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学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不可偏废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科学技术进入快速发展的时代，工业经济对教育开始产生直接影响。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自然是涂尔干关心的核心议题。在涂尔干看来，科学教育进入大学不仅是必然的，而且越来越重要。涂尔干在讲座中指出，文艺复兴之后科学进入大学经历过一个艰难的过程，直至19世纪末才在大学的知识殿堂里站稳脚跟。他认为大学(法国的)应该以包容的心态接纳科学，西方大学里保守的人文主义传统需要顺应时代而做出改变。大学延续人文教育的同时也要发展科学教育。涂尔干指出，科学是对人文教育的有价值的补充，两类教育之间有着密切的连带关系，“自然科学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人类；而且，对于人事的研究不仅本质上是不可或缺的，还是对于世界的研究的一项必要准备”。[1]

当今中国大学教育的情形与20世纪初欧美国家大学教育的情形正相反。20世纪初欧美大学中依然是博雅教育居主流，科学教育的内容不仅是次要的，而且得不到足够的尊重。牛津、剑桥这些世界著名大学里选择人文学科的学生比例远超过选择科学技术专业学生的比例。二战前后，受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加上工业经济的刺激，美国大学科学技术类专业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欢迎。大学里理工类课程占比越来越重，专业分化越来越细。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医学领域率先反思专业分化太细的后果，引起美国高等教育一次深刻的自我反省和改革。60年代之后，大学大多实行通识教育改革，绝大部分大学转向人文与科学并重的教育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专业分科过早、过细的弊病。

中国当前高等教育的情形恰恰相反。大学越来越注重科学技术知识的实用性。在办学理念上主张大学要更深刻地参与改革开放与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进程，注重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注重技术知识转化与校办产业收益。大学要以专业化的精神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全面的服务，注重毕业生就业率与专业的关联性，鼓励大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在专业设置上，分科早、分科细，理工类专业在大学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人文学科的教学与研究越来越不受重视，大学生普遍存在人文修养不足的问题。虽然前些年对过度专业化的现象有所反省，推行通识教育课程改革，但是本科生所接受的教育仍然突出专业性。大学在对外宣传上不是强调专业实力与特色，就是列举多个著名校友来证实办学效果如何好、如何成功。大学在办学上所呈现的科学主义、实用主义、实效主义和功利主义流弊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20世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所以有长足发展，与学术界对科学主义的反省有莫大的关联性。经验方法与理性方法一样都是哲学史上的思维传统，只不过随着科学研究的兴盛，经验方法逐步取代了理性方法的统治地位，科学成为一种崇拜，对科学的信仰发展成为科学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意识形态，极为深刻地影响了19世纪以来的哲学社会科学流派，并深刻地改变了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国际关系、组织与社会形态以及人的基本思维模式。

什么是科学主义？它有什么危害？郭颖颐在他那本著名的书中引述了欧文的解释[1]：“科学的一般有限原则能被不正当地推广和转换。这里，经验原则变成经验公理：任何信念如未被科学证实便不值得尊重；科学方法是达到真理的唯一方法。数量原则被转换成物质公理：物质实在是唯一的实在；科学方法是能测量它的唯一有效方法。机械性原则变成机械性预先假设：只有机械性行为的知识才是实在的知识。进步原则发展成一种乐观的观点，即认为人类的所有成就沿直线方式前进，科学本身在未来将自我完善。……这种形成科学遗产的文化预先假设很容易就被转变成唯科学主义的教条。经验主义便成为科学即是全部真理的教条；物质性假定变成否定性精神实在和价值客观性的教条；机械性预先假设变成否定自由之实在性的决定论；最后，进步原则披上了乌托邦的外衣，希望通过科学及其自身进化完善来保证未来社会。”[2]欧文对科学主义的认识是深刻而全面的，他不仅指出了科学研究方法与知识论上的机械化、教条化，而且警示科学新乌托邦主义对未来政治社会的影响。科学主义经历了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实在论几个阶段，但本质上仍然坚持科学主义立场。如果说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是科学主义从兴盛到全盛的时代，那么20世纪中叶以来几乎所有的思想领域和社会实践领域都在反省和修正科学主义的后果。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民国初受德国教育思想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前主要是受苏联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受到美国教育的影响。在中国当下的具体场景里，科学主义与儒家实用理性传统结合，李泽厚说：“中国的实用理性主义有与实用主义相近的一面，即重视真理的实用性、现实性，轻视与现实认识与生活实用无关的形而上学的思辨抽象和信仰模式，强调所谓‘道在伦常日用之中’。”[3]在大学的办学理念上，侧重实用性的功利倾向毋庸赘言。这种偏重实用性的教育理念灌注到大学的专业设置，在每年的招生简章里都有明确的展现。长期偏重实用性的结果是忽视基础研究，以致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而教育主管部门对此视若无睹。直至近十年来，强大的市场需求推进了计算机技术的创新，一系列智能化创新技术催生了新经济新业态迅猛发展。市场需要强大的算法和各种新材料来持续推动智能技术创新，由此而推动高校加强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的研究投入。

早在民国初，在当时民族主义“国富民强”意识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就显示出对科学的强烈兴趣。任鸿隽在《科学》杂志上撰文说：“一切兴作改革，无论工商兵农，乃至政治之大，日用之细，非科学无以经纬。”[4]在这种强烈的民族富强意识之下，对科学表现出特别浓厚的兴趣，因为科技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里使中国改变贫困落后的局面。在社会政治领域，西方各种社会政治思潮都在中国有一定的影响，特别主张用科学方法使社会进步。民国初学术界爆发的“科玄论战”最终是“科学派”占据了舆论的上风，可见当时中国社会对科学的积极态度。尤其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深远，进化主义思潮成为当时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直至今天，我们进化主义思潮中的科学主义内涵仍缺乏足够的反省，以至于大学教材、教师的知识结构中科学主义仍占据很大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