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用良心判断，用制度保护
办案是个良心活儿。
在法学院读书的时候，老师就说过：我们班很多同学将来会去公、检、法或律所工作，做官有大小、挣钱有多少，办案有压力、官司有输赢，希望你们任何时候都别忘了良心。
经过办案一线多年的摸爬滚打，对此肺腑之言深感认同。
朱熹说：“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检察官办案，需要内心对案件以及当事人的是非、善恶、曲直作出评判，才能正确认定事实、准确适用法律、科学定罪量刑以及实现最佳办案效果。
当然，评判的依据必须立足客观事实，但能否对客观事实给予准确的法律定性，却是见仁见智的。基于一个人将另一个人打成重伤的基础事实，认定为打架斗殴还是见义勇为，故意伤害还是正当防卫，对当事人而言，意味着截然不同的命运。
法律知识储备丰富，逻辑思维也很严密，对诉讼程序比较熟悉，一般而言就可能“办得了”案，但这只是办案的基础。若本心不够善良、不怀仁义，哪怕业务技能再强，也不一定“办得好”案。
因为办案从来都不仅仅是“技术活儿”。
办案的过程，总的来说，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怎样判断、如何取舍，保护谁、打击谁，弘扬什么、否定什么，需要在体察国情世情、探究法律精神的基础上，用良心去判断。
中国自古就注重“刑罚世轻世重”，根据国家和社会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刑事政策及法律适用。《周礼·秋官·大司寇》即有记载：“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当今中国，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百姓生活全面小康，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正朝着第二个百年目标努力奋斗。对照漫长的历史，今天的中国正逢盛世。国家安定有序，社会和谐稳定，刑事案件中轻微犯罪居多，重大、恶性犯罪较少。
鉴于此，笔者认为，目前司法办案或可持一些“盛世用轻刑，极恶用重典”的理念。
一方面，对于占多数的轻微犯罪，若行为人真诚悔悟、认罪认罚，司法机关就要积极兑现从宽政策，依法从宽处理。另一方面，对危害国家安全、严重暴恐犯罪以及其他情节极为恶劣、后果极为严重的少数刑事案件，也要依法严惩。
这话说起来简单，但落实到每一个具体案件中，并非易事。面对形形色色的案件、当事人的诉求、社会舆论的压力，如何坚持法律原则，把握好宽严界限，既需要用法律进行衡量，也需要用良心进行判断。
那么，良心判断如何体现？
首先，看办案者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是诉讼流水线上的司法工匠，还是“如我在诉”的负重者？只有办案人员设身处地为各方当事人着想，充分换位思考，才有负重感、才能感同身受。
例如，只有假设自己迫于生计或身患重疾，才能体会为何有人会迫不得已实施偷盗财物、盗窃药品等违法犯罪行为。又如，只有假设自己遭受了犯罪行为的严重侵害，才能明白为什么不能在未尽全力的情况下轻言“疑罪从无”。再如，只有假设自己是一起简单刑事案件（交通肇事、危险驾驶、故意轻伤害等）的犯罪嫌疑人，在认罪认罚、赔偿谅解等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案件仍然久拖不决，不能外出打工、不能自由出行、家人也牵肠挂肚，才能体会提高司法机关的办案效率是多么重要。
这不是说检察官要摒弃严格依法、客观公正的立场，而是说不要把自己当作事不关己的第三方。要把自己放到案件中去，站在当事人各方的立场，才能感受到司法机关的判断对当事人而言意味着什么。
其次，看办案者秉持什么理念。基层一线办案任务很重，上级要求很高，办理同样性质的一起普通刑事案件，对比10年前，需要填的案卡、制发的文书、接待的当事人、开展的公开听证以及促进认罪认罚需要付出的人力、物力都不可同日而语。加之近两年，因为疫情的影响，入所讯问、出差取证、羁押案件开庭等等多有不便，大家都想着怎样提高效率、尽快结案。面对潮去潮来、堆积如山的案卷，有“速战速决”的心态是正常的，但过于求快，就会导致“萝卜快了不洗泥”，容易作出看似合法但不近情理的结论。
“合法”是司法决定的基本要求，但做到这一点可能只算达到“及格线”。从古至今，老百姓评判司法决定不是只看其是否有悖律条，还要看其是否符合天理、人情。这是多元司法价值观的体现，也是中国从古至今法律文化的传承。
只有秉持法理情相融合的理念，努力让司法决定合法、合情又合理，才能赢得当事人的认可，让老百姓感受到公正。
再次，看办案者能否担当。在很多案件中，讲良心是要面对风险、付出代价的。有的案件，于理于法皆应从严惩处，却可能遇到干扰，要求“尽量考虑”，“原则范围内给予照顾”。有的案件，平心而论应当从宽，却可能被要求“从严从快”。还有的案件，前期被逮捕，后期认罪态度转好、积极退赃、赔礼道歉、获得谅解，符合不起诉条件，但“捕后不诉”，又会面临业绩考核上的负面评价。这个时候，实事求是、勇于担当就显得格外重要，也格外珍贵。
为了促进司法人员廉洁规范办案、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我们国家几年前就出台了“三个规定”(1)，很大程度上帮办案人员解了围、松了绑，“司法环境”较之以往有很大改观，但若说完全杜绝了干扰，也是不客观的。
此外，还有一些案件，办案人员若为当事人利益作过于细致的、法律没有直接规定的考虑，有时即便是合情合理的，但基于特殊背景、特殊环境，也会产生很多顾虑。
例如有这样一起申请取保候审案：一家两兄弟因“涉恶”犯罪被逮捕羁押，主要事实是参与一系列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犯罪活动，未涉及命案或其他重大案件，依法不可能判处10年以上重刑。羁押期间，二人的父亲因病去世，律师为二人申请取保候审以便为父送终。经审查，对罪行相对较轻的弟弟可以取保，一来其认罪认罚，真诚悔罪，预期量刑不重，脱逃的可能性不大；二来养老送终，尽人子之孝，也符合情理。
但经沟通，问题来了：怎么不懂政策、不看形势呢，怎么能对黑恶分子取保候审呢？万一人跑了，追责问责怎么办呢？承办人可以表示不怕追责，但看看以往的案例，追责的范围岂止于承办人呢？
不仅仅普通办案机关有这样的担心，负责追责问责的机关也同样存在类似的顾虑。
再例如，办理上级交办的职务犯罪案件、涉“保护伞”案件以及涉信访维稳等社会舆论高度关注的案件，也可能遇到被调查人在留置期间近亲属病危、去世以及其他突发情况。办案人员也可能认为，让罪行不严重的被调查人暂时回家是合情合理的，但同样的问题也摆在面前：这些案件各方高度关注，万一出点“闪失”，谁担得起这个责任？
所以，很多时候，办案人员的担当不仅仅是对“承办人”而言的，还与案件办理相关的指挥者、决策者、交办者、督办者、追责者有关，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上下互动。理想的状态是：“下面”能准确发现问题、提出建议；“上面”能把握政策、大胆决策。
翻看资料，发现古人也曾遇到过这样的难题，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新唐书·刑法志》记载：“太宗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唐太宗李世民在复核刑部呈报的死囚名单后，决定到天牢视察。死囚们表示希望回家过年，这样就“死而不怨”。太宗约定次年秋后归来问斩，尽管很多大臣反对，但仍然释放390名死囚；次年，囚徒全部如期归来。
我们暂且不论太宗“纵囚”之举是否于法有据，单就其担当精神而言，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即便贵为皇帝也要考虑万一“人跑了”怎么办，如何向天下臣民交代的问题。
另外，中国古代自北魏就有“留存养亲”的司法制度。据《魏书·刑罚志》记载，除触犯“十恶”等重大犯罪外，普通罪犯若系家中唯一男丁，可待其为直系尊亲（父母、祖父母等）养老送终后再执行刑罚。存留养亲制度为后代法律所沿袭，在明清朝审与秋审中对死刑监候案犯，“存留养亲”便是暂不执行死刑的法定事由。(2)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完全继承该司法制度，但根据《刑事诉讼法》之规定，对于“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即便符合逮捕条件，亦可监视居住。尽管刑罚执行环节可否“留存养亲”，法律未予明确，但参照审查逮捕环节之司法关怀精神，在不影响最终惩治犯罪的前提下，对遭遇突发状况的人员给予必要的照顾，这不正是政策宽仁、司法关怀的体现吗？这对案件的顺利推进、矛盾化解，也是大有裨益的。
然而，在一些时候、某个阶段，凭良心办案并不一定能获得好评，甚至可能招来猜疑、面临风险甚至遭遇恶意诬告。
纪检的调查、上级的核查、当事人的信访，这都是办案人员要面临的现实问题。毫无疑问，这会给办案人员增添很多额外的工作：但凡有调查、核查，必然需要写很多“说明”“报告”或者接受问话。
而这些调查、核查措施本身，会形成一种紧张的空气。一说起谁谁谁被叫去问话了，领导会关心、家人会担心、同事会好奇，这会给被调查人带来很多困扰，甚至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
除了氛围和心理上的压抑，很多工作也会受实质性影响，如果正值评先评优、晋职晋级、岗位调整、工作调动，往往会被“放下”。哪怕最终的结果是“没事”，但该耽搁的不该耽搁的，都被耽搁了。从这个角度上看，调查本身就有一种“准处罚”的作用。
办案时间越长，办案量越大，特别是办理涉众类、非法信访类、人身伤害类案件越多，遭遇这些窘境的可能性就越大。多次经历后，可能有两个结果。一是正面效应显现。让组织和同事更加坚信办案人员的素质，让办案人员也更信任组织、更加坚定自己的立场。二是负面效应显现。周围的人可能质疑：既然“没事”，为什么不断有反映？有的同志被调查了几次、被“放下”几次，同一条起跑线上的人都跑到前面去了。如此境况是否公平，如此结局是否值得？
如果负面效应太突出，办案人员也会心有余悸：良心弥足珍贵，人生耽搁不起！
所以，良心虽不似“玻璃心”那么脆弱，但也不可能像钻石那样坚硬。
那么，如何保护司法者的良心？
仅靠说教是没用的，大道理都懂；只靠激励作用是有限的，一个负面案例的影响力足以破坏很多正面激励。
关键还是得靠制度，并且制度还要得到有力的执行。
第一，应首先给予办案人员信任，而不是怀疑。近年来，随着党风政风的持续向好，司法风气、办案纪律都得到明显改观，加之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正面影响还将持久发挥，纯粹的“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将是极少的。
此外，随着“少捕慎诉慎押”理念的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进，很多轻微刑事案件将会作出不捕、不诉决定或提出轻缓的量刑建议。如果纵向比较，类似的案件，可能比前些年处理得轻得多；如果横向比较，认罪认罚和不认罪认罚的，在处理上也有很大差别。若质疑声起、举报信来，办案人员将面临怎样的境遇？
笔者认为，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在信任的基础上，应依法依纪予以监督。首先，实事求是调查核实。从身边人、身边事的直观感受来看，这方面总体上是做得很好的；从一些社会高度关注的大案、要案来看，也可知调查核实工作总体上是很严谨的，不需赘述。
其次，实事求是惩处和肯定。既要坚持严肃处理违纪违法行为，也要坚持维护正确的办案理念，保护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切勿因个别人员顶风作案而否定“少捕慎诉慎押”等办案理念，要注意避免因追责不当引起错误导向，例如宁可通过“多捕多诉多羁押”来减少被质疑、被关注、被监督。
追责问责也要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不能唯结果论。例如前文提到的对“涉恶”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对职务犯罪被调查人放其归家，即便“人跑了”，或者发生了有碍诉讼正常进行的其他情况，也要结合办案人员是否有主观过错，是否存在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等因素来决定是否追责、如何追责。
还要注意发布正反两方面典型案例。目前反面典型案例比较多，但理念正确、决定准确、经受住了各种考验的正面典型案例少了些。大家都知道“既不能这样，又不能那样”，但遇到具体问题时“到底应该怎样”，的确需要正面典型案例来引导。
第二，对办案人员的调查程序要严格，减少随意。这里说的“调查”是广义的，包括调查、核实问题的各种措施，不限于“立案调查”。当然，调查的程序本身是比较严格的，但为什么会让人有“随意”的感觉呢？因为实践中有权调查的部门较多，同一事件被问话的次数太多，就要让人随时得放下手中的工作，积极配合调查。
首先，不轻易启动调查程序。从办案人员的角度讲，要让主动接受监督、自觉接受监督成为习惯，这样能确保自己不犯错或少犯错。从监督者的角度讲，监督也是服务，服务务求精准，否则精力投放不准也是浪费。
我国税务执法理念颇值得参考：“无风险不打扰、有违法要追究、全过程强智控”，对司法人员的调查也一样，日常监督要加强，若无风险（例如信访反映中没有明确的线索指向、没有确凿的证据等），也不宜轻易启动调查程序。
其次，进一步规范调查程序。特别是对法官检察官的调查，应规定更加严格的程序，否则，尊重法官检察官、尊崇法治就无从谈起。
例如，对于检察官的调查核实，涉及违纪违法或违反法定职责的，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纪检监察机关或检察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一般性调查谈话的，不得影响检察官正常的办案工作。同一事实已经由有权机关作出调查结论的，没有新的证据不得进行重复调查。
第三，对经受住考验的办案人员应予弥补，不能止于澄清。百姓若因冤假错案导致权利遭受了侵害，可以依法获得国家赔偿，这是人权保障的应有之义，也是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那么，办案人员因诬告、错告导致名誉损害、利益（晋级、晋升等）受损呢？在一定范围内予以澄清是必要的，这体现了组织对干部的关心，但损失如何弥补呢？
办案人员一般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一则因为本性善良，二则因为没有弥补的制度。但若不考虑弥补，岂不是让老实人吃亏，让诬告者得逞？有时候诬告者的目的就是让办案人员的成长被耽搁、精力被消耗，即便办案人员最终被证明清白，诬告的目的也确已达到。
所以，确有必要建立弥补制度。要根据不同情形给予相应的弥补，包括但不限于：其一，对于造成名誉损害的，在一定范围及时澄清即可弥补。其二，对于造成竞争机会丧失的，应创造同等条件下的再次竞争机会。其三，对于造成晋职晋级等时间耽搁的，评定时间应当参照同时期其他晋升人员的时间起算；没有可参照的，则按一般晋升审批工作时间推算确定，不能让我们的同志因遭诬告造成“一步慢，步步慢”的遗憾。
综上，检察办案用心用情，公平正义得以彰显，社会和谐得以促进。善良之心获得保护，也能激励更多的善良之心。
陈亚东
2022年7月1日
(1) 为防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防止机关内部人员干预办案，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确保司法机关廉洁公正司法，2015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中央政法委印发《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两高三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这三个规范性文件简称“三个规定”。
(2) 张晋潘：《中国法制史十五讲》，1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