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导论

1.1 研究背景

1.1.1 现实背景

供应商和客户是公司重要的利益相关者，采购和销售是公司运作的关键环节，与供应商、客户之间的业务联系和资源整合直接反映了企业经营状况和未来发展前景。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供应链整合能力和协同效率已经成为企业、产业乃至一个国家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早在2012年，美国国土安全部就通过了《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将供应链发展定位为国家战略。2013年，德国政府推出“工业4.0”战略，使产业革命助推德国的产业供应链发展。2014年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建立了“APEC供应链联盟”，并确定了提升区域内供应链绩效指数的发展目标。可见，发展供应链早已成为全球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共识。

随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相关配套政策陆续出台及完善，供应链迎来历史发展的重要机遇期。2017年10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84号）。这是我国首次将供应链创新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指导性文件，为发展供应链指明了方向，以更好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现代供应链”概念的提出为我国供应链创新与实践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传统供应链基础上有了一定延伸。2018年4月，《商务部等8部门关于开展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的通知》（商建函﹝2018﹞142号，以下称《通知》）发布。《通知》提出，推动形成创新引领、协同发展、产融结合、供需匹配、优质高效、绿色低碳、全球布局的产业供应链体系，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此期间，地方政府响应推进供应链创新号召，不断建设和完善各类供应链平台。近年来，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受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全球蔓延、“碳达峰”“碳中和”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加速重构与调整。2020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加大“六稳”工作力度，特别提出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了多措并举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加快完善安全发展体制机制，补齐相关短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积极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靠、稳定、畅通、多元等要求日益突出，供应链安全稳定对我国未来巩固中国制造竞争优势、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传递市场价值、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作用。为了提高供应链的整合能力和协同效率，党和国家不断推进和部署供应链创新与应用有关工作，以促进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现代供应链的发展正为未来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一是现代供应链的发展有利于中国企业注重提升核心竞争力，向整合型企业转变；二是现代供应链的发展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降本增效的同时提升创新水平和发展质量；三是现代供应链的发展通过产业扁平化、共享化、去中心化提升社会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但是，我国现代供应链效率仍有待提高。供应链发展面临治理机制不完善、政策支持缺乏、行业组织建设滞后、供应链人才匮乏等问题。此外，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尚不完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与供应链相关的一些重要信息披露存在随意性、主观性和大量缺失。信息不对称带来了交易成本的提高，投资者决策失去了可靠支撑，资本市场信息透明度有待进一步提升。公司参与现代市场竞争已经不是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未来，供应链竞争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是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变动等外部因素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两者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要求。

推进现代供应链的发展，不仅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还依赖企业内在的发展需求和经营者决策。国家通过供应链战略提升国家竞争力；政府通过供应链体系建设丰富政府管理手段，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企业通过供应链创新助力企业快速响应市场、减少各环节交易成本、持续增加供应链整体的长期竞争力和盈利能力。2019年5月28日，全球信息技术研究和顾问公司高德纳（Gartner）公布了年度全球供应链25强榜单，巴斯夫、施耐德等榜上有名，阿里巴巴作为唯一一家中国企业闯进榜单。值得注意的是，上榜企业超八成与阿里巴巴合作密切，这意味着阿里巴巴在供应链领域的领导力以及该企业建设数字化供应链、提升营运效率的能力。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固网产业趋势及进展汇报会上强调，强化与产业优质资源战略合作，提高自身竞争力。他所强调的开放合作、分享利益体现着经营管理者对供应链价值的重视，从上游到下游产业链的整体强健是华为生存之本。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稳定且紧密的合作关系有利于实现企业间互利共赢、协同发展。

供应链是围绕核心企业，通过对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的控制，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接成为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上市公司是供应链发展的中坚力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前进、调整、创新，往往作为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把握战略机遇，牵引资源配置。与此同时，信息是供应链发展整合的重点要素：一方面，信息在企业原材料获取、生产、销售产品、顾客购买等阶段的管理中占据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信息联系着供应链中的企业节点，本质上体现着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内容。信息在供应链中流动频繁且变化最快，管理和把握好信息流可以对公司物流、资金流等方面提供正确的决策依据。核心企业（上市公司）是供应链信息交换的中心。在信息处理、披露和传递中，其供应链特征如何影响上市公司本身的决策行为和经济效益呢？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供应链特征又有怎样的作用机制呢？构建现代供应链体系必须明晰核心企业与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关系及其体现的供应链特征，厘清供应链特征对公司行为和业绩表现的逻辑关系。

本书基于信息机制，结合我国目前供应链发展现状、公司制度环境特点和市场环境特点，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回答上述问题，深入探究上市公司供应链特征在不同信息层面对公司行为和业绩的影响，挖掘公司价值创造过程中供应链特征的治理机制。这对公司客观认知与供应商和客户的关系、行业有序融合发展和推进我国现代供应链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也对当前新发展格局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与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1.1.2 理论背景

公司为谁而存在？将为谁而存在？究竟应该为谁而存在？在此方面，西方微观经济学和公司理论有两种观点。传统的公司治理是以实现股东利益为中心的，奉行“股东至上”主义，即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拥有控制权，作为投资人追求投资回报最大化，而公司的管理者应对股东负责，如果公司不能为股东带来更高的投资回报率，股东有权更换管理者。因此，这种观点认为，公司是为股东（shareholder）价值最大化而存在的。这种观点在资本市场发达的英、美国家最具有代表性。但是，在现代公司经营环境中，公司具有社会属性，上述观点忽视了公司运营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社会功能。一方面，当公司将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时忽视了对员工、客户、供应商、债务人乃至社会的责任，存在着为了公司股东的利益不择手段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股东诚然承担了经营风险，但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设定使股东并不承担全部风险，只是承担了与其投入资本对应的风险，其他风险反而是其他利益相关者在承担。因此，有观点认为，公司是为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价值最大化而存在的（Freeman，1984）。这种观点代表了欧洲和日本公司的看法并得到当地法律的支持。在后工业化时期，随着现实中对公司单纯只追求“股东主权”和最大化利润目标的批判、对公司社会责任和伦理问题的重视，利益相关者被赋予了更多应有的权利。

公司是适应市场经济社会化大生产需要而形成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是市场经济的参与主体。从公司的定义和目标分析来看，公司经营不仅要将价值增长摆在首位，还要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满足各方面的利益，履行社会责任。公司治理是一个围绕实现股东最大化财富协调利益的动态过程。在公司发展的不同阶段，股东、供应商、客户、员工和政府的地位不同，其重要程度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转变，但是供应商和客户一直都是十分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供应商和客户与核心企业既是利益共同体，又存在目标冲突，这使得供应链关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如何处理好和客户、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公司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

随着近年来的供应链竞争加剧，金融学、财务学领域的学者们对供应商和客户关系与公司价值话题的关注逐渐增多，多采用问卷分析、案例分析和实证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研究侧重点多为客户集中度、议价能力等（Wang，2012；Kim等，2015；Cen等，2016；Dhaliwal等，2016；Campello和Gao，2017），尤其在上市公司供应链方面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从业绩（陈正林和王彧，2014；李艳平，2017；李欢等，2018）、融资能力（王迪等，2016；江伟等，2017；李欢等，2018）、分析师和审计决策（王雄元和彭旋，2016；方红星和张勇，2016）等方面讨论供应商和客户的关系，较少基于信息机制讨论供应链特征发挥的作用。供应链中核心企业与供应商和客户关系的特点决定了上市公司供应链特征作用机制的复杂性，其中不仅包括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合作协同产生的“治理效应”（陈正林和王彧，2014；王迪等，2016；李艳平，2017；Krolikowskia和Yuan，2017；江伟等，2017；李欢等，2018），还包括上下游企业依赖程度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等引发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效应”（Itzkowitz，2013；Dhaliwal等，2016；王雄元和高开娟，2017；江伟等，2017；Oliveira等，2017）。此外，供应链信息反映企业经营前景和发展状况，这种信息在资本市场上具有“信息溢出效应”，有利于减少信息的不对称、增加信息的透明度（Johnstone等，2014；方红星和张勇，2016；王雄元和彭旋，2016；李丹和王丹，2016；江伟等，2017）。针对供应链特征对公司行为的影响研究，不同学者研究角度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现有研究结构较为松散，同时受到研究方法、研究数据、研究层次等方面的局限。第一，供应链特征的表现形式、分类不完善，研究维度单一。例如，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基于企业层面的供应链关系型交易特征研究已逐渐受到关注，但基于高管层面研究供应链特征对公司影响的成果较为匮乏。第二，供应链特征对公司影响的研究结论不统一，有关供应链特征影响公司行为的效应和路径还未厘清，系统性分析不完善。第三，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转型及新兴资本市场的特点，缺少供应链特征影响公司行为及经营效益的具体机制分析，不能全面反映上市公司供应链特征的相关问题。第四，由于数据的局限性，我国上市公司供应链行业信息并未直接披露，上下游行业紧密程度研究缺失，财务报告中供应链关系的一些重要信息披露存在主观性、随意性和缺失问题，对上市公司供应链特征不同维度的讨论和研究难以开展。

信息是影响市场资源有效配置的关键因素之一。根据供应链的定义，信息流通是供应链内重要的流通内容。信息流通不仅基于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需求产生，而且根据供应链关系和市场需求变化不断动态调整，在复杂的市场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上市公司供应链特征研究中信息的作用一直被忽视。对于核心企业上市公司而言，供应链信息是如何流通、转化和传递的？供应链交易活动具有哪些层面的信息不对称？在信息处理、披露和传递的过程中，不同层次供应链特征在公司投资、融资和获得收益方面起到什么作用？其具体作用机制是什么？主导效应是“治理”还是“风险”？本书通过深度挖掘供应链数据得出上市公司供应链特征的新度量结果，并以此为基础对上述问题一一展开分析，系统研究供应链特征对公司投融资效率与业绩的具体影响及路径，为该领域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