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和我的“浪子生涯”

我出生于河南一个山区农村家庭，家里兄弟三个：大哥、二哥和我。当初父母省吃俭用，克服重重困难，将我们兄弟三人都送入了大学。这在全乡乃至全县，不说史无前例，起码也算是个传奇了。人们都觉得我父母很伟大，当然我们兄弟三个更这样觉得。

父亲生于1940年，性格沉稳，行事持重，算得上是农民中的知识分子；母亲生于1954年，性格开朗，了无心机，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两人无论年龄、性格，还是学识，都存在着巨大差距。若以现在眼光分析，两人怕是难以结合的，但在那个年代，因为一些特殊机缘，他们还是走到了一起。

关于我们三兄弟：大哥老实，不通世故，毕业后一直在家乡所在地级市平顶山上班，靠工资养家糊口；二哥聪敏，重义气善交际，毕业后很快就在省会郑州闯下了一片天地；而我，比大哥圆滑了点，比二哥内敛了点，可谓二人性格的折中，毕业后除了痴迷写作，其他一事无成，可以说是最不让父母省心的一个。

也许有人会说：写作挺好的，怎么会最不让父母省心？

这是一个观念问题。

曾经在我父亲眼里，儿子大学毕业后能捧个铁饭碗，是他莫大的荣耀。可是很不幸，我们成长的年代，恰逢社会剧烈变革——市场经济正以摧枯拉朽之势颠覆着计划经济——在此浪潮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体系也由统包统分向自主择业转变。

生于1976年的大哥，大学毕业那年恰巧是自主择业第一年。没能赶上“铁饭碗”末班车的他，因性格老实本分、不通世故，从而在自主择业这条道路上发展得并不顺利。这一度让父亲黯然神伤——那种感觉，就像是投资没有获得预期回报一样。于是他开始不止一次地念叨统包统分的种种好处，数落自主择业的种种不好。

不过没多久，父亲的这一态度就因二哥而改变了。

二哥比大哥小两岁，他似乎很适应自主择业——尽管毕业伊始也吃了不少苦，但他很快就变得游刃有余——甚至后来实现了由择业到创业。于是父亲又开始说起自主择业的好来，并希望我将来也能够复制二哥的成功。

其实我很理解父亲的心思：就是想让我们出人头地。他先是希望我们能够吃上“商品粮”，捧上“铁饭碗”；后来这个梦碎了，他又希望我们能够找份好工作，买套好房子，娶个好老婆；至于“衣锦还乡，荣耀乡邻”，虽然父亲没表达，但我想他一定是有这种渴望的。

而作家，在那个崇尚功利的年代——尤其农村人眼里——只是一个穷酸的代名词。假如我大学毕业后，说自己不想工作，想当一名作家，父母一定接受不了。不仅如此，乡邻也会暗地嘲笑挖苦我们家，其潜台词一定是这样的：“看谁谁家的儿子谁谁，爹娘砸锅卖铁供他上大学，他却不务正业，当什么鬼作家；别人大学毕业都是往家里拿钱，他倒好，是继续向家里要钱，真是不孝！”

基于以上世俗压力，我不敢轻易把作家梦流露出来，而是遵从父命，在2003年完成大学学业后，来到郑州打起了工。

那时的我，头顶着世俗的压力，穿着人造革鞋和廉价的西装，手提假皮公文包，在郑州这座拥挤不堪的城市里，每天像打了鸡血一样，穿梭于车水马龙、高楼大厦，努力奋斗着。两年里，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每次不是老板炒了我，就是我炒了老板。我努力让自己精神抖擞，可每天心里都感觉自己像被生活强奸一样。那种痛苦，无法诉说；即便能够诉说，也找不到可以诉说的人。

终于有一天，我觉得自己必须做出改变。如果不做出改变，我要么会疯掉，要么会死掉。而改变的第一步，就是逃离郑州。于是，2005年夏天，我在出租屋里给二哥留下一封信，抠出手机卡，背起行囊，选择了流浪，然后在流浪中开始了人生第一部小说《今夜你是我的模特》的创作。

且说这次流浪，我选择了跟家人不辞而别，抠掉手机卡玩失踪——若非如此，家人是断然不会同意的。但是，我虽是叛逆之子，却非不孝之子。所以我在决定玩失踪时，还是暗中留了一扇后门。这扇后门便是我在郑州的合租室友——亦是我的大学同宿舍同学。流浪前，我告诉他：“如果我家里有突发情况，请给我发电子邮件。”

我一边流浪，一边写作。当我在流浪中将小说写了差不多一半时，我收到了室友的邮件：“鲁非，你二哥让我告诉你，自从你失踪以后，你妈妈整天地哭，爸爸也心情沉重，以致腰疾复发，几难行走。现在双亲已被你二哥接到郑州。盼你早日归来。”看完邮件，我创作的决心宛如鸡蛋击在了孝道的坚石上，瞬间变得破碎。我匆匆收拾行囊，结束了为期半年的流浪，返回了郑州。

父母见到我，心情霍然好转。父亲经二哥安排，接受了一个疗程的盲人按摩，腰疾亦有好转。于是，差不多快到春节的时候，我带父母返回了乡下老家。过完年，我向父母保证自己不会再乱跑，会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郑州，踏实工作，争取早日成家立业。

我的确是这样做的，可我内心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痛苦。任何工作我都干不了几天，我甚至一度认为自己就是个废物。室友把一切看在眼里，有一天对我说：“把你写的东西发到网上试试吧，没准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摇了摇头。室友却不放弃，那时候我们住的地方没有网线，他要走我的U盘，在上班时间利用他的工作电脑，帮我把作品传到了网上。

没想到，作品火了，我内心熄灭的火焰又一次复燃。那段时间，我正在郑州一家米皮店里打工——没错，我一个大学毕业生在一家小饭店里当洗碗工，可我认为这是我除却写作之外最快乐的工作了。我每天上午8点去店里，晚上10点才能下班。下班后，我会直奔出租屋附近的网吧，敲下两千个文字，再回去睡觉。

我仿佛找回了自信，不再觉得自己是个废物。我甚至在二哥的引荐下，去某杂志社干了一个月的实习记者，写下的两篇评论文章都上了封面推荐。可惜，杂志社也不好进，并不会因为你写文章比其他人出众就会留下你。于是，我便知趣地选择了离开。

流浪的欲望再次在我内心膨胀。2006年夏天，我又选择了不辞而别。

第一次流浪，我是在沿海城市兜兜转转。第二次流浪，我则选择了直奔丽江。我在丽江古城里租了个单间，每天除了睡觉就是坐在古城石凳上看着渠水里的金鱼发呆。这次流浪路线后来被我写进了第二部小说《将军令》里，成了男主携带女主逃亡的路线。

我在丽江待了将近两个月。后来因为一个女孩，我决定前往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