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参照依赖：
人们奇怪的行为法则
张三丰对常遇春的赏识和憎恶
我们的思维受框架效应的影响
在《倚天屠龙记》中，常遇春中了蒙古人的毒箭，张三丰出手救了他一命。
常玉春心中万分感激，自己在江湖上被别人看作是杀人放火、十恶不赦的歹徒，而张三丰明知他的身份，却还愿意出手相救。
张三丰见常玉春言谈举止间颇有英雄气概，于是有了爱惜人才的想法，他对常玉春说：“如果你愿意弃了魔教，那么我就让徒儿宋远桥收你为徒，日后你行走江湖就可以扬眉吐气。”不料常遇春果断拒绝，他说：“蒙张真人瞧得起，实是感激至极，但本人身属明教，终身不敢背教。”张三丰见他这么说，心中顿生厌恶，连“后会有期”四个字都不愿说。
在行为经济学中，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框架下表达或者思考，会对行为人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行为经济学把这种现象称为“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这个概念是由特沃斯基和卡尼曼于1981年首次提出。
张三丰对待常遇春的态度就是在两种框架下切换。
原著写道：“他见常遇春慷慨豪爽，英风飒飒，对他甚是喜爱。”张三丰作为武林中人，自然欣赏豪爽的英雄，常遇春不顾性命千里护送小主公，这让张三丰有惜英雄重英雄的感慨。因此，张三丰不但帮助常遇春取下毒箭，敷药疗伤，甚至愿意将他收入门下。
在这里，张三丰对待常遇春的是“侠义框架”，江湖上的人讲究重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同时，张三丰生性豁达，于正邪两途，原无多大偏见，他曾经对张翠山说过：“正邪两字，原本难分。正派中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倘若一心向善，那便是正人君子。”他还说天鹰教主殷天正虽然性子偏激，行事乖僻，却是个光明磊落之人，很可交这个朋友。因此在这种框架下，张三丰看中的是常遇春的个人品质，他是赏识常遇春的。
然而张三丰很快又把认知切换到了“正邪框架”。原因是他想起三弟子俞岱岩终身残疾，五弟子张翠山自刎身亡，皆由天鹰教而起，不论他胸襟如何博大，一提起“魔教”就会深恶痛绝。
在这种“正邪框架”下，张三丰就会不考虑对方个人品行究竟如何，而是看他身处正教还是魔教。只要是正教中人就是同类，而魔教教徒通通是异类。因此张三丰“想到他是魔教中人，不愿深谈”。无怪乎常遇春会说：“真不知我们如何罪大恶极，给人家这么瞧不起，当我们明教中人便似毒蛇猛兽一般。”
即便是生性豁达的张真人，也难免陷入框架效应的思维，那就更别说是普通人了。
在生活中，仅仅是不同的表达，也会导致“框架效应”的产生。
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例子。
假设你是一名战场上的将领，正奉命率领一群勇敢的士兵，冒死和敌军奋战。
第一种情况：根据情报部门的消息，敌军已布下陷阱，可能会让600名士兵丧生。你必须从以下两条逃生路线中选择其一，才能减少伤亡。A：逃向山区，可以让200名士兵存活。B：逃向海边，600人都存活的概率为1/3，没有人存活的概率为2/3。那么你会带领军队逃向山区，还是海边？
第二种情况，前提和第一种完全一样，你同样必须从以下两条逃生路线中选择其一，才能减少伤亡。C：逃向山区，将会使400名士兵丧生。D：逃向海边，无人丧生的概率为1/3，600人都丧生的概率为2/3。那么你会带领军队逃向山区，还是海边？
行为经济学家发现，大多数人在第一种情况下选择了A（比例高达72%），而在第二种情况下选择了D（比例高达78%）。也就是说，人们对提问的方式非常敏感，提问方式能左右人们的抉择。其实第一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的方案是完全一样的，然而，提问方式的改变竟然会影响逃生路线的选择。
1992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翰逊等人做过一个研究，他们邀请受试者比较两种汽车保险金额报价，一种以免赔框架表述，另一种以返还框架表述，实验结果如下：
免赔框架——保费1000美元，保期一年。这款保单具有600美元的免赔额度，这600美元将从对保单提出的全部索赔额中扣除。换句话说，如果你基于保单提出了任何索赔，公司赔付的数额会从全部索赔金额中扣除免赔额。如果一年中你的索赔金额少于600美元，公司不会给予任何赔付；如果你的索赔金额高于600美元，公司将赔付超过600美元的所有部分。
返还框架——保费1600美元，保期一年。在这款保单下，公司会在年底把这600美元扣除赔付款交到你手中。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根据保单提出索赔，公司会在年底还给你600美元，如果你提出一次或者多次索赔，你会拿回600美元减去公司赔付款之后的余额，如果总的赔付款高于600美元，公司不会返还任何金额，但仍赔付索赔。
其实这两种方案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如果还考虑到未来贴现，第一种还会更划算），然而研究发现，只有44%的受试者会接受第一种选择，当出现第二种选择时，68%的受试者表示能够接受。
把一件事情描述成不同的框架，可以有效地改变人们的选择。例如医生说“手术后一个月内的存活率是90%”的说法要比“手术后一个月的死亡率是10%”更令人安心。食品行业宣称凉菜“90%不含脂肪”要比说“10%含有脂肪”更具吸引力。每组句子的深层含义都是相同的，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但人们通常能读出不同的含义。
在投资领域，我们同样也会受到框架效应的影响。
经济学家梅拉和普雷斯科特曾提出一个问题：根据美国1889年到1978年间的数据，股票的年均真实回报率是7%，而国库券的年均回报率是1%，这显示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两者的风险溢价为6%，如此巨大的溢价是个谜——人们得要有多厌恶风险啊。
这个著名的“股权溢价之谜”问题提出后，立刻引起了巨大的争论，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这么巨大的差异，这是统计失误，有些人把这种溢价归结为习惯，部分投资者就是爱买债券，不管股票市场的收益有多高。
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和合作者什洛莫·贝纳奇认为这根本不是风险厌恶的问题，他们发现投资者关闭账户大约以13个月为一个周期，也就是说大多数人一年只评估一次他们的资产组合。
股票市场一年期的回报率起起伏伏，常有亏损，但从几十年的跨度来看，它的收益远远超过债券，所以注重一年期回报率的投资者一旦发生年度亏损，他们就会关闭股票账户，而那些能观察到数十年回报率的投资者则将资产大多投资于股票。
行为经济学家也将这种行为称为“短视的损失厌恶”，不管是专业人员还是缺乏经验的投资者都会产生这样的行为。短视的损失厌恶是框架效应中“窄框架”（narrow framing）现象的一个特例，“窄框架”是指在评估投资前景时，人们往往将前景单独评价，而不是将其看作全部组合的一个部分。人们原本应该把股票的收益放到更长的期限里去评估，但是事实上往往因为“窄框架”的缘故，把考察收益时间放在了一年左右。
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例子更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概念。
我们在下雨天常常很难打到出租车——这看起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下雨天打车的人多，车又开得慢，不过经济学家还有新的看法。经济学家凯莫勒在1997年研究使用了纽约出租车司机在1988年到1994年间总共1826个观察值。这些数据不仅涉及不同司机，还包括同一司机在不同日子的数据，这些数据来自司机每天填写的车程单，它对应着每个乘客上下车的时间以及打车费用。通过这些数据凯莫勒发现，不管是下雨天生意好的日子，或者平时生意不好的日子，司机日总收益的变化很小。
理查德·泰勒用“窄框架”给予了解释：出租车司机同样运用“窄框架”来做生意。他们常常以每天的收入作为单独评价，当某天生意不好时，他们便会延长工作时间，直到赚到目标收入才收工，而某天比如因为下雨生意火爆，他们便会早早赚到目标收入，因此便心满意足地打道回府，结果使得市面上出租车更少，进一步加剧了下雨天打不到车的情况。
不过泰勒也发现，经验丰富的老司机常常能跳出这个“窄框架”，在容易赚钱的时候尽量多赚钱。
张三丰对常遇春的态度从“见常遇春慷慨豪爽，英风飒飒，对他甚是喜爱”，到“想到他是魔教中人，不愿深谈”，这种态度的变化，也和张三丰对常遇春的认知框架变化密不可分。
接下来的事情再次发生反转。张三丰一生和人相交，肝胆相照，向来信人不疑，当常遇春提出送重伤的张无忌找“蝶谷医仙”胡青牛看病时，张三丰要将爱徒唯一的骨血交在魔教弟子手中，实在放心不下，一时拿不定主意。
常遇春此刻豪迈地表示，自己送了张兄弟去胡师伯那里，随即便上武当山拿自己来做抵押。张兄弟若有什么闪失，张真人可以一掌把自己打死。
终于，这一番话让张三丰把他的决策模式从“正邪框架”又回到了“侠义框架”，他选择信任常遇春，把张无忌交给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