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业与环境
蚕业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生产事业之一。蚕业首先需要培养蚕虫、种植桑树,之后还需要抽丝剥茧,可谓耗时费力。蚕业的复杂特性,导致劳动者需要掌握并传播许多与种桑养蚕相关的专业知识。每家每户的男女、小社群中的女性、养蚕人与丝工,以及商人与生产者,无不需要通力合作才能顺利养蚕。将蚕种变成五彩的织物,无疑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
蚕虫
蚕虫的质量直接决定了丝绸的品相。因此,古人多将蚕虫视若珍宝,甚至作为他们的商业机密。据传,曾有两位和尚把蚕种藏在竹竿里,偷偷带出中国。[4]即便到了近几个世纪,越南人也为了防止欧洲人偷盗蚕种而将蚕种藏于隐秘之处,不让外人发现。[5]
养蚕全程都需悉心照看。在短暂的四至六天生命内,蚕蛾会产下300个至500个蚕种。蚕种孵化后,需要在特殊环境中向幼蚕喂食桑叶,持续一个月。温度、季节长度和桑叶质量直接影响到蚕虫的生长。由于蚕是冷血动物,因此其身体活动受到温度的很大影响。过大的温差对蚕的发育非常不利。理想的温度应在20摄氏度至28摄氏度之间,而最佳温度应是23摄氏度至28摄氏度之间。当温度达到30摄氏度,蚕的健康就会受到损害。相反,一旦低于20摄氏度,蚕就会活动不便,还容易染病。[6]为了给蚕提供健康的环境,明朝农学家宋应星提出,蚕室应是东南朝向,整体密封,覆以屋顶。在低温之时,人们还需要燃烧木炭为蚕虫保暖。[7]
几番蜕皮后,蚕会将自己裹在白色半透明的外衣之中。不过,蚕虫能否顺利成茧,还需要看温度和时间是否合适,进行精准的把控。在孵化和抽丝之间的一个月内,每过几个时辰就要喂蚕,不论白天黑夜。在中国东部的湖州,人们会用草和树枝堆成小丘,让蚕爬至顶端,直接吐丝。蚕的每一个茧,都包含一缕长达数千尺长的丝线,而生产一磅蚕丝,则需要两千多只蚕。[8]
蚕虫对温度的敏感,解释了为什么蚕业只能在某些特定的地方兴盛起来。包括中国江南地区、越南、墨西哥的瓦哈卡以及欧洲的威尼斯等在内的丝绸重点产地,都有着温暖潮湿的气候。因此,蚕业的全球化极大取决于地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
桑树
桑叶是蚕的主食,因此桑树的种植与蚕的生长紧密相关。对桑树而言,湿度至关重要,因为湿度决定了桑叶枯萎的速度。在干燥环境下,桑叶会迅速枯萎,阻碍蚕的喂食。然而,过于潮湿的空气也不利于保持桑叶的新鲜,比如雨季就会降低人们收割桑叶的效率。清初的一首歌谣说明了种桑养蚕的难点:
做天莫做四月天,蚕要温和麦要寒。秧要日时麻要雨,采桑娘子要晴干。[9]
这首诗说明,采摘桑叶需要干燥的天气,而养蚕则需要温暖的气候。欧洲的文学作品也提到种植桑叶需要小心谨慎。1581年,意大利生物学家(养蚕专家)乔万尼·安德烈·柯苏乔(Giovanni Andrea Corsuccio)提出,雨季采桑,应将桑叶用纸包裹,置于壁炉旁烘干。有一位科学家莱万乔·达·曼托瓦诺·圭迪奇奥罗(Levantio da Mantovano Guidiciolo,活跃于1565年前后)发明了类似的方法,即将桑叶储存在大篮子中,以便远距离运输,这样空气流通顺畅,可让桑叶快速风干。[10]
人们对桑叶的需求量巨大。据估计,生产每磅生丝需要消耗200磅的桑叶。[11]因此,当地蚕业的兴盛总是需要衡量桑树是否足量。很多农民因此放弃其他作物,转而种植桑树。法国国王就曾命令农民放弃种植传统农作物,改种桑树。但是这一命令遭到当地农民反对,因为桑树的生长周期过长,很难在北方生存。[12]
对于桑叶的大量需求,促进了人们对桑树品种的研究,因为人们需要找到更多的本地桑叶来饲养蚕虫。到17世纪初,人们几乎已经找遍了所有的桑树,不论野生与否。1620年,法国人约翰·博诺尔(John Bonoeil)在他的书中记录了三种不同的桑树,分别为黑桑(Morus Nigra)、白桑(Morus alba)和红桑(Morus Rubra)。[13]这三种桑树特征相似,都有着相同的黄芯与类似的叶片。白桑源自中国,在中国使用广泛。黑桑原产于西亚,后来被引入欧洲。很多国家在采用白桑之前,早已用了几个世纪的黑桑。红桑在美洲较为常见,但蚕虫通常不吃这类桑叶。桑树的不同特性,带动了蚕业在新大陆的推广,并导致了亚洲和美洲产丝绸在质量上的差异。[14]
振兴蚕业,离不开人们在种植桑树上花的功夫。宋应星就介绍过不少种植桑树的方法,即遏制桑树开花结果,使桑叶得到百分之百的养分。另有一个妙法,即下压桑枝,埋到地下。如此一来,地上的枝丫就会长出新的桑树,桑叶即可不停产出。这种方法可以在保护树木的基础上使桑叶生产效益最大化。[15]
生丝加工
在抽丝剥茧之前,需预留一周时间完成纺丝。中国织工往往将蚕茧放入热水,烫死蚕虫,放松丝线,让蚕茧浮于水面。其他地区的工人大多不知道这一步骤,一般都是直接抽丝。将丝线同时从几个蚕茧上抽下,可编成强韧的丝线。如果需要更结实的经线,就需要将多根单丝捻到纺纱机之上,之后再将丝线绕在转轮上进行编织。准备织造时,需要把经线平铺、卷起。在生丝处理完毕之后,织工需将丝线放在织机上织造。经线必须平行放置,仔细包裹,防止丝线纠结不清(图1.3)。[16]纺丝的过程极其精工细作,不能含混过关。
欧洲丝绸编织的复杂工序赋予了工人较高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成为丝绸业的核心力量。不同国家都曾立法,防止有经验的丝绸工人将独有技术泄露给竞争对手。为了争夺欧洲的织工,殖民地当局会花费大量金钱。[17]织工之间的协作也推动了丝绸商会的壮大,他们为了经济利益联合起来,加快完成城市消费者的海量订单。[18]不同国家之间的竞争,进一步推动了织机的改进和创新,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为了节约人力,其二则是为了吸引更多消费者而创新设计。
农学论著
图1.3 《攀花》
资料来源:《便民图纂》,卷一,页十六上。
桑树和蚕虫复杂的种植、养殖以及织工间的协作,催生了各类农学指南。编纂这些指南,主要就是因为国家对蚕业的推广、社会对这项农事的重视、农学家和地主对于先进技术的渴求,以及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竞争。中国一直有在农书中记录养蚕活动的悠久传统,中国的政府也常常传播养蚕的实用知识。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正是长期实践产生的成果之一。宋应星的书于1687年前后首次传入日本,并于1771年在大阪重印(重印本仍为中文,因为当时日本读者基本都可以读懂中文)。[19]后来,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Aignan Julien,1797—1873)受命将书中有关养蚕的部分译成法文。十年内,儒莲的法文版本至少被译为七种语言,在欧洲、美洲和非洲流传。译本如此之多,主要是为了复兴欧洲及其殖民地日益衰落的蚕业,所以多半是受政府所托翻译的。[20]同时,应海外主顾的要求,17、18世纪中国出产了展示丝绸生产步骤的册页与彩瓷等外销品。[21]此外,新兴的丝绸产区也在积极寻求农业技术背后的理论支撑。[22]当墨西哥初次发展蚕业时,西班牙主教唐·胡安·德·祖马拉加·阿拉佐拉(Don Juan de Zumárraga y Arrazola)就曾出版过一本指南(作者是阿隆索·德·费格洛拉),教导本地人如何养蚕种桑。[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