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家自有制度

5．黄老与秦制

汉文帝的皇后窦氏很是长寿，从被立为皇后到去世整整有五十一年，几乎贯穿了西汉的前期。她年轻时是吕后的宫女，去世时已经到了汉武帝时期，是名副其实的人瑞。

窦氏特别喜好和尊崇黄老之术，可能是深受吕后影响，更可能是因为她那个年代的汉朝上层人士大都如此。她虽不干涉朝政，但逼着儿子汉景帝学习黄老之术，这种狂热仍然对政局产生了影响。

一天，两位大臣在景帝面前争论一个问题：

商汤灭夏，武王伐纣，这两个或者说一类历史事件是什么性质？

儒学经师、博士辕固生认为是正义革命；尊崇黄老法家之术的黄生认为是犯上作乱。

两人争执不下，辕固生最后来了个釜底抽薪：如果汤武是犯上作乱，那么高皇帝诛秦称帝也是犯上作乱？

这句话令黄生没法回答，也令景帝感到警惕，于是禁止今后讨论这个问题。辕固生的好斗、直言，很快就传到了窦太后的耳朵里。她就把辕固生召到面前，询问如何评价黄老之书。辕固生明知皇太后好黄老，却傲慢地说：“此家人言耳。”意思是说黄老之书是给仆人家奴看的，不是经世治国的大著。窦太后大怒，勒令他去野猪圈里和野猪搏斗。野猪不是家猪，对已经老胳膊老腿儿的辕固生来说，无异于猛兽。看来窦太后是要置他于死地。

景帝觉得，辕固生直言不讳，言者无罪，就选了把锋利的兵器给他。辕固生的行动和他的性格一样，毫不怯弱。下场后，他一下子刺中野猪心脏将其杀死。窦太后亲见这一幕，沉默不语，只好把他放了。

还有一件事，武帝刘彻刚即位，兴冲冲地准备制礼作乐，策免了先帝旧臣，令魏其侯窦婴出任丞相，武安侯田蚡出任太尉，由鲁学大师申培公的弟子赵绾出任御史大夫，这三位外朝实权人物都是支持儒学的。同时，九卿之一的郎中令也由申培公的另一名弟子王臧担任，郎中令就是后世的光禄勋，掌管皇宫侍卫、禁卫军和举贤良事务，是皇帝近臣。

在窦婴、田蚡、赵绾、王臧的运作下，儒学的势头突飞猛进，朝廷甚至筹划修建明堂，制定巡狩、封禅、服色制度。突然有一天，窦太后——如今已经是太皇太后了——从东宫来到未央宫，向刘彻举证赵绾、王臧有贪赃枉法之事。

汉室的太后轻易不到未央宫，到就是干预大事，甚至临朝称制。刘彻还年轻，迫于无奈只得诏令查办。同日，丞相魏其侯、太尉武安侯皆被免职，明堂停止修建，申培公罢免驱逐。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下大理议罪，双双自杀。刘彻首次制礼作乐的行动以失败草草收场。

窦太后所做的这两件事，尽管都有直接原因，但根本在于她对黄老之术的笃信。从刘邦立国到刘彻，黄老的势力如此之强。那么是否可以说，黄老之术就是这一阶段汉朝的“建国”之道，或者说是汉朝的“德性”呢？

恐怕不能。

黄老之术，清静无为，后人有时误判成不干涉民间的活动，以为是西方经济学里的“自由放任”。实际上，“清静无为”主要说的是不增饰过多的律令、礼仪、制度，并不是说不干涉。政府原来怎么治理，现在还是怎么治理。汉朝继承的是秦制，早在刘邦初入咸阳、子婴投降的时候，就在萧何的帮助下继承了秦制，像“约法三章”“悉除去秦法”只是临时性措施，而且刘邦很快就撤出了咸阳，约法三章并没有长期实施。

事实上，不继承秦制，刘邦根本无法击败项羽，他自西向东击败项羽就是其同龄人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翻版1。刘邦立国后，仍然在汉朝的统治区域内实行秦制，秦朝制定的那些官制、爵制、法律大部分继续执行。所以，“清静无为”与延续秦制并不矛盾。而所谓黄老之术，只是上层人士的态度、观念，到了下面可以说仍是法家。换言之，法家“制度”没有变化，只是上层采取了黄老的“政策”2。

黄老与法家本来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司马迁写《老子韩非列传》，将老庄和申韩放在一起，就是因为黄老与法家的这种亲缘。例如，黄老崇尚清简，法家崇尚以清晰明确的律条来约束臣民，两者一拍即合。

所以，黄老之术并不是汉初皇室主动构建的“建国”之道，而是他们不得不延续秦制的无奈之选。刘邦欣赏陆贾“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名言，但究竟拿什么治天下，刘邦并没有答案。

这就是说，从刘邦到刘彻这半个多世纪里，汉朝并没有实现“建国”大业，还是在延续秦制。而秦制总的来说就是三条：律法、文法吏、编户齐民。

律法是秦制的根本，法家恨不能连每个人每天每顿饭吃几口都立法，所以形成了庞大的法条。这些律法和现代国家的“法律”在根子上不是一回事。秦制的律法是一种“刑名之学”，世界上任何事，只要它被命名了，就得做到“名实相符”，就需要有律法来规定怎么达到名实相符。比如说，世界上存在“砍树”这件事，那就得有律法来规定怎么砍树，推而广之，上到国家大事，下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事事都得有律法，才能把天下人都“管”起来。而这种名实相符的基础一旦被破坏了，那么社会就不稳固了。所以，赵高“指鹿为马”并不仅是权臣排斥异己，更是“破坏了名实相应的法律基础”3，秦制的国家机器也就逐渐失效。汉朝延续了这种“刑名之学”的观念，也沿用了秦帝国的大量律法，比如规定“焚书”的著名的《挟书律》，就直到汉惠帝刘盈时期才被废除。

文法吏，或者叫作刀笔吏，就是掌握、维护这些律令法条，懂得使用“刑名之学”来管理天下事务的行政官僚。他们不是后世的士大夫，而是粗通文墨、精通律条的职业官僚。秦帝国之所以有效率，是因为由文法吏组成的官僚体制非常有效率。按照法家的设想，皇帝是地位最高、最精通且最按照律法行事的首席官僚4，可以类比古罗马的“第一公民”。文法吏不仅是社会运转的官僚，还是“群众”的楷模和老师，李斯设计的“以吏为师”的安排，直到汉景帝时期还在诏书里予以重申——“夫吏者，民之师也”5，可见文法吏在秦制中的地位。

编户齐民，就是“老百姓”。在周代，按地域有国人、野人，按宗法有贵族、平民，地位是不平等的。而编户齐民之所以叫“齐民”，是因为秦制才不管一个人的出身、地域、家庭怎样，都是地位平等的民，包括秦国自己的百姓也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齐民”不等于现代国家的公民，也不是西周和春秋时期享有一定自由和权利的“国人”，而是“编户”，被安排在严密的户口和连坐制度里。他们有缴税、服役的繁重义务，平时耕种，战时出征，虽然可以凭借军功获取一定的地位，但几乎没有什么权利。中国社会从战国到汉朝的历程，就是老百姓从奴隶加自由民变成农民的历程6。

当然，黄老之术毕竟崇尚清静，与纯粹的秦制有差异。汉朝在继承秦制的同时抛弃了秦政7，删减秦法，减租减税，也就是后世所说的休养生息。秦制就好比一台齿轮严丝合缝的机器，秦朝驾驭的时候，采用“秦政”，功率开到最大，超负荷运转，直到机器过热而崩溃；汉朝驾驭的时候，拿掉一些不必要的零件，低功率运行，稳定至上。但无论是秦还是汉，都是同样的一台国家机器。

西汉前期，皇室成员所做的就是让这台国家机器平稳运行，不要重蹈秦亡覆辙。而且，延续了秦制的汉法也只在汉朝直接统治的国土上施行，并没有大面积地推广到关东诸国。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增长，面对内部的诸侯王、功臣和外部的匈奴，国家需要调动的人力物力资源空前增多，这台机器势必要加速，要提高功率，那么，该如何在机器提速的时候，防止秦朝的命运重演呢？换言之，汉朝既然否定了秦政，又延续着秦制，那么汉朝到底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刘氏家族统治天下的合法性在哪里？

汉朝“建国”的问题，就这样浮出水面了。

6．废除肉刑的一段往事

汉文帝刘恒刚当皇帝没几年，就和齐国较上了劲。

几年前，齐王刘襄没能凭借诛吕之“功”而当皇帝，兄弟几个都与刘恒结了仇。后来，齐国成了刘恒在位期间被削弱最甚直至分拆的诸侯国。

有理由推知，伴随着齐国的削弱，刘恒也会将汉法（秦法）一步步在齐国推行。当年秦朝迅速灭亡，原因之一就是秦国本土虽然习惯了秦法，但移植到关东各国后，臣民极不适应，视之为“无道”。所以汉朝虽然延续秦制，但不敢也没有能力立刻在各诸侯国全面推行秦法。8齐国的削弱给了刘恒尝试推广汉法的机会。

其中一项可能就是肉刑。

汉文帝十三年9，齐国的“粮食局长”、太仓令淳于意被人告发下狱，按律要被执行肉刑。他的女儿缇萦给汉文帝上书，痛陈肉刑之苦，还说愿意给官家当奴婢代替父亲受刑。文帝读后特别感动，就把肉刑给废了，后世遂称汉文帝为儒家仁政的典型。

细究起来，这件事绝不会如此简单。首先汉文帝并不是儒家的典范皇帝，他是一位“外取黄老，内主申韩”10的君主；其次，淳于意何许人也？仅是一个小小的太仓令吗？

不然——淳于意是一个被司马迁注意到，并在《史记》立传的人物，绝非庸俗的官员。在司马迁笔下，他是和扁鹊并列在同一篇列传里的神医。

既然是神医，名气肯定很大。淳于意后来被释放时，刘恒下诏询问他给哪些人治过病？淳于意回答：我给齐王的太后、齐王、济北王、淄川王、阳虚侯、济北王的宠妃、济北王的奶妈、齐王的孙子、齐王宠妃的哥哥等等都治过病，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都来请我，我怕治不好他们把我抓起来，都没敢去。由此可见，淳于意不仅名气大，而且与齐国及齐国衍生出来的诸侯国关系密切。

所以，缇萦的呼吁能上达天听，并不是她的文笔好，而是因为淳于意是个名人。有理由猜测，齐国被削弱后，汉文帝将汉法移植到齐国，肉刑就是其中之一，在齐国属于“新事物”。11但连神医淳于意都要被处以肉刑，普通臣民的命运可想而知。缇萦的呼吁反映了齐国当地人对这种酷刑的抵触，恰好淳于意是个名人，他的遭遇引起了皇帝的注意。

缇萦的上书能通过层层官僚之手，最终被递到皇帝手中，还感动得皇帝亲自下诏，放人不说，连肉刑都废除了。她哪能如此幸运？谁为她开的“绿色通道”呢？猜测是汉文帝在淳于意的案子里，发现了关东民众对纯粹施用汉法已经有所不满，才借此机会，既要继续将汉法推广到关东，又要修订汉法，避免引发臣民反感甚至反抗。

于是，汉文帝下了那道著名的废除肉刑诏：

制诏御史：……《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休，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12

这则诏书是现存史料中第一个引用儒家经典《诗经》的皇帝诏书，以往，不论是秦始皇还是汉高帝，都不会在诏书里引用儒家的句子。

诏书，就如同今天的中央文件，引用《诗经》就好比一份文件引用“马列经典”来作依据。汉文帝并没有大规模采用儒学的打算，但这起码说明了，皇室已经意识到汉法的弊端，或者说意识到一个政权不能只靠严刑酷法，还要靠“德性”。

在当时，要想平衡“汉法—秦制”的酷烈，除了儒家信条，似乎别无选择。

诏书里引用《诗经》仿佛开了一扇门，射入一道光，哪怕是不经意的一道光，也足以照亮一段新的路程，为汉朝的“建国”指出了道路。当然，“废除肉刑”在名义上是非常正面、非常仁慈的举措，但它的实际效果并不在君王的考量之内。

汉文帝到底是如何废除肉刑的？

黥，改成把犯人头发剃光，脖子戴上铁圈，去筑城服劳役；

劓，改为鞭笞三百；

砍去左足，改为鞭笞五百；

砍去右足，改为弃市，也就是在闹市当众处死。13

——等一下，有没有搞错，砍去右脚的肉刑改成了杀头？

确实如此！皇帝废除了肉刑，履行了“民之父母”的承诺，表明皇室已经着手进行“顶层设计”，修改秦代遗留下的恶法，逐渐走向“以德治国”。

但其中确有荒诞之处，《汉书》毫不留情地评论道：“是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14就是说，废除肉刑，表面上减轻了刑罚，实则死的人多了，大部分人在遭受鞭笞时，还没挨完人就挂了。

想来的确如此，改为鞭笞之后，刑罚的轻重就掌握在基层执法者手中，执法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和意图，控制鞭笞的轻重，而且花样一定不少。两千年后，清代的一些稗官野史里记载着清代官府的衙役们“打板子”打出了经验、打出了水平、打出了职业精神，他们可以根据上峰的指示或自己受贿的情况，有时候看上去下手巨狠，犯人却不疼；有时候看上去轻轻落下，实则打得犯人非死即伤。其手段之精妙，堪称“国粹”。想来，汉文帝时期的鞭笞，与此情形不会差太远。

于是，从缇萦救父算起仅仅十一年，也就是汉景帝登基的第一年，就惩于鞭笞的可怕威力，下诏说：“鞭笞是很重的惩罚，犯人就算不被打死，生活也不能自理，朕实在觉得可怜啊。”于是修改法律规定“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减少了鞭笞的数量。又过了十多年，汉景帝发现还是常常打死人，再次修改法律：“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减少数量还不够，还进一步出台细则，对鞭笞的刑具“竹片”进行标准化设计，规定竹片长五尺，相当于现在的一米多点儿；竹片的把儿要厚一寸，竹片的头要薄半寸。因为竹片是用竹子削的，竹子有节，这些节要刨平，不然会更疼。对鞭笞的部位做了明确规定——“笞臀”。对行刑者也做了要求——“毋得更人”，中途不能换人，否则，一个人打没劲儿了接着换人打，那犯人一准会被打死。

即便如此，《刑法志》仍然说“酷吏犹以为威”15，说明鞭笞始终是令人恐惧的酷刑。东汉儒者崔寔在他的著作《政论》中曾说：“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杀也。当此之时，民皆思复肉刑。”16老百姓甚至想要恢复肉刑了！

肉刑最终并没有恢复，汉文帝赢得了仁慈的美名，缇萦赢得了孝顺的褒赏，淳于意赢得了完整的身体。但在当时，这个事件恐怕主要是赢得了儒家的心意。

儒家的“王道”，就这样淫浸着帝国的“霸道”，而王霸之道的关系，也就成为后来的君主所瞩目的问题。

7．汉武帝初建汉道

在后来被命名为元封元年的前一年冬天，汉武帝刘彻亲自勒兵十万向北方边境进发。但这次他并不是要打仗，而是要去泰山封禅，展示武力是封禅前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之一。结束了朔方巡狩，又稍稍折回到桥山17附近的黄帝陵祭祀，刘彻问随从：“听说黄帝不死，现在却有冢，为什么？”

有人答道，黄帝确实不死，已经升天了，这里的陵埋的是他的衣冠。

刘彻的这个问题，透露了他此次去泰山封禅的重要目的：像黄帝一样长生不老、升天成仙。

几年前，汾阴18的后土祭坛附近出土了一只宝鼎，这个祥瑞令刘彻认为，汉家封禅的时机已经成熟。宝鼎出现了一只，用大臣的话说，意味着“一统”。刘彻即位以后至宝鼎出土之前，他几乎完成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文治武功，汉家确实成为“一统”的帝国了。既然功业完成得差不多，自己也老了，加上连年战争导致“天下户口减半”19，就该考虑帝国偃武修文和自己长生不老的事情了。

封禅之事，古已有之，“封”是在泰山顶上封土祭祀天神；“禅”是在泰山下一座名叫梁父的山或其他小山上取土祭祀地神。“封禅”并未专属于后代哪个学术派别。在刘彻的时代，无论是儒家还是黄老，都很重视封禅。儒家把泰山封禅看作天子的特权，“王者易姓受命”，封禅就意味着统治得到了上天的许可，当然前提是封禅者真的具有王者的功业；而术士会把封禅看作人与天通、升天成仙的途径。

但不论是哪种说法，封禅已经很多年没有施行过，始皇帝封禅过，再之前就渺茫不可确认了。所以，封和禅分别怎么操作？用什么礼仪？一时无人知晓。刘彻召集儒生和方士研究了好几年，眼下封禅在即，仍然莫衷一是。刘彻把封禅的礼器给儒生们看，儒生们纷纷说不合古制，但要问应该怎么搞呢，他们又说不出来，而且翻遍了儒经也没有创制出新的礼仪。

刘彻很不耐烦，事实上，他对儒学没有研究的兴趣，也不关心细节。这次封禅，他的打算是既能效仿黄帝，上与天通，实现将来升天成仙的梦想；又要按照儒家的礼仪来做这件事，从而展示汉家受命于天。至于这两者如何协调，刘彻并不在意，领导的特权就是“既要又要还要”，至于如何实现那是下面的事情。

离开长安后，刘彻又东巡大海，次年四月终于抵达泰山脚下。而那些儒生和方士们仍然没有搞清楚封禅礼仪。刘彻决定不再等待，就分别按照在甘泉20祭祀太一和在汾阴祭祀后土的礼仪行封、禅之礼。其间，他单独与宠爱的霍嬗一同登上泰山，霍嬗是霍去病的儿子，此时只有十岁，在父亲死后袭爵冠军侯。两人在山上做了什么谁也不知道，因为霍嬗不久之后突然暴病而死21。总之，封禅泰山就这样结束了。

就在刘彻得意扬扬地在泰山封禅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已在洛阳病危。刚刚游历天下回到长安的司马迁火速赶到父亲病榻之前，才知道父亲竟然是因为没能跟随刘彻参加封禅而激愤发病。

封禅泰山连基本的礼仪都没有搞清楚，至于令司马谈激愤至此吗？弥留之际，司马谈拉着儿子的手吐露了缘由。原来，司马家族从周代就担任太史，“典天官事”，“天官事”可以理解为“占星术”，因为古代把星图的星宿看成是天官，通过占星可以察知人间政事，也能通晓历法的秘密。

所以太史令是非常重要的神职人员，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担负着协助天子观象授时、制定历法的重要使命22，进一步说，是辅助天子受命于天的“专业人士”。现在汉家终于封禅，意味着天下将会“更始”，也就是重新开始，这才是真正的建国大业。按照太史的职责，司马谈理应参与，甚至陪同天子登山，引导天子观象授时。结果连跟随的资格都没有，这说明太史令这一职责已经不再重要，或者说，虽然重要但不再由太史令垄断，皇帝本人说了就算。

于是，刘彻成了汉朝第一个通过封禅泰山而宣称受命于天的皇帝。刘氏家族从此不再是一个造反起家的暴发户，也不是先秦旧贵族的延续，而是由上天认可的神圣家族。在法家帮助刘氏皇族“建政”、建立专制集权帝国的同时，儒家终于可以在刘氏皇族的“建国”大业上展示自己的用处。

但是，汉家的“建国”并不是要建立儒家国度，刘彻对儒家的态度在封禅之事上已展示得淋漓尽致。连不喜儒家的汲黯，也曾当面对刘彻说：

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23

一个“内多欲”，一个“外施仁义”，精准勾勒出刘彻的个性。“内多欲”，可以理解为刘彻就是始皇帝，好大喜功，征伐四夷，对待臣下杀伐决断，毫不留情。用人也不拘来路，所以司马迁才会说刘彻“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24，而不是后来班固所猜测的刘彻听了董仲舒的话“罢黜百家”，更没有“独尊儒术”。所以，刘彻时期，黄老的汲黯、法家的桑弘羊、儒家的公孙弘都得到重用，更多的情况是很多大臣兼修儒法，比如主父偃；或是“不学无术”（这里不学无术不是贬义词，指未受教育之意），比如霍光。

同时，刘彻确实有“外施仁义”的一面，他愿意抬举儒家来掩饰自己“内多欲”，所以才会在刚登基时的就要搞改制、建明堂，虽然被窦太后阻拦，但专门养儒生的“五经博士”已经正式设立。后来，按照公孙弘的建议，他又建立了中央太学，令郡国选拔优秀子弟到博士那里“委培”，“结业”后到中央担任“文学、掌故”等官员，选拔地方上的儒学人才担任重要地区官员的属员等。总之，刘彻是把原来“以黄老为主、百家为辅的局面，变成了以儒家为主、兼容百家的局面”25。

最重要的，当然是封禅。

封禅之后，刘彻心满意足地回到长安。

司马迁安葬父亲后，心事重重地回到长安，继承了父亲的太史令职位。

刘彻很快召见了司马迁，并交给他一个非凡的使命——制定新的历法。封禅之后，时间重新开始，就需要新的历法、新的正朔、新的服色。这令司马迁振奋起来，决意在制定历法上为太史的职责赢回荣誉。不到一年，在司马迁和具有天文历法才能的术士的努力下，《太初历》制定了。

这一年本是元封七年，正在实行的是秦制的《颛顼历》，原本是秦尚为列国之时使用的地方历法，以十月为岁首，统一六国后颁行天下，成为当时的“公历”，因此被汉朝所沿用。刘彻在封禅后，正式改正朔、定历数、易服色。把元封七年改为太初元年，实行《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以往是六年一改元，从此以后四年一改元26；从形式上看，太初之后的汉朝，与以前的汉朝已经不一样了。

秦始皇戴上了王道的面具，就是汉武帝。刘彻之道，以法家的霸道打底，以儒家的王道为表，同时广罗阴阳法术纵横之术为我所用，这是一种新的“汉道”。

“汉道”，意味着汉朝的“建国”大业终于摸清了方向。

8．以洪范察变

巫蛊之乱，刘彻将卫皇后家几近灭族，太子、儿媳、公主及皇孙全部死难。长安城内，丞相刘屈氂和太子的军队发生了激烈的巷战，死伤枕藉，天下震怖。

这期间，宁阳27侯国的儒生夏侯胜却在故乡平静地读书问学，他主要修习《尚书》，最先跟随同族长辈、有名的经师夏侯始昌学《洪范五行传》28和说灾异的方法。董仲舒死后，夏侯始昌作为名儒进入了刘彻的视野。正如刘彻对儒家一贯的态度，他表面上重视，但并不会把经师们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董仲舒只是个王国相，夏侯始昌则被拜为昌邑王刘髆的太傅。

昌邑29是个好地方，四面通衢，物阜民丰。刘髆是刘彻和李夫人的儿子，李广利的外甥，一时为刘彻所宠爱，所以才被封到这里。太子死后，刘彻在世的儿子里，刘弗陵只有三岁，成年的儿子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俱不为刘彻所喜，刘髆就在舅舅李广利和舅舅的姻亲刘屈氂的支持下，对太子之位有了念想。

此时的刘彻，渐渐从巫蛊之乱的暴虐杀戮中缓了过来。如今他后悔了，他理应明白，自己的丰功伟绩是以死了无数人为代价的，正应该由忠厚的太子来改弦更张。现在，自己已风烛残年，汉朝该如何渡过这个危局？

他开始怀念冤死的太子，一个在高皇帝庙供奉寝殿祭祀的郎官田千秋，因为率先给太子说情，被一下子提拔为大鸿胪。他专门修建了思子宫寄托哀思，忌恨当初曾帮他镇压太子兵变的人，包括刘屈氂。

于是又一场屠杀开始了，刘屈氂被腰斩，他与李广利曾密谋帮助刘髆成为太子的事情也暴露了。此时李广利正出征匈奴，听说自己的妻子儿女被朝廷拘押，一时手足无措，战败后投降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李广利被灭族，刘髆的储君之梦也成了泡影，在刘弗陵即位前夕以壮年之龄去世。考虑到刘彻为了避免刘弗陵被母族挟制而不惜处死他的母亲钩弋夫人，刘髆是否属于正常死亡，给后人留下了谜团。

这场宫廷变故平息后，大臣们似乎没有觉察到刘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还按照皇帝以往的做法提出政策建议。新晋宠臣大鸿胪田千秋与长宠未衰的大司农30桑弘羊一同上书，认为李广利新败，需要巩固西域，防备匈奴，提议继续征发内地士卒，在车师国以西千里之遥的轮台屯田。屯田不只是种地，还要设置都尉、疏通沟渠、修筑亭燧，是一个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工程。

若在以往，这是符合刘彻胃口的。但刘彻不仅否决了这个提议，还下了一道很长的诏书，反思了过去一段时间对西域和匈奴的政策，颇有悔过之意。诏书的最后说：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31

热衷于开边拓土的刘彻竟然说当今的要务是禁止苛政，不要随便征税，鼓励农民耕种，愿意养马的可以抵消徭役，边疆的安全只要保持现状不要松弛即可。随后，刘彻开始安排后事，外朝，提升田千秋为丞相，封为富民侯，政府首脑以“富民”二字封之，其意味不可谓不长32。田千秋终于明白了皇帝的意图以及对自己的真正期许；内朝，由卫皇后的外甥、霍去病的弟弟霍光担任大将军大司马，以内朝大臣的身份领衔辅佐刘弗陵。

不久，刘彻死去。

昌邑王国靠近曲阜，儒学氛围比较浓厚。基于夏侯始昌的关系，夏侯胜与昌邑王家可能有些联系，所以也可能对这些宫廷内幕乃至刘彻的风格有所耳闻。目睹了刘彻这些年来穷兵黩武导致民生凋敝的帝业，身为儒家经师，他对刘彻的评价不会高。

无独有偶，霍光被刘彻委以首席辅佐的重任，也忠于刘彻，但霍光仅有政客的资质，达不到刘彻的思想高度，也就难以理解刘彻的政策。刘弗陵——汉昭帝即位后，霍光掌权下的朝廷虽然给刘彻立了宗庙，但并没有尊庙号。汉朝仍然只有刘邦、刘恒的宗庙有庙号，分别是太祖和太宗。刘彻只得到了一个“武”的谥号，不得不说，刘彻给帝国留下的创伤太深了。霍光淡化对刘彻的尊崇，也符合刘彻晚年政策转向的意图。

不过，已经成为御史大夫的桑弘羊仍然希望延续旧政策，包括盐铁专卖、对匈奴用兵等。桑弘羊精于理财，热衷为国求利，是刘彻的“好学生”。现在他与霍光同为辅政大臣，两人不可避免地在政策主张和权力分配上都产生了矛盾。

霍光对儒家没有兴趣，但政敌的敌人就是朋友。既然桑弘羊主霸道，那就拉拢讲王道的儒生。在儒家看来，国家垄断盐铁专营是与民争利，当然会反对。当年公孙弘设太学、选儒生入仕，积累几十年，效应显现，儒生的数量已经很多了。于是霍光躲在幕后，让丞相田千秋出面召开了西汉著名的盐铁会议，从郡国选举了六十多位贤良文学也就是经生儒士，到长安与桑弘羊辩论。经过长达五个月的论辩，桑弘羊遭到不小的挫折，他所主张的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都被取消，霍光实现了自己的意图。

正是在这一时期，夏侯胜被汉廷征为博士，又担任光禄大夫。他日益感觉到，刘彻造成的严重后果，必定使推崇儒家成为社会的广泛共识；此时儒家还不足以抗衡霸道，中央的权臣里也没有儒臣，但力量正在快速滋长，必将从霸道的装饰品向真正的王道突破。促使他有这个想法的，是不久前发生的一件惊险大事：

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有一名男子进了长安城。他乘坐着黄牛车，打着画有龙蛇的黄旗，身穿黄衣，头盖黄巾，一看就非凡俗人等。果然，他熟门熟路地直抵未央宫北阙，对宫门负责传递信息的官员说：“我是卫太子。”

卫太子？汉武帝的儿子卫太子不是早在十年前的巫蛊之乱里就死了吗？

消息火速传到宫内，霍光、汉昭帝都很疑惑和紧张，毕竟卫太子死在外地，一般人都没见过尸体。民间出于同情，一直流传着卫太子还活着、理应由卫太子继承皇位的谣言。这事儿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后果会很严重，影响到汉昭帝的合法性。

十年前那场政变死的人太多太多了，长安的市民谁不记得呢，消息不胫而走，数万市民聚集到北阙围观。诏令下达，一面让公卿、将军、中二千石及以上俸禄的官员去辨认，一面让负责长安戒备的右将军勒兵在旁，防止事变。由此可见，汉昭帝、霍光可能也拿不准卫太子到底死没死。

那黄衣男人对全城的骚动似乎无动于衷，也没有发表意见或表达诉求。来到现场辨认的丞相御史等公卿官员，看见他如此平静，没有一个人敢说话，那些曾经见过卫太子的人，此时也不敢言说是非。十年过去了，谁敢说自己的记忆准确无误呢？

此刻的气氛极为恐怖，可能，有人振臂一呼，臣民们就把黄衣男人抬进未央宫为皇帝；可能，右将军一声令下，虎狼军士们大开杀戒；可能，支持黄衣人和支持汉昭帝的官民混战在一起……

正在此时，京兆尹隽不疑终于赶到，他来自齐地的渤海郡，靠通晓《春秋》而被选为郡文学，后来被汉武帝的绣衣使者，也就是王莽的曾祖父王贺的同僚暴胜之赏识，得以重用，一路升迁至京兆尹。

隽不疑挤进人群，二话没说，直接喝令左右将黄衣人拿下。

围观的官民大惊，有人悄声对隽不疑说，“是不是真的卫太子还不知道呢，先别急，少安毋躁。”

隽不疑说：“诸君对卫太子有什么怕的？春秋时期，卫国卫灵公的太子蒯聩逃亡，卫灵公死后，国君由蒯聩的儿子继承，蒯聩想回来从儿子手里夺取君位，被儿子挡在城外，这件事《春秋》认为是对的。卫太子已被废掉，所以，这个人不管是不是真的卫太子，不重要，即便是真的，这次来也是自首，是罪人。”说罢，把黄衣人送往诏狱。

一见此景，一听此言，市民们也就散去了，公卿官员和右将军那绷紧的心也放下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事变有惊无险地结束了。未央宫里的霍光和汉昭帝，则为隽不疑的临危不惧和“活学活用”儒家理论而击节赞赏。霍光尤其觉得，“做实际工作的公卿大臣得通明儒家经术才行”。

夏侯胜是博士，他敏锐地告诉学生们：

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33

就是说，将来从政只要精通儒术，登上公卿高位佩戴青绶紫绶，就像弯腰捡草一样容易。如果不能精通还想当官，那还不如回家种地。

刘弗陵八岁即位，二十岁就晏驾了，身后没有子嗣。在霍光的支持下，汉廷迎昌邑王刘贺，也就是刘髆的儿子即位。夏侯胜与昌邑王家有过旧缘，见到刘贺带到长安的旧臣里不乏儒学之士，比如刘贺的师傅就是研治《诗经》的王式，因此十分高兴。

但这种高兴劲儿并没有持续太久，夏侯胜发现刘贺极度缺乏安全感，并不信任霍光等人，刚到长安没几天，甚至还没去高帝庙告庙，就火速提拔王国旧臣，排挤前朝官员，而且日夜与亲信密谋。霍光表面神情自若，但瞒不过夏侯胜的眼睛。或者说，明眼人都能看得出，前朝权臣与新任皇帝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

夏侯胜注意到，刘贺的有些旧臣试图调和霍光与刘贺的矛盾，王式就几次借着说《诗经》来劝诫刘贺。夏侯胜虽然与昌邑王家有些渊源，但毕竟不是近臣，他也想提醒刘贺注意，恰好刘贺乘车出行，夏侯胜冲到御辇前，大声说道：

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34

这句话体现的正是儒家公羊学的经义，天气久阴不下雨，说明臣下有谋反之心，陛下难道没有察觉，还要到处跑吗？

刘贺非常生气，说这是妖言，下令将夏侯胜拘押。但刘贺真的以为这是妖言吗？就在不久前，他还在昌邑国的时候，曾连续见到灾异，一次是高三尺的白狗，无头，脖子以下像是人；一次是明明见到一头熊，但身边的人都说没有；还有一次是大鸟飞集王宫里，也甚是可怪。

霍光听说这件事后大惊，因为他正和心腹、车骑将军张安世密谋废掉刘贺，此事只有他们两人知道，夏侯胜如何得知？既然不是自己，那只能是张安世泄密了。霍光赶紧去见张安世，责怪他嘴巴不严。张安世却说自己根本没有说过。

两人觉得纳闷，就询问夏侯胜。夏侯胜却说，不是从哪里听来的，而是按照《洪范五行传》，天气久阴不雨，就是有下谋上。

霍光和张安世这才领会到儒学的高妙之处，原来儒学所说的王道，还包括了天人合一、灾异祥瑞之类神乎其神的道理，并不仅仅是当年盐铁会议上那些道德仁义的高调。两人都认为，对儒家的经师还是要重视重用才行，不能像刘彻那样只拿来装点门面。

十几天后，霍光与张安世果断出手，废掉了刘贺。因为刘贺一直没去高帝庙告庙，从程序上看，他也就还没从祖先那里获得帝位的合法性。当然，霍光也没有资格废立，宣布废掉刘贺的是十四岁的皇太后、霍光的外孙女。

刘贺被废，他的那些王国旧臣大多被杀。王式因为曾拿“三五百篇当谏书”，用《诗经》劝谏刘贺，从而逃过一死。其实，与其说他真曾劝过刘贺，不如说霍光有意要留下这些通经致用的儒士。35

汉朝的帝位兜兜转转，居然又转回刘彻太子刘据的家中。刘据的孙子刘病已虽然人在民间，但已恢复了皇室的身份，一直在霍光的视野里。霍光等人将刘病已迎入皇宫尊立为帝，刘病已这个粗俗的名字也改为刘询。

一场惊心动魄的政变以极小的成本尘埃落定，霍光又想起夏侯胜竟然根据经义通过天气的异常就能准确预判政治的变动，可见儒术是何等重要，正是帝王所需。霍光就令夏侯胜以《尚书》教育皇太后，升为长信少府，赐爵关内侯，夏侯胜俨然是帝师重臣了！

9．汉宣帝的建国大业

刘询即汉宣帝刚即位时，压力也非常大。鉴于刘贺被废，他主动接受霍光的大权独揽，处处小心，如芒在背。他是刘据的孙子，但武帝和昭帝都没有给刘据公开平反，因此很多人私下里对刘询即位的合法性有所质疑。

广陵王刘胥从刘彻时期就念叨帝位，他养了个女巫，诅咒汉昭帝，汉昭帝果然早死；又诅咒刘贺，刘贺果然被废。听说刘询即位，大为不爽，说：“太子孙何以反得立？”36

所以，刘询有必要宣示自己的合法性。

即位不久，刘询下了一道诏书，极力称颂汉武帝的丰功伟绩，请列侯、二千石、博士讨论武帝庙的庙号。刘彻本人虽已成往事，但刘询决意为刘彻尊上庙号，试图唤起人们的记忆：刘询是刘彻的曾孙，是武帝不容置疑的继承者。当然，尊崇武帝不代表要恢复武帝的政策，这件事一定经过了霍光的同意。

诏书一下，群臣心知肚明，所以对“尊庙号”这件事都没有什么异议，接下来主要讨论庙号是什么。唯独夏侯胜站了出来，坚决反对。他的理由非常清楚：武帝虽然有丰功伟绩，但代价实在太昂贵了，死人无数，耗尽天下财产，导致百姓流亡，“物故者半”，人民相食，财政收入和粮食储备至今还没有恢复。这样的帝王，再怎么伟大，“亡德泽于民”，就是说对老百姓是没有好处的，所以怎么能尊庙号呢！

看来，夏侯胜对刘询的真正目的并不理解，只是单纯批判刘彻。所以，当群臣来批评他的时候，他说：“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37表达了儒士的风骨：既然身为人臣，那就要有啥说啥，不能阿谀奉承，而且话都说出来了，收回也没有意义，我死也不后悔。

被臣下好一番羞辱，刘询当然恼火，但关键是夏侯胜没能领会他的意图。所以，夏侯胜和在这件事情上支持他的丞相长史黄霸一并被下狱，而刘彻的宗庙终于被尊为“世宗”，成为有汉以来第三位有庙号的皇帝。

在狱中，黄霸请求向夏侯胜学习儒经，夏侯胜觉得两人将来都得死，学不学意义不大。但黄霸却说，“朝闻道，夕死可矣”，竟然就在狱中拜夏侯胜为师学习儒经。这不仅说明黄霸的好学，更说明了儒术在当时如此炙手可热，令士大夫虽九死而不悔。

师徒二人在狱中讲诵了一个冬天，拐过年来的夏天，关东发生大地震，有四十九个郡国受灾，一些山陵也因灾滑坡崩塌，被房屋倒塌直接压死的就有六千多人。在浓厚的儒学氛围里发生如此恐怖的灾异，刘询坐不住了，他下诏承认“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承认自己有过失。同时大赦天下，夏侯胜和黄霸都被释放，夏侯胜出任谏大夫，加官给事中，被赋予出入宫禁之权。黄霸则外放为扬州刺史，这时期刺史还未具备后来州牧的大权，但也是重用了。

夏侯胜终于和刘询建立了比较融洽的关系。他不拘小节，在刘询面前有时候不称“陛下”却说“君”，这反而令刘询很喜欢，大概是“君”更富有古意吧。有些时候，夏侯胜还会刻意把刘询的一些话传到外面，一开始刘询还不高兴，夏侯胜说：陛下说的都是好话，我把好话放出去，是为了让大家都敬仰陛下。总之，夏侯胜和刘询的关系在一场你死我活的风波过后，反而出奇地和谐。有理由猜测，夏侯胜表面上质朴简单不拘小节，实际上多年的儒术修养令他通晓人臣之道，所以才会将儒术售于帝王所用。

这恰恰诠释了刘彻“汉道”的精髓：王道与霸道并用，霸道为里，王道为表。

多年以后，刘询苦等到霍光去世，给霍光极尽哀荣，却很快又将霍氏家族全部诛灭，将大权牢固握在手中。

刘询也终于卸下了面具，虽然没有遽然更改霍光的政策，但不再允许对汉武帝的攻击和批判。事实上，他还要效仿汉武帝，在牢固把控大权的同时，平衡国家政策上王道和霸道的冲突。毕竟自武帝死后，汉朝休养生息二三十年，又具备了施行霸道的物质基础；同时，经过多年的涵养，儒家也已经兴旺发达，外朝充斥着大量儒臣，势力不可小觑，似乎复现了汉初功臣集团云集外朝的局面，例如他的丞相黄霸、于定国等，都是从法家的官吏转变为儒者，才得以先后当上了丞相。

所以刘询要追慕刘彻，也得与时俱进。他采取了两方面措施。第一，顺应儒家关于灾异、祥瑞的说法，鼓励郡国发现祥瑞。刘询当皇帝时期，凤凰在全国到处出现，甘露多次降临未央宫和上林苑，神雀出没在泰山和皇家祭祀地雍城，甚至出现了黄龙！刘询对祥瑞的热爱不啻他儿媳妇的侄子王莽。此外，刘询还在石渠阁召集儒学诸家讨论分歧，“称制临决”，据说对一些分歧做了平议，以彰显他作为帝王对儒学具有的权威。

第二，在权力的运作上，刘询刻意打压甚至杀戮儒臣，重用那些法律行政出身的官员。此外，他借鉴武帝抬高中朝的做法，着力提高宦官的地位，不断给外戚委以重权，从而抗衡、牵制外朝那些咄咄逼人的儒臣。武帝的外戚卫青、霍去病、李广利都曾经担负重任，刘询也很重视自己的外戚许氏家族。霍光死后第二年，刘询曾惩于霍光的权势，取消了大司马的印绶和官署，但又把外戚兼任大司马大将军这件事作为定例，在微妙中取得平衡。

刘询不愧是西汉的中兴之主，死后“中宗”的庙号当之无愧。他既能笼络儒家，又能抗衡儒家，也不惜杀戮儒臣，从而在王道和霸道之间圆润执中，汉朝的“建国”至此才算真正完成，汉家也臻于极盛之绚烂。

就在这绚烂之中，隐约存在着某种危机。刘询的太子刘奭热衷儒学，曾在侍宴的时候，看父亲心情好，从容劝父亲要遵从王道，减少杀戮。没想到刘询对此很不满意，说了一段著名的话，这段话可以视为汉朝“建国”的内涵，也是“汉道”的宣示，更是王莽登上历史舞台的预言：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乱我家者，太子也！38

“霸王道杂之”，不能“纯用周政”，这一不可淆乱的“家法”就是汉朝“建国”的汉道。从刘邦和吕后立国，经过一百五十多年的探索、涵养，至此，汉朝的建国和建政大业终于都已完成，西汉的“德性”也在这时期臻于圆满39。

当然，这一“家法”很难说是皇家有目的制作的若干制度，而是由几代汉帝层层累积形成的惯例、传统。如果说儒家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合法性，那么对皇室以及当时的汉朝人来说，汉家自秦沿袭而来的惯例、传统也具有合法性。两者都是刘氏家族拥有天下的必要因素。

然而，刘询鼓励各地报祥瑞，是为了烘托汉朝的伟大和自己的神圣，却做梦也没想到，祥瑞和灾异是“一体两面”，当朝野习惯了以灾异和祥瑞来窥探政事，那么一旦对政治不满，就满眼都是灾异；而所有的灾异都会指涉政治，从而侵蚀着汉朝统治的合法性。

刘询用外戚来对抗儒臣，是因为外戚不必学习儒术即可从政，而且外戚一般只担任中朝官，与外朝的儒臣形成平衡。但他没有预料到，有一天，儿媳妇的侄子王莽身为外戚，居然儒家化了，甚至成为儒家的代表，从而得以收拢内外两朝，架空皇权。

而儒术又是与灾异密切相关的，到了那一天，儒术、灾异、外戚，三者在王莽身上合为一体，刘氏家族的建国和建政大业面临沦丧的危险。

注释：

1　王葆玹：《西汉经学源流》，第148页，东大图书公司，1994。

2　王葆玹：《西汉经学源流》，第148页，东大图书公司，1994。

3　李若晖：《久旷大仪：汉代儒学政制研究》，第90页，商务印书馆，2018。

4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5　《汉书·景帝纪》，第149页。

6　杜正胜：《编户齐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7　阎步克，汉朝“用秦制不用秦政”，见《波峰与波谷（第二版）》。

8　陈苏镇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就是秦国急切地把秦制推广到被征服的关东各国，而法律的移植造成了被征服土地臣民的不适应，旧的习惯被摧毁，不仅没有慑服被征服者，反而迅速导致了叛乱，并灭亡了秦政权。而汉朝就没有这么做。见氏著《〈春秋〉与“汉道”》。

9　《史记》载文帝四年，《汉书》载十三年，应以后者较妥。

10　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文帝外取黄老阴柔，内主申韩刑名”。见《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190页，商务印书馆，2001。

11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第116页提示了汉法移植到诸侯国的后果。

12　《汉书·刑法志》，第1098页。

13　《汉书·刑法志》，第1099页，并枚举了“斩右止”所对应的几项罪名。弃市，一说为绞刑。

14　《汉书·刑法志》，第1099页，并枚举了“斩右止”所对应的几项罪名。弃市，一说为绞刑。

15　《汉书·刑法志》，第1099页，并枚举了“斩右止”所对应的几项罪名。弃市，一说为绞刑。

16　《后汉书·崔寔列传》，第1729页。

17　今山西曲沃一带。

18　今陕西韩城附近。

19　《汉书·五行志》，第1427页。又据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第90页，户口减半，并不是人口减半，而是考虑了脱籍、逃亡，以及武帝时期地方官的虚报。但百姓的逃亡，同样说明了当时政策的严酷。

20　今陕西淳化附近。

21　霍嬗之死很可疑，他是否为献祭被杀，因文献无存，无从探求真相。

22　刘宗迪：《太史公之死》，载《读书》2007年第3期。

23　《史记·汲郑列传》，第3106页。

24　《史记·龟策列传序》，第3224页。

25　王葆玹：《西汉经学源流》，第138页。

26　辛德勇：《建元与改元》上篇。辛德勇认为，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年号是从“太初”开始，汉武帝的“元光”“元朔”等年号是追记，而且这几个年号主要是六年一改元的标记，没有特殊的“更始”含义。

27　今山东泰安宁阳。

28　陈侃理认为，《洪范五行传》为夏侯始昌所作，见氏著《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第7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9　今山东菏泽巨野一带，当时属于通衢。今山东潍坊仍辖昌邑县，与西汉的昌邑并非一地。

30　桑弘羊此时因故从大司农被短暂贬为搜粟都尉，但大司农空缺，桑弘羊实际仍代行大司农之职。

31　《汉书·西域传》，第3914页。

32　田余庆：《论轮台诏》，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李浩：《“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与辛德勇先生商榷》，载《中南大学学报》第21卷（2015年12月）第6期。

33　《汉书·夏侯胜传》，第3159页。

34　《汉书·夏侯胜传》，第3155页。

35　也有一种可能性，在这场政变中没有被杀的昌邑王旧臣，比如王吉、龚遂，已主动投向霍光。西嶋定生持此说，见氏著《秦汉帝国》，第321页。

36　《汉书·武五子传》，第2761页。

37　《汉书·夏侯胜传》，第3156—3157页。

38　《汉书·元帝纪》，第277页。

39　吕思勉《秦汉史》第152页：“霸王道杂之者，王指儒，霸指法，以儒家宽仁之政待民，法家督责之术绳吏。”此说太过理想化，霸王之道，不会区分民与吏，而是不可分割的统治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