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战时的同盟开始分崩离析
在当选秘书长前没几天，联合国大会就筹备委员会提交的报告进行辩论的时候，我就阐述了挪威对待联合国的立场。有些小国家的发言人批评了大国的特殊地位和主宰角色，指的是大国在安全理事会(1)的常任席位和否决权。我在发言中强调了这样的观点，和平要想有保障，世界就不能划分成集团，大国之间必须要团结。“大国必须在安理会中扮演引领的角色……小国也应当致力于促进和大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
八个月前，在旧金山会议上，挪威就是这样的立场。会议在这座美丽城市的歌剧院举行，大国的代表团团长轮流担任大会主席，5月2日轮到我在公开辩论上发言时，是维亚切斯拉夫·M.莫洛托夫(2)主持会议。大家都在传胜利就要来了。的确，德国在六天后就无条件投降了，我飞回伦敦参与处理和解放挪威相关的诸多政府事务，以及当地德军的投降事宜，恢复国家民事政府的管理。
我在旧金山会议上发言时，一上来就指出，如果没有全体大国，尤其是英国、美国和苏联做出的巨大贡献，就不会有同盟国的胜利和挪威的解放。然后我又讲道：
“我坚信，我们即将到来的胜利，如果没有大国之间相互信任的合作和理解，就不可能实现；同时我还坚信，未来的和平与安全也建立在同样的基础之上。既然战争期间我们站在了一起，和平时期我们必须仍然站在一起。
我们挪威人来到这里是为了提供帮助，而不是为了提出批评。我们知道《敦巴顿橡树园建议案》(3)并不尽如人意，我们很高兴看到有不少修改意见被提了出来。但就算是本次会议上需要制定的《联合国宪章》，也无法完全满足我们所有人的要求和想法，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希望构建新安全秩序的工作能够得以启动，随着开创性工作的不断推进，未来的条件可能会进一步改善。”
在大国和小国之间，我看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利益冲突。我提醒那些小国代表团的同僚：“不管是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大国在当中总是要承担主要责任，提供维护和平所需的军事和物资保障。”我同时也强调，通过新的国际组织，加强在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人权方面的国际合作同样重要。
通过这些话，我表达了深植于内心的个人信念，同时这也是挪威政府的主张。当然，就算是那个时候，我也已预见到，前路上将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和困难——在人类为争取和平、自由和发展的不懈斗争中，总是会冒出新的挑战；但我依然真心希望，这也是各国人民和大部分领导人所希望的，就是几大盟国能够继续保持团结，尽管有一些紧张和压力已经开始出现。我希望战争结束后能够迅速实现和平，坚定不移地把联合国打造成维护和平的最高权威，以及为建设世界新秩序而凝聚各国力量的核心。
我从没有怀疑过，全世界人民对这一问题的想法是方向一致的。当然有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小国总是在大国间的冲突中左右为难，经常在大的战争中首先遭殃；在我看来，所有大国的利益都是平等的，不管他们在意识形态和势力范围上有什么不同。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经历了几近毁灭的伤害和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后，他们压倒一切的利益就是必须以一种公平、合理的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以避免如此可怕的灾难再次降临这个世界。
在旧金山会议之后的几个月里，我的满怀希望变得有些黯淡；但当第一次大会在伦敦开幕时，这些希望又开始燃起。在我离开旧金山的时候，有关否决权的斗争已经激化——出现了三种意见，很多小国家要求修改关于重大问题的否决权，但“五大国”却一致坚持适用“雅尔塔公式”(4)，但当苏联试图采用严格解释，将决定一个争端是否应由安理会予以讨论的问题也包括在内时，大国之间又出现了分歧。就连安理会有关和平解决争端的决定，按照“雅尔塔公式”也可以适用否决权，我个人对此也感到失望；但我准备接受它，因为大国间达成一致意见是建立联合国的基础。
美国代表团，在斯特蒂纽斯先生和参议员阿瑟·H.范登伯格的领导下，援引《联合国宪章》第10条、第14条之规定：“大会得讨论本宪章范围内之任何问题或事项”，以及“大会对于其所认为足以妨害国际间公共福利或友好关系之任何情势，不论其起源如何，包括由违反本宪章所载联合国之宗旨及原则而起之情势，得建议和平调整办法”。这样的文字规定太宽泛了，联合国大会要充分发挥其“世界村民大会”的影响力，以防止否决权在安理会被滥用。后来苏联接受了大会的修改建议。当莫洛托夫和葛罗米柯坚持对安理会审议事项拥有否决权并且无法说服他们时，杜鲁门总统发急电给正好在莫斯科访问的哈里·霍普金斯，跳开他们去找了斯大林大元帅。斯大林随即指示莫洛托夫，接受西方大国的意见。危机到此才算结束，数日后——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宪章》得以签署。
通过在伦敦和奥斯陆阅读我们代表团发回来的信函，我为莫洛托夫的强硬和顽固深感不安，他的固执己见几乎令旧金山会议的成果毁于一旦。但苏联在最后一刻还是妥协了，同意了大会的意见。这时，我就觉得这是未来可能遇到的其他困难的一个预警，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这就是证据，在共产主义国家和非共产主义国家之间，为了促成联合国完成其使命，会充分合作。
到了夏天和秋天，随着世界局势的进一步发展，预示着联合国前途坎坷；但很多人还抱有希望。这里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苏联在所有被他们军队从纳粹手上解放的东欧国家中，除了捷克斯洛伐克，都违背了《雅尔塔协定》(5)关于在同盟国联合监督下实行自由选举的规定。西方国家被排除在外，苏联的军事占领当局采用强制手段推动共产党政府上台。苏联在波兰的所作所为尤甚——英国和法国在1939年就是因为波兰才加入大战的，这恰好是西方的痛处。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两次会议上，西方大国费尽周折才达成相对合理的妥协方案，确保波兰能够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既对苏联比较友好，又能够真正代表波兰人民。但苏联人有军事占领，并充分利用了这一点。而西方国家除了战争，没有什么反制手段来支撑自己的抗议。
7月的波茨坦会议(6)以及9月在伦敦召开的首次外长会议(7)，也都令人失望。两次会议就主要问题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尽管当时我们还无法知道欧洲其实很多年都不存在真正的和平，只是觉得就德国问题尽早达成最终解决方案的希望比较黯淡，德国继续被分裂成东德和西德，由充满了猜疑和敌意的军队占领并相互对峙。在其他地方也出现了一些麻烦和摩擦——希腊、的里雅斯特、印度支那、东印度群岛、马来亚等地。
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希望的迹象。捷克斯洛伐克，尽管完全在苏联人的军事占领范围内，却被给予了自由。我长期的朋友、令人尊敬的民主主义者爱德华·贝奈斯(8)和扬·马萨里克分别就任总统和外交部长。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成为苏联一个鲜活且至关重要的例证，就是有可能在自己的边境上存在一个友好的邻国，她是自由的而不是卫星国。我希望这样的例子能够早日让高度警觉和猜疑的苏联政府认识到，来自邻邦小国的真正友好才是对他们更有利、更安全的，胜过苏联军队强加和扶持的满怀仇视和怨恨的卫星国政府。还有芬兰，尽管完全处于苏联军事实力的威慑范围内，也保持了相对的自由。还有挪威的例子也堪称典范，我们的国家一解放，苏联军队就从北方地区撤走了，严格遵守了1944年我和苏联大使博格莫洛夫在伦敦签署的协议。
我回想起安德烈·维辛斯基曾经说过的一些话，就在我当选秘书长前不久，有一次在伦敦聊天的时候。那是一次非常友好的谈话，维辛斯基说，不管苏联还是美国，都积极赞成对我的提名，但贝文先生是被“说服的”。他强调了自己对苏联和挪威之间的友好关系感到很高兴。我回应说，挪威没有“恐俄症”。
维辛斯基回答：“你没有理由害怕苏联的扩张主义。”
还有一件给人希望的事情发生在1945年12月莫斯科召开的第二次外长会议上。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的投放，使得太平洋战争在忽然间就结束了。为了控制好这一革命性的战争手段和可怕的能量，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就此共同努力。11月15日，杜鲁门总统、艾德礼首相和麦肯齐·金(9)总理发表了一个声明，建议成立一个联合国委员会，负责对原子能的管控，使其只能被用于造福人类的和平目的，而不是用于战争。
在莫斯科，苏联同意加入以上三个国家，共同起草组建该委员会的方案。
该方案被提交给第一次联合国大会，在1月24日获得一致通过，就在我获知自己很可能被选为秘书长的前一天。由此，这一关乎20世纪后半叶人类文明存亡的最重大挑战——人类是否有能力阻止自身在原子战争中自我毁灭——在东西方大国的携手努力下，至少在总的原则和进程上迈出了第一步。
但伦敦同时也是一个矛盾分歧不断激化的舞台。首先让我做个解释，对于在伦敦召开的首届联合国大会，事前已基本达成共识，就是先要解决好组织架构上的问题。政治问题，以及有关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托管制度的实质性问题，留待以后研究，至少要等联合国建立起临时总部，常设秘书机构的组建工作取得足够进展。只有这样，事情才能进行下去，因为在这些问题上“东西方”之间的争论是最小的。几乎没有什么意外，安全理事会与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的选举进行得十分顺利，这要归功于事前就达成一致的“候选人名单”协商。这些在联合国举行的首批选举工作的结果，也充分体现了这一国际性组织的综合性特点。所有的大洲、文化、政府形式和社会结构，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性组织，都有自己的代表——尽管在名额比例上不尽相同。我之所以在这里介绍上述首批选举的结果，是因为这些选举形成了一种模式，将贯穿本书记载的所有事件。这种模式，如果要给出一个最简短的定义，就是虽然大家的立场和利益存在着不同和差异，但来到联合国，就是为了寻求和平、理解与合作。
安全理事会
常任理事国：
美国（代表北美洲和西方民主制国家）
苏联（代表欧洲共产主义国家）
英国（代表西方民主制的王权国家）
中国（代表亚洲）
法国（代表欧洲和西方民主制国家）
非常任理事国：
巴西（代表拉丁美洲）
墨西哥（代表拉丁美洲）
埃及（代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
荷兰（代表欧洲和西方民主制国家）
波兰（代表东欧）
澳大利亚（代表英联邦）
经济和社会理事会
比利时、挪威、法国、希腊（代表欧洲和西方民主制国家）
中国、印度（代表亚洲和第三世界国家）
黎巴嫩（代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
苏联、乌克兰（代表欧洲共产主义国家）
智利、哥伦比亚、古巴、秘鲁（代表拉丁美洲）
加拿大（代表英联邦）
捷克斯洛伐克（依然是西方国家但属于苏联盟友）
南斯拉夫（代表巴尔干共产主义国家）
英国（代表西方民主制的王权国家）
美国（代表北美洲和西方民主制国家）
除了这些选举和筹备委员会关于大会组织工作的报告进行得相对比较平稳之外，就是对于我这位挪威外交大臣的安排，先是大会主席，后来又改成秘书长，美国和苏联之间也达成了一致。但安理会关于伦敦会议组织和议程的方案讨论就开始出岔子了。
安理会已经开了首次会议——1月17日在伦敦，就是个开幕式——大家都没打算处理更多事务。但接着世界政治的严酷现实就冒出来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大风已经吹到了新建“和平大厦”的门口，而建筑工人都还没有来得及收尾。第一阵风来自伊朗（波斯）。这个古老的王国与印度相连，处在大英帝国势力范围与俄国对外扩张的交界点上，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是非之地。俄国人的革命也并没有改变什么。伊朗一直小心翼翼地寻求平衡以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和独立：英国人在阿巴丹(10)建有巨型炼油厂，控制着这个国家的南部地区；苏联人的势力影响着北部省份包括首都德黑兰，苏联和伊朗边境部落在里海周边地区勾搭。
在苏联和美国陆续参战之后，伊朗在同盟国的事业中又承担了一个新的重要职责，就是它成为美国租借物资(11)和英国军事援助运往苏联的唯一陆上通道。除了伊朗，还有一条是绕过挪威最北端极地海域通往摩尔曼斯克的那条危险的海上通道。为了营运并保证这条穿过伊朗的陆上生命线的安全，签署了一份三方条约，据此苏联军队开进了伊朗北部，英美军队开进了南部地区。条约规定在战争结束后一段时期内，这些军队全都要撤离。最后期限是1946年3月2日，这个时间点后面我们还会再次提到。不过，在1月时，撤军还没有成为一个问题。伊朗政府在操心北方省份闹独立，怀疑是苏联人操控阿塞拜疆人干的，鼓励他们先把这个省从伊朗分离出去，再和相邻的、同种族的阿塞拜疆苏维埃共和国合并。
伊朗政府可能咨询了英国人的意见，应该还有美国人。此前他们已经和莫斯科交换过意见，但莫斯科认为撤军应当延后，这更增添了他们的担心和猜疑。我不知道决定是如何达成的，但到了1月19日，安理会收到了伊朗代表团提交的第一份正式申诉，指责苏联干涉其关于阿塞拜疆人的内政，还拒绝协商。苏联随即否认存在任何干涉，而且声称一直准备着并将继续准备与伊朗进行协商；但苏联人的反应可一点儿都不像是个被告。这一切看起来就像，联合国安理会刚一开张就直接冲着苏联来了，这可是大国之一，她的团结合作是《联合国宪章》得以贯彻所依赖的基础。而且，苏联领导人一定是直接下了这样的结论，此次申诉的提出得到了英国的全力支持——可能还有美国的。
反击很快就来了。两天后，1月21日，维辛斯基先生提交了一份苏联针对联合王国的申诉，指责英国军队干涉希腊内政。与此同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德米特里·曼努伊尔斯基提交了一份类似的申诉，指责英国军队镇压刚刚得到解放的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值得注意的是，两份申诉都是指控英国军队干涉他国内政。如果苏联要被拉到这个国际组织的台面上过堂的话，英国同样应该被拉上来——而且还得过两次堂！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情况，在“冷战”这个词还没有被叫出来之前，大国在联合国的外交战和宣传战就已经打响了。我被搞得很烦，觉得伊朗政府应该给谈判留的时间更长一些。毕竟，挪威在苏联撤军问题上有过十分积极和令人满意的先例。私下里给一些提醒说不定就解决问题了。我也不喜欢苏联提出的反申诉。当时英国人留在希腊纯粹是应希腊合法政府的请求；而且随着后来联合国的调查，也充分表明不是英国人，而是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在干涉希腊内政——支持希腊共产党的游击队打内战。至于荷属东印度，曼努伊尔斯基自己过去在第三国际(12)时就是那里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鼓动者，我看了他的申诉，感觉他仍然是代表共产主义运动讲话的“老面孔”，企图控制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解放运动。
在我履行秘书长职务、坐上安理会马蹄形会议桌的位子之前，安理会已经完成了对伊朗申诉的研究。这主要应当归功于斯特蒂纽斯先生的居中协调，这场发生在联合国的第一场“东—西方”之争很快就在1月30日平息了，由英国提出、经苏联修改而达成了一致方案。安理会只是听了一下，批准双方通过直接协商解决问题，并要求他们将结果告知安理会。
在安理会审议苏联提交的针对英国人在希腊的申诉时，我经历了第一次严峻考验。我不会忘记发生在我就任秘书长第一天的这些事情。维辛斯基先生的攻击十分猛烈。他宣称，驻扎在希腊的英国军队根本没有必要，只是用来对希腊内部的政治局势施加压力的——“常常被希腊反动派用来对付国内的民主力量”。维辛斯基称统治希腊的是“法西斯败类”，指控他们靠着英国人撑腰来维护统治，“目前的形势对和平与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要求安理会呼吁英国立即撤军。
贝文先生，一位前工会组织的经验丰富的领导人，在工党1945年赢得大选后担任外交大臣，提出了充分的理由。他坦率地说，希腊的内战首先是共产党挑起的，企图在这个国家建立少数人的统治。他强调，英国军队并没有在希腊强加任何形式的政府，而是在帮助希腊人民抵制一起企图阻止他们自由选举的武装政变。这些情况全都属实，应当予以澄清，但让我感到担忧的是贝文讲话的方式。他没有用一种英国人传统的温文尔雅。他时而，特别是当大发雷霆时，就会变得像对手一样恶语相向；以一种他特有的、辛辣的语言表达方式，和维辛斯基先生放手一搏。而这位苏联发言人——满头白发，脸色红润，过去担任过总检察长——是辩论上的专家。通过挑衅性的话语，他显然是想进一步激怒贝文。他就像律师在法庭辩护一样。而贝文过去习惯了和船东、码头经理们拍桌子，在工会进行谈判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他愿意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而战斗，作风勇敢。这位人高马大、直言不逊的工会领袖一辈子都投身于维护工人的事业中，深受人们尊敬，但是他的爱国热情和仇视共产主义只会让他感情用事，对解决问题一点儿帮助都没有。维辛斯基算计好的挑逗激怒了他：在整个争辩过程中，他都像一头朝着红色旗帜猛冲的斗牛。
而且，贝文先生好像还把外交上的斗争搞成了个人恩怨，赌上了自己甚至帝国的荣誉。“是不是我或者说是我的政府……对世界和平造成了威胁？”他问道，“如果这是真的，你应该说让我离开这个桌子，因为只有你们是在维护世界和平。这是第一次开会，我就被打上了标签，变成了一个破坏和威胁世界和平的人。”这就是贝文经常的讲话方式。
让我再多花笔墨描述一下当时辩论的氛围，因为这对我形成关于联合国潜能的看法十分重要。贝文先生愤怒地否认了苏联对于英军在希腊驻扎是威胁世界和平的指控，反驳说：“世界和平的真正危险是莫斯科对英联邦接连不断地恶毒宣传攻击。”维辛斯基回答得很巧妙，还充满了轻描淡写的讥讽之音：“这种话，从安理会英国代表团的席位上发出，我们苏联代表感到丝丝冷意，令人回想起不愉快的过去。”苏联人的指控当然是站不住脚的。英国人也有一万个理由感到愤怒，但也没有必要采用这样的方式回应。
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对我的乐观无疑是浇了一盆冷水。尽管大国发起人在组建联合国包括我这个秘书长人选上达成了某些一致，但是如果安理会第一次开会，我还在场，就是这种氛围，我担心未来就重大问题再达成一致意见的希望，比我原本想象的要小得多。
在希腊和印度尼西亚的问题上，我在幕后尽力做调解工作。我没有提出什么实质性的建议——毕竟才刚刚上任，但我还是对这次争论的激烈程度深感震惊，很担心公众将会是什么样的反应。我不希望人们对于联合国的美好期待从一开始就被打消。因此，在几次争吵最凶的时候，我建议安理会主席马金先生让公开会议暂时休会，将相关的安理会成员国叫到我办公室非正式会谈，尽量关起门来解决问题（在当时，安理会主席还没有自己的办公室）。私下里我还建议贝文和维辛斯基缓和一下自己的措辞。我不希望安理会退化成一个搞宣传攻击的论坛。主席接受了我的建议，并在美国的斯特蒂纽斯先生和荷兰的范·克莱芬斯先生等代表的帮助下，成功地缓和了一些局势。安理会主席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结束了关于希腊问题的争论，大家都接受了，而印度尼西亚的议题没有形成任何结论。
第四件事接着被提交给安理会，但没有引起西方国家与苏联的直接冲突。叙利亚和黎巴嫩申诉说，法国和英国的军队不顾此前达成的在对德、日作战结束后即撤军的协议，继续在他们的国土内驻扎。他们指责，法英两国在1945年12月13日达成的有条件撤军的协议，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条款。(13)
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申诉，是得到我认可的问题之一。叙利亚和黎巴嫩曾经是国联的委任统治地，由法国负责管理。二战期间，“自由法国”协助英国人赶走了维希政府对黎凡特(14)地区的控制，允诺给他们完全的独立。他们被邀请参加了旧金山会议，是《联合国宪章》的签署国。贝沙拉·扈利(15)，一位德高望重的叙利亚人，和博学的黎巴嫩基督徒查尔斯·马利克(16)，来找我听取我的建议。我认为法英两国从黎凡特撤军的问题确实需要督促提醒一下。因此，我建议扈利先生和马利克博士将他们国家的问题提交给安理会，我有信心伦敦和巴黎方面一定会作出回应。于是安理会就收到了这两个新建立的弱小国家的申诉。“这真是一个历史性事件，”后来黎巴嫩代表说道，“像我们这样两个小国家，能够凭借安理会的行动实现自己的诉求，仅仅因为他们享有这样做的权利。”
法国和大不列颠都向安理会作出了立即撤军的保证，并根据安理会大多数票的要求，尽快就此问题开展直接谈判；事实上，整个问题不久后就得到了圆满解决，相关各方还将撤军情况向安理会做了报告。
但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事情，在联合国的历史上也留下了不太愉快的一面。苏联第一次行使了否决权。对之后的一长串“否决”来说，这可是头一回，当时的情况值得回顾一下。解决叙利亚和黎巴嫩问题的方案收到了7票赞成票，联合王国和法国因属争端涉事方而回避。但方案没有通过，就因为苏联一家投了否决票。她为什么投下这第一次的否决票呢？并不是因为维辛斯基先生反对方案的实质性内容，而是措辞不够强烈，无法令他满意。这第一次“否决权”，用得可以说很不严肃，与在希腊问题上的激烈争吵一样，令我很不满意，我希望不管哪一个大国，今后都不要再这样做。当时我还不可能预见到，在我的整个任期内，苏联还有一长串五十多次否决票呢，绝大多数都和这次一样，与苏联的利益和政策其实都没有实质性的关系，这是“冷战”就要来临的又一个阴冷先兆——立场顽固、僵化，拒绝合作，哪怕是在不相干的事情上，更不用说在那些事关西方民主制国家政治和外交命脉的方面，根本无法达成互谅互让和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妥协方案。
不过，在伦敦2月16日安理会最后一天的会议上，还是展现出积极的一面，此前大会经过了两天的休会。三周前，安理会曾经要求常任理事国指示他们军队的总参谋长，委派代表来伦敦参与组建《联合国宪章》要求的军事参谋团(17)。所有五个大国都响应迅速，派了代表来伦敦。在伦敦会议还没有结束前，安理会就指示军事参谋团开始工作了，从军事的角度研究《联合国宪章》第43条的规定(18)，它是旧金山会议上计划建立的安全机制的重要内容。军事参谋团花了很长时间，取得了一些进步，直到1947年所有的努力全都付诸东流。
等代表团陆续离开伦敦时，我开始了往纽约搬迁的最后三周准备工作。我已经比此前更深入地了解到，苏联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分裂到底有多深多危险。我感觉在某些方面有点儿像冰川上的裂缝，在“大国团结一心”这个表面柔软的雪层覆盖下，裂痕可能还要更宽。早些时候我满怀信心和希望，小国的很多政治家们，当然还有世界各地的大多数民众也是一样，现在信心大打折扣，但并没有完全灰心。我对危险的观察更清晰，与此同时，同样也看到形势并不是无法修补，大国间的战时合作或许能够通过联合国继续下去，至少在大多数基本问题上；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推动这一进程。
然后我回到奥斯陆短暂停留，处理一些个人事务，在一次给挪威学生联合会的演讲中我讲到，未来肯定会存在一些困难，但我会尽力做好准备迎接挑战。面对台下满怀理想的青年男女，我说道：“没有理想、信任和信念，联合国的事业就不可能取得进步。”同时我也提醒，我们不能把联合国看成是“理想国——我们必须脚踏实地”。
就在这个时候，也有一些人在不同的方向上越走越远。有一个人——这个世纪最伟大的人之一——3月5日在密苏里州的小镇富尔顿说出了他的结论。温斯顿·丘吉尔在前一年7月就卸任了。他在富尔顿的演讲是以民间人士的身份，但是他的话却通过报纸和电台传遍了全世界，其回声一直影响着随后的世界(19)。不仅仅是因为他享有战时大国领袖的崇高声望，还由于他发表演讲的地方使得他所说的话有了额外的含义。丘吉尔先生首先访问了白宫，杜鲁门总统陪同他去了富尔顿，在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演讲。
丘吉尔先生的演讲，名叫“和平砥柱”，引发了巨大争议和大量批评，特别是在欧洲的自由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以及遍布各地的联合国最坚定的支持者当中。这是因为，就在大多数人希望能和苏联在和平时期成功展开合作时，丘吉尔无疑是在向俄国人下战书。我当时也有这样的感觉。
但当我现在回过头去看丘吉尔先生演讲时所处的世界局势，发现有两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他当时十分巧妙地没有在自己的演说中讲出。一个是当时美国的战争机器——包括人员和武器，这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庞大军事力量，正在被草率地复员、遣散。在美国人民的强烈呼吁下，士兵们像潮水一样从欧洲和亚洲流回国。在巨大的军事力量外流的同时，基于《租借法案》的经济援助——四年里总价值达45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都给了欧洲和英联邦国家——却戛然而止。这是其中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当时西欧正在遭受最恐怖的磨难。英国几乎破产了；法国和意大利，也没有了往日的荣光。在整个大西洋东海岸，这片西欧文明的摇篮，看不到一点儿大陆复原所需要的力量和资源。我敢肯定，所有这些情况丘吉尔先生都是非常清楚的，尽管他在讲话中没说出来，在富尔顿他只强调了左右世界局势的第三种不容忽视的因素——驻扎在欧洲心脏地带的苏联庞大的军事力量——一种用于推动共产主义向西传播的力量。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抛出了现在已经广为流传的明喻：“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道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落下”。他认为尽管苏联不希望战争，但“他们所希望的是得到战争的果实，以及他们的权力和主义的无限扩张”。
当时有一个热议的话题——眼下还有人坚持这种观点——就是把西欧建设成介于苏联和美国两大巨人之间的“第三力量”。但丘吉尔先生认为，根据他的判断，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和参与，欧洲根本不可能恢复成为一种力量，因此极力推动在某种西方安全机制的支撑下，在说英语的民族之间建立一种“兄弟般的联合”。他相信对付俄国人只能凭借西方的实力，并警告说我们“经不起在只留有狭小余地的情况下进行工作，从而提供了进行较量的诱惑”。
“假使西方民主制国家团结一致，严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那么，它们推行这些原则的影响力将是巨大的，就不会有人来冒犯它们，”他说，“不过，假使它们四分五裂，在自己执行职责时手软，假使让这紧要关头的几年白白混过去，那么，我们大家确实都要在浩劫中被毁灭了。”
他认为联合国在未来不会有任何威胁，他再次重申了自己的信念。他说：“联合国成员国之间的特别联合，对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侵略性，没有与《联合国宪章》不相符合的目的。我相信，这种联合肯定不会有害处，而是有益的，不可或缺的。”
回顾历史，显然温斯顿·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就是西方政策的先声，一年后“杜鲁门主义”(20)和“马歇尔计划”(21)便出台了，不久又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22)。在当时，没有哪一国政府愿意单独以自己的名义提出什么建议。只要大家的意见还没有成型，政府的政策也不会最终确定。不过，杜鲁门总统拒绝发表任何与“富尔顿演说”有关的评论，以免和其中的表述产生分歧；我给贝文先生传了话，因为我的新任助理秘书长、苏联的阿卡迪·A.索伯列夫(23)代表苏联政府提出，希望英国外交部发表一个声明，拒绝为丘吉尔先生的讲话承担责任，我得到的答复是他的讲话是民间个人身份的，无需贝文先生关注，也无需发表什么声明。两周后，在威尔士塔尔伯特港的一次讲话中，为了回应很多工党成员的明显不满，贝文先生才简单地说丘吉尔的演讲没有听取过政府部门意见，政府也没有参与其中。
“富尔顿演说”和伦敦、华盛顿方面显示出来的可能在考虑转变政策的迹象，让我对联合国框架内的大国合作前景又产生了新的忧虑。丘吉尔先生对形势的基本判断是正确的，如果没有来自美国的巨额援助——包括暂停当时正在匆忙进行的撤军和遣散，西欧根本没有办法恢复其军事和经济实力，也就无力成功地应对苏联。但我多么希望，他在呼吁西方团结的同时，也能采用一种更加积极、和解的姿态对待苏联，可能有助于说服苏联人回到战时合作的政策上来，在联合国和西方一起致力构建一种共同的安全机制。我感觉，这样的努力与恢复西方实力的政策并没有什么矛盾，不管在当时还是后来。联合国的发展和加强，可等不到也不应等着靠西欧的复苏。他们应当携手共进。至此我已下定决心，在接下来的时间，我将尽可能发挥自己作为秘书长的影响力。
(1)安全理事会（Security Council），简称安理会，联合国最重要的机构。唯一有权采取行动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机构。由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1991年苏联解体后由俄罗斯继任）和十个非常任理事国（起初是六个，1965年第20届联合国大会修改了宪章，把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由六个增加到十个）组成。非常任理事国由联合国大会选出，席位按地区分配，亚非五席、拉美二席、东欧一席、西欧和其他国家二席。任期二年，每年改选五个，任满不得即行连任。——译者摘自《联合国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诺维奇·莫洛托夫（Vyacheslav Mikhaylovich Molotov，1890—1986），苏联外交家。1941年5月起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卫国战争时期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1941年9月率团参加苏美英莫斯科会议。1942年5月率团访问英美，商谈开辟第二战场，并签署《苏英战时同盟和战后合作条约》。1943年10月率团参加苏美英莫斯科外长会议；11月出席德黑兰会议。1945年先后出席雅尔塔会议、旧金山会议和波茨坦会议，并代表苏联签署《联合国宪章》。——译者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百科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3)《敦巴顿橡树园建议案》（Dumbarton Oaks Proposals），全称为《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中、美、英、苏四国于1944年秋在华盛顿郊区乔治城的敦巴顿橡树园大厦召开会议，拟订创建联合国的具体计划。——译者摘自《中华法学大辞典》，中国检察出版社
(4)雅尔塔公式（Yalta Formula），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关于安理会表决程序问题的建议案。“雅尔塔公式”确定了大国在实质性问题上拥有否决权，这在当时对于促进大国合作，使安理会能够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是必要的，当时，不论是苏联，还是美国和英国，都竭力避免联合国沦为某一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工具，使它们有可能操纵多数，专横地侵犯本国利益。因此明确大国拥有否决权，是三国参加联合国的必要条件。但是“雅尔塔公式”与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主权平等原则互相矛盾，这是联合国无法解决大国争端的内在因素。——译者摘自《联合国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5)《雅尔塔协定》（Yalta Agreement），全称《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是苏美英签订的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条件的协定。因协定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签订，故称《雅尔塔协定》。——译者摘自《中华实用法学大辞典》，吉林大学出版社
(6)波茨坦会议（Potsdam Conference），代号“终点站”。大战期间苏、美、英三国首脑的第三次会议。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在柏林西南郊波茨坦的塞西林霍夫（Sesi-lienhof）宫举行。会议包括首脑会议、外长会议和全体会议等，就有关战后占领德国的基本政治、经济原则，德国的赔偿，对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的政策，以及关于黑海海峡、波兰西部疆界、哥尼斯堡地区让与苏联等问题，进行了紧张的磋商和激烈争论。会议决定设立英、苏、中、法、美五国外长会议，进行有关缔结和约的准备工作。最后签署了《苏美英三国柏林（波茨坦）会议议定书》和《柏林（波茨坦）会议公报》，这两个文件一般统称《波茨坦协定》。——译者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百科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7)外长会议（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若干主要盟国为处理战后问题而组成的非常设国际协商机构。——译者摘自《欧洲历史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8)爱德华·贝奈斯（Edvard Beneš，1884—1948），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家，开国三元勋之一。——译者
(9)威廉·莱昂·麦肯齐·金（William Lyon Mackenzie King，1874—1950），加拿大政治家。1921至1925年、1926至1930年、1935至1948年，曾三度担任加拿大总理，在位时间长达21年，是英联邦国家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总理。麦肯齐·金还担任自由党领袖长达30年，使之成为一个真正全国性的党，是20世纪加拿大政界影响最大的人物。——译者摘自《二十世纪世界各国大事全书》，北京出版社
(10)阿巴丹（Abadan），伊朗胡齐斯坦省港口城市，距波斯湾约50公里，伊朗石油输出的集散地，伊朗国营石油公司总部所在地，世界最大炼油中心之一。——译者
(11)《租借法案》（Lend-Lease Program），美国国会在1941年1月通过的第1776号法案，3月11日生效，目的是在美国不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时，为盟国提供战争物资，授权美国总统“售卖、转移、交换、租赁、借出、或交付任何防卫物资，予美国总统认为与美国国防有至关重要之国家政府”。该法案的通过埋葬了中立法，是美国由孤立主义走向参战的决定性重要步骤。二战期间，美国据此向外国提供了价值高达500亿美元的租借物资，其中60%供给英国、32%供给苏联，其余的份额提供给自由法国、中国等反法西斯国家，共有38个国家接受了根据租借法案所提供的援助。——译者
(12)第三国际（Comintern），亦称“共产国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第二国际左派所形成的一系列共产党组成。1919年3月2日至6日，在苏俄首都莫斯科召开了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告国际成立。此次会议由列宁直接参与指导，出席会议的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的54名代表及某些国家的观察员。——译者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词典》，华夏出版社
(13)叙利亚、黎巴嫩原属奥斯曼帝国的大马士革及阿勒颇行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对叙利亚进行了军事占领。一战后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和英法对国际联盟的操纵，促使法国获得了在叙利亚的委任统治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40年6月法国战败，但维希政府仍延续了对叙利亚的委任统治。1940年和1941年，英国政府两次发表声明，宣布对叙利亚实行封锁。1943年7月，叙利亚举行议会选举，舒克里·库阿特利当选为总统；9月21日，黎巴嫩成立第一届议会，选举谢赫·贝沙拉·扈利为总统，黎巴嫩议会通过决议，修改宪法取消法国在黎巴嫩的特权，法国当局逮捕了扈利及其政府成员，激起黎巴嫩人民的强烈抗议；11月22日，法国当局被迫释放扈利及其政府成员，这一天被定为黎巴嫩的独立日；同年12月22日，贾德鲁同叙利亚政府达成协议，宣布法国将于1944年1月1日移交政权，但法国实际上一直拒绝从叙利亚撤军。1945年2月，叙利亚对德国宣战并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1945年12月，英法两国政府共同宣布将逐步从叙利亚撤军。在叙利亚人民持续不断的斗争以及世界舆论的压力下，1946年4月17日，法军全部撤出叙利亚，叙利亚人民称这一天为“撤军节”，后定为叙利亚国庆日。——译者摘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词典》（华夏出版社）、《外国历史大事典》（河北教育出版社）等资料
(14)黎凡特（Levant），是一个历史上的不精确的地理概念，泛指东地中海沿岸的大片地区。狭义概念仅指历史上的叙利亚地区，即地中海东岸地区。广义历史概念的黎凡特包括东部地中海沿岸国家和岛屿，从希腊一直延伸到昔兰尼加（利比亚）。此处应是狭义概念。——译者
(15)贝沙拉·扈利（Bechara El Khoury，1890—1964），黎巴嫩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译者摘自《当代国际知识大辞典》，团结出版社
(16)查尔斯·马利克（Charles Malik，1906—1987），黎巴嫩哲学家，第13届联大主席。——译者摘自《联合国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7)军事参谋团（Military Staff Committee），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附属机构。根据《联合国宪章》第46条和47条的规定，联合国设立军事参谋团，以便对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军事需要问题，受安理会支配的军队之使用及统率问题，军备控制与裁军问题向安理会提供意见并予以协助。——译者摘自《法学大辞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8)《联合国宪章》第43条规定：一、联合国各会员国为求对于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有所贡献起见，担任于安全理事会发令时，并依特别协定，供给为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所必需之军队、协助及便利，包括过境权。二、此项特别协定应规定军队之数目及种类，其准备程度及一般驻扎地点，以及所供便利及协助之性质。三、此项特别协定应以安全理事会之主动，尽速议订。此项协定应由安全理事会与会员国或由安全理事会与若干会员国之集团缔结之，并由签字国各依其宪法程序批准之。——译者
(19)铁幕演说：1946年1月，英国前任首相丘吉尔应邀访美。3月5日，他在美国总统杜鲁门陪同下抵达密苏里州富尔顿，在杜鲁门的母校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公开攻击苏联“扩张”，宣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道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苏联对“铁幕”以东的中欧、东欧国家进行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对苏联的扩张，不能采取“绥靖政策”，主张英、美结成同盟，制止苏联的“侵略”。富尔顿演说后不到十天，斯大林发表谈话，严厉谴责丘吉尔和他的朋友非常像希特勒及其同伴，演说是杜鲁门借他人之口发表的“冷战”宣言。“铁幕演说”被认为是正式拉开了美苏冷战的序幕。——译者
(20)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致国会特别咨文中提出的对外政策纲领。一位美国学者指出：“自此以后，界限模糊的遏制主义，就作为美国在全球规模上进行干涉活动的理论而起作用了。”——译者摘自《国际政治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1)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欧洲的经济援助计划。——译者摘自《国际政治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2)《北大西洋公约》（North Atlantic Treaty），简称北约，是美国同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冰岛和加拿大于1949年4月4日在华盛顿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译者摘自《国际政治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3)阿卡迪·索伯列夫（Arkady Sobolev，1903—1964），苏联外交官，专长国际法。1946至1949年任联合国分管安全和政治事务的助理秘书长。1951至1953年任苏联驻波兰大使。1955至1960年任苏联驻联合国大使。——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