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2年

《红楼梦》与马戛尔尼使团启程访华。

时间的冲撞：现代憧憬·怀旧想象

“（天朝）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在给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1760—1820年在位）的国书中如此写道，这封国书以皇帝写给臣下的“敕谕”行文，是对来华的乔治·马戛尔尼勋爵（Lord George Macartney，1737—1806）外交使团的回应。

1792年前后，见证了两件深刻预见中国现代经验的大事：曹雪芹（1715—1763）小说《红楼梦》（程乙本）出版以及马戛尔尼外交使团启程访华（1792年）。这两件事开启了往后数百年间中国思想史的关键，既具有根本意义，也饶富起承转合的契机。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期间（1793—1794）提出了现代性的问题与前景，即外国人来到中国，以及国与国交涉的自觉和偏执。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红楼梦》（程甲本、程乙本出版于1791、1792年）创造了一个囊括帝国晚期中国文化的高峰，又充斥着痴男怨女的情天恨海。这使大多数读者因为出生时代与社会地位的差异，对从未能体验的生活和已然失去的文化，产生了深刻的追忆之情。

16世纪后期开始来华的外交或基督教使团，并未让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太大变化。这种坚持中国高居“中央”地位的政策，自然将其他国家推至边缘。乾隆王朝无心于外国信息的掌握与深入研究，中国各类文本中的外国描述，依旧是异国情调式的神秘叙事与幻想的混合。经常以居高临下或有意贬低的语言，将外国人描写比喻为禽兽。马戛尔尼和近百名随从来到清廷后，虽然受到行礼如仪的款待，但很快就被遣离。1793年9月，马戛尔尼谒见乾隆皇帝时，提出在北京建立外交使节驻地的请求，同时提议关闭限制繁多的广州贸易体系，开放新的通商口岸，并制定公平的关税。但所有请求都遭到拒绝，乾隆给了马戛尔尼一道致乔治三世的“敕谕”，说明中国不需要从他国进口任何物品，因此不会增加与外国的贸易。

西方列强不会长期容忍中国始终将他们看成进贡蛮夷的外交政策。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无法容忍为了换取丝绸、瓷器和茶叶，西方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而产生的贸易逆差。为了导正这样的逆差，英国于18世纪中叶开始向中国出售鸦片。

根据马戛尔尼的私下观察，中国海军弱于英国，在这点上他有先见之明。尔后，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耻辱性战败，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国家，香港为英国所殖民（葡萄牙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租下澳门）。10个国家至少在15座中国主要城市先后设立租界（天津就有9块租界）。这些耻辱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导致了国家动荡不安与叛乱的爆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之乱，两者最终都被受西方武力支持的清廷镇压了。

晚清改革者开始热衷学习西方技术、文化与出国游历。许多人因强烈抵制这种社会动向而缅怀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作为“中央王国”的时代。《红楼梦》所得到的反响，有力地说明了现代性和传统之间的交错互动（transculturation），这本小说作为国族文化身份的体现，在世界文学中，或许只有《堂吉诃德》可与之比肩。

《红楼梦》的各种版本——中文版和英文版皆然——都在书名页注明这部小说作者是曹雪芹，由高鹗（约1738—约1815）补写。有关曹雪芹生平，我们所知甚微，仅知他出身于一户失宠于帝王的豪门大族。他的名字出现在小说第一回，但也仅仅是一系列据说是重写或编辑过本书较早版本的人之一。有些名字显然是杜撰的，有些则完全不为人所知。小说早期手稿并未标明作者，高鹗和程伟元1791、1792年两次整理出版的活字版，让小说得以广泛地公开传播，其序言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于何人。”

《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性情古怪，出身富庶之家，周边始终围绕着一群堂表姐妹与丫鬟等女性，他经历了家族在道德与经济上由盛入衰的历程。《红楼梦》就算不是第一部，也可说是中国最早将情感置于关键的传统长篇小说之一。贾宝玉经历了对堂表姐妹的依恋到失去她们，最终从弃绝红尘中获得启悟。但这样的启悟过程难免启人疑窦，因为小说初衷本为悲金悼玉追怀逝者。然而，经由依恋与欲望而获得启悟的反讽，也适用于阅读这部小说的经验上。《红楼梦》的读者必须通过对形式或表象，以及它们所引发的情感沉思，才能获致某种真理，即对虚无的认知——真理就是一切皆为表象，人世虚无而短暂。就此而言，小说既是嘲弄，又或者是哀叹。佛教的超脱与虚构的耽美，不断彼此颠覆。

《红楼梦》别名《金陵十二钗》，最易勾起记忆的是那段宝玉在一场幻梦中见到“薄命司”册子，预言了主要女性悲哀命运的情节。《红楼梦》借由宝玉和众家女性所居的大观园，创造了一个集女性的审美、趣味、才华、敏感与道德于一体的理想世界。然而，它同时又是一部追忆似水年华的忏情实录。

许多读者为小说中描写的物质文化和对贾家奢华的动人而细腻的描绘所深深吸引。织物、绘画、家具、奇特的小玩意儿——都包含着复杂的寓意，也涉及一个时代的趣味、文化和鉴赏力。《红楼梦》以其百科全书式的容量，在某种意义上，概括了中华帝国晚期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它也挑战了这种文化。它质疑了秩序系统中理解或界定自我的方式；质疑了角色及其颠覆性的意义；质疑了情感、欲望与艺术想象对传统和自主性的占有；质疑了秩序与和谐对个体复杂性和内在冲突的钳制。《红楼梦》中自我与社会的复杂表现，以及对一个失落世界的怀旧和理想化，表达了中国现代读者对传统文化的情感。然而，与此同时，《红楼梦》反讽和批判性的自我指涉，也暗示了现代性的负担。

在《红楼梦》的再生产、传播、挪用与消费的过程中，雅俗文化的界线不停移动。大多数中国大学的中文系都不仅仅有一位“红学”专家；2010年，耗费巨资、长达52集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上映。而之前举行的红楼选秀活动，更是让数百万观众从23.6万名应征者中投票，选出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演员。《红楼梦》渗入汉语日常用法，诸多家庭把娇生惯养的独生子称作“小贾宝玉”，许多以自我为中心的女孩被描绘为黛玉，贤淑有礼的则是宝钗。卓越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王力（1900—1986），其著名且影响深远的著作《中国现代语法》一书所引用的例子，几乎都出自《红楼梦》。

《红楼梦》经历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剧变，影响力仍历久不衰，主因在于它成为新兴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文化与都市娱乐业、杂志、现代商业出版，以及职业流行作家息息相关。此外，五四运动之后，现代知识分子渴望建立一个与欧洲现代小说平起平坐的文学传统，《红楼梦》因之巩固了其文学经典的地位。在共产主义的话语中，这部小说或被视为封建主义衰败的典范，或被看作青年反抗传统的寓言。《红楼梦》和它的文化影响，依赖于界定与重新界定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与技术上诸多变化之合流及其象征。

刘心武（1942—　）在2005及2007年的电视讲座中，恢复了一种《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式的解读方法，诸如此类的流行阐释，利用了当时清宫剧在大众文化中的流行热度，把这部小说诠释为关于某个皇帝的宫廷历史演义。当代对这个失落了的世界，以及逝去的青春与天真无邪的怀旧，或许不像百年前表现得那样极端，毕竟西潮来临，现代性与革命等力量已将过去推到遥不可及的远方。如今对《红楼梦》、传统文化和清史的兴趣，则成为一种流行。《红楼梦》所体现的怀旧想象，在北京大观园这类主题公园（它更像是以1987年版电视剧，而非以小说作为设计基础）得到了呈现。游客可以在此将自己装扮成心仪的角色，或者观看一部如临其境的电影，随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这种体验《红楼梦》的欲望并非首创：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北京和上海的妓院就以《红楼梦》中女性人物命名的妓女为其卖点。

各种节本和舞台剧改编，使得《红楼梦》能更广泛地被那些非知识分子阶层或普罗大众所接受，诸多“续书”（非曹雪芹所著）则证明了原作对文人文化持久不衰的影响力。第一部续书出版于1796年，离《红楼梦》的出版不过数年；2006年另两部续书出版；期间至少还陆续出版了56部续书之多。有一类作品或可称为同人小说，阅读者甚众，如2004年出版的日文推理小说《红楼梦杀人事件》（《紅楼夢の殺人》），这部小说改写了主要人物的活动背景，将其设置于一个疑案社而非诗社（这一事件也点燃了民族主义者的愤怒情绪，因为作者是日本人，他竟敢把小说中的神圣人物挪用到他的故事里）。大多数续作则试图以不同的方式改写《红楼梦》的结局——消除令人痛苦的内在矛盾，改善宝玉和黛玉的自私与古怪性格，或者一厢情愿地，改写那悲剧性的爱情故事。

晚清文学（至少）有两个不断出现的主题：相信留学有改革的力量，以及迷恋于构想乌托邦式的文明——这些文明或对社会的紧张状态抱持批判态度，或消解这种紧张状态。这两种主题在两部同题小说《新石头记》中都有所表现。吴趼人（1866—1910）1908年的小说开篇，述及宝玉前往“野蛮世界”旅行，同时见证了义和团叛乱的暴行，又因传播民主观念而遭逮捕。然后他无意间踏入“文明境界”，这是一个拥有出色政治制度、科学成就和道德修养的乌托邦。宝玉的旅行，以他对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令人尊敬的东方强——之拜访而告终。东方强解释他的乌托邦是建立在儒家“仁”的基础上。南武野蛮的《新石头记》（1909年），以黛玉为主人公。宝玉和宝钗结婚当天，林黛玉并未气绝身亡，而是逃离大观园，想方设法到了美国留学。她最终获得英文与哲学博士学位，脱离之前角色设定，一改中国打扮，成了东京大同学校的教授。宝玉为了接近她，入读这所学校成为留学生。

夏志清（1921—2013）曾言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是“情迷中国”，它包含了向后看与向外看的两种姿态，目的是创造对未来的想象。马戛尔尼访华与《红楼梦》的出版，在1792年这个巧妙的时间遇合点，生成一幅双重视景，关系着我们叙事、想象以及反思中国现代性的方式。回顾辉煌的过去，或憧憬乌托邦式的未来——这广义上的“旅行”欲望，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强劲的冲力，这两种欲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1792事件的遗产。

宋安德 撰　季剑青 译

参考文献

Way-yee Li, “Full-Length Vernacular Fiction,” in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ed., Victor H. Mair (New York, 2001), 620—658.

Helen Henrietta Macartney Robbins, Our First Ambassador to China; An Account of the Life of George, Earl of Macartney, with Extracts from His Letters, and the Narrative of His Experiences in China, as Told by Himself, 1737—1806 (London, 1908).

Shang Wei, “The Stone Phenomenon,” in Approaches to Teaching The Story of the Ston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eds., Andrew Schonebaum and Tina Lu (New York, 2012), 39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