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高峰之后：商业的内卷与停滞

唐宋时期的商业是我国商业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发展高峰。“抑商”政策开始松动，商人群体壮大，甚至一些女性、僧侣、士大夫家人也加入经商行列，职业商人和兼职商人数量增加，商人活跃在全国各地，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有所提升。政府所制定的有关市场组织与程序的规则开始松动，商业状况逐渐依赖于更高水平的私人交易与商业交换，交易场所的形成更趋自由，商业贸易进一步渗入农村地区。唐朝在隋朝经济初步繁荣的基础上，商业进一步发展，为两宋的商业繁荣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有宋一朝，开国即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取恤商政策，商业环境最为宽松，后逐渐允许商人子弟科考取士，是春秋战国之后商人受歧视程度最低的时期。北宋与南宋尽管经历了诸多战乱，商业发展的势头仍然不减，并且创造了更加辉煌的业绩，在商人群体规模扩大、结构多元的同时，商人的组织化、专业化程度大幅提高，商业行会兴起。有的商业行会也吸收手工工匠参加，有的出售自制产品的工匠也以商人的身份加入某一商业行会。这不仅稳定和扩大了商人队伍，而且促进了工商一体化。商业行会在保护同行商人利益、应付官府交涉事务的同时，规范了职业行为、提升了职业操守和信誉，逐渐发展成自律自强又能反哺社会、造福一方的商帮组织。

在商业文化及商业伦理方面，由于受到盛唐和大宋开放、向上、活力等整体要素的正向影响，商人群体也积极有为、事业红火，整体文化水平和道德操守普遍较高。职业商人开始朝行业化、专业化、组织化方向进化，更使其职业水准和质量、信誉水平有了一定组织保障和群体影响。尤其是宋代的恤商政策和逐渐允许商人子弟参加科举，使商人群体逐渐纳入“四民皆本”体系，获得了基本平等的社会地位和向士大夫阶层靠拢、渗透的阶层流动机会，整体文化水平和道德情操提升明显。唐宋开放、宽松的政治氛围，使比较自由的儒、释、道各家都对商贾群体“心灵结构”和行为模式有积极影响。如儒家的自强不息、积极进取、宅心仁厚、富润屋、德润身、勤勉孝亲、诚信为本等义理、信条对商人修养自己、成就大业影响至深；唐宋、明清时期儒家的“道统”思想、理学、心学、实学所倡导的伦理精神都在民间和商人群体中有不同体现；佛教在唐宋大兴，佛家慈悲救世、积善行善等信条被不少商人接受并遵行。他们积极投入救灾纾困、铺路搭桥、救助乡里等慈善活动，展示了商人的社会责任和担当意识。道家、玄学对商业也有一定影响，商人群体中出现了修道高人。

但是，表面的商业繁荣，背后潜藏着古老帝国的深层危机，《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就隐约表达了那种经济与政治巨大张力之下的悖论和诸多矛盾。世迁时移，人心不古，世界在进步，国家治理的逻辑在演变，单纯的恤商、繁荣市场已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在世界的“近代性”“现代性”面前，古老的中华民族自宋明始就没有很好地实现自我革命，渐渐与世界的滚滚洪流拉开了差距。当今依然是学术界热点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一说就是在讨论“极大繁荣、先进的东方文明为什么自近代走向了落后”？对中国而言，旧社会、旧体制的政治改革没有跟上时代的脚步，尤其是明清可以称作历史的逆流或大倒退。明清的“暴烈”与“专治”程度与“近现代性”格格不入，如朱明皇权可以滥杀功臣、异见者乃至无辜，朝堂上可以任意庭杖、羞辱官员、士大夫。在长达13年的文字狱冤案中，多达几十万文人被其罗织罪名，投入大牢，死于非命。没有开放创新、政治清明和近现代市场与商业制度改革，就不可能有真正与其匹配的正义、公平、高效的市场经济，也就不可能真正持续提升生产力水平和推动社会繁荣、进步。所以唐宋商业极大繁荣、商人极其活跃之后，便是明清的集体内卷和伦理文化的倒退和僵化。

一、唐宋盛世：繁华中的新商业文明曙光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杜甫

回溯中国古代文明史，唐宋两世以其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秀冠各朝各代。虽千年已过，盛世风华皆成往事，但当我们置身于中原大地上的诸多故都王城时，阅读着彼时如此多“东京梦华录”般的京城大都市繁华描述，仍能在散布其间的历史遗迹中窥探到昔时的盛世荣光。古老的历史车轮行至唐朝，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较大的飞跃，中国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盛世。

《贞观政要》记载“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这说明当时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是遵从儒家“仁义礼智信”价值体系的。对于商人群体而言，多知“仓廪实而知礼节”“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大唐商业的兴盛、市场的繁荣、政策的开放，让整个商人群体整体文化水平有所提高，道德操守有所进步。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诚信文化氛围保障了大运河和丝绸之路加持的国际大市场商品交流畅通，儒家诚信文化深入人心、广泛传播、蔚然成风。加之佛教在唐朝的影响逐渐广泛深入，不少商人信佛后慈悲为怀、行善积德、恤乡纾困。

（一）唐代商人代表

1.王元宝

唐玄宗时代的富豪王元宝，本名二狗，从事长途贩运的业务，后成为开元时（公元713—741年）长安大富商，富甲一方。唐玄宗（公元712年—756年在位）曾经召元宝进宫，询问他到底拥有多少家财。元宝大言道：“臣请以绢一匹系陛下南山树，南山树尽，臣绢未穷。”玄宗得出的结论是：“我闻至富可敌贵”。据说他用金银装饰居屋，墙壁上涂以珍贵的红泥，时人称为“王家富窟”，其“器玩服用，僭于王公”。意思就是说他的吃穿用度比王公贵族还要奢侈。最富有的商人是这样的奢侈景象，手底下的家丁都过得比寻常官员好些。公益事业也是其支出的一部分。据史书记载，每年大雪之际，他都会让仆人到巷子里扫雪，并拿出餐具酒炙，为来往之人作驱寒之用。每年的科举考试之前，众多士子都会受到王元宝的款待。

2.窦乂

窦乂是陕西扶风县人，他的伯父和舅父都是唐朝政府的高级官员，算得上是家世显赫。可谁也没想到，窦乂从小却对经商产生了极大兴趣，他把孔子弟子中善于经商的子贡当作自己的偶像。商人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地位比较低，窦乂的经商理想大概未能得到家人的支持，所以年少时的窦乂只能暗中筹划，等待时机。窦乂遇到一个胡人名叫米亮，此人当时饥寒交迫、难以生存。窦乂“凡七年，不之问”，长期慷慨地资助他钱财。这件仁义之举给窦乂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商业收益：经米亮建议，窦乂买下了崇贤里的一所宅院，院内有一个捣衣砧，乃是价值连城的真玉，获利数十万贯。窦乂将这座宅院送给了米亮，以答谢他的指点。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窦乂既定的人生目标就是成为一个端木赐式的“儒商”，因此他将钱财用于仁义行善、救助弱者，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说明他已经将此作为一种职业信念，采取“寓利于义”的商业经营方式。唐宋商人多在买卖时提倡“不欺瞒、重信义”。

3.李珏

《太平广记》记载：有一个名叫李珏的扬州米商“世居城市，贩籴自业”，15岁就从父亲手中接过生意——贩运大米。有人来买米了，李珏就将升、斗（计量容器）拿给消费者自己操作，即使有人多占一点他也不在意。最可贵的是，无论市场上米价跑风上涨还是跟风下跌，李珏都采取一种定价：“一斗只求两文利”，且赚到的钱大部分用于供养父母。天长日久，生意做得越来越红火，家庭生活也是“衣食甚丰”。李珏的父亲感到奇怪：大凡做贩米生意的，从来都是出升入斗、出轻入重，才能赚到更多钱，虽然偶尔也会被官府查处而吃官司，但铤而走险的大有人在……我儿子是不是也属于这一类奸商？李珏一五一十地告诉父亲，他的生意经是多年坚持薄利多销。随着名气越来越大、信誉越来越好，生意也就越做越红火，李珏一直到80多岁仍然从事大米生意。如果不是十分重视商业信誉，是很难开出“百年老店”的。

4.宋清

文学大家柳宗元的书籍中曾经描述了一位重诚信的商人。这名商人叫宋清，是一位药商，经商四十年从来没有贩卖过任何假药，也从不曾缺斤少两。他注重药材的品质，绝不以次充好，药材价格再高也只买正品。当时，许多大夫都称赞他的药材品质好，称赞他为人诚信，恪守商业道德，因此常常在他家买药，许多病人也是如此。在此基础上，宋清树立了自己的品牌。他深知“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的道理，提供赊账服务，对于那些路途遥远不认识的商家同样如此。长久以往的好信誉，让他家客人越来越多，生意也越来越好。

（二）唐代商人群体伦理概况

1.勤奋敬业，吃苦耐劳

《史记·货殖列传》：“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司马迁在此总结的商人奋斗历程，形象地展示了他们兢兢业业、吃苦耐劳、精明睿智、勇于冒险抓机遇的职业精神，唐宋明清时代大大小小成功的商人无不如此。唐代“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门泊东吴万里船”形象地描述了他们居无定所、四海漂泊、为逐利甘冒千难万险的行业精神。儒家讲“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勤勉力行，自强不息”，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商人积累财富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一种人格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国古代商业伦理精神一贯倡导的美德。唐宋明清，商人文化水平逐渐提高，儒释道经典多有影响。商人接受了儒家文化的熏陶，那么他们的做事哲学就是来自儒学的，他们的行商原则也是这种文化的反映。

2.见利思义，仁义治商

商人谋利，天经地义。但如何谋，拿什么谋，谋多少，向谁谋，谋了如何用等问题却需要思辨。孔子讲“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如上文已介绍的药商宋清和《太平广记》记载的窦乂“仁义治商”的故事。

3.诚实守信，疏财重义

儒家讲“诚外无物”“人无信不立”。对于商人来讲，不讲诚信就没有口碑和信誉，虽花言巧语会赚一时小利，但要想长期经商做成大贾就非常之难。唐代商人在积累大量的财富、成为富甲一方的豪绅的过程中，不仅在从商取利中讲求“仁义”，而且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同样重视“仁义”。唐玄宗时的巨富王元宝“每至冬月大雪之际，令仆夫自本家坊巷口扫雪为径路，躬亲立于坊巷前，迎揖宾客，就本家具酒炙宴乐之，为暖寒之会”。长安的富家子刘逸、李闲、卫旷，“家世巨豪”“好接待四方之士，疏财重义，有难必救，真慷慨之士，人皆归仰焉”。

4.精明果敢，险中求胜

商人买卖货物，靠的是对市场的准确判断和勇敢决断，为了争取到更大的物质利益，他们不得不身犯险境，以取得竞争上的优势。商人的胆识必然包含冒险精神。唐宋的开放造就了更大更复杂的各级市场，以丝绸之路为主的海外商路更是危机四伏、艰难险阻，面对商机需要商人险中求胜、勇敢睿智。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载：江淮一带有“劫江贼”，他们结为帮伙，“劫杀商旅，婴孩不留”，甚至“白昼入市，杀人取财，多亦纵火，唱棹徐去。……江南江北，凡名草市，劫杀皆遍，只有三年再劫者，无有五年获安者”。这些人十分猖狂，经常打劫商旅，甚至连小孩子都不放过。他们还劫掠草市上的财物，商人的人身安全根本得不到有效保障。唐人刘驾在《贾客词》中也有对商人境遇的描写：“贾客灯下起，犹言发已迟。高山有疾路，暗行终不疑。寇盗伏其路，猛兽来相追。金玉四散去，空囊委路岐。扬州有大宅，白骨无地归。少妇当此日，对镜弄花枝。”

5.重视文化，摆脱庸俗

唐代虽然开放，但商业毕竟还是四民之末业，一些唯利是图、薄情重利的奸商使商人的形象颇为不佳。唐代政府及社会一直把商人贬斥为社会的下流，是不体面的人。人们不仅贬抑商人，还把经商贬斥为下贱的职业。尽管如此，在这样的“抑制”下，商人仍旧能够发财致富，而实际情况也并不像世人想象的那般龌龊。唐代水运发达，天下商人获利多出自舟楫，“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他们“南至江西，北至淮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商人的财富积累来源于他们的勤奋冒险、奔波劳碌。李白在《估客乐》中写道：“海客乘天风，将船远行役。譬如云中鸟，一去无踪迹。”诗中反映了船商的辛苦、无常和忙碌。在不利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唐代商人依然能够做到忍辱负重、勤恳敬业，清者自清，不随波逐流，用自己的能力取得财富。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盐商妇》中描述了盐商之妇的日常生活：“盐商妇，有幸嫁盐商。终朝美饭食，终岁好衣裳，好衣美食有来处，亦须惭愧桑弘羊。”唐代商人在取得财富积累之后，会购置土地、良田，以显示其富有。与汉代相似，唐代的那些已经致富的富商大贾，把大量资金用于购买土地，进行土地积聚，仍走着“以末致富，用本守之”，以财结交、富而求贵求显的传统路子，从而“富与王者勍”，达到政治上有突破、社会地位能跃升、社会影响能闻达于世的最终目标。《太平广记》所记载善于理财、牟利发家的裴明礼就颇有计然、范蠡的风范：“（裴明礼）善于理生，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又于金光门外，市不毛地。多瓦砾，非善价者。乃于地际竖标，悬以筐，中者辄酬以钱，十百仅一二中。未洽浃，地中瓦砾尽矣。乃舍诸牧羊者，粪即积。预聚杂果核，具犁牛以耕之。岁余滋茂，连车而鬻，所收复致巨万。乃缮甲第，周院置蜂房，以营蜜。广栽蜀葵杂花果，蜂采花逸而蜜丰矣。营生之妙，触类多奇，不可胜数。”[26]

6.专业精神，秉道生财

自先秦计然、范蠡等先商就论证和实践过商业对自然、市场乃至人心欲求规律性认知的重要性。道义、规律、人心融会贯通是儒道都信奉的“德者得也”，只有“得道”之人才能“厚德载物”、大富大贵。富，靠的是商人的专业精神，他们一般从小就留心商道，刻苦学习，不断磨炼，终得商道之真经；而贵则是他们基于自身禀赋和后天学习后情商极高，又心慕文雅，不断向士大夫靠拢的结果。《新唐书》卷181《曹确传》载：“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谓房玄龄曰：‘朕设此待天下贤士。工商杂流，假使技出等夷，正当厚给以财，不可假以官，与贤者比肩立、同坐食也。’”说明皇帝认为，工商业者在经济上的优越性虽然难以遏制，但是可以利用政权的力量从政治上尽力压制。唐代中期以后，商人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主要表现为商人经济实力的扩大。唐代前期的社会安宁，商税较轻，在这种格局下，少数商人得以迅速集聚财富，进而在一些商品集散中心城市出现了一批富商大贾。至玄宗时巨富王元宝已能登堂入室，与帝王对话。可见，唐代商人经济上的富足可以作为一种资本，能够通向地位高贵之路。根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长安富民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朝之名寮往往出于门下，每科场文士集于数家。”富商得贵的路径，一是聚财结交官员士大夫，二是向士大夫看齐，多读书修身，不少商人不同程度地受到儒、佛、道各家影响，在“富润屋”的同时，尚能“德润身”，行善积德、纾困救贫。

二、大宋繁华：商人的“新机遇”及其历史局限

宋代商业的繁盛达到新的历史高峰，这是宋代政府采取开明的恤商政策的结果。宋太祖即位，即下诏明令“所在不得扣留旅行，赍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无得发箧搜索”。太宗时又下诏：“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税。”“两浙诸州，纸扇芒鞋及细碎物，皆勿税。”之后真宗、仁宗又屡下诏令，减免了许多杂税。宋代是一个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时代，政府开始实行恤商政策，免除了一些商税。政府不但不歧视商人，还尽量保护商人利益，有时还允许商人做官，商人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当然就调动了广大商人经商的积极性。北宋初年，带有抑商色彩的坊市制度被完全取消，城内的市场也不再由官府设定，商人们甚至可以自由地选择交易的时间和地点，交易的场所大大增加。北宋还首次在县以下的商业繁荣地设立镇市，变军事设防区为商业贸易区，这是中国古代商业的一次重大的变化。[27]

（一）宋代商人文化及商业伦理状况

宋代商人文化水平普遍提高，职业商人组成结构的改变自在情理之中。宋代商人不少出身于读书人。有关事例很多，如黄庭坚在宋神宗时有诗云：“诸生厌晚成，躐学要侩驵。”诸生不按规律循序渐进地学习，嫌中进士入仕耗时且艰难，急着当商贩挣钱[28]。宋代的商人地位是有所提高的，而且商人们普遍拥有更高的社会责任感。其商业文化及伦理特色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商业繁荣，商业文化开放，为商业发展提供舆论和理论基础，让宋代的商人将目光转向了士大夫。通过模仿、结交、加入士大夫群体，努力争取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社会地位，这构成了独特的宋代商人图景；商人地位空前攀升，士商之间开始不断地融通、趋合。第二，商人文化水平提高，儒、佛、道都有影响，其中儒家讲“人无信不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注重诚信和社会责任担当。儒家士大夫也支持商业变革，在舆论上支持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如范仲淹说“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就是国家上层统治阶级以利益立国，底层百姓以“商”翻身，这对商人的社会价值做了积极的肯定。与唯利是图的奸商不一样，宋代商人以“儒商”为“修身养性”的方向，以崇尚信义为安身立命之本、信誉至上为经营之道。宋朝著名的大商人，如陶思翁、姜八郎、沈硅、杨文昌等，都是以诚信作为自己的行商之道和立身之本。佛教在宋代影响广泛，佛家慈悲为怀，慈善信义者多。商人阶层常常整个家族信奉佛教，一求行善积德，为子孙和来世积福；二是祈求佛祖保佑自己升官发财，消灾避祸。当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往往是那些有佛教信仰的富商大户最快响应朝廷招募和号召，积极捐钱和纳物。一些商人热心于社会慈善活动，虽纯粹是一种个人的行为，但也体现了我国自古推崇的“乐善好施”美德。

（二）“国家交子”及“团”“行”“市”“作”等商业组织有助于商业诚信的建立

随着“交子”[29]越来越广泛地使用，一些商铺联合起来，形成专营“交子”发行和兑换的商铺联盟，并在各地设立分铺。“政府交子”深受人们欢迎，尤其是那些从事跨地区贸易和跨国贸易的四川茶叶商人。在很多情况下，“政府交子”是溢价交易的。当宋朝宣布流通中的“政府交子”和“钱引”作废时，社会动乱和经济危机就爆发了，危机动摇了宋朝政权。其间，坊市制度的崩溃，海外贸易的兴盛，城镇经济的快速发展，货币制度的飞跃，商业信用关系的扩增等，都是宋代政府商政全盘影响市场信用、商人伦理体系的历史证明。同业商家互帮互助，限制恶性竞争，保证市场经营稳定，有助于稳固诚信商业文化。商业组织可以调动许多资源帮助处于困境的商家，也可以严惩背信弃义、违反行业道德规范的商家。当时来中国进行贸易的阿拉伯人就曾一致夸赞中国商人，其中有一位说：“中国人在金钱交易和债务方面诚实得无可挑剔。”我们所熟知的马可·波罗在宋朝灭亡后来到杭州，仍然赞许：“他们（指中国人）无论在经商活动方面，还是在制造方面都诚实可信。”说明即便当时的商业已经大大衰落了，但是经商的良好风气依然保留着。

作为新的历史进步的宋代商业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就，商业伦理也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总体来说，对商人的歧视性政策及道德“矮化”已经大大弱化，政府还制定了很多有利于商业发展的制度。然而，政府政策的不稳定、依然存在的歧视性政策，使得商人阶层沉浮不定。比如榷场的关闭等政府抑商措施，引起商人采取违规违法的非制度化行为进行抗争，非制度化行为又造成社会风气败坏，买官卖官现象严重，奢靡之风盛行。社会上出现了泛滥的造假行为，一些明清小说对商人勾结官府、欺行霸市、生活腐化、重利忘义、造假卖假等劣行有大量描写。也有不少非法商人借助权力、金钱、关系、人情等资源或媒介，采用制度外的手段进行利益博弈。很多女性也加入从商队伍，“嫁作商人妇，牙筹学算商。元来有胎教，生子肖弘羊。”[30]这些都反映了宋朝商业繁盛背后深层的政治危机，这些危机发作必然导致商业乃至整个国家的大崩盘。

三、“大分流”之明清：商业的张力与伦理的僵化

明代商业发达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存在着民商、官商、徽商、牙商等多种商业形式。民商主要利用自己的资金、劳动和店铺等进行商业买卖活动。其特点是小本生意，店铺数量多，遍及全国城乡，拥有百万或千万资财的富商不计其数，如明代中期的大盐商谭景清、大珠宝商屠宗顺、大木材商王天俊等，都是富商巨贾的代表人物。各地大小商人分别从事丝绸、棉花、布匹、瓷器、纸张、粮食、糖、茶、染料、药材、铁制品等工农业产品的贸易，从中牟利。官商，又称“权贵商业”，是指明代封建贵族、官吏等经营的商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权贵官吏的贪欲与日俱增，因此明代中期以后，权贵官吏不顾明政府的禁令和限制，纷纷从事工商业经营活动，在各地建立皇店、王店、官店、店铺、“塌房”（即货栈）等组织。官商一般依靠官方特权，专营盐业等暴利行业；垄断对外贸易，控制边境贸易；从事贩造钱钞等活动，并且营私舞弊。

徽商是明代安徽省徽州府籍商人所组成的商人集团。徽商为了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在各地重要城市建立了店铺。在徽商中，拥有十万、百万、千万资财的富商巨贾不计其数。徽商吴养春是拥有资本百万的大盐商；徽商李元祥是拥有巨额资本、店铺连城的大商人。所谓牙商，又称中间商，就是指在商业活动中，为买卖双方促成交易，从中收取佣金的中间商人。由牙商所组成的组织，就称之为牙行。明代商业行会很发达，他们制定自己的行规，约束商会会员的行为。在明代社会中，商业行会在反对皇权统治阶级压迫、权贵商人剥削，促进商业发展等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行会具有垄断性，因此，随着明代商品经济与商品交换的发展，行会逐渐成为生产力提高和商业发展的障碍。在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下，商业行会的作用日益衰落。

著名汉学家卜正民在其经典之作《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中写道：“明中晚期的中国经历了一次经济变革，商业的蓬勃发展，促使社会、文化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明初朱元璋为小国寡民之乡一手打造的通信网络，成了商业世界赖以成长的奠基石。人们追逐着时尚，享受物质的愉悦。富商巨贾把手中真金白银，换作进入上流阶级的通行证。在明末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金钱似乎成了筹码，旧有的社会身份乃至道德的界线，都模糊得让人困惑。”[31]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也曾说，明代皇帝对士以“奴婢”蓄之，怨愤之情溢于言表。这种极端道德主义的更大危险，在于模糊了“仁”与“暴”的区别。很多有识之士察觉到了当时士风民俗的普遍残忍与嗜杀。王夫之一再强调“戾气”的对立物，强调“中和”之境、“熙熙和易”。同时期的文人则以其他表述呼吁着以“富有日新”来救治时代的畸形与病态，其中正是信念和反抗命运的意志体现[32]。这些论述为我们理解明清商业环境提供了历史参照。

（一）社会败坏，商业腐化

明代商业繁荣，明代的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城市生活无比热闹，北京、南京等大城市，人口早已突破百万。繁荣的外表下，却是一个腐败且效率低下，已似一盘散沙的王朝。

明代史料《五杂俎》里就记录了“超级城市”北京城的槽点。曾经在很多中外史料记载整洁、卫生的北京城，但晚明时的卫生条件却已恶劣到“市场上多粪秽”的地步。特别是每到夏天时，一场雨水过后，街面上苍蝇蚊子乱飞。于是年年夏季，北京城的疟疾等疾病肆虐于坊间。

欧洲传教士克鲁士曾在明嘉靖年间游历中国东南地区的广州等地，在其专著《中国志》中克鲁士记载，当时的明朝农贸市场上，卖牲口的为了给牲口增加体重，上市时拼命给牲口喝水。卖鸡时更是简单粗暴，直接给鸡灌砂子——就为多卖几个钱。嘉靖年间，明朝史料《贤博编》里就把明朝的“造假风”讲得绘声绘色：明朝假冒伪劣货物充斥的城市，包括南京、北京，还有苏州。别说充斥着日常各种百货用品残次品，就连这些城市里卖杨梅的，都是把生涩的杨梅直接拿大棕刷用墨刷成紫黑色，大模大样地当熟杨梅卖。万历年间，明朝的“假冒伪劣”风气越演越烈。当时的《天下水陆路程》等图书里专门有提醒：做生意的从常州到浙江，一路都要谨防骗子。到处是“接客之徒诓诱”，稍不留神就要被坑。苏州阊门商业区看似琳琅满目的各种货物，更要“不识休买”——简直假货扎堆。看过这诚信度急剧下跌的记载，也就不难理解，明末天下大乱时的各种坑事。《天下水陆路程》记载，如果从徐州到北京，一路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因为“响马贼”随时都会出没。从北京到江西，从广东到浙江，都必须白天赶路，绝对不能走夜路。尤其恐怖的是湖口的强盗：一路上别的地方的强盗都是拿了钱就罢休，唯独湖口的强盗，却是拿了钱也要杀人，做事十分血腥。河北任丘等地的富户士绅，都是马贼的“窝主”。山东当地的大户，更常扶持“响马”。到了崇祯年间时，北京郊外玉河桥一带竟然贼寇出没，商旅夜行至此，大抵在劫难逃。

（二）商帮文化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商帮文化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一部分。中国商人历史上可称得上“帮”，是在明朝。明清以来，中国商业史上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前所未有的现象——区域商人的崛起！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区域商帮，次第登上历史舞台。明清尤其是清代以来，区域商人不再零星存在，而是更多地以群体性的形式出现。他们不仅影响本地，还辐射全国，具有了跨区域的影响力。每个区域商帮还出现了一批标志性、领袖型人物，并以区域或行业为区隔，建立起了一批形形色色的行会，又在20世纪初衍生出商会这个新形态。张海鹏主编的《中国十大商帮》介绍了山西晋商、徽州徽商、衢州龙游商帮、陕西秦商、山东鲁商、宁波浙商、洞庭苏商、江西赣商、福建闽商、广东粤商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潮商势力最大，是最具影响的三大商帮。作为中国历史上明清时国内最大的、最耐人寻味的商帮，晋商较早地拉开了中国商帮史的大幕，在商界活跃了五百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完全可以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作为最早的晋商主体，山西盐商受益于朝廷边区屯军的国防政策和率先在山西开展的开中纳粮的盐业政策。晋商规模如此之大，延绵时间如此之长，经商领域如此之广，靠的是晋商自己的经商秘诀：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凝聚本帮商人的向心力，用传统道德规范经商的行为，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庇护本帮的经商活动；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学而优则贾。一般来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获得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正因为如此，晋商的文化程度相对于其他商帮要高得多，他们的经营模式也是同时期最先进的，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已经在他们身上萌芽。虽然他们审时度势，结交权贵，讲究多元，采用新型经营手段，注重利用市场信息预测行情，具有一定的近现代商人意识和技能，但因其整体知识结构、智识体系与西方现代商业思潮和市场缺乏深度交流，致使他们的商业行为和商业文化仍然没有真正走向现代化。

四、传承与创新：新时代商业伦理精神的重构

回顾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中国商业史和商人群体文化、伦理史，应该说中国文化在源头上是极其重商的，且基本上自始至终重视商业，部分朝代和历史阶段轻视、贬抑甚至困辱商人。所谓的“农耕文明”“农本商末”是定都中原尤其是与秦汉郡县封建混合制捆绑的历史阶段性制度演变，完全没理由一概而论地说“中国自古轻商”“重农抑商”。只有了解中国绝大部分朝代和历史时段重视商业文明，才能解释华夏民族大部分历史阶段民富国强、安居乐业、和谐统一。所以我们可以下结论说，中华文化主流并不轻商，并且非常重视“利用厚生”“熏风阜财”“经世济民”“开拓进取”。但需要高度重视和彻底厘清的是，这种源头上的“重商”随着封建王朝的确立和后世专治官僚政府的统治需求，慢慢演化成了“一边倚重商业，一边歧视、打压商人”的奇妙历史，这种商业悖论几乎贯穿整个中国传统经济时代。分析其原因，中华文明源头上“重商”确属“商业商人一体重视”，因为在当时原始经济条件下，多是开明、精明的部落首领、邦国领袖带领或鼓励贵族团队集体经商。如商朝人以善于经商著称，从其祖先和部落首领“王亥”就知道商业的重要性，亲自带领商队外出贸易。在此传统下，后来商朝都城已成为繁华的商业都市，有“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之称。春秋初期依然是“官营商业”，民间市井商业依然是自然经济状态的初级小市场。春秋后期及战国，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涌现出许多有名的大商人，“陶朱事业，端木生涯”就是写照。隋唐时期，农产品商业化程度大幅提高，尤其是茶叶市场广泛，唐中期政府开始征收茶税。市场发达，商人众多，不但有中国大小商人，还有大量胡商、外商。说到商圣范蠡，我们会联想唐代诗人杜牧的《西江怀古》诗：

上吞巴汉控潇湘，怒似连山静镜光。魏帝缝囊真戏剧，苻坚投棰更荒唐。

千秋钓舸歌明月，万里沙鸥弄夕阳。范蠡清尘何寂寞，好风唯属往来商。

翻译成现代语言大概是：有人以为曹操能以布囊盛沙塞断长江，这荒唐的念头真是可笑；苻坚自称投鞭可以断流，这口气也实在狂妄得可以。可是这些荒唐与狂妄的人如今都早已灰飞烟灭，而江上渔歌依然、沙鸥依然，夕阳西下、明月东升，又何尝因为这些狂人而改变半分？就是那位智谋极高、财富极多，进而运筹帷幄、退而泛舟江湖的范蠡，如今又何在呢？还不是一抔黄土、化为清尘了吗？只能让人千载之下感到寂寞而惆怅。江上的好风依然在吹，但曹操享受不上，苻坚享受不上，范蠡享受不上，却都付与了往来江上的商人。惟有长江依然是长江，它千百年来仍是上连巴蜀汉中、下接潇湘吴越，汹涌时惊涛拍岸、叠浪如山，沉静时水光接天、平明如镜。

诗人不是政治家，更不是经济学家，虽然对政治人物、富商大贾与历史跌宕的关系做了自己的思考和感慨，但并没有给出自己的结论。中国经济商业史专家李伯重先生说：“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与当时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综观中国历史，从‘重农抑商’到‘海禁’，总体经济政策的严峻，压制不住商业蓬勃生长的力量。商业发展的轨迹，背后是经济政策的变迁。让我们在数千年的历史洪流中，剖析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精到的洞见可谓穿透历史、一语中的：商业的规模、性质及商人整体伦理状况，与所处时代、当世经济、商政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制约关系？二者双向正相关的朝代是不是都是繁荣盛世？反之，是不是就是暴戾、恶性竞争的乱世，或封闭、内卷、高压的贫弱之世？这是值得我们持续思考和研究的“中国商业之问”，对这一问题的“真知灼见”是我们今天赓续传统、持续创新的前提和基础。

众所周知，中西方学术界有个共同的热点课题，就是追问辉煌的东方文明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当代经济学家梁小民先生研究了大量有关“大分流”的论著，认为美国学者彭慕兰所著“《大分流》最大的遗憾就是对明清时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没有进行分析。不是没有深入分析，而是完全没提到。中国明清时代之所以停滞与保守正在于中国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一直没变，而且明清正是这种制度的顶峰”。是的，明清的商政和商业文化不是没有亮点，商业伦理体系中仍然弥漫一些儒家“仁义礼智信”、佛家的慈悲积善元素，但整体制度没有进步，缺乏“现代性”，没能完成政治与商业的“相得益彰”和双向促进，所以，中国现代商业文明的曙光只能有待新中国才能真正到来。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现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邱澎生教授认为，明清中国的一些商业城镇曾经发生经济组织、经济法令乃至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动，进而促成当时的制度变迁。邱教授针对苏州商人团体、苏州与松江棉布加工业、云南铜矿业与重庆航运业，以及重庆债务与合伙诉讼、明清商业书的传播等史料进行了大量的个案分析，借以呈现当时中国“经济组织、法律体系、文化观念”三者间的密切互动，希望能进而论证这些变化如何共同构成明清中国的“市场演化”[33]。这样的现代研究有助于培养我们的商业文明理性，让我们的政治、商业、文化伦理相得益彰、相互成就，成为一个系统理论和方案的有机整体，护卫、支撑国家良性、高效发展，既长治久安又讲信修睦、共同富裕，最终生成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新商业文明体系。

在我国经济取得国际瞩目的巨大成就的新时代，高盛经济学家雷默（Ramo）总结中国经验时提出：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渐进式改革为特征的北京共识，不仅为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发展提供了“中国式经验”，也对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和企业发展提供了一个不同的选择，提升了中国模式的合法性和世界影响[34]。这种“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体现的商政环境与懂市场、高素养、重伦理、讲公益、求奉献的商人、企业家群体完全是一个相得益彰、双向正和博弈的过程，其中的经验值得我们发扬光大和持续创新。

古人云：“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最近三十年，随着文化视野的拓宽，市场的渐次开放，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精英企业家们在丰衣足食后，开始追求知识与意义，注重身心修养，重构精神世界，扮演了传承中华文明、重构文化传统、维护社会道德风尚的重要角色。目前，传统文化得到了社会各阶层广泛的提倡，出现了“文化热”“国学热”和“儒学热”的可喜现象。基于“商业伦理精神匮乏，社会责任认识偏颇”的现状，以及公众对道德回归的强烈渴望，加之环境治理的紧迫性等全球性症结，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联合中国主流媒体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于2009年共同发起创立了“世界商业伦理大会”国际论坛，使命是“重塑商业伦理，振兴人文精神，守护自然生态”。2018年中国管理模式50人+论坛（C50+）、深商总会、深圳市商业联合会发布《新商业文明倡议书》提出，技术驱动和哲学驱动正在重构商业文明，如何在新商业文明框架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时代面临的最大课题。从个人的角度讲，新商业文明应完善个人心性；从社会的角度讲，新商业文明应该促进社会进步，为社会创造福利。《新商业文明倡议书》同时倡议：“从我做起，遵循天理良知，以信任创造价值，以科技赋能商业，共建诚信、责任、开放、合作、共享的新商业文明，共同推动管理进步，共创未来美好生活。”“儒商”就是认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基本道德伦理，并且以儒家核心价值观从事企业的知识人。儒商是关切政治、参与社会、重视文化、尊敬宗教的现代企业界的公共知识分子。如果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伦理则是这种灵魂的表达形式，二者互为表里并构成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深层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前进的新时代，我们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商业繁盛是国家经济的基石，商业伦理的创新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必然要赓续传统，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