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简史

明朝（1368—1644）建立于元朝（1279—1368）末年的农民起义之中。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1328—1398）出身于一个因瘟疫、干旱而失去土地的农家，为了生计成为佃农，四处漂泊。了解朱元璋的童年苦难，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明朝法律法规的制定。他同情普通人，努力在农村创造田园诗般的生活。他也注重维护社会秩序，要求地方官与农村“长老”将新近颁布的法律条文传播到每座村庄。相比于官宦，他更信任农村中的“长老”。他斥责那些浪费钱财的高官，决意颁布禁奢法令，约束奢侈消费与公开晒富的行为。

明朝从一个迟滞老化的政权，逐渐进化成庞大的经济体。在王朝走出战乱的四五十年后，朱元璋重建农耕社会的愿景便不再现实。自16世纪开始，社会迅速走上商业化进程。人口倍增，四处流动。然而，后代帝王因循守旧，遵从先帝建设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的规划，导致政策无法变革，必然无法跟上商业发展的步伐。

最大规模的政策改革，是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1525—1582）在1581年制定的税法“一条鞭法”。这一新税收系统，要求所有税款均以银两上交，直接加强了白银的流通在市场上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大批农民选择种植经济作物，例如水果、烟草、茶叶和蔬菜。随着需求量的空前增长，白银在中国的价格近乎翻倍。外国商人发现，用白银购买中国商品更为便捷有利。中国商人还为了换取白银而开展丝绸外贸，以此缴纳基本税款。此外，在施行一条鞭法之时，混汞法（amalgamation technique）正好发端于墨西哥与秘鲁的银矿，这一法令直接增加了白银产量，促使白银流入中国。［41］

虽说此时的对外贸易尤为频繁，但明朝对海上贸易的态度仍然较为保守，最显著的一点就是1372年颁布的海禁政策。官方对于超越海岸线视域的海运的禁止，最终导致了15世纪海盗势力的抬头。不过，朱元璋的儿子永乐帝（1360—1424，1403—1424年在位）倒是展露出了对航海探索的强烈兴趣。在他的资助下，郑和（约1371—1433）七次下西洋，最远抵达了东非。不过，郑和的远航很快就因过高的花费等备受诟病，从而被迫中止，就连大多数航行记录也消失不见了。直到16世纪70年代，明朝才放宽政策，重启海上贸易。［42］

中文史料记载了丰富的海洋贸易信息。近来，明朝的海运状况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43］历史学家萧婷（Angela Schottenhammer）指出，中国海原本只是区域性的“地中海”，却很快进化为远洋贸易的跳板和起点。［44］最晚到南宋时期，始于中国东南沿海的贸易路线就已经牢牢地融入了世界贸易体系。为了实现商贸目的，诸多国家的个人与集团在明朝的中国海域构建了紧密互通的海运网络。汉学家吉浦罗（Francois Gipouloux）最近探究了“亚洲地中海”（Asian Mediterranean）这一概念。他指出，东南亚和中国海域环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得益于国家管制之外的稳定的经济与法律，同时也受益于活跃的商贾贸易网络，甚至受益于走私与海盗活动。［45］

海上商路的成熟，以及这种贸易给内陆经济与社会带来的影响，进一步强化了明朝文人在权衡国家尊崇的儒家思想与日益商业化的日常生活时产生的纠结情绪。社会与文化史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将这种纠结概括为“纵乐的困惑”（confusion of pleasure）：明朝文人一方面享受市场带来的乐趣，另一方面则对这种乐趣产生了诸多困惑，常常自我怀疑。柯律格还以“身份焦虑”（status anxiety）来描述晚明文人的这种困惑，因为他们不仅需要努力跨越科举考试的门槛，还要面临富豪新贵们带来的挑战。［46］单看国内的环境，虽说这两个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活力、最为欢愉的时期之一，但是其间也充满了紊乱与纠葛。全球各地之间的联系，将这样的困惑放大到了极致。

17世纪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小冰川期”，不少国家都遇到了大大小小的危机。中国也从17世纪中叶开始经历了几番动荡。明朝政权随着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而消亡，而来自东北方的满族人，在1636年建立了清朝，并在1644年入主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