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陈圣刘太平皇帝

10．汉元帝的恐惧

王政君的丈夫刘奭，也就是汉元帝，因为好儒差点被父亲汉宣帝废掉太子之位。但平心而论，刘奭好儒的种子是汉宣帝亲自种下的。汉宣帝长在民间，大概因为年少时只能依靠祖父刘据身边的一些故人长者，没能接受系统的皇家教育，所以对太子的教育就颇为上心，以作弥补。

刘奭成为有汉以来第一个接受了完备的儒家教育的帝王。

他的太子太傅都是有名的经师、重臣，例如前面提到过的大儒夏侯胜和狱友黄霸，还有疏广、严彭祖、夏侯建、萧望之等，萧望之后来还成了刘奭的丞相。这几位师傅有个共同点：所传授的都是儒家的齐学1，也就是最讲究天人感应、祥瑞灾异等近乎神学的那一派学问。

可想而知，性格温柔、举止雅致、为人谦逊又受齐学教育的刘奭一旦当了皇帝，会出现何种情形。

那就是一看到天灾人祸，就会认为是上天对他的警示。

汉朝刚刚经历了昭宣中兴，国力已从汉武帝末年的凋敝恢复过来。但这毕竟是公元前，社会发展水平整体不高，抗灾能力很差。面对天灾，有些帝王并不在乎，史书也未必一一记录；刘奭却忧心忡忡，每次都很紧张，下了许多“罪己诏”。再加上后来班固想把西汉走下坡路的起点划在汉元帝时期，所以《汉书》里这期间记录的灾异特别多。

即位第一年，刘奭就遇上了地震、瘟疫、关东十一个郡国水灾，“饥，或人相食”，令他寝食难安。第二年，又遇上陇西地震、歉收、北海水倒灌，以及关东饥荒，“齐地人相食”。2

再以后，连年灾异，水旱雪霜就不多说了，还有日食、地震，或是皇家宗庙起火，或是星宿逆行，或是“白蛾群飞蔽日”……不一而足。而且几乎没有什么祥瑞。刘奭陷入了一个循环：他越害怕灾异，就越笃信儒家；越是笃信儒家，就会发现灾异越来越多、越来越凶。

有一次，儒生京房向他报告说，自陛下即位以来，《春秋》上所有的灾异全都有了——“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

这个问题明知故问，倘若让后世帝王来看，一定觉得大逆不道。但刘奭却沉痛地答道：

亦极乱耳！尚何道！3

有的灾异他甚至没有注意到，比如他即位第四年时，皇后王政君曾祖父的坟墓发生了一件怪事，支撑坟墓门口的木头柱子突然长出了新的枝叶。也是这一年，王莽呱呱坠地。多年以后，王莽将会把这条从祖先陵墓上生长的新枝作为自己崛起的祥瑞。

不管怎样，灾异频发就意味着上天不满，上天不满就要转移天命、改姓易代。要想避免，皇室就得改制。儒家涵养多年，派别越来越多，调门越来越高，主张越来越具体，理想也越来越宏大，要改制就不会是小打小闹，班彪后来说过一句话：

贡禹毁宗庙，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4

一个是宗庙制度的改革，一个是祭祀制度的重置，还有一个是最高级别官制的改革。这三件事对儒家都非常重要，都属于最基础最核心的制度，又主要是外在形式上的改制，不太涉及朝廷权力的重新分配和既得利益者的损害，阻力相对比较小，虽然几经波折，最终都确定了。

这三件事意义重大，意味着汉朝从“霸王道杂之”真正转向了“独尊儒术”。

而前两件最终是在王莽手中完成的。可以说，儒家的改制最终造就了王莽，而王莽也成就了儒家的改制。

先说说宗庙，就是汉室自家的庙。

高皇帝定天下后，在长安和郡国立了太上皇庙。因为当时汉廷对郡国的控制能力比较弱，所以需要用立庙这种宗法的方式来维系统一。后来，每死一位皇帝，都会在长安周边立庙，部分郡国也要立庙5；有些不是皇帝也要立，比如史皇孙。代代相累，到了刘奭的时候，宗庙已很庞大，全国有176所。

汉朝人无论贵贱，大抵都相信地下世界的存在，所以对丧葬宗庙很在乎。皇室的宗庙可不仅仅是一座房子。一处典型的宗庙一般设在陵墓旁边，有房屋也有寝园，园中有寝殿、便殿，就像一个微型的宫殿；宗庙里还有许多人侍奉着亡灵，“祭司”们每天要把亡灵的衣服请到寝殿，按月请到宗庙，四时节庆有“乐队”吹拉弹唱，衣冠出游的时候车马仪仗和生前一样，士兵守着陵园，厨师给死人做饭；有些皇帝生前的宠臣妃嫔也会住在这里。

一所宗庙如此，全国的宗庙就会产生巨大的人事费用和维护开支，成为很重的财政负担。据记载，元帝的时候每年宗庙上就需要卫士45,129人，祭司和乐人12,147人，祭品牺牲不计其数6。

这一时期，地方的诸侯郡国已经牢固地被中央控制，地方宗庙维系宗法的功能已经不太重要。而且，祭祀皇室的列祖列宗被看作嫡子的特权，诸侯王祭祀的话不合礼，所以皇室宗庙只在长安保留由皇帝主持就好。

贡禹是刘奭的御史大夫，在儒生们关于宗庙改制的呼声下，他向刘奭提了宗庙改制的建议。在丞相韦玄成、匡衡等先后支持下，宗庙改制的大幕拉开。汉朝的经学也从董仲舒开创的“天人感应”向着“复礼复古”转变。

既然原来的宗庙数量多，又不合乎礼，所以改制的目标比较明确。首先把各郡国的皇室宗庙都撤销；在中央，把宗庙分成三类，刘邦是立国者、最早受命的皇帝，是始祖，庙号太祖，独为一类“祖庙”；文帝、武帝比较有功德，庙号分别为太宗、世宗，为第二类“宗庙”；其他的按照血缘关系，只保留四世，为第三类“亲庙”7，超过四世说明亲缘已尽，原先立的庙就要“毁庙”，“毁”不是破坏摧毁，而是不再单独祭祀、不再维护的意思。

祭祀的时候，还要遵照“禘祫”之礼，遵循“昭穆”之序。“禘”就是祭祀时以始祖刘邦配天；“祫”就是合祭8，简单地说就是把汉朝列祖列宗的神主，不管有没有毁庙，都和刘邦的神主合在一起大祭；“昭穆”是说祖宗的神主不能乱摆，要按照父为昭、子为穆，一昭一穆的顺序有条不紊地排列。例如刘邦为昭，其子惠帝、文帝为穆，景帝为昭，武帝为穆，昭帝为昭，史皇孙为穆9，宣帝为昭，秩序井然，庄重非凡。

汉元帝搞的宗庙改革，到了成、哀时期又有所反复，特别是哀帝时还曾为要不要毁武帝庙而争论，但总的来说基本原则没变。而最终的定型者就是王莽。仅此一点，王莽在当时的功德可见一斑。

11．独尊儒术的实现

再说说郊祀。

话说秦末汉初，普通百姓所崇拜的多是些地方神祇。刘邦刚起兵的时候，在丰县祭祀土地神，叫作“枌榆社”，当了沛公之后又祭祀蚩尤。后来当了汉王，入了咸阳，刘邦发现秦国在旧都雍城设立祭坛祭祀上帝，叫作“雍畤”，就问，这个祠所祭祀的上帝是谁啊？

周围的人说：有四帝，分别是白、青、黄、赤帝。

刘邦又问：“我听说天有五帝，怎么只有四帝呢？”

周围的人大都是跟着刘邦一同进入咸阳的楚人，不知道秦国有五帝黑帝，更不知道黑帝最高贵。于是纷纷摇头表示不清楚。

刘邦自己琢磨了一下说：“我知道了，原来是等着我来凑成五帝。”意思就是他是黑帝，于是刘邦立了黑帝祠10。在雍城形成了祭祀五帝的“雍五畤”，至于祭祀礼仪，他当然一概不懂，就召来秦国的祭祀官按照秦的礼仪祭祀。

从丰县的土地神，到咸阳的黑帝祠，可见刘邦的信仰是非常杂乱和率性的，只要是神就祭。后来，加上黄老方士们的推波助澜，汉廷把梁、楚、晋、秦等地的“巫”聚在一起，每个“巫”负责祭祀本地的神，为黄河、南山和天上的星宿也建立祭坛，经年累月，汉廷的各色国家祭祠里就罗列着蚩尤、后稷、东君、云中君、司命、河神、五帝、黄帝、八神、玉女、房中、堂上11等各种不搭界的神祇，甚至还有秦二世、李延年等人！这很像当年古罗马帝国在皈依基督教之前征服各地，并不会把当地的神祇消灭掉，而是都纳入罗马的“万神”之中。

汉朝皇室也搞了类似的万神庙，只不过没有万神。汉文帝在保留“雍五畤”的同时，在渭阳搞了“五帝庙”，把五帝合在一起祭祀。汉武帝又在甘泉建立了“泰畤”，“泰”就是“太”，“泰畤”是在五帝之上搞了一个“太一神”，相当于天神，在“泰畤”祭天；祭了天就得祀地呀，汉武帝又在出土宝鼎的汾阴建立了“后土祠”。

总之，到了这个时候，皇室终于从无神不祭逐渐养成了以“雍五畤”“渭阳五帝”和“甘泉泰畤太一”“汾阴后土”四类为主的皇家祭祀习惯，显然，这一习惯延续了秦朝旧仪。此外，刘邦以来各地所建立的稀奇古怪的祭祀，大概仍在运转，汉成帝时全国这类祭祠有683所。

在儒家眼里，这些祭祀混乱、淫滥，夹杂着暴秦的礼仪和黄老的荒诞，既不尊重天，也不尊重地，还不尊重汉家。因此最好彻底清除，另立郊祀之仪。

汉成帝时，皇家宗庙的改制已经差不多了，郊祀的变革就被提上日程。

主持这件事的是有名的匡衡。据说他小时候家里穷，从隔壁“凿壁借光”读儒经12。现在，他已经成为汉成帝刘骜的丞相、乐安侯、当朝儒宗、《诗经》“学术权威”。在匡衡看来，汉家以往的郊祀全都是错的，按照儒经特别是他所传的后苍礼学的观点，天子郊祀要在长安的南郊祭天，北郊祭地。

甘泉泰畤距长安百里以上，汾阴后土祠距长安约四百里，雍则是秦国旧都，都不属于长安的南北郊，而且三地路途艰险，天子每去一次，跋山涉水不安全，还耗费人力物力。

匡衡的上奏在汉廷引发了两种不同意见，反对的意见来自皇后的父亲、大司马许嘉，他们认为原来的郊祀是汉家旧制，体现的是祖宗之法，“汉家制度”不可轻易变革；支持的意见来自其他儒臣。

这倒是体现了汉宣帝当时以外戚为内臣，拱卫汉家传统，对抗外朝儒臣的意图。

不过，刘骜和父亲汉元帝一样，笃信儒学，支持匡衡。诏令一下，从刘邦延续至此长达两百年的郊祀体系一朝瓦解，悉数废除，新的“南北郊”祭祀建立起来。

与宗庙改制不同，匡衡对郊祀与其说是改制，不如说是推倒重来。在许多皇室成员看来，把刘邦亲手确立的祭祀毫不留情地废除，是王道彻底压倒霸道的做法。先不说匡衡的做法是否有道理，如此不尊重先王旧典，意味着皇室统治的合法性将不再来自先王的征服和功德，而是由儒家说了算。

说来讽刺，没过多久，匡衡因为贪占封国领土和租税被告发，免为庶人。讲了一辈子儒经大义的丞相居然因为蝇头小利而丢了官爵，此事想必在汉廷引起了不小震动。与此同时，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风吹坏了甘泉泰畤附近的竹宫。灾异的出现和匡衡的倒台，令郊祀变革失去了支持。

而且，刘骜当初同意变革，还有个难言之隐，就是没有子嗣，他想通过郊祀变革来感动天地，生个儿子。但变革之后他还是没有子嗣。此时，又一位儒家经师刘向对刘骜进言：雍五畤、甘泉、汾阴等祭坛刚建立时“皆有神祇感应”，所以祥瑞非常多，“高祖时五来，文帝二十六来，武帝七十五来，宣帝二十五来，初元元年以来亦二十来”，这足以说明旧的祭祀是很有效的。

而且刘向也赞同当年和匡衡争辩时许嘉的意见：汉朝的郊祀宗庙等礼仪，都是当初祖宗和贤臣一同定下来的，随便议论都是大罪，更别说取消了。

都是儒臣，何以刘向要反对匡衡呢？

因为刘向是皇室成员，是汉初楚元王刘交的后代；而且刘向世传鲁学师法，是当年帮助刚即位的汉武帝进行改制的鲁申培的徒孙，与匡衡所传的齐学并不一样。在刘向看来，汉朝“久旷大仪”13，制礼作乐要兼容汉道和儒道。

由此可见，学术派别和身份都有可能影响人的立场，在历史上很难找到壁垒分明立场不变的所谓“儒家集团”“外戚集团”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利益，每个历史事件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

不久，王政君下诏，恢复雍、甘泉、汾阴三处祭祀，废止“南北郊”。

尽管如此，王道压倒霸道的趋势已经难以逆转，此事未完，尚有后续。

此外还有儒家“通三统”的首次尝试。

所谓“通三统”，就是在汉家天下里同时保存前面两个朝代的祭祀不灭。汉朝要像对待客人一样对待他们，封以很高的爵位，有封地。就像周朝会把夏的后嗣封在杞国，商的后嗣封在宋国。对汉朝来说，秦朝是“闰”，不承认其合法性，所以“三统”即商、周、汉。早在汉武帝时，汉家已经把周的后裔封为君；成帝则首次封孔子的后裔孔吉——孔子是商朝贵族的后代，又是儒家眼中的“素王”——为殷绍嘉侯，又很快进为宋公，加上周的后裔承休公，后来改为郑公，东汉又改为卫公，两人封地各百里。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从刘邦时的“非功臣不侯”，到后来“舅氏封侯，犹皇子封王”，从来没有按照儒家的诉求给商周的后代封爵，而且是高于列侯的公爵。当然，此次对孔氏的褒扬，主要是将他作为商朝后裔而非孔子后裔，离后世超规格大规模的祭孔尊孔还很远，但此事开启了国家尊孔的道路。

与此同时，何武对“三公”也提出了建议。汉家最初的三公是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其中丞相位最尊，御史大夫虽然与丞相并称两府，实际低于丞相；太尉时置时废，汉武帝用内朝官大司马大将军实际履行太尉的武职；汉宣帝取消了大司马的印绶和官署。何武的意见是，应该建立符合儒经的三公，于是汉廷把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大司马给予了印绶并改为外朝官，地位与丞相等同，新的三公制建立了起来。

“通三统”和“建三公”这两件事主要是形式上的变革14，但传递的信号却很强烈：汉家逐渐抛弃“王霸之道”，专以王道为宗旨了。

面对这些变革，也没有许嘉那样的外戚站出来反对了。因为外戚已是王氏家族，汉廷发出如此强烈的尊儒信号，想必也经过了王氏家族的默许吧。

不久，成帝突然死去，他始终没有子嗣，这说明郊祀变革不必为此背锅。大概是在王氏家族的建议下，王政君又把郊祀制度改为了南北郊。

至此，在刘姓天命已衰的背景下，宗庙、祭祀、建三公、通三统，都实现了儒家的意图。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尊儒术”。

12．汉哀帝的改制危机

十九岁的汉哀帝刘欣一即位，汉廷风气为之一新。

刘欣原本没有机会继承帝位。汉元帝有三个儿子，王政君所生的嫡子是汉成帝；另外两个儿子，一个被封为定陶王，一个被封为中山王，皆非王政君所生。刘欣是定陶王的儿子。汉成帝即位后，始终没有活到成年的子嗣，就把当时刚继承了定陶王位的刘欣召入长安，立为皇太子。

哀帝虽然只是汉成帝的侄子，而且被立为太子有他祖母傅昭仪和赵飞燕皇后出力，但他毕竟是汉成帝亲自考察、选定的接班人。与东汉那些由外戚、大臣或是宦官通过发动政变拥立的皇帝完全不同。这就决定了哀帝的权力不是二手的，也不是一个傀儡皇帝。

在汉朝，像他这么幸运的非嫡系接班人可不多见。比如，汉文帝是在汉初功臣诛戮吕氏之后，由周勃、陈平定议即位的，所以汉文帝与周勃的关系一直比较微妙；再比如，汉宣帝是霍光从民间找来即位的，而汉宣帝在霍光死后诛灭了霍氏家族。

哀帝即位后，耳闻祖父汉元帝的柔顺，目睹伯父汉成帝的糜烂，他所追慕的帝王典范是汉武帝和汉宣帝。效仿武宣，把汉廷的璇玑旋转回“霸王道杂之”的汉道上去，成了刘欣着意要做的事情。

即位第二个月，他就下诏罢乐府，减省皇室开支，作为天下节俭的表率。元、成二帝沉溺于音乐，养了一大批乐人。皇室耽于享乐天下皆知，也成了皇室天命已衰的一大证据。所以罢乐府为他赢得了很好的声誉。

他决定亲理政事，先是把王政君为代表的王氏家族排挤出权力中心，放逐了大司马王莽，用自己的外戚担任大司马，但并不把权力一概委任大司马处理；同时恩威并重，“屡诛大臣”15，不断处置前朝遗下的中央重臣。皇权渐渐回到皇帝本人手中。这说明哀帝虽然年纪不大，但在政治手腕和谋虑果决上，并不是昏庸无能之辈。

他刻意恢复汉道，打压儒道。他撤销大司空，恢复御史大夫的名号和丞相、御史大夫的两府旧例；他以身体久病的名义寻访方士，把长安及各地那些稀奇古怪的祭祀统统恢复，七百多所祭祠“重打鼓另开张”，每年祭祀的次数达到三万七千次。

另一方面，哀帝有意识地做了一些符合儒家口味的事情。他清楚儒家兴盛、灾异四起的原因之一，是汉朝确实存在严重的土地兼并，导致农民失地，农民只能去当奴婢或是沦为流民，国家的财政会减少，社会的贫富分化会加大，不安定因素也会增加。所以，他刚即位就颁布“限田令”，限制土地兼并；颁布“奴婢令”，限制不同等级的人所拥有的奴婢数量；把三十岁以下的宫女放出来嫁人，五十岁以上的官营奴婢释放为庶人；增加基层官员的俸禄，斥退残虐的官员，司法部门对大赦之前的犯事不得追究；允许博士弟子施行三年丧礼；等等。

这些措施有些未必能够彻底施行，但显示了新皇帝的勃勃野心，他要从儒家那里争夺“仁政”的政治主导权；而最惊世骇俗的事情，是他主动向暗流涌动的“刘姓天命已衰”的谶言发起挑战，要从儒家那里争夺“天人感应”的“神学”话语权，从而避免天命转移！

经历了元帝、成帝的王道转向，哀帝时期的朝野上下已经弥漫着浓重的“改姓易代”氛围，汉室的合法性危机到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程度，人们都说汉家作为尧后，其德已衰，按照五德终始，接下来要由舜的后人来受命。一般来说，皇室面对这种谶言是非常尴尬的，如果打压禁止，对笃信鬼神的汉朝人不仅没用，反而会反弹；如果置之不理，谶言也不会消失，灾异还将愈演愈烈。

例如，汉哀帝即位前，儒生谷永曾给汉成帝上书，引《吕氏春秋》，说了一句话：

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16

大臣给皇帝上书，先把皇帝教育一番，说天下不是你们刘家的。这在后世不可想象，在昭、宣时代也必招来杀身之祸。但汉成帝却不以为忤，还很受感悟。这就说明，连皇室包括皇帝本人，也视改姓易代为必然之理。

齐人甘忠可趁机向汉成帝兜售解决汉家德衰的办法，主张“更受命于天”，也就是“二次受命”。不过，当时刘向对此很不以为然，就上奏说甘忠可妖言惑众，甘忠可被下狱，死在狱中。

哀帝即位后，决心主动回应汉德中衰的谶言，刻意寻访精通此道的人，希望以其之矛攻其之盾，顺其意而用之。在司隶校尉谢光、骑都尉李寻的引荐下，甘忠可的学生夏贺良进入哀帝的视野。李寻曾是元帝丞相萧望之的属官，精通天文灾异之学，常说汉家将会遭遇大洪水。在王氏家族推荐下，李寻被任命为骑都尉，专门管理治水，一时风头正盛。

夏贺良也主张老师的“再受命”之说，很对李寻的口味，李寻就举荐了他。

由此可见，此时的汉廷已经完全不避讳谈论皇室天命中衰，哀帝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到了何种程度可想而知。

夏贺良先待诏黄门，在内廷门口随时等待召见。哀帝多次和他深谈，觉得他从甘忠可那里学来的一套东西听上去确实很有道理：汉家历数中衰，必须要再受命，改元易号，才能避免权力的失落。

这很符合哀帝的意图，操作起来也不复杂，他就在即位的第二年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根据夏贺良的设计，下诏开启了汉家再受命的改制。

此次改制在礼仪上具体做了什么，有哪些图谶祥瑞，有何种受命之符，如今已不得而知。但改制的思路很清楚：既然是“再受命”，就把建平二年改为太初元将元年17；既然要让尧的后人禅让给舜的后人，那就不妨给自己加上舜的称号，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并大赦天下。

这个称号实在太诡异了，舜的后裔是陈氏，王莽在追溯祖先的时候，也是追到陈氏和舜帝。把“陈”加诸帝号之上，帝号里同时保留刘姓，就意味着哀帝既是尧后又是舜后。这种做法，颇有些异想天开，也的确是空前绝后，但平心而论，哀帝敢于回应如此重大事件，还能创造性地尝试解决问题，确实有武、宣之风范。

然而，只过了一个多月，事情悄然发生了变化。

李寻、谢光看到夏贺良的建议被皇帝采纳，很是振奋，想一蹴而就，借着再受命改制的机会掌握外朝大权。这显然冒犯了哀帝。他重用夏贺良，是要把儒家的这套“德衰”“受命”理论的阐释权抓在自己手里，不是要委政于他们。李寻的做法等于是政变。哀帝马上下诏废除改制，处死夏贺良，李寻和谢光被流放到敦煌。

一场奇异的“再受命”改制，轰轰烈烈地开始，匆匆忙忙地结束。以至于后人常说这是一场闹剧，将其作为哀帝不承皇冠之重的证据之一。其实，放在汉朝人浓厚的鬼神观念和深信不疑的儒家信仰背景下看，这并不像一场闹剧。

哀帝很清楚这次改制的边界，自始至终把控着节奏，他亲自发动，亲自终结，很明显只是想以汉武帝“缘饰儒学”的方法，用形式上的“再受命”来弥缝物议、引导舆论。一旦觉察改制要挣脱皇权的掌控，向着实质上的政变演进，他就果断停止，以绝后患。

所以这并不是闹剧18，甚至颇有一些帝王术的色彩。

与之相似，哀帝对董贤的意图也是耐人寻味的。以他追慕武、宣的宏伟抱负和身处汉室末世的阴郁心态，以及聪慧的才能，他眼中的董贤不太可能只是一个身体欲望下的佞幸，而是他对汉室走向的重要安排，试想，假如哀帝长寿，董贤未必不会随之成长为成熟的政治家，到那时哀帝再把江山禅让给爱人，难保不会被认为是尧禅让给舜的壮举。但病痛的身体、早逝的时运、阴鸷的心理，使他心有余而力不足。

哀帝以区区二十几岁的年龄，承受着有汉以来所有的代价：

汉武帝完成的“建政”，使皇权集中在中央，皇帝高度专制，诸侯王已无力无心拱卫，所以哀帝在世时还可以比较牢固地把控政权，一旦突然身死，权力瞬间旁落；在刘姓“改姓易代”的背景下，他留下的权力真空导致了汉朝统治的权力危机。

汉宣帝完成的“建国”，形成了王霸平衡的“汉道”。但儒家经过元、成两代帝王的推崇，到哀帝的时代已演进为朝野深入人心的信仰，且与灾异、符命密切结合，霸王之道的平衡被打破。汉宣帝设计的中朝外戚、外朝儒臣相互制衡的权力格局，也因为外戚王氏家族的儒家化而消解。

今人陈侃理说，“汉家天下的文化危机先于社会危机来临，神学权威先于政治权威衰落。政治文化的危机反过来又加剧了政治和社会的现实危机。”19再加上频出的灾异，连续两代皇帝绝嗣，皇室的命运已经注定。

哀帝这个年轻的病弱皇帝怎么承受得了呢？

待到哀帝身死，王莽仓促掌权，并在朝野的赞许之下，一劳永逸确定了宗庙的礼仪制度，把哀帝改回去的郊祀制度又改了回来。从汉元帝初次启动宗庙改制至此，三十年间，皇室对这宗庙和郊祀的改制反反复复不能定夺，又没有能力置之不理，意味着皇室已然失去了主导政教的权威。而这两件事最终成就于王莽，又恰好证明了王莽既能够稳定政局，又有资格定夺改制。

至此，汉室的权力已经彻底被王莽掌握。人们也更加相信，选择王莽就等于选择了理想、选择了正义。只有王莽，才能将儒家改制从这些宗庙祭祀的礼仪制度向实质性的经济、财政、文化、内政、外交等全方位的变革大踏步迈进。

13．沉默的宗室

皇室如此，地方上的宗室呢？保守估计，汉末的刘姓宗室有十万人，应是一股庞大的势力。

不过，他们绝大多数已经沦为普通臣民。例如离王莽封地新都国不远的舂陵国，虽然同属侯国，其实又小又穷。当时大的侯国可称“万户侯”，舂陵侯国在汉元帝时期的一则记录显示只有476户20。其卑弱可知。

舂陵侯的近支刘子张是当时舂陵侯刘敞的堂弟，却不怎么操心天下大事。其实，他这一辈子只为一件家庭恩仇殚精竭虑，而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就是他自己。

那还是刘子张年轻的时候，他任侠好斗，算是当地豪杰，出入舂陵国及周边，结交各色人等，说起来，这些人地位高的也不过是些亭长、游徼之类的基层乡官。那一天本来一切都很好，他溜达到同郡的蔡阳国，和相识的釜亭亭长约了喝酒。刘子张是当时舂陵侯的侄子21，和亭长喝酒，彼此都不觉得辱没身份，当时一般宗室的地位可见一斑。

两人喝着酒，慢慢都醉了，不知怎么就吵了起来，那亭长估计自以为是地方官，比宗室“牛”，就辱骂刘子张。子张也大怒，趁着酒劲，拔剑就把亭长刺死了。

当时的社会风气遵循儒家今文经学的“大复仇”，“大”的意思是“尊崇”，就是尊崇那些对杀死自己父兄的人“一报还一报”的复仇行为。

刘子张杀人之后，竟然逃过了官府的追究，所以极有可能是舂陵侯帮忙脱罪。但是，在“大复仇”观念的驱使下，亭长的儿子却没打算放过他。亭长被杀时，儿子还年幼，一晃十几年过去，亭长的儿子已经成年，就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前来复仇，杀死了刘子张的弟弟刘骞。

亭长的儿子为什么杀刘子张的弟弟而不是刘子张本人，这一点史书未载。但杀了刘骞，复仇的“接力棒”就到了刘骞儿子那里。刘骞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刘显，一个叫刘赐，兄弟二人下定决心再复仇，就结交宾客，准备对亭长一家大干一场。结果，事情暴露，刘显被抓。

被抓倒不是大事，但蹊跷的是，刘显突然在狱中死了。

刘显兄弟好歹也是宗室，就这样不明不白死去，很可能是亭长那边使了什么手段，而且，十几年前刘子张杀人可以脱罪，十几年后宗室在监狱里却死了，看来是宗室的地位在持续下坠。刘赐悲愤不已，就和刘显的儿子刘信一同变卖田宅，散尽家财，招纳亡命徒，进入新一轮复仇。

与此同时，刘子张的儿子刘玄，也因为堂弟刘显之死而愤怒，况且，这个仇恨是自己的父亲当年酿下的，不能袖手旁观。他性格和父亲相似，也喜欢结交宾客。于是，一场由刘子张的儿子刘玄、侄子刘赐、侄孙刘信为主导的针对“乡干部”的复仇行动开始酝酿。

为了笼络人心，刘玄以好酒厚待宾客。有一天正在家中聚会喝酒，乡里负责治安的游徼登门，刘玄连忙请他一同喝酒。这些宾客其实都是流氓亡命徒，素日都是和官吏对抗的，看见游徼迟来，有一个喝醉的宾客就唱起歌来：

朝亨22两都尉

游徼后来

用调羹味！

都尉的官职比游徼大，这首歌的意思是说：“早上煮了两个（官大的）都尉，（官小的）游徼来得晚，拿来给汤调味！”

游徼一听，勃然大怒，把这宾客绑了起来暴打数百下，还扬言要追究刘玄的责任，特别是为什么要养宾客，有什么图谋？

刘玄觉得不妙，就赶紧跑到平林县外祖家躲了起来。游徼等官吏不依不饶，把刘子张抓到了监狱里。眼看事情要闹大，为免夜长梦多，刘赐和刘信干脆自己行动，同宾客一起找到亭长的家，先杀人后点火，把亭长的妻子和三个儿子全家都杀了。杀人之后，刘赐、刘信叔侄二人随即亡命。刘玄为了救父亲，只得诈死，发丧回舂陵，官府这才把刘子张放了出来。

一场十几年前由刘子张喝醉酿下的杀人事件，结成世仇，至此延续了三代，最终以亭长全家被杀、刘家或死或逃为结局。

一群高皇帝的后裔，世系清楚的汉景帝支脉，竟然沦落到与最基层的乡官打架斗殴，手段与“黑社会”差不多，且损失惨重，可知当时绝大多数宗室已经与平民无异，充其量也就是底层豪杰。他们的“复仇大业”只是为了自己的至亲，不会上升到汉廷社稷安危这样的高度。他们已经完全地方化了，既没有动力和实力发动政治和军事叛乱，也没有资格向王莽献媚。而且，在王莽当时政策的默许下，地方官吏们甚至连面子也不给他们。

当然，这些宗室也并非个个都像“黑社会”，刘子张爷爷的弟弟一支，就在按部就班地走普通士大夫的道路。这一支比刘子张离舂陵侯的嫡系更远，其中和刘子张平辈的是在汝南郡当南顿县令的刘钦，可惜刘钦死得早，留下三个女儿以及长子刘縯、次子刘仲23和三子刘秀。刘縯成年后颇有大志，刘秀由叔叔刘良抚养。刘秀名字的来源，据说是他出生时有嘉禾九穗，故而得名，但多半是因为“秀”在当时只是普通而常见的名字罢了。

就在刘子张一家“大复仇”的时候，刘秀渐渐长大，此时王莽已经称帝，但不妨碍刘良把刘秀送到长安入太学，跟随中大夫徐子威学习《尚书》，看起来他们不仅对汉朝灭亡没有抵触，还要努力进入新朝的体制中。当然，进入新朝的刘姓宗室，特别是刘秀这样的边缘支庶，经济已经日渐拮据，他只能和一个姓韩的同学凑钱买头驴，把驴租出去，用租金交学费。

宗室们要么与基层小吏“打成一片”，要么逐渐成为新朝的普通臣民，在他们身上，看不出多少“人心思汉”的迹象。若不是后来王莽重大决策接连失误，若不是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令天下疲惫，若不是突然爆发的自然灾害导致了关东流民，若不是连南阳郡这样富庶的地方也出现饥荒，连刘秀这样上过太学的人也不得不贩卖粮食，这些宗室将会在历史中慢慢消逝。

汉哀帝死后，继任的汉平帝、刘婴虽然贵为皇帝、皇太子，但其实已经和刘玄、刘秀等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

等到灾民揭竿而起，叛乱四处点燃，沉默的宗室们陡然发现，自己身上的“刘”字，是非常不错的招牌。刘玄、刘縯们这才打出消失了十几年的汉朝旗号，营造出“人心思汉”的悲情气氛；逃亡多年的刘赐、刘信们才纷纷露面并返回故乡；前途无望的刘秀们才会加入兄长的队伍。

但眼下这个时候，这些号称帝系的宗室们，只不过是些在乡村里和亭长斗殴的底层豪杰，或是循例读书力争到“体制内”谋个职位的儒生。从汉廷中央向下看，这类宗室的声音是沉默的。要不是后来刘玄成了推翻王莽的更始皇帝，要不是刘秀中兴了汉室，这些基层治安案件和买驴贩粮之类的杂事压根儿不会被史书记载下来。

史书只会盯着王者。

注释：

1　疏广、严彭祖都是公羊博士胡毋子都的再传弟子，同出一师；夏侯胜、夏侯建都传《洪范五行传》；萧望之世传《齐诗》。当然，刘奭也接受过鲁学的教育，和齐学比起来，鲁学没有那么多荒诞不经的神学内容。但他鲁学老师就不那么有名了，比如张游卿以谏大夫的身份教过他《鲁诗》，张氏是前面提到过的昌邑王的老师王式的弟子或徒孙，但张氏本人无论是名气还是官职均与夏侯胜等无法相比。《后汉书》里还记载高嘉也教过刘奭《鲁诗》，此人连事迹都没有留下。

2　《汉书·元帝纪》，第280、282页。

3　《汉书·京房传》，第3162页。

4　《汉书·韦贤传》，第3130页。

5　汉惠帝应该只在长安有庙，而汉文帝则在各郡国都立庙；汉武帝在长安有庙，在他巡游过的郡国有庙。

6　《汉书·韦贤传》，第3116页。

7　三种类别的概括，见王葆玹：《西汉经学源流》，第五章。

8　祫，就是合。祫祭涉及的立庙、毁庙等制度较为复杂，此处简略概括，姑不赘言。

9　史皇孙是汉宣帝的父亲，但没有当过皇帝，所以祫祭的时候可能不会摆进去。

10　这里说的五帝，和逐渐形成的“三皇五帝”的五帝颇有不同，是秦地本土神祇。而刘邦选择黑帝，是为了继承秦的“水德”，因为水德尚黑。

11　东君是日神，云中君是云神；八神是今天山东地界的八个神，包括天、地、阴、阳、日、月、兵和四时；房中大概是房子的神，堂上大概是门神灶神一类。

12　此事不载正史，见《西京杂记（外五种）》卷二，第19页。

13　《汉书·礼乐志》。

14　也有不少观点认为汉成帝“绥和改制”具有强烈的实际意义，但考虑到汉成帝很快去世，这一改制在当时应该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15　《汉书·哀帝纪》，第345页。

16　《汉书·谷永传》，第3467页。此为化用《吕氏春秋·贵公》，原句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45页。

17　居延汉简有“太初元将元年六月”的简文。转见辛德勇《建元与改元》。

18　有观点甚至认为，这场改制是刘欣的帝王权术。袁青《西汉中后期的禅让思想探析》一文推断，刘欣故意开启此次改制，又故意在一个月后以改制无效果的名义取消改制，目的就是证明儒家关于汉室中衰的谶言是错误的；见《江汉学术》第33卷第5期。此说缺乏足够史料支持，但刘欣从头至尾把控改制的看法是妥帖的。

19　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第110页。

20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第32页。

21　刘子张年轻时，当时的舂陵侯可能是刘敞的父亲刘仁。

22　亨，即烹。

23　刘仲应是没有留下姓名，刘仲就是刘家老二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