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里拉琴形状的牛角
在布盖塞拉，如果想给一头奶牛拍照，那就不得不先跟它的主人来几场严肃的论辩，再给放牛人送一件礼物，否则这是不可能的。这里的奶牛随处可见，灌木丛中、树林里、空地上、学校草坪上、花园菜园之间、大街上……到处都是。但是在卢旺达，奶牛远不只是一种牲畜。在当地的众多谚语中，有一条是这样说的：“奶牛是至高无上的馈赠。”
奶牛可以作为寄托情感的礼物，表达友谊，也可以出借，或作为补偿、酬劳和嫁妆。还有可能是几家人的投资，大家出钱养一头奶牛，好让孩子们有牛奶喝。两头奶牛就算一个牛群。如果奶牛的数量大于二，人们就不会说出具体的数字了，因为这不吉利。通常，养牛户能凑五头甚至二三十头奶牛，但要找一个衣衫褴褛的放牛人来照看，这样才不会太遭嫉妒。
卢旺达奶牛的品种是安科莱（ankolé），安科莱是乌干达一个地区的名字，这种牛曾在那里生存过很久。追根溯源，它可能发源于中国西藏的高原，穿越古波斯，在古埃塞俄比亚时期大规模迁徙到了非洲大湖区，然后传到了塞内加尔和南非。一些欧洲历史学家认为，这种奶牛传入卢旺达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2世纪末。据说，当时含米特的游牧部落，也就是图西族的祖先，把大量牛群赶到了山峦之间，并在山顶上安营扎寨，统治生活在山下的胡图族和生活在树林中的特瓦族*。这个论断被策划大屠杀的理论家们拿来，试图将他们灭绝图西人和残害牛群的行为合法化。但是，且不说意识形态的偏差，这个论断本身已经被越来越多的非洲和欧洲历史学家质疑。大湖区众多史前遗留下来的岩画（与美索不达米亚岩画同时期）其实都表明，公元初班图人和苏丹人大迁徙的时候，那里就已经存在奶牛和饲养行为了。
安科莱牛体形中等，肌肉结实精壮。颈部略微凸起，让它看起来像瘤牛。它的毛皮是单一的黄褐色，抑或有灰白相间，或者间杂黑色、棕色的斑点。最有特色的还是它那对壮观的牛角，尖锐有力，像里拉琴的形状。几个世纪以来，给动物选种和配种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它的角是否美丽。这正与兽医们的主张相反，兽医们宣扬要与欧洲的品种杂交，用富含更高能量的食物喂养，不过没人听他们的。
安科莱牛是半家养、半野生的品种，既不是很好的奶牛也不是很好的肉牛。布盖塞拉的人们很少吃牛肉，偶尔吃一次也会很失望，因为它多筋、难嚼，完全不同于街角美味的烤羊肉串。卢旺达的饲养者非常不喜欢杀掉他们的牛，或让它们变种。还有一句俗语是这么说的：“养一头牛和养一群牛的责任是一样大的，比养一个女儿还大。”饲养者喜欢展示它们，喜欢把它们赠送人，尤其喜欢让它们繁衍。
胡图人骨子里是农民，所以觉得对于这样一个干旱而人口众多的山丘之国来说，畜牧业是不该有的奢侈。在卢旺达共和国成立之前，他们更加蔑视牛的存在，尤其因为那时，牛象征着图西族国王的权力，每逢重大节庆，国王都要连日举行盛大的牛群游行，那些牛都有光滑油亮的牛角，阵仗之大堪比其他国家的阅兵仪式。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从布盖塞拉大屠杀开始的第一天起，胡图族民兵也会对图西人的牛下手，把它们吃掉或者宰掉。时至今日，很多胡图人还记得当时的场景，他们当着图西族养牛人的面大肆屠宰，以此让他们在死前受尽羞辱。一些亲历者还提到，在大规模屠杀当天的晚上，胡图人会举办丰盛的烧烤宴。在布盖塞拉和卢旺达的其他地方，三分之二的牲畜在大屠杀期间死掉，不过后来数量又恢复了。幸存者们找回丢失的牛，又从布隆迪和乌干达带回一些牛，让它们产崽，把它们养在僻静的山上，送给失去亲人的孤独的朋友，这一切都彰显出这一传统的生命力。
很多人种学家、援外人员和记者都善意地弱化胡图人和图西人之间的特征差异。但农村人根本不喜欢外国人对他们的刻板印象。阿根廷的加乌乔牧人、普罗旺斯的水产商贩和大溪地的土著女人都是如此，图西族的饲养者也不例外。你绝不会看到手里拿着长棍、头上戴着毡帽的胡图族农民，但你会经常看到这样装扮的图西人。晚上或周末，当你看到走进咖啡馆的校长、办公室主任、商人或医生手握棍子、头戴帽子时，这没什么好惊讶的，这说明他拥有一头奶牛。
让—巴蒂斯特·蒙扬科雷（Jean-Baptiste Munyankore）是一位60多岁的绅士，从27岁起就在求加罗学校里教书。他一直坚持着这个习惯。在教室上课的时候，他穿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穿梭在光滑整洁的课桌之间，抚摸着它们，就像葡萄园主巡视自己的酒窖时那么骄傲。去开教学会议的时候，他就换上西装外套，打上领带。但当他去小酒馆或者周六下山去市里的时候，他就会拿上他放牛的长棍。让—巴蒂斯特是令人尊敬的老者，因为他逃脱了图西族国王统治结束时的那些大屠杀，是首批先驱者之一。
让—巴蒂斯特·蒙扬科雷
60岁，教员
于尼塔拉马（Nytarama）的求加罗山上
我们流亡到布盖塞拉的时候，我还年轻。那是1959年，图西族国王穆塔拉三世（Mutara III）刚刚离世，卢旺达举行首次公民投票后，胡图族掌了权。我那时已经从扎扎师范学校毕业，在维龙加（Birunga）火山地区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但工作没多久，我就被赶了出去，而且听到越来越多让人担心的言论。
那真是险恶的一年，12月，胡图族的极端分子白天在图西人家的门上做好标记，半夜再来放火把这些房子都烧了。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和邻居一起躲到天主教会避难，那时候没人敢追到那里去。但日复一日，聚在那里的人越来越多，摩肩接踵。比利时人想要帮助我们，但他们很担心恶劣的卫生条件。有天早上，一个比利时官员来了，让我们在一张单子上登记我们想流亡到哪个国家。我不知道国外有什么好的，在布隆迪和坦桑尼亚也没有亲戚，所以我就写了自己的国家卢旺达。有一大群人都是这么写的。长官最后说：“好吧，你们去布盖塞拉吧，那里没人住。”
对于布盖塞拉，我们除了它的名字，其他一无所知。那些人把军队的卡车开到教会的院子里。我和妻子、两个弟弟还有祖母上了其中一辆有木箕斗的卡车。我们只被允许带一些衣服，除此之外，生活用具、被子、书等东西都不让带，就这样坐了一晚上车，中途没有歇息，不知道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我完全没有回头看身后的路，也永远不会再回到我成长的地方。次日一早，我们跨过了尼亚巴隆戈河上的桥。那个时候，过桥只能靠拉着两根树干。桥的另一边还有卡车在等我们。
到达布盖塞拉后，我们打量着这个满是草原和沼泽的地方。我想：“把我们塞在这里，这是把我们活生生地扔到死神怀里。”毫不夸张地说，苍蝇多到遮天蔽日。我仍然觉得，当局可能认为这可怕的苍蝇将会是我们的归宿。路上看不到任何生物，但随后出现了几间稻草屋。在尼亚马塔，只有教会办公室、地区法院、行政长官住所和加科（Gako）树林的一个军营是木板房。
一周后，我们几个熟识的教员组团出去了一次。穿越茫茫草原时，突然就正面遭遇了一群大象。我们转头撒腿就跑。在此之前，我们的生活中只有鸡和羊这种小动物。
后来，我们很高兴地听说，在布隆迪那边偏僻的山上，各处的图西族饲养者和胡图族农民能够和谐相处。我们在户外扎营住了一年，依靠用纸板和铁板建成的窝棚遮风避雨。其实我们要呵护的，是心中微小的希望，希望局势稳定下来，希望我们能回到故土。唉，可是来自各省的图西族难民和糟糕的消息越来越多。
虽然贫穷，但我们还是活了下来。1961年，为了庆祝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当地政府允许我们分散居住，并且可以去灌木丛里分地。于是我们在受益人名单上登记，轮到谁，谁就去选两公顷的土地，这些地就划给他，可以自己开垦。
那时的生活实在是很艰难。我们要在飞扬的尘土中拔除灌木，用木制工具挖开厚重干硬的地皮，种下高粱和香蕉树，用泥浆和棕榈叶盖起棚屋。我们还要抵御野兽，却只有矛、弓和棍子可用。在土地附近，我曾看到过狮子、豹子、斑鬣狗和水牛。那时没有活水，而我们的肠胃还不适应沼泽里的死水。所以很多人都死于伤寒症、痢疾和疟疾。为了生存下去，人们就必须磨粗双手辛勤劳作，无论晴雨都不敢有丝毫懈怠，还要生更多的孩子。然后我们开始去集市上挣点钱过活。我们把微薄的收成卖给基加利的商铺，再用挣来的一点小钱买几只小羊羔。当地的图西族原住民也开始送给我们一些奶牛，这或者是出于善心，或者是为了娶到我们最漂亮的姑娘。
我们向来都是熟识的人聚集在一起。恩塔拉马山上住的是从鲁亨盖里新来的居民，对面山坡上住的是从比温巴（Byumba）来的，山下住的是从吉塔拉马（Gitarama）来的。在山上，我们以大家庭为单位住在一起，用你们的话来说，就是宗族。几年之后，来到这里的胡图人越来越多，他们在其他山上也是这么住的。由于距离比较远，我们没有很多交集。当时一些高层官员发现，布盖塞拉的灌木丛有人烟了，能耕种了，于是农业部下达了指令，胡图人就来了。1973年，胡图人的数量已经和图西人一样多。这些胡图人强壮且勤劳，有些人还是带着积蓄来的。很快我们就打成了一片，因为我们需要他们的钱或劳动力。
我们农民之间是很少共喝一瓶啤酒的，但聊天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们从事同样的农业劳动：用锄头和砍刀耕作，种植豆子、木薯、香蕉和山药。胡图人更擅长种植。而图西人呢，则是养牛，且不像胡图人那么急躁。
由于每个市镇都有限制，所以我们这里没有很多对图西人开放的学校。于是我们这些教员找个大树下的阴凉地，让学生们围坐四周，就在飞扬的尘土中上课。那时，布盖塞拉的政府由胡图人掌握，军人、镇长、会计和校长也都是胡图人。所以，图西人只要受过教育，就会去当老师，教图西族孩子读书。
这样一来，我们这些教师就被统治当局仇视，他们明显是妒忌。他们不敢直接不让我们说话，但只要发生屠杀，教师绝对首当其冲，他们的借口是教师与爱国阵线过从甚密。爱国阵线是布隆迪游击队里的图西族抵抗军，他们经常对卢旺达发动袭击。只要爱国阵线袭击了胡图人，军队就会杀一些图西人作为惩罚。
事情就是这样。他们杀人是有一定顺序的：首先是在布隆迪参加过袭击的那些人的家族；然后是教师，原因我已经解释过了；最后是生活富裕的农户，为的是把他们的土地和庄稼分给新来的那些胡图人。如果某一年特别动荡，那接下来的一年就会很平静。比如，1963年，因为抵抗军出征过很多次，所以有几千人被杀。1964年就比较平静。1967年又死了特别多人，军人们把几百个图西人活生生地扔进了布隆迪附近一个满是淤泥的水塘，现在我们还可以在那里打捞到证据。1973年，他们甚至在课堂上杀害学生……这些屠杀都是难以预料的。所以，即使局面看起来平静如常，我们的双眼也从不会同时闭起。
我们图西人赶走了野兽，战胜了苍蝇，并且学会了服从统治。虽然时有矛盾，但我们的村庄不断增多，图西人和胡图人的数量一样多了，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奶牛。有些图西人变得富裕了一些，胡图人就开始给他们干活。尼亚马塔很快发展起来，开了各种商店，但生意最好的还是图西人的店。小酒馆也出现了，很快就顾客盈门。生活不易，但似乎也不算太糟。
胡图族曾有很多好人。我记得有一天，我被一队武装军人抓住并绑在了树上，因为他们发现我的姓氏和一个抵抗军头领所在部落的名字是一样的。虽然只有死路一条了，但我还是力证自己的清白。碰巧一位正在巡查的上尉路过，无意间发现我正身处鬼门关，就对那些士兵喊话：“我认得这个人的声音，他是求加罗的让—巴蒂斯特，一位很好的老师，跟抵抗军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他就让他们给我松了绑。然而，还是有很多胡图人因为爱国阵线，越来越怀疑图西人。除此之外，还有土地的原因，因为能耕种的土地越来越少了。
1991年实行多党制之后，这种矛盾进一步激化了。随着各种集会举行，公开讨论变成了非常危险的事情。这种情况很快就变得白热化了，每次都会有人受伤。一些联攻派民兵开始在大街小巷巡游，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小酒馆里。广播里把图西人称作蟑螂，胡图族政客在各种会议上放言图西人都会死。其实他们无比害怕爱国阵线和外国军队的入侵。我想，他们从这时起就开始酝酿大屠杀了。
1992年，有400名图西人横尸树林，但警察当局没有做出任何惩罚。两年后战争开始时，我们已经对屠杀司空见惯了。我当时揣测这将又是一次常见的悲剧，仅此而已。我想：“情况太危险了，不能去主干道，但如果我们不下山的话，应该能应付过去的。”但教堂的屠杀发生之后，我明白这次是真的特别严重。当天，我也加入逃亡的队伍，跑到尼扬维扎沼泽，蜷伏在淤泥里藏身。
最初，躲在纸莎草深处的我们还寄希望于有援助到来。但上帝自己似乎都已经遗忘了我们，那白人就更有理由不管我们了。于是接下来的每一天，我们都只希望自己能撑到第二天。在沼泽里，我看到过毫无怨言的妇女在泥泞中匍匐前行；我看到过婴儿睡在已经被砍死的妈妈身上；我还听到过已经没有力气走路的人说想最后再吃一次玉米，因为他们知道第二天自己就会被杀死；还看到人们的皮肤经过一周又一周的时间而在骨头上起皱；还听到有人为缓和死亡的呻吟而轻声唱歌。
在树林里，我得知哥哥的两个孩子都死了，那时他们都已经被大学录取。在沼泽地里，我又得到了妻子多米内·卡班亚纳（Domine Kabanyana）和儿子让—索弗尔（Jean-Sauveur）的死讯。在沼泽地里奔跑时，我的二儿子就死在我的身后。当时我们落入了一次突袭的陷阱，正试图脱逃。他被一丛灌木绊了一下，喊了一声，我只听到最初几下击打的声音，就已经跑远了。他那时才上小学四年级。
要明白的是，我们这些逃亡者，如果说晚上露营休息时是“所有人对所有人负责”，那么在沼泽地里时就不得不“自己对自己负责”。当然，除非是带着孩子的妈妈们。
晚上，四家人聚集于我在求加罗的房子里。我们已经没有席子或者床垫可以用，因为联攻派民兵都偷走了。我们交谈几句，主要是聊白天逃亡的一些细节或是说一些安慰的话。我们不争吵，不开玩笑，也不会嘲笑被强奸了的妇女，她们都预想到了会是这样。我们逃离同样的死亡，也承受同样的厄运。即使以前是仇敌的人也不再找理由争吵，因为这毫无用处。
那些日子里，我们会聊聊为什么要面对那样一个悲惨的局面，大家的答案是一样的。布盖塞拉曾荒无人烟，后来变得人满为患。执政当局害怕被“乌干达”的爱国阵线赶下台，胡图族又觊觎我们的土地……但这些都不足以解释为什么要发动大屠杀，时至今日仍然无法解释。
我想指出一个历史的古怪。比利时殖民统治编写的历史书告诉我们，是矮小的特瓦人最先带着他们的弓箭在卢旺达定居，后来，胡图族带着锄头来了，再后来是养牛的图西族，图西族因为牛群众多而占用了过多土地。但事实上这几个民族先后到来的顺序是完全反过来的，是一无所有的图西人最先来到这里开垦土地。然而，发生在布盖塞拉的大屠杀却比其他地方都更凶残。所以我不同意历史书的解释。我认为殖民统治者授意编写的历史杜撰了胡图族对图西族的奴役，这种杜撰——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不幸演变成了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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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一无所有。我的妻子死了，我失去了家人，只剩两个孩子。我曾有6头牛、10只羊和30多只鸡，而现在圈里空空如也。我隔壁的邻居死了，送给我第一头牛的人也死了。学校的9位老师中，6位都被杀害了，2位在监狱里。对于失去了曾经的亲朋好友的人来说，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但依然很难和新同事成为真正的朋友。我和亡妻的一个妹妹再婚了，但生活对我来说不再有意思了。夜里，我置身于众多死去的亲人之间，但他们只是互相交谈着，完全忽略我，甚至都不看我一眼。而白天，我又承受着孤独的痛苦。
在尼亚马塔教堂、沼泽地和山上发生的这些事情，是完全正常的人做出的非正常的行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学校的校长和我所在部门的督学都挥舞着狼牙棒，参与了大屠杀。还有两个同事，过去我们常在一起喝啤酒、聊学生，但他们竟然也助纣为虐。还有镇长、区长、一个牧师和一个医生，也都亲手杀了人。
这些知识分子并没有经历过图西族国王统治的时期，也不曾被偷窃或欺辱，也没有受人胁迫。他们可以穿棉质的裤子，可以正常作息，可以乘车或骑摩托出行，他们的配偶都有珠宝可戴，都熟悉城市的生活习惯，他们的孩子也可以在白人学校里上学。
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曾是平和的人，但他们却撸起袖子挥起屠刀。对于像我这样教了一辈子人文学科的人来说，这些罪犯着实是一个可怕的谜团。
*在加蓬他们被称作“Bakas”，在刚果被称作“Mbutis”，在中非被称作“Akkas”，最通俗的称呼是“侏儒”。特瓦族是卢旺达的第三个民族，人数非常少，只占总人口的不到1%。这个群体个子很小，不太开化，持续被社会制度边缘化，一直以来都从事林业和手工业工作。大约三分之一的特瓦人在种族灭绝中被联攻派杀害。——作者注