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是如何当上秘书长的
对我来说，这一切的开始并不是在旧金山或伦敦，而是1945年圣诞节那天在挪威高山上的一间度假小屋里。
为时五年的纳粹占领后，挪威再次获得了自由。战争造成的分离、牵挂和苦难终于结束了。妻子约迪丝和我决定，要和三个孩子希施儿、古丽和梅特，好好享受一下传统的圣诞假期，同行的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朗瓦尔德·布拉茨(1)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从1920年以来，我们一起过了很多次圣诞节，但在1940年4月德国入侵挪威后就中断了。我们中有的战争期间留在挪威，有的去了瑞典，其他人去了英格兰，还时不时地会去美国待一阵子。现在我们又都聚在一起了，大家决定好好过一个特别的圣诞节，就像往日一样。
度假小屋是原木建造的，位于挪威中部哈灵达尔与诺美达尔间的高山上，海拔大约975米，距离最近的火车站至少还有24公里。我们沿着风很大的山路开车到卢克达伦的一个农场，在那儿我们穿上滑雪橇，背上背包，爬过约4.8公里陡峭的山坡，最后才到达度假小屋。屋里很快就暖和起来，一切准备就绪，砍好圣诞树拖进来装饰一番，在深山里准备过一个真正的挪威圣诞节的兴奋，立马就将摸爬到这里的艰辛一扫而空。
在熟悉的环境中再次聚在一起的欢乐，好像让我们跳出了山下的凡世俗尘，我记不起有哪个圣诞夜能比这次更有意义。一切斗争和烦恼都成了过眼云烟。整个1945年都很紧张，事情不断，但还是开心的一年：我们有太多东西需要感恩。政府的事儿也只有暂时抛诸脑后了，有很多挪威的政治和经济重建事务在等着我。
圣诞的早晨，我们在吃早饭前去了难得一遇的雪地，先短距离滑了一圈。群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美，开阔斜坡硬地上纯白的新雪闪闪发光，紫杉和矮桦树林银装素裹。遛了一圈儿回来，大家坐在餐桌边胃口大开，直到一个孩子忽然站起来奔到窗户旁。大家看到，山下森林边上，一位孤独的滑雪者正朝着度假小屋而来。很快就认出来那是克努特·阿梅勒姆，一个住在卢克达伦的农民，他负责打理这里的度假小屋，我们入住的时候已经来探望过是否一切舒适。他滑行得很吃力，大家都觉得纳闷，在这圣诞节的早晨，是什么缘故让他又跑一趟。是有人生病，还是给朗瓦尔德·布拉茨送信，或许是奥斯陆的政府机关有信给我？
到了小屋，克努特先缓了一口气，把雪从靴子里倒出来，将雪橇小心地靠在墙上。然后我们把他请进里屋，一起坐在餐桌旁，这才告诉我们是奥斯陆拍来了电报，并要求他尽快交给我。电报是外交部发来的，内容如下，我肯定是一脸惊愕地读完了全文：
联合国筹备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团团长史蒂文森(2)先生，请科尔班(3)询问外交大臣赖伊是否愿意出任联合国大会主席，会议将于明年1月10日开幕。史蒂文森先生无法作出承诺，因为还没有和其他代表团商量过，但是，只要赖伊外交大臣愿意，美国人就打算提名他。盼复。
看完电报后，我又大声读了几遍给其他人听。我的第一感觉是近乎气愤。在这朴素安静的世外桃源，大家正开心着呢，没想到被这封电报给搅和了。让你不得不再次面对现实世界的压力，世界刚刚从严峻的考验中摆脱出来，却得不到片刻的喘息。
8月在奥斯陆的时候，我的确收到过美国大使馆的密函，问我是否愿意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的候选人。密函是美国派驻联合国大会的首任代表小爱德华·赖利·斯特蒂纽斯(4)发来的，他曾作为国务卿主持过旧金山会议(5)。我没有把它太当回事儿。首先，我给予了回复，我不知道到1946年1月自己是否还担任挪威外交大臣。我们将在10月举行战后的第一次选举，届时会有新的或是重组后的政府上台。而且我还提出，在对1946年伦敦召开的大会情况不熟悉的情况下，自己不可能就是否担任大会主席给出明确意见。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没再给美国人更多的回复。我也没听到谁再提及此事，哪怕是我在10月选举后的埃纳尔·基哈德森(6)第二届内阁中再次被任命为外交大臣，我以为这是个试探气球，不可能有下文，早就把它忘了。同时我也认识到，担任首届联合国大会主席，一定是份困难的活儿。在此前筹备工作的漫长国际会议中，我只是参与了旧金山会议，短暂担任过那次会议上起草安全理事会章程的委员会主席。尽管从1935年起我一直在挪威内阁任职，但我的政治关切主要集中于国内事务，一直到二战爆发才第一次担任运输部长，接到又到伦敦流亡政府担任外交大臣。从1940年起，我开始参与很多错综复杂的外交谈判和会议，但大多数都是在私下场合进行的，而且几乎全部都与我祖国的利益息息相关。对我来说，这些年最重要的事莫过于联手对抗纳粹和解放挪威。在我看来，主持联合国大会这样的工作，似乎需要一个在处理国际关系上有更加丰富经验的人，一位谙熟外交语言的专家——这些要求我都达不到。
但决定必须马上作出——一个会涉及家里所有人的决定。遇到这样的事情，赖伊家有个传统，就是所有人畅所欲言，我发现在场只有我一个人瞻前顾后。其他人都没有意见，全部赞成，认为我不可以再拒绝美国代表团的提名——而且这是美国政府的第二次请求。所以我的答复只能是同意。回电被写在一张废纸片上，请克努特发给奥斯陆的外交部。
一回到奥斯陆就忙了几天。我把情况报告给内阁，他们同意我到了伦敦再就美国人的提议作出最终决定。
在出席哥本哈根召开的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党(7)人大会之后，我于1月8日抵达伦敦，当晚美国代表团就来找我了。新年后，无论在奥斯陆还是在哥本哈根，给我的感觉都是美国、苏联和英国已经就我作为候选人一事达成一致意见；但现在我又听说，英国最初是支持提名荷兰外交大臣埃尔科·范·克莱芬斯(8)的，最近两个月又开始大力支持比利时外交大臣保罗-亨利·斯帕克(9)。斯帕克先生的突出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他参加了筹备委员会的工作，秋天的时候就在伦敦了，取得了显著成效。而我，并没有出席过委员会的会议。经过权衡，我通知美国代表团的代表，我不想他们再考虑对于我的提名问题。用提名去对付我的朋友和战时的盟友，同时也违背了英国的意愿，这是不符合挪威利益的。
1月9日上午，美国代表团通过一个特别的中间人通知我，他们现在认为，斯帕克先生肯定会以绝对多数当选大会主席。因此美国人决定不再对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团施加影响，他们在全体会议的51票中占了20票，而且大多数都倾向于投票给斯帕克先生。基于此，现在决定不再提名我作为大会主席。我告诉中间人，我在前一晚已经把意见告诉了美国人，并且说，我认为关于我的提名问题已经结束了。关于我的退出，我自己的解释是，我确信挪威不应该被当作大国间脚下的“皮球”。
10日上午——选举大会主席的当天——苏联驻伦敦大使费多尔·T.古塞夫(10)把我叫出去。他说，苏联代表团已经接到美国人通知，说我撤回了提名；尽管如此，苏联和它的东欧盟友仍然想提名我。他坦率直言，斯帕克先生不被莫斯科接受，原因很简单：苏联政府认为他是西欧集团的代理人。我建议，如果提名筹备委员会主席、哥伦比亚的爱德华多·祖莱塔·安吉尔(11)博士，可能会避免冲突，他当时正临时负责主持会议，可以继续担任大会主席。但古塞夫先生根本不予考虑。甚至他还说，听到我退出提名的消息后，苏联代表团找美国代表团开会磋商，会议的结果是，美国人同意回到支持提名我的最初决定。苏联将会提名我，他继续说道，而美国人将投我的票。我回答说，按照我的理解，如果有公开提名的话，我的提名应该是美国作出的。
这里应该说明一下，筹备委员会对于是否允许在大会上进行个人公开提名出现了意见分歧。大会程序中关于这一点的规定不是很清楚，但大家的共识是，关于秘密投票的规定本意应该是不允许公开提名——理论上来说应该是这样，我认为只有这样，各国代表团才能有更大的自由空间，而不是屈从于大国的压力。苏联代表团拒绝遵守这一程序，坚持自己有权作出提名，但美国人却接受了关于会议程序禁止公开提名的解释。显然，这一切说明，美国同意苏联人继续支持我作为候选人，但又不同意公开提名。
这一新的回合说明，关于主席选举的纷争还是相当令人震惊的，美国的立场也是摇摆不定，离大会开幕也就还有三个小时多一点儿。遍布伦敦的代表团住地酒店房间里都在开会，不过我担心很多代表团根本搞不清楚真实状况。在这个当口上我该做些什么呢？
离开古塞夫后，我去参加挪威代表团的会议，进入的时候已经开始了。我向同僚们提出自己的问题：考虑到苏联和美国重申的支持，我是否还应该继续反对提名自己担任大会主席？代表团成员的回答一致是不应该；无论苏联还是美国，都有可能误解这种拒绝，这将有损挪威的利益。因而决定，我不应当再反对苏联人和美国人的意见，与此同时大家同意我应该对英国人作出解释，讲清楚我们为什么会达成上述决定。
午餐后代表团再次聚在一起。我报告了已经给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12)和国务大臣菲利普·诺埃尔-贝克(13)送去了消息，当时他们都是内阁成员。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打来电话告知，说美国代表团正在开会，研究是否收回反对公开提名的意见，以便苏联人能够正式进行对我的第二次提名。他们的研究结果——到底行还是不行，一直到一个小时后已经到了大会会场，才由国务卿詹姆斯·F.伯恩斯(14)告诉了我们。
由于4点我们已经出发前往大会会场，关于是否进行第二次提名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秘书处分发了关于投票程序的文件材料，给人的感觉是公开提名将不予考虑——每个代表团只要在不记名票上写上候选人的名字，但又没有明说不允许。我想，其他人应该和我一样，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当我走进会场的时候已经拿定主意，如果斯帕克和我一起被提名，我会退出以支持他当选。
从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开始，开幕那天的会议都是既氛围隆重又秩序井然，但议程都只是走走程序。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联合国在旧金山诞生时，是在欧洲战场即将在数周内赢得最终胜利的大背景下，因此被人们寄予了厚望。现在这个组织的最高机构要开始实际运作了，再过一会儿，它就要开始议事并作出裁定，那可是将被载入史册的某某号联合国大会决议。
这对有的人来说是高潮，但对有的人来说却是低谷。在中央礼堂外，威斯敏斯特区的空地和狭窄街道上挤满了期待中的人群。会场内，就连外交部长和大使们也不太愿意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而广播电台的评论员们，早就通过这个新的论坛，把对某些国际事务的看法传到了全世界。一些报社记者也已经把自己预测当天大会进程的新闻稿发出去了，摄影记者们正将他们的闪光灯对准那群颇有画面感的阿拉伯代表，今后这就成了他们的习惯。在炫目的阳光下，五十一个成员国五颜六色的国旗显得愈发色彩亮丽，立刻提醒了我们，联合国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联盟，同样也有着联合的力量去达成《联合国宪章》(15)（简称《宪章》）的目标。还有那面“斯特蒂纽斯蓝”(16)的彩旗，是旧金山会议期间设计的，后来成为联合国的正式旗帜。整个现场五彩缤纷，令人印象深刻。
联合国第一届大会首日会议的内容都是安排好的，不过，本来也应该如此。祖莱塔·安吉尔博士宣布大会开幕，克莱门特·R.艾德礼(17)首相致欢迎词。筹备委员会主席接着宣布进入下一个议程——选举大会主席——但又补充说，在开始选举前，他要请苏联代表团副团长安德烈·A.葛罗米柯(18)上台，他想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个声明。
葛罗米柯先生阔步走上主席台，宣布道：
“经过对最近提出的大会主席候选人问题的慎重考虑……苏联代表团已经给出意见，认为挪威外交大臣特里格夫·赖伊先生是最合适的人选。”
“挪威在抗击我们共同敌人的战争中发挥的作用，这里就没有必要展开细说了，”他继续说道，“挪威是德国侵略的第一批受害国之一。全体挪威人民都是为民主而战的斗士……同时也考虑到赖伊先生的个人品格……我想这里应该没有人会质疑，赖伊先生是一位能力出众和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所有这些都足以让我们相信，推荐他作为候选人是非常合适的……”
大厅里立马起了波澜：葛罗米柯先生发言的气势像一头发怒的公牛，让大家感到有些意外。那时候的联合国还在慢慢适应，学着如何面对现实，如何把爆炸性新闻说得面不改色。媒体已经在预告保罗-亨利·斯帕克将会当选：因为英国人和往常一样，颇有效率地把消息传播出去了。这下事情僵住了。
祖莱塔·安吉尔博士回到了文件规定。他把相关条款都读了一遍，包括代理秘书长格拉德温·杰布(19)过去准备的有关投票程序的文件。他挑选的发言人无可指责：一位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伊万·科诺(20)博士，另一位是墨西哥的路易斯·帕迪拉·内尔沃(21)博士。然后他下结论说：“在有关大会程序的规定中，没有包括葛罗米柯先生刚刚所说的提名方式，与会意见必须用秘密投票的方式表达。”
会场气氛紧张起来。我记得自己当时看了看坐在第一排美国代表团席位上的埃莉诺·罗斯福(22)夫人。这是她第一次以个人的身份在世界舞台上亮相——仍然穿着一身庄重的黑衣，提醒大家她丈夫的离世是世界无法挽回的损失，只有他才配得上“联合国之父”这一称呼。埃莉诺·罗斯福为联合国做出的巨大贡献这时候大家还看不出来。
然后波兰的温森蒂·罗兹莫夫斯基(23)站起来表示支持提名以显示忠诚，语调平淡地说出了挪威和我的名字。接着他后面是斯大林时代的“老布尔什维克”德米特里·Z.曼努伊尔斯基(24)，当时担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长，在联合国初建的头几年，他是一个颇引人注目的人物。曼努伊尔斯基先生的发言一上来就充满气势。由于除了我这位挪威外交大臣，还没有其他人选被提名，于是他建议：“程序的问题可以简化处理……我提议……这次选举以口头表决进行。”刚刚筹备委员会主席才宣布大会必须用秘密投票表达意见，曼努伊尔斯基先生对此却只字不提。
在苏联人的连环炮放完之后，隔了片刻，丹麦外交大臣古斯塔夫·拉斯姆森也表示支持对我的提名。之后筹备委员会主席没有再提必须秘密投票，而是宣布就曼努伊尔斯基先生的建议征询大会的意见。但他的语气带着反对的味道：“赞成秘密投票的请举手？有谁反对？”不过，还没有等到点完票数，祖莱塔·安吉尔博士就注意到葛罗米柯又在催促按照曼努伊尔斯基的建议进行口头表决。祖莱塔·安吉尔博士回应他，这正是眼下大会正在做的。争论现在解决了。大部分人抱着手坐在那里，根本不知道该赞成还是反对，曼努伊尔斯基先生满不在乎地举了两次手，针对他自己的提议，既投了赞成票，也投了反对票。筹备委员会主席宣布了结果，15票赞成秘密投票，9票赞成口头表决，大部分人没有投票。因此他要求各代表团团长，将他们各自提名的大会主席名字，写在已经发给大家的投票纸上，再逐个投入投票箱中。
气氛愈发紧张，我的压力尤其大。对苏联人对挪威展示出的善意，我是高兴的。但苏联人推动此事过程中的笨拙却让人深感尴尬。而美国朋友的沉默又令我心中难安。提名我是华盛顿的主意，但伯恩斯先生却一点儿动作都没有。我不担心自己被斯帕克先生公开胜出，也不太关心是否能击败他。整个事件中我始终是个傀儡。我甚至无法撤回提名，哪怕我想让比利时人当选，因为斯帕克先生都还没有被提名过，我也不知道最后一刻的磋商中关于他的提名到底是什么说法。
尘埃很快落定。祖莱塔·安吉尔博士宣布五十一个成员国的投票结果：28票提名斯帕克先生，23票提名赖伊先生。我虽然放轻松了，但又不满意。这真是难熬的一天。我早早退场，和几位朋友一起研判形势，大家开始揣测今天发生的事情意味着什么。
毫无疑问，今天的选举结果事关后续，明摆着将影响到接下来的秘书长选举。就程序规则的斗争其实是无关紧要的。根据多数人的意见，规则得到了修补，排除了公开提名。但是，由于会前的秘密外交磋商，加上会场里的闹剧，给那些乐于败坏联合国声誉的人提供了素材，把我说成是一个“莫斯科分子”。
当然我也有很多理由对这一结果感到高兴，也仔细考虑了下一步可能出现的情况。投票是很接近的：总数51票中，只要有3票翻转，就是我而不是斯帕克当选大会主席。如果美国像去年8月和12月跟我说的那样，在大会上公开发声支持对我的提名，如果不是伯恩斯先生那天坐在会场里一言不发，结果很有可能完全两样。美国媒体批评他们政府“掉链子”的情况相当严重，选举结束后阿德莱·史蒂文森曾过来找我，以他惯有的客气，对投票结果表示遗憾。尽管美国代表团公开表态的一两句话没有办法改变选举结果，但应该有助于改变大家先前把我视为苏联集团候选人的错误印象。
同样，如果苏联人什么都不说，如果大会没有采取阻挠的动作，结果也可能会不同。有报纸透露说，几个小国家对苏联——特别是曼努伊尔斯基——的做法十分不满，所以决定投斯帕克的票。我们俩都是西欧小国家社会民主党的外交大臣，结果如何真是很难说。
而且，联合国大会首日的选举，无论给大家还是给我的感觉都不太顺利。我本来就不想当这个主席，所以很高兴现在不得不挑这个担子的人是斯帕克先生而不是我。但是，尽管我不喜欢，还是被拖入了与他的竞争，而且当天整个事情的处理也很是令人不爽。
当然，当时我不可能知道，最终是自己而不是其他人当选了联合国的第一任秘书长。我脑子里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个可能性，即便想过，大会主席我都不想当，在我看来这个比大会主席责任还要大的岗位，我也是不想干的。选出大会主席后，在有些报纸的推测文章中，我也出现在他们提到的秘书长人选中——但起初的时候——我一点儿都没有在意。这在此前就已经发生过了，我只是把它当作媒体人士对各种可能性的一种猜测。没有哪个代表团来找过我或是挪威代表团里我的同事，谈及我的可能性。而我自己的态度恰恰相反，我觉得有更加合适的人选。
二战期间我和安东尼·艾登(25)建立了深厚友谊。1930年代后期，他在反对自己所属的保守党主流政策时所展现的非凡勇气和坚定立场，令我一直非常敬佩。他对绥靖政策的反对，以及在支持国际联盟(26)发挥作用上的努力，使国联成为维护集体安全、遏制侵略于初始的一股真正力量。在过去五年的战争中，以及早期的旧金山会议期间，我们一直合作共事。现在他已经不做外交大臣了，我认为他是秘书长的理想人选。我不确定他会接受，但当我告诉他我要去试探一下工党政府和莫斯科态度的时候，他并没有反对。不过，此事我并没有付诸实施，因为我很快就认识到英国工党政府是不会赞成的。
在筹备委员会运作时，代表团中有很多关于其他人选的私下讨论。其中英国代表团团长菲利普·诺埃尔-贝克就极力推荐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27)五星上将。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了广泛支持，但最终没有如愿，主要出于两个原因。
首先，主流观点认为，秘书长不应该从任何一个“五大国”(28)中产生。《联合国宪章》规定秘书长有促进和维护和平的政治责任，这一条过去国际联盟的秘书长是没有的。联合国秘书长在履行这一责任时，必须运用他的影响力，但又不能仅仅为了某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利益，而是为了他眼中这一组织的整体利益。这样，《联合国宪章》就倡导了一种此前世界所未有的处理国际事务的模式——秘书长是维护集体安全的象征，是在国与国的议事机构中超越任何国家利益而代表世界利益的发言人。这当然是一个非常艰难和先锋的角色，需要很强的开拓精神。而且，《宪章》规定此人的提名必须经过安理会“五大国”的同意，并经大会选举产生。所有这些因素都意味着，第一任秘书长人选应当从小国中产生，他们在世界上大国间的斗争中不至于牵涉太深。必须说明，这些想法都是在伦敦讨论的过程中逐步清晰的。英国和法国，是国联中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成员，国联的前两任秘书长就是在这两个国家相继产生的。诺埃尔-贝克先生推荐艾森豪威尔将军时，无疑是知道这个先例的。艾森豪威尔将军，这位前西线盟军最高司令，在欧洲可谓炙手可热，因其对和平事业之贡献而享有崇高威望，也有能力协调、联合不同国家间的利益和政策。我自己对艾登先生的推荐也说明了，我当时的主张是不必非要排除来自大国的政治家。但随着讨论的深入，后一种观点逐步成为主流。
对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推荐之所以未能如愿的第二个原因，和联合国总部常驻地的选址有关。这个问题在旧金山会议期间没有作出决定，筹备委员会就总部位于美国还是欧洲争论了很长时间。对此我会在本书第四章详述。最终筹备委员会决定总部定在美国。决定一经作出，大多数人都认为秘书长不应该再是美国人，因为这样给予一个成员国的优势就太多了。在筹备委员会讨论的时候，主张总部在欧洲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一旦总部位于美国，就没办法选艾森豪威尔做秘书长了。
美国政府的观点是美国人不应该担任秘书长。应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要求，美国代表团宣布他不做候选人。给这个提议泼冷水的任务就落在阿德莱·史蒂文森身上了，他是美国代表团关于秘书长人选谈判的首席代表。“在伦敦进行的有关秘书长人选的长时间讨论中，菲利普·诺埃尔-贝克曾经正式提议艾森豪威尔将军作为候选人，”史蒂文森先生后来写道，“美国政府认为联合国总部应该设在该国，所以不再考虑任命一位美国人担任秘书长。”
联合国大会开幕前的那些天里，有关秘书长人选的磋商更加频繁了。我的名字不断出现在报纸的猜测中，但第一次有人跟我提及此事，是在一次美国代表团的招待会上。两位澳大利亚代表，一位是参加过加里波利战役(29)、面带伤疤的硬汉老兵W.R.霍奇森上校，当时的澳大利亚驻法国公使和海军事务公使诺曼·J.O.马金，透露说澳大利亚外交部长赫伯特·V.埃瓦特(30)指示他们提名我。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当时澳大利亚刚刚被选为安全理事会六个非常任理事国之一，因而能够直接参与安理会对提名问题的研究。这个情况给我的感觉是，埃瓦特之所以这么直截了当，可能是因为美国人赞成该提议。
我依然没有明确表态，但其他人的暗示、建议和游说接踵而至。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来自彼得·弗雷泽(31)的强烈呼吁，他是新西兰工党政府的总理，还是——就像陆军元帅史末资(32)一样——英联邦的元老级人物。一天晚上，在我的一个好朋友、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威廉·H.斯通曼家里，弗雷泽对我说：“你不可以逃避这份工作，也一定不要逃避。”他讲得毅然决然。弗雷泽先生出席过旧金山会议，以小国权益的坚定捍卫者而闻名。我不仅是尊重这位新西兰总理，还对他充满了深厚感情。他的建议就像是来自父亲的忠告，我更相信他说的话，因为我们有着相近的政治背景。
“联合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事业，”他说，“像我们这类人必须支持它，尽我们所能。”“那你自己呢？”我问道。“太老了。”他咧嘴笑了笑，颇为伤感。这次宴会还有几位出色的报业人士出席，也都热切地提出建议——或者试探我的意见。
在伦敦大会期间的各个会议、晚宴和招待会上，也都在谈论这一话题。有一次，英国政府在圣詹姆斯宫为此次大会举办的官方晚宴上，安东尼·艾登把我介绍给印度代表团团长拉马斯瓦米·马达利尔爵士(33)时是这么说的：“赖伊先生会是一位非常好的秘书长。”尽管我很感谢他的好心，但也颇为尴尬。
一天，我开诚布公地将整件事情，与自己战争时期的同僚和好友、战后继续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的扬·马萨里克(34)商议。他也是被提名过的候选人之一。但是他说：“我的外交形象远不如你。”最后我们一致认为，对于这个职务，我们都不会去争取——但真的落在我们身上——既来之则安之。除了彼得·弗雷泽慈父般的勉励之外，还有一个人的意见对我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尤其是让我个人的想法开始变得更积极一些。我找过约翰·G.怀南特(35)，前国际劳工局局长，二战时期的美国驻英大使。他极力建议我接受秘书长这一职位，如果真有需要的话。怀南特先生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世界未来的担忧，也深知这样一副担子有多重。但是，他始终认为，我没有权利去拒绝。我更应该感谢上帝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去效力。
来自各方的劝说和询问仍在继续，美国政府对我的兴趣也通过各个渠道表示出来，尽管我还没有明确告诉他们我愿意接受。直到很晚我才知道，美国人手上一直有一份大会主席和秘书长的候选人名单。名单上，他们选择我作为大会主席的第一人选。他们关于秘书长的第一人选是加拿大的莱斯特·B.皮尔逊(36)，他的能力非常出众，后来做过加拿大外交部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主席和第七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我在大会主席选举失败之后，在美国人的秘书长人选名单中被排到了第二位。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些情况，也不知道“五大国”私下磋商的过程中，斯特蒂纽斯先生一直在催促苏联人支持皮尔逊，而安德烈·Y.维辛斯基(37)却另外提出一个人选斯塔诺耶·斯米奇作为回应，后者是一位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组成人员，南斯拉夫解放后，在铁托(38)元帅最初建立的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但也没有被美国人接受。我后来经常会想，如果斯米奇先生真的被西方大国接受了，苏联政府在1948年和铁托决裂，苏联人心里不知道是怎样一种滋味！
不管怎样，等到1月25日挪威代表团开会时得到的消息是，皮尔逊、斯米奇、荷兰外交大臣埃尔科·范·克莱芬斯、波兰的温森蒂·罗兹莫夫斯基、法国的亨利·博内特和特里格夫·赖伊的名字都在安理会十一个成员国讨论的名单中。澳大利亚已经提名了我。这个消息听起来是靠谱的。代表团一致同意，不能再放任事情的发展：关于我是否接受这一职务，必须立即作出决定，如果选上了，就必须接受。我被要求飞回挪威面见首相，第二天我就去了。出发之前我听了听大国代表团的意见。美国和苏联代表团都鼓励我回去汇报，并明确表达了对我就任秘书长的支持态度。
我离开后，事态的进展似乎更加快了。政治上的对立使得大国候选人都被排除了，妥协方案在方方面面的谈判中成型。听说皮尔逊先生在安理会上得到了8票，但莫斯科明确表示反对。因为苏联人搞掉了皮尔逊，所以斯特蒂纽斯先生只好在会议半当中找维辛斯基商量。华盛顿和莫斯科都能够接受的候选人就只有挪威外交大臣了。事实上，大家都不得不妥协。苏联人显然没有把南斯拉夫的斯米奇先生看成真正有实力的竞争者，但如果苏联人真的接受一位加拿大人当秘书长，我估计华盛顿反而会纳闷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尤其是在筹备委员会已经决定将联合国总部放在北美洲的情况下。
斯特蒂纽斯先生首先正式提名。1月28日，他召集了一次“五大国”会议，建议任命我为秘书长。葛罗米柯先生表示同意。中国人不反对。法国人表示先予以接受，次日再提交巴黎的内阁批准。但一直到1946年1月29日凌晨12点半，在克拉瑞芝酒店斯特蒂纽斯的套房里，我二战时的朋友、工会组织的老同事欧内斯特·贝文才最后一个答应会把我的名字提交给英国政府审议。
颇有威望的约瑟夫·保罗-邦库尔(39)当晚就接到了外交部长乔治·比杜尔特表示同意的电话。英国内阁次日上午开会，通过了我的提名。1月29日下午，安理会全体成员国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开会，一致通过斯特蒂纽斯先生关于提名我担任秘书长的动议。我在奥斯陆接到电报，询问我是否愿意接受，请我尽可能早地回复安理会主席马金先生。事已至此，我无法拒绝。2月1日，联合国大会开会，以46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任命我为联合国首任秘书长。我在第二天宣誓就职。
我真是被硬推上这一全新国际组织的秘书长岗位的，该组织面对的是一个充满动荡、贫穷和强权对抗的世界，肩负着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使命。这对我是一个终极挑战，搞不好也是一场噩梦。我都不敢去想前路如何。相反，我一遍遍地问自己，如此艰巨使命，怎么会落到一个挪威劳工律师头上？
从表面上看，事情是轻松明快的：我的任命是莫斯科和华盛顿会议磋商的结果，基本上得到了成员国的一致同意；而且，不管我在联合国中担任哪一个职务，最早都是美国人提出来的。
挪威在华盛顿有很多朋友。两个国家一直保持着最紧密的合作，二战期间挪威政府和美国人并肩作战。1940年我作为航运大臣第一次访问美国时，就亲身感受到了那种善意，在武装挪威商船方面得到了美国人的慷慨相助，挪威商船队也是我们为同盟国事业做出的主要贡献；我们的船队有1 000艘船，30 000名勇敢的水手，在重要性上被认为抵得上百万大军。1943年，我们政府有一次去拜访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我发现他在得知挪威发挥的作用后颇感吃惊——而且显然与他和挪威王储奥拉夫(40)、王储夫人玛塔公主的私人友谊关系不大——当时他们居住在贝塞斯达(41)，还对挪威大使威廉·摩根斯坦付出的不懈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当时我作为挪威的发言人，和美国政府之间很容易达成必要的谅解。当然，我们并不是乞讨者：所有的帮助我们都是要偿还的，包括战前就有的贷款和利息。一直以来，有关我们本土抵抗运动取得成绩的报道，源源不断地穿过大洋，似乎给美国人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
我自己的结论是，在美国人的政治朋友圈里，挪威有着比较好的位置，只要是挪威的外交大臣——不管他是谁——都会很自然地成为美国人的选择，当他们需要从小国为联合国的高层职位挑选候选人的时候。
说到我个人的情况，我有一些很可靠的朋友，可能给出了他们的意见。我在讨论问题时直来直去的作风，有时候不太讨英国人喜欢，但可能正中美国人下怀。作为一位社会民主党人，我的政治观点众人皆知。但早从1940年12月开始，那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我就极力推动欧洲和北美洲之间展开广泛合作。当了外交大臣后，我一直注意保护那些在中立国瑞典为反纳粹事业工作的善良的挪威人。在战争结束时错综复杂的军事谈判中，我和乔治·C.马歇尔(42)将军、艾森豪威尔将军、哈里·霍普金斯(43)等人都打过交道，相处得都非常好。
苏联人的那套说辞总是令人更难以理解。哪怕是当了七年秘书长后，我还是不敢说自己能搞得清楚当时苏联人是怎么想的。我只能做一些猜测。首先，莫斯科只好同意一位来自西方的人选——同时前提是美国人也愿意接受。南斯拉夫人、波兰人——虽然也在建议人选中，但仅此而已。莫斯科不得不去找一个人，虽然不属于东方阵营，但也没有敌意，他们可能感觉挪威外交大臣就是这样一位。在整个二战期间，我一直小心谨慎地处理和苏联的关系，当然任何一位理智的挪威外交大臣都会这样做。我只是希望我们庞大的苏维埃邻居没有敌意。
在伦敦的那些年里，只要情势允许，我就和“三巨头”等距离交往。在挪威解放的谈判过程中，有时候遇到的问题很复杂，因为我们不得不同时面对美国人的慷慨大方、英国人的繁文缛节和苏联人的疑神疑鬼。主要关系到何时撤军、何时移交管理权力，以便挪威的民事政府能够接管。等我们先与英国人、美国人达成协议后，我再告知苏联大使亚历山大·博格莫洛夫，说挪威希望也能和苏联达成类似的协议。让我们开心的是，莫斯科几乎立刻就给予了回复。1944年5月16日，就解放挪威的问题，我很高兴地与美、英、苏三国分别签署了双边协议。代表三国签字的分别是艾森豪威尔将军、艾登先生和博格莫洛夫大使。可能就是因为苏联人批准这一平等条约的标志性意义，到1945年苏联人很爽快地就从挪威北部撤军了。
这其实没有什么新鲜的。我的国家与俄国人保持传统睦邻友好关系已经有几个世纪了。事实上，挪威是欧洲少数几个从来没有和俄国人打过仗的国家之一。而且在1922年，当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还处于生死存亡关头时，约翰·路德维希·莫温克(44)领导下的挪威自由党政府就给予了这个新政权外交上的承认。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一段时期，包括随后的外国干涉战争中，摩尔曼斯克港与挪威古老的边境小镇瓦尔德之间的汽艇航线，几乎成了当时苏联与外部世界的唯一联系通道。二战期间俄国人曾经告诉我，他们对此记忆犹新。有几个人就乘坐过这一航线，还晕船得厉害。
至于我个人和克里姆林宫的关系——如果从纯粹个人与苏维埃大佬间的关系而言——还真是有些复杂。在我担任秘书长前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就是可以走进克里姆林宫的少数非共产党人了。在1921年、1934年、1944年对莫斯科的数次访问中，我曾经会见过苏联共产党的大部分领导人，包括列宁。我成年之后，一直都是个坚定的反法西斯和反纳粹主义者，一有机会就会抨击这些运动侵略性的意识形态，而不仅因为挪威是他们的第一批受害者，以及他们对待工会和犹太人的政策。当然，那些挪威内奸们，不管在他们公开投敌之前还是之后，都对我大张挞伐，我甚至还享受到被列入阿道夫·希特勒发来的危险分子黑名单的“殊荣”。另一个方面，莫斯科肯定也非常清楚我长期以来的立场。我在挪威共产党人中，从来都是不受欢迎；事实上，在1920和1930年代，他们把我当作一个最主要的攻击目标。1937年，作为司法大臣，我不得不下令驱逐列夫·托洛斯基(45)，因为他违反了避难的规定。对此有些人批评说我很听斯大林的话，但他们忘记了，就在一年前，也是我这位司法大臣，不顾斯大林的反对，批准了这位被追捕的、当时还在生病的革命者的避难请求。在1939年至1940年的苏芬战争(46)期间，我的立场也是非常鲜明的。作为供给大臣，我是公开支持芬兰的，一直设法给予物资援助。其实，我也知道自己坚定支持芬兰的立场激怒了莫斯科。
我的结论是，应该是我在二战期间的经历，特别是我代表自己国家所展现的立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此外就是，当时为了让这个世界性组织能够运转，苏联人也愿意作出一些妥协。
联合王国的抵制态度倒是出人意料，尤其考虑到从1940年到1945年间，我一直和他们混在一起，也很喜欢他们。我和他们战时的高层领导人有着非常友好的合作关系。我在各个领域和很多人一直保持着私人友谊。但与此同时，我也不得不经常和英国人对待小盟国的态度作斗争，主要是那帮官僚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自我感觉太良好。这些问题绝大多数都通过高层官员之间的沟通友好解决了。但眼下我在战时内阁里的那些亲密朋友在1945年的大选中落败了。一批新人填上了他们的位子。因为工党政府刚刚上台掌权，我认为他们不得不比自己的前任更加倚重政府中常设文职人员的建议，而这批人，据我所知，在战争期间经常抱怨赖伊先生对他们“视而不见”，遇到事情都是直接去找艾登甚至是温斯顿·丘吉尔。
在就任秘书长的第一天晚上，我和妻子、女儿希施儿和古丽一起出门到伦敦的街上走走，她们是在我从奥斯陆回来时跟过来的。再次漫步伦敦街头的感觉有些莫名的奇怪，像走在又一次“流亡”的路上。在这里，我们度过了战时岁月漫长的五年。我们加入伦敦市民一起防卫他们的城市，和他们一起面对被炸成瓦砾的家和支离破碎的躯体，一起分担他们的悲伤。我们也和他们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现在，和那时一样，我们觉得自己和英国人民仍然在一起，当年在我们遭到进攻的时候，第一个跑来援助我们的就是英国人。
我暗下决心，有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希望和信任作为后盾，我也许能够从中汲取力量，迎接前路的磨难和挑战。
(1)朗瓦尔德·布拉茨（Ragnvald Bratz，1889—1968），挪威企业家，赖伊的亲家，1917年创办格鲁德五金厂。其子詹斯-朗瓦尔德·布拉茨后来继承了父亲的企业，并曾任挪威工业部长，1946年与赖伊的长女希施儿·赖伊结婚。——译者
(2)阿德莱·史蒂文森二世（Adlai Ewing Stevenson II，1900—1965），美国律师、政治家、外交家，以其辩论技巧闻名。1949至1953年担任伊利诺伊州州长，1952年和1956年两次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但皆败给艾森豪威尔。后被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译者
(3)埃里克·安德里亚斯·科尔班（Erik Andreas Colban，1876—1956），挪威外交官，二战时期在外交工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905年进入挪威外交部。1918年进入国联负责少数民族工作，1930年回国。1942至1946年担任驻英国大使，率领挪威代表团参与了联合国筹建工作，并代表挪威出席第一次联合国大会，曾任联合国战争罪委员会成员。——译者
(4)小爱德华·赖利·斯特蒂纽斯（Edward Reilly Stettinius Jr.，1900—1949），美国第48任国务卿。1931年任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曾协助罗斯福减少失业的工作。1943年10月任副国务卿。1944年8月曾代替生病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主持敦巴顿橡树园会议，12月接替赫尔任国务卿。1945年2月参加雅尔塔会议。罗斯福去世后，新总统杜鲁门认为斯特蒂纽斯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太温和，1945年6月选詹姆斯·伯恩斯取而代之。1946年1月，斯特蒂纽斯出任美国驻联合国第一任大使；同年6月，因认识到杜鲁门拒绝通过联合国缓解与苏联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辞职。1950年出版《雅尔塔内幕》（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The Yalta Conference）。——译者
(5)旧金山会议（San Francisco Conference），亦称联合国制宪会议。1945年4月25日召开，6月26日闭幕。此会根据雅尔塔会议决议，由中苏美英四大国发起，邀请《联合国家宣言》签字国以及后来签署了宣言并向法西斯各国宣战的国家参加。五十个国家的代表（波兰虽被邀请但未出席）出席了会议。会期长达六十三天，与会代表先后讨论了邀请参加国、安理会表决程序、国际托管最终目标等问题。会议还先后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国际法院规约》（作为宪章的组成部分）。《联合国宪章》于1945年6月26日正式签字。此后联合国将每年6月26日定为“宪章日”。此宪章于同年10月24日正式生效，每年的10月24日亦因之被命名为“联合国日”。——译者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词典》，华夏出版社
(6)埃纳尔·基哈德森（Einar Gerhardsen，1897—1987），挪威首相，工党领袖，领导挪威近二十年，被尊为国父。基哈德森在1945年、1945至1951年、1955至1963年、1963至1965年先后四次出任挪威首相，任内推行国家经济复兴计划。——译者摘自《当代国际知识大辞典》，团结出版社
(7)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党（Scandinavian Social Democrats），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社会民主党派于19世纪末登上政坛，挪威工党成立于1887年，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89年。从1920年代开始，丹麦、瑞典、挪威的社会民主党陆续成为执政党并组建政府，开始稳定地长期执政，逐步形成了共有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被称为北欧模式，又称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实行高税率，在国家层面上推行福利国家和集体谈判，大部分劳动者会加入工会，经济制度以自由市场为基础。——译者
(8)埃尔科·范·克莱芬斯（Eelco van Kleffens，1894—1983），荷兰政治家、外交官。1939年二战爆发前夕被任命为外交大臣，直到1946年辞去该职务，担任荷兰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54年任第九届联合国大会主席。1956年后长期担任荷兰驻北约、欧洲煤炭和钢铁共同体的代表。——译者
(9)保罗-亨利·斯帕克（Paul-Henri Charles Spaak，1899—1972），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欧洲政治家，欧盟创建者之一。从1938年起到1966年退休，斯帕克曾三度担任比利时总理，还担任过外交大臣一职长达18年。斯帕克是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因支持国际合作而闻名于世。1945年被选为第一届联合国大会主席。作为欧洲一体化的长期支持者，斯帕克一直是关税同盟的早期倡导者。1955年组建斯帕克委员会，研究欧洲内部建立共同市场的可能性，在推动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1957年《罗马条约》的成功签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译者
(10)费多尔·塔拉索维奇·古塞夫（Fedor Tarasovich Gusev，1905—1987），苏联外交官。1943至1946年任驻英国大使，是1943年10月18日至11月11日第三次莫斯科会议上提议组建的欧洲咨询委员会（European Advisory Commission）成员，出席了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1946至1952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56至1962年任驻瑞典大使。——译者
(11)爱德华多·祖莱塔·安吉尔（Eduardo Zuleta Àngel，1899—1973），哥伦比亚政治家、外交官。第一届联合国大会筹备委员会主席、哥伦比亚代表团团长，1946年1月10日，他在伦敦中央礼堂宣布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安吉尔还参加了起草《联合国宪章》的旧金山会议，牵头联合国总部选址工作并建议纽约作为永久总部所在地。——译者
(12)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1881—1951），英国政治家、工会领袖。艾德礼工党政府上台后，1945年7月至1951年任外交大臣。任内主张西欧国家的联合，为《布鲁塞尔条约》的签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其军事集团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译者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百科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3)菲利普·约翰·诺埃尔-贝克（Philip John Noel-Baker，1889—1982），英国工党政治家，因从事裁军运动获得1959年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摘自《二十世纪世界名人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
(14)詹姆斯·弗朗西斯·伯恩斯（James Francis Byrnes，1882—1972），美国政治家。1945年初参加雅尔塔会议；4月罗斯福总统去世后，他成为新任总统杜鲁门的重要助手；同年7月任国务卿，在波茨坦会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译者
(15)《联合国宪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1945年6月26日在旧金山会议上签订，在中国、法国、苏联、英国、美国五大国以及其他大多数签字国交存批准书后，1945年10月24日开始生效。《联合国宪章》包括一个序言和十九章正文，共111条。《宪章》是联合国组织的根本法。它本身是一个条约，对会员国有拘束力，但在原则上不能拘束非会员国。然而《宪章》的某些条款，特别是关于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条款，因其旨在确认既存的国际法原则，被认为构成国际法的一部分。——译者摘自《中华法学大辞典》，中国检察出版社
(16)联合国的正式徽记和旗帜底色选用的是与会各国国旗都未采用的烟熏蓝色，1945年4月旧金山会议期间由时任美国国务卿斯特蒂纽斯指定，故而也被称为“斯特蒂纽斯蓝”。——译者
(17)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1883—1967），英国政治家、工党领袖。1945年6月大选中工党获胜，7月出任首相并替换丘吉尔出席波茨坦会议。——译者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百科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8)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Andrei Andreyevich Gromyko，1909—1989），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担任苏联外交部长一职长达二十八年，曾参与筹建联合国及参加过雅尔塔、波茨坦等重要国际会议。主编《苏联外交史》和《外交辞典》等著作。——译者摘自《当代国际知识大辞典》，团结出版社
(19)格拉德温·杰布（Gladwyn Jebb，1st Baron Gladwyn，1900—1996），第一代格拉德温男爵，英国外交家和政治家。1943年任外交部顾问，出席过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二战结束后，他担任联合国筹备委员会执行秘书。1945年10月24日出任联合国代理秘书长，直到特里格夫·赖伊1946年2月1日当选为首任正式秘书长。杰布是联合国历史上唯一来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秘书长，离职后回到伦敦，1946至1947年任外交部次长和有关联合国事务的顾问，此后以大使衔参加布鲁塞尔条约常设委员会。1950年至1954年任英国驻联合国大使。——译者
(20)伊万·科诺（Ivan S. Kerno，1891—1961），捷克斯洛伐克律师、外交官。联合国成立后，科诺任首任秘书长赖伊的助理秘书长，负责法律事务。1946至1952年任联合国首席法律顾问和分管法律事务的副秘书长。——译者
(21)路易斯·帕迪拉·内尔沃（Luis Padilla Nervo，1894—1985），墨西哥政治家、外交官。1945年代表墨西哥出席旧金山会议签署《联合国宪章》，是第一任驻联合国大使、安理会成员。1952至1958年任外交部长，在第六届联合国大会期间担任主席。——译者
(22)安娜·埃莉诺·罗斯福（Anna Eleanor Roosevelt，1884—1962），美国外交家、社会活动家，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夫人，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侄女。曾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美国代表。后又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人权委员会委员和主席，主持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第一夫人”。——译者摘自《美国历史百科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3)温森蒂·罗兹莫夫斯基（Wincenty Rzymowski，1883—1950），波兰政治家、作家。先后任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艺术文化部长和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外交部长，代表波兰签署《联合国宪章》。——译者
(24)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曼努伊尔斯基（Dmitry ZakharovychManuilsky，1883—1959），苏联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1945至1952年任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译者摘自《欧洲历史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5)罗伯特·安东尼·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1897—1977），英国政治家、外交家，二战时期曾任英国国防委员会委员、陆军大臣、外交大臣等职。——译者
(26)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历史上第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又称国际联合会，简称国联。1946年4月国联召开最后一届大会，正式宣告解散，其资产、财产和部分职能移交给联合国。——译者摘自《联合国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7)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1942年起先后任欧洲战场美军司令、北非战场盟军司令，晋升中将、上将。1944年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成功策划指挥了盟军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诺曼底登陆战役，晋升为五星上将。1945年继乔治·马歇尔任陆军参谋长。1952年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总统获胜，成为美国第34任总统，1956年再次竞选获胜，连任总统。——译者
(28)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苏、美、中、英、法五国。——译者
(29)加里波利战役（Battle of Gallipoli），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在土耳其加里波利半岛的一场战役，是当时最大的海上登陆作战，也是首次具有现代意义的登陆作战。英法两军为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占领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迫使土耳其退出参与德国方面的战争。1915年4月25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陆军官兵组成的“澳新军团”也在加里波利半岛登陆加入战斗，付出惨重代价，此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将每年的4月25日定为“澳新军团纪念日”。——译者
(30)赫伯特·维尔·埃瓦特（Herbert Vere Evatt，1894—1965），澳大利亚政治家、作家，拥有法学博士学位，故人们常称之为“埃瓦特博士”。1948至1949年任第三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协助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译者
(31)彼得·弗雷泽（Peter Fraser，1884—1950），新西兰政治家，出生于苏格兰。1945年参加旧金山会议，为起草《联合国宪章》做出了重大贡献。——译者
(32)扬·克里斯蒂安·史末资（Jan Christian Smuts，1870—1950），南非著名政治家，英国陆军元帅，1919到1924年和1939到1948年任南非总理。他是英联邦这一概念的创始者，对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成立均做出很大贡献。1945年作为南非联邦代表出席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牵头起草了《联合国宪章》的序言部分。——译者摘编自《大学历史词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33)拉马斯瓦米·马达利尔（Ramasamy Mudaliar，1887—1976），印度律师、外交官和政治家。1942至1945年是丘吉尔战时内阁成员，并担任太平洋战争委员会的印度代表。1945年代表印度参加筹建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并担任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第一任主席。——译者
(34)扬·马萨里克（Jan Garrigue Masaryk，1886—1948），捷克斯洛伐克外交家。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Tomas Masaryk，1850—1937）之子。1945年，在首届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政府中任外交部长。——译者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百科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35)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John Gilbert Winant，1889—1947），美国共和党政治家。1941年3月被任命为驻英大使，接替了当时倾向绥靖政策的原大使约瑟夫·肯尼迪。他到任后迅速与英王乔治六世和首相丘吉尔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后来因其贡献成为继艾森豪威尔后第二个被授予英国荣誉勋章的人。1946年4月卸任大使后，被任命为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译者
(36)莱斯特·伯勒斯·皮尔逊（Lester Bowles Pearson，1897—1972），加拿大自由党政治家、外交家。1952至1953年任第七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因致力于解决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而获1957年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摘自《麦克米伦百科全书》，浙江人民出版社
(37)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Andrey Yanuaryevich Vyshinsky，1883—1954），苏联政治家、法学家、外交家，曾任苏联总检察长和外交部长，在大清洗中扮演过重要角色。1940年任人民外交副委员，深得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信任，曾出席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协助组建罗马尼亚亲苏政权，代表苏联签订德国投降文书，战后参加组织“纽伦堡审判”。1949年3月至1953年3月任苏联外交部长、常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译者
(38)约瑟普·布罗兹·铁托（Josip Broz Tito，1892—1980），南斯拉夫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原名约瑟普·布罗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铁托是坚持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并为之坚决斗争的先驱者之一，并为不结盟运动的产生、发展和壮大做出了重大贡献。1977年9月，铁托曾访问中国，恢复了中断多年的中南两党关系，开创了两党两国友好合作的新阶段。——译者摘自《国际政治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9)约瑟夫·保罗-邦库尔（Joseph Paul-Boncour，1873—1972），法国政治家。1932至1936年任常驻国联代表。1940年法国战败后，他逃往阿尔及尔，反对维希政府，主张武力反抗德国侵略。1945年率领法国代表团参加旧金山会议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译者
(40)奥拉夫五世（Olav V，1903—1991），1957年继承挪威王位。出生于丹麦，是哈康七世和威尔士莫德公主的独生子，其父1905年当选挪威国王后，他成为挪威王位的继承人。奥拉夫亲民务实，颇受人民爱戴，被称为“人民的国王”。——译者
(41)贝塞斯达（Bethesda），美国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的一个未成建制的自然聚居区。二战期间，流亡的挪威王室成员定居在这里的“蒲克山”（Pook's Hill）公馆。——译者
(42)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1880—1959），美国陆军五星上将，二战期间任美国陆军参谋长，战后初期任国务卿，是历届国务卿中首位职业军人，任内提出援助欧洲经济复兴的“马歇尔计划”，后于195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参与炮制“杜鲁门主义”，加剧东西方冷战。1950至1951年任国防部长，曾参与发动朝鲜战争。——译者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百科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43)哈里·劳埃德·霍普金斯（Harry Lloyd Hopkins，1890—1946），美国政治家。1935至1938年任公共事业振兴署署长，1938至1940年任商务部长，是罗斯福总统的重要顾问之一，也是新政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参与组建并领导了公共事业振兴署。——译者
(44)约翰·路德维希·莫温克（Johan Ludwig Mowinckel，1870—1943），挪威政治家、航运业巨头和慈善家，挪威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1925年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委员。1930年积极推动签署《奥斯陆公约》，促进比荷卢经济联盟与北欧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为战后建立欧洲联盟做出了贡献。莫温克还积极投身于国际联盟的事业，在国联理事会任职并于1933年担任主席。莫温克谴责纳粹主义的威胁，1940年德国占领挪威时，他随流亡政府一起逃亡到伦敦。——译者
(45)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斯基（Leon Trotsky，1879—1940），原名列夫·达维多维奇·布隆斯坦，犹太人，出生于乌克兰。十月革命后，先后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1928年1月被流放西伯利亚，1929年1月被驱逐出境，1932年被剥夺苏联国籍，曾流亡土耳其、法国和挪威等地。1936年12月定居墨西哥。1938年在巴黎组成“第四国际”，发表《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宣言，以对抗第三国际。1940年8月20日在墨西哥遭暗杀身亡。——译者摘自《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著作大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
(46)苏芬战争，又称冬季战争，自1939年11月30日苏联向芬兰发动进攻开始，于1940年3月13日双方签订《莫斯科和平协定》结束。最终苏联付出巨大军事损失打败了芬兰，令其割让与租借部分领土。冬季战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它虽满足了苏联的领土要求，使芬兰丧失了约1/10的国土，但却加深了苏芬之间的矛盾，激起芬兰人的反苏情绪，成为一年后芬兰联合德国对苏作战的重要因素。——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