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企业社会化的制度环境

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企业既有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也有社会责任、道德责任。”“只有真诚回报社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才能真正得到社会认可，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家。”无论是从道德伦理化的消费环境、危机常态化的媒体环境来看，还是从企业社会化的制度环境来看，中国企业普遍履行社会责任的时代已经拉开大幕。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实现制度化之前，必须有一个关键前提，那就是获得法理上的合理性。因此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必须找到充分的理论依据，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这意味着，必须铲倒理论界枝繁叶茂、根深蒂固的大树——“企业的终极目标是股东利益最大化”。如果不能彻底驳倒这一观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就缺乏制度化的正义性，只能依赖于股东自我让渡利益的伦理德行，而不能诉诸强权。而为了完成这个看似不可能的艰巨任务，理论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即便是古典观点和社会经济观点的世纪性学理大讨论，也只是撼动了“股东至上”的一点根基而已，真正扳倒“股东中心主义”这棵大树的，还是产权理论和代理理论的改弦更张。正是学者们对“股东中心论”的最强韧之处发起进攻、正面击溃，才真正毕其功于一役。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回顾这一分外艰辛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