你怎能放弃进入像交大这样一流理工学院的机会？」

我跟妈说：我要好好想一想。我向来不喜欢学校，不管是交通大学、岭南大学，还是山东大学。我想知道学校之外，我是否还能找到更刺激的生活。

「看看吧，如果你发现真的不喜欢学校，以后可以随时退学。」妈说。

她也许是对的。没有高校文凭，除了掏沟、拉车，我的余生还能干些啥？我决定再试一下。

我们四人在一艘货船的甲板上找到免费的过道空间。这个位在货舱盖上的「铺位」没有我们想象的糟，它有足够的空间让我们伸展四肢，只要早一点去占位子。这艘船会停靠两个点。

第一站是香港，船在水道外抛锚。这里的水清澈得让珠江看起来像一条臭水沟。我们从甲板上跳进水里捡拾船员丢下去的硬币，尽情享受了一段美好时光。

基隆是第二站。船花了两天时间装卸货物，所以我们有时间去探索。基隆是台湾北部的港口，看起来和广州完全不同。广州是中国的，香港是英国的。直到1945，基隆在日本人的占领下历经了50年，所有的标示和报纸都是日文。船泊靠在一排挤满难民的仓库旁边，原来是一群日本兵，正等着被遣送回国。看起来跟广州的日本兵不同，他们满脸胡须，神情木然，制服肮脏。我试着寻找那些强奸、杀人犯的面孔，但一个也没找着。

四天后，我们乘坐的货船驶过长江口，进入了交通繁忙的黄埔江。

我看着船头被货船激起的浪花和挤在狭窄水道里摇晃着的舢舨，期待从浑浊江水里冒出城市轮廓。记忆中，那是小时候第一次来上海所看到的、令人兴奋的景象。那一晚，我看到整座城市被灯光照亮得有如日落时分。「好浪费电！」我对爸爸说：「这些人晚上为什么不关灯？」爸爸说：「上海人是没有夜晚的。」

城市轮廓还未出现，一群白色天鹅映入眼帘。他们聚集在远处的河岸边。等我们更靠近一点看，它们竟然变成童话书里的玩具船。(见下图)

它们在这里干什么？

从小，我就一直对船着迷，只要一看到船，就会落入有关奥德修斯、辛巴达及黑胡子等航海故事的幻想中。我非去看看不可。

从提篮桥出发的有轨电车，载着我沿着堤岸一路到达SH市边界的杨树浦。按照列车长的指示找到了定海桥，过了桥就是复兴岛。这是一小片从黄浦江岸分离出来的陆地，以前是一片农田，却和以往所见的农田不同，既没有灌溉过的农地和田埂，也没有农作物和水牛；取而代之的是几台拖拉机正翻扬起一阵阵灰尘，背后有一堆摞到两三层楼高的大板条箱，透过箱板间的缝隙，可以看到一簇光秃秃的、顶着鸟巢的树干。那是船桅吗？

我侧身从成堆的板条箱之间挤过去，发现一个只能在电影里看到的「村庄」，其中有一条窄窄的铺砌街道，两旁排列着一行两层楼建筑，有一间酒吧、一家撞球间、一家餐厅、一家理发店、一间旅舍和一间办公室。这里是中国？还是电影场景？办公室前面有一块招牌，上面用英文和中文写着：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渔业复原管理处

这是个什么地方呢？外国人俱乐部？医院、矫正营，或鱼塘？

夏日微风把一股租界才有的气味吹进我的鼻孔，我是指西式烹饪：烤肉、油炸洋葱、热奶油、刚出炉的面包和现煮咖啡的气味。我的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地响起来。循着气味来到岸边，没看到餐厅，只有一条长长的码头，一排排挨着码头浮动的白色小屋。走近一点看，哎呀！那些矗立在屋顶的高杆，不就是我进入黄浦江时看到的天鹅长颈吗？

再靠近点看，我发现那些浮在水上的房子是船。什么船？船桅上挂着有如女人披肩的网，还有绳索和玻璃球，就像淑女长裙上的装饰。舱房镶着五颜六色的边，从这里进进出出的人，也跟五彩缤纷的船一样，有着不同颜色的头发和穿着。

我看过许多在中国的外国租界，但这里完全不同。是个渔村？游艇港？租界？是在挪威？英国？法兰西？

我走向码头。它的长度像一条桥，寛度像一条街。我环顾四周，确定没有像有些外国租界里的公园贴的告示：「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我可不愿被那些包着头巾的锡克佣兵撵出去。

战争爆发以来，我对食物的渴望已到达痴迷的地步。起初，这种渴望只存在于肠胃。随着战事的拖延，这种渴望逐渐蔓延到头脑。我不记得有任何一分钟没想着食物。我最接近食物的时刻是在梦中，却总是在伸手触及任何食物的当下醒来。

我并不是个案，整个世代都被饥饿折磨着，上海的大学生甚至发起了一个「反饥饿」抗议游行，我也参加了。这让我们有机会向坐在苦力拉的黄包车里的高贵女士和西装革履的绅士们呼喊：「我们肚子饿！给我们一点东西吃！」

有人递给我一张纸。「你注意抗议活动的领队，」他对我说：「当他喊出一个数字，你就查看这张表，喊出那个号码下面的句子。」

我看了这张纸一眼，上面写着一些我看不懂的口号，像民主、自由、腐败、解放…其中没有一个跟饥饿有关的。民主与自由跟我们的胃有什么关系？

不像天灾过后哭号乞讨的农民，我只是跟着群众走。这群人吵吵嚷嚷、情绪激动，有如在庆祝春节，脸上看不到一丝饥饿的神色。我忽然想起爱国作家鲁迅谈到民主：「摇旗吶喊，高呼口号」，还有就是跟随群众。

我悄悄脱离游行队伍，为了自己被玩弄而感到羞愧。我发誓再也不会追随任何群众，或附和任何规范、潮流；再也不让任何人操弄我的心智。

此刻在码头上闻到的食物气味是那么真实。码头上有穿着像农民的中国人，也有像从电影里跳出来的外国人，他们并肩坐在一起默默地修补渔网。

我转身走回挂着救济总署招牌的建筑物，看看是否能找到跟这些船艇有关的信息。

「对不起，」我问一个从建筑物里面走出来的人：「请问外面那些是什么船？」

「渔船。」

「怎么都没有帆？」

「他们是靠机器在跑的。」

「它们都打那儿来？」

「美国啊。」

「是靠它们自己的动力吗？」

「应该是吧。」

「您知道他们要雇用人吗？」

「你去问问那位女士。」这人指着敞开的大门里的一个看不出是中国人或洋人的女子。她身穿西式上衣和裙子，蹬着高跟鞋，脸上擦了粉和口红，梳了个时麾的圆髻，是黑人和白人的混合发型。她正在用流利的英语和几个洋人交谈，并且像洋人那样发出爽朗的笑声；接着，她看到了我。原来，她有一张中国脸。

「你找谁？」她用我妈妈说的上海土话问我。

「那些船要雇用人吗？」

「你会讲英语吗？」

「会一点儿。」

「嗯，你来的正是时候。」

综观历史，虽然中国农、渔民喂养了全民，他们的角色和水牛一样重要，却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农民在土地上耕作，艰困的生活有目共睹；他们悲惨的生活境遇可以从小说中读到，也可以在诗歌和民谣里听到对他们的同情。但渔民在海上作业的情形，陆地上的人却看不到。虽然在沙滩上可以听见海鸥的叫声，但渔民辛苦劳动的吟唱，只有在海上才听得到。没有人看见他们的工作，没人描述过他们在海上与风浪搏斗的艰辛，更从来没人体会到他们的悲苦。

一场旱涝过后，会出现哭号的农民沿街乞讨；海上没有干旱或洪水，有的却是狂风暴雨、惊涛骇浪。当一艘捕鱼帆船没有回港，除了寡妇、孤儿和税吏，没人会关注到它。而那些幸存的生还者，只能躲起来舔自己的伤口。他们会修补渔网破帆、堵塞船身漏洞后，再度回到海上继续拼搏。

八年对日抗战，更是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